文新传媒--讲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2 03:16:17
世界聚焦中国：中国学在海外
日期：2007-06-11 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
周武
周武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
海外中国学，曾经是一门无足轻重的边缘性学科，但在二战以后，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地位的上升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世界各地的中国学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学者参与到中国研究中来，从传统中国到现当代中国，从文化、社会到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性建构，研究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展。可以说，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已成为当今从学界到商界、政界各类不同人群所关注的共同焦点和一门方兴未艾的世界性显学。
从汉学到中国学
从20世纪初开始，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主的汉学研究取向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种质疑直接导致汉学研究重心的转移。
中国学(China Studies)脱胎于汉学。汉学(Sinology)是欧洲人的术语，其希腊语词根的本义是指秦始皇建立起来的秦国，实际表征的是“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术”，比较侧重于对中国古代历史、典章、制度、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
严格地说，汉学又可分为“前汉学”和汉学两个阶段。
“前汉学”，也就是耶稣会士汉学，指的是自15世纪到19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中国的描述，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以及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的探索。当年不少来华的传教士都成了西方汉学的先驱，他们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著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葡萄牙人曾德照的《中华帝国志》，意大利人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波兰人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法国人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杜赫尔德的《中华帝国通志》、马若瑟的《中国语杂记》，比利时人柏应理的《西文四书直解》等，这些著述在欧洲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反响，欧洲的许多思想家如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德国的莱布尼茨、哥德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著述的启发。
在欧洲汉学史上，耶稣会士虽有“创辟榛莽，前车先路”之功，但那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汉学要到19世纪才逐渐被欧洲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接受，在此之前，汉学只是东方学的附庸，即使是在个别大学和研究机构设有专业，几乎还是没有人能够靠“汉学”维持生存。1815年是汉学进入科学殿堂的开端，法兰西学院率先提供了一个汉学教授席位。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此后，法国的东方语言学院、法兰西远东学院，荷兰的莱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俄罗斯的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汉堡大学等著名学府相继设立了汉学教授席位。此外，意大利、瑞典、美国等国家的许多大学也正式设立了汉语课程和汉学教授席位。至于东方的日本、朝鲜、印度及许多东南亚国家也开始向现代汉学转型。这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汉学进入了“近代学院式研究”阶段。在汉学的学院化和体制化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世界公认的汉学大家，他们包括：法国的雷慕沙、儒莲，英国的理雅各，德国的卫礼贤，俄国的比丘林、扎哈罗夫，荷兰的施莱格尔，瑞典的斯文赫定、高本汉，美国的卫三畏等，他们大都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主，比较讲究典籍的校勘、考据与注释功夫，以精湛的造诣在世界汉学史上铸就了各自的辉煌。
但是，辉煌是理路的巅峰，也是理路的止境。由于无法回应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迁，从20世纪初开始，汉学研究的取向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种质疑直接导致汉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对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汉学研究的“热点”，一批关注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开始建立起来，这些机构包括美国太平洋学会（192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部（1927年），法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文献中心”、“东亚语言研究中心”，英国伦敦的“现代中国研究所”，前苏联的“现代东方语中央研究所”、“全俄东方学科学协会”、“中国问题研究所”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这种趋向进一步强化，其中尤以美国、日本和前苏联最为明显。出于战略上的需要，美国、日本和前苏联等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汉学研究的力度，使这些国家的汉学研究得以快速崛起，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取向和风格，与比较注重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欧洲汉学有所不同，美国、日本、前苏联的汉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化，研究领域广涉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内政、军事、外交等众多方面，虽然不能说他们已放弃对中国历史、文献、语言的探索，而且每位汉学家的兴趣往往千差万别，但从总体上说，他们更关注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与研究重心的转移相适应，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也不再拘泥于考据、注经式的微观研究，开始广泛地运用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别开生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汉学逐渐演变而为中国学。尽管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仍约定俗成地沿用汉学这个名称，但与传统汉学已有着显著的不同。
从汉学到中国学，实际上是中国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创新的过程。
从“唱衰”到“唱盛”
从唱衰中国到唱盛中国，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亦随之而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转变：一个励精图治的崛起的中国形象已开始取代一个衰颓、老迈、失败的中国形象。
如果从日本江户时代的“宋学”算起，海外中国学迄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如果把来华“耶稣会士汉学”作为西方中国学肇始的标志，它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即使从1815年法兰西学院创设欧洲首个汉学教授席位算起，海外中国学研究也已有近200年的历史。
在如此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有关中国的研究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变迁，中国自身也经历了从自外于世界到被迫打开国门再到自觉融入世界极其曲折的历程。前者反映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过程，后者则体现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过程。这是两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同步的过程，由于“并不同步”，其间不免充满成见、偏见，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丑诋和敌意。但从总体上说，世界与中国，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不是越来越疏远，而是越来越理性，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
作为一门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独立学科，无论是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为主的汉学，还是以研究现当代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学，尽管其内涵极其纷繁复杂，取向和入径各不相同，但都以中国为对象，都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为目标。
但是，认识和理解一个对象，总是通过特殊的认识主体或理解主体来进行的，因此，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总不免受到认识主体或理解主体的“前视界”的影响。这就是说，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本身往往带有时代性和个体的差异性。特别是当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一个处于强势一个处于弱势的时候，认识和理解过程的这种时代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就更加明显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汉学家或中国学家，以及汉学家与汉学家、中国学家与中国学家之间，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就这个意义而言，一部世界汉学史或中国学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形象不断被重构的历史。
当耶稣会士络绎来华传播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中国虽已步入“帝国晚期”，但对于西方而言中国仍具有一定的优势，即使后来这种优势逐步丧失，中国与西方之间“大分流”还没有真正形成，差距并不明显。因此，当耶稣会士把他们的目击、观察和体验变成一部部著作在欧洲出版的时候，他们笔下的中国是一幅技术昌盛、物产丰饶、政修人和的理想化形象，成为那个时候欧洲许多知识精英称羡的对象，伏尔泰就曾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誉为“人类精神所能够设想出的最良好的政府”，哥德斯密更在《世界公民》一书中把中国描绘成“如此卓越伟大，相形之下，我对其他所有都不禁鄙视厌弃”。诚如英国汉学家约·罗伯茨所说，18世纪时，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
然而，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狂飙突进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不仅使其本国的历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迁，而且使各民族独立发展的分散的历史逐渐变成整体的世界的历史。而中国则从绵延百余年的盛世急遽地进入了一个“四海变秋气”的时代，一个内外交迫的时代。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中国在西方汉学家和知识人的笔下变得面目全非，耶稣会士所构筑的理想化形象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中国形象：停滞不前、沉睡不醒、“没有历史”的“愚昧国家”。美国人爱默生在他的笔记中甚至说：“当我们居高临下对这个愚昧国家观察思考得越仔细，它就越显得令人作呕。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国，她那令人敬仰的单调！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这样的傲慢与偏见，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描述中可谓俯拾即是。于是，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中国走向失败的记录。在这个记录中，形成了几个关于中国的核心看法：一是西方体现文明，中国体现野蛮；二是中国文化是停滞不变的；三是中国只有通过外来的强刺激才能从沉睡中惊醒，其结局必然是按照西方形象改造中国文化。当西方学者用现代化理论作为研究中国近世史框架的时候，更强化了中国的这种形象。
19世纪西方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对后来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极其深刻甚至带有某种支配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学研究中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但是，那毕竟已是“世殊事异”！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快速地从一个地理的大国和平发展而为经济的大国、政治的大国和文化的大国，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中国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巨大存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世界，这种关注，以及由这种关注产生的对话与交流，使中国看世界和世界看中国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真实性、深刻性、全面性和远瞻性。于是，世界中国学开始步入真正的繁荣时期。据统计，当今海外，在政府机关、大专院校、学会、协会、社团等公私研究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从事研究工作，以及退休后仍继续从事独立研究的中国学家，总数不少于1万人。近年来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至少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相当规模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如果把军政界、企业界的中国研究机构，以及一些重要的思想库包括在内，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总数已超过1000个，遍及世界各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伴随着中国学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兴起，中国学研究的内涵和取向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变化莫过于“唱盛中国”学术流派的孕育与成形。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中，尽管仍陆续出版了《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冲突》、《中国即将崩溃》、《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战争：为台湾而起的冲突》一类“唱衰中国”的著作，但这种声音已远不如先前那样强势了。与此相反，一批被称为“唱盛中国”的著作相继问世，并在西方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这些著作包括《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中国统治大海的时代：龙廷的宝船队，1405－1433》、《大分流：中国、欧洲和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国乡村的命运与运气：辽宁的社会组织和人口行为，1774－1873》、《自有其理：中国科学，1550－1900》等等，它们的论题和论旨各异，取径和方法亦不尽相同，但都自觉地摈弃了19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讲述中国历史的模式，更多地着眼于中国历史变迁的连续性和积极因素，不再简单地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一部失败的记录。越来越多的西方中国学家从绵延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中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内在活力和创造力远远超出西方人的想象，这种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正在成为中国崛起的最本质的力量。
从唱衰中国到唱盛中国，西方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亦随之而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转变：一个励精图治的崛起的中国形象已开始取代一个衰颓、老迈、失败的中国形象。
有人说，中国学已从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变成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是否真的如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学研究正日益显示出它的世界性，而且它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地扩大，却是不争的事实。有位美国知名的中国学家曾经说过，1980年代之前，西方的思想家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为什么要了解中国”，但现在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因为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实体，任何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者，在他的思想架构中如果不能包容和解释中国的经验，那就没有完全的说服力。这说明，正在崛起的世界中国学将不仅会改变中国在世界中的形象，而且有助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思想的产生。
从局部到整体
现在的中国学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一个个点上，或者一条条线上，所体现的仅仅是“局部的深刻”。如何在这些已描画出的点和线的基础上，绘制出中国的整体地图，形成对中国更全面、完整的看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学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迅猛发展，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显然大大被扩展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思考的重点转向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语言、社区、社群、社会、婚姻、家庭、心理等问题的观察与研究，即使是没有转向的学者也致力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上，除了跨学科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外，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在中国学研究中大行其道。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新的研究力量的大量集聚，不仅使中国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为世界中国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可以预期，未来的世界中国学将更加繁荣昌盛！
然而，从现在迈向预期，将预期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譬如，现在的中国学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一个个点上，或者一条条线上，在点和线上，的确有不少非常出色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中国整体而言，这些点和线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它们所体现的仅仅是“局部的深刻”，如何在这些已描画出的点和线的基础上，绘制出中国的整体地图，形成对中国更全面、完整的看法，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研究工作。又譬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研究现在越来越多卷入各自政府对华政策和国家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如何在为本国服务的同时，保持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性或者说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中国学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如何拒绝媚俗？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了摆脱波动不定的研究经费的困扰和减轻学生的就业压力，不少中国学家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成了为政府提供咨询、出谋划策的所谓“中国通”和“为稻粱谋”的策士，如何避免学者的策士化？面对着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利益，如何保持学术的尊严？还有如何在传统的汉学和当代的中国学之间建立必要的联接，使中国学研究获得更内在的学术景深，并使二者在分野中趋向融合？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都直接关乎未来世界中国学的发展前景。
当然，未来世界中国学的发展也有许多以前所不可能有的有利条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在未来的世界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与中国之间的距离在迅速缩小，现在西方的中国学家已不需要通过日本等地来了解中国，他们可以直接到中国来了解，中外学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的渠道比以往更多更畅通，中外学界之间的互动更频繁更趋向良性，所有这些都将为世界中国学的崛起，以及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了解世界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有句古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还有一句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它们表达的都是破闭塞、广交往、注意借鉴他人的意思。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已在海外中国学论著的译介方面作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努力，并设立了多家专门的研究机构，对海外中国学进行深入的研究。从2004年起，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两年一度的“世界中国学论坛”，更为沟通中外构筑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公共平台，不同的观点在这里争鸣，不同的思想在这里交锋，不同的文明在这里互动，并在这种争鸣、交锋和互动中，共同缔造世界中国学更加绚烂的未来。
思想者小传
周 武 1964年生于福建省寿宁县，1989年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现为华东师大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史林》杂志副主编，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和上海城市史研究，已出版《中国遗书精选》、《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通史·晚清社会》等著作，另发表《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从全国性到地方化》等论文数十篇。
日期：2007-06-11 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
周武
周武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
海外中国学，曾经是一门无足轻重的边缘性学科，但在二战以后，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地位的上升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世界各地的中国学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学者参与到中国研究中来，从传统中国到现当代中国，从文化、社会到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性建构，研究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展。可以说，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已成为当今从学界到商界、政界各类不同人群所关注的共同焦点和一门方兴未艾的世界性显学。
从汉学到中国学
从20世纪初开始，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主的汉学研究取向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种质疑直接导致汉学研究重心的转移。
中国学(China Studies)脱胎于汉学。汉学(Sinology)是欧洲人的术语，其希腊语词根的本义是指秦始皇建立起来的秦国，实际表征的是“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术”，比较侧重于对中国古代历史、典章、制度、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
严格地说，汉学又可分为“前汉学”和汉学两个阶段。
“前汉学”，也就是耶稣会士汉学，指的是自15世纪到19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中国的描述，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以及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的探索。当年不少来华的传教士都成了西方汉学的先驱，他们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著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葡萄牙人曾德照的《中华帝国志》，意大利人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波兰人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法国人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杜赫尔德的《中华帝国通志》、马若瑟的《中国语杂记》，比利时人柏应理的《西文四书直解》等，这些著述在欧洲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反响，欧洲的许多思想家如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德国的莱布尼茨、哥德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著述的启发。
在欧洲汉学史上，耶稣会士虽有“创辟榛莽，前车先路”之功，但那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汉学要到19世纪才逐渐被欧洲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接受，在此之前，汉学只是东方学的附庸，即使是在个别大学和研究机构设有专业，几乎还是没有人能够靠“汉学”维持生存。1815年是汉学进入科学殿堂的开端，法兰西学院率先提供了一个汉学教授席位。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此后，法国的东方语言学院、法兰西远东学院，荷兰的莱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俄罗斯的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汉堡大学等著名学府相继设立了汉学教授席位。此外，意大利、瑞典、美国等国家的许多大学也正式设立了汉语课程和汉学教授席位。至于东方的日本、朝鲜、印度及许多东南亚国家也开始向现代汉学转型。这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汉学进入了“近代学院式研究”阶段。在汉学的学院化和体制化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世界公认的汉学大家，他们包括：法国的雷慕沙、儒莲，英国的理雅各，德国的卫礼贤，俄国的比丘林、扎哈罗夫，荷兰的施莱格尔，瑞典的斯文赫定、高本汉，美国的卫三畏等，他们大都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主，比较讲究典籍的校勘、考据与注释功夫，以精湛的造诣在世界汉学史上铸就了各自的辉煌。
但是，辉煌是理路的巅峰，也是理路的止境。由于无法回应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迁，从20世纪初开始，汉学研究的取向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种质疑直接导致汉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对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汉学研究的“热点”，一批关注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开始建立起来，这些机构包括美国太平洋学会（192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部（1927年），法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文献中心”、“东亚语言研究中心”，英国伦敦的“现代中国研究所”，前苏联的“现代东方语中央研究所”、“全俄东方学科学协会”、“中国问题研究所”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这种趋向进一步强化，其中尤以美国、日本和前苏联最为明显。出于战略上的需要，美国、日本和前苏联等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汉学研究的力度，使这些国家的汉学研究得以快速崛起，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取向和风格，与比较注重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欧洲汉学有所不同，美国、日本、前苏联的汉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化，研究领域广涉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内政、军事、外交等众多方面，虽然不能说他们已放弃对中国历史、文献、语言的探索，而且每位汉学家的兴趣往往千差万别，但从总体上说，他们更关注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与研究重心的转移相适应，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也不再拘泥于考据、注经式的微观研究，开始广泛地运用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别开生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汉学逐渐演变而为中国学。尽管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仍约定俗成地沿用汉学这个名称，但与传统汉学已有着显著的不同。
从汉学到中国学，实际上是中国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创新的过程。
从“唱衰”到“唱盛”
从唱衰中国到唱盛中国，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亦随之而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转变：一个励精图治的崛起的中国形象已开始取代一个衰颓、老迈、失败的中国形象。
如果从日本江户时代的“宋学”算起，海外中国学迄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如果把来华“耶稣会士汉学”作为西方中国学肇始的标志，它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即使从1815年法兰西学院创设欧洲首个汉学教授席位算起，海外中国学研究也已有近200年的历史。
在如此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有关中国的研究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变迁，中国自身也经历了从自外于世界到被迫打开国门再到自觉融入世界极其曲折的历程。前者反映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过程，后者则体现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过程。这是两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同步的过程，由于“并不同步”，其间不免充满成见、偏见，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丑诋和敌意。但从总体上说，世界与中国，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不是越来越疏远，而是越来越理性，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
作为一门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独立学科，无论是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为主的汉学，还是以研究现当代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学，尽管其内涵极其纷繁复杂，取向和入径各不相同，但都以中国为对象，都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为目标。
但是，认识和理解一个对象，总是通过特殊的认识主体或理解主体来进行的，因此，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总不免受到认识主体或理解主体的“前视界”的影响。这就是说，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本身往往带有时代性和个体的差异性。特别是当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一个处于强势一个处于弱势的时候，认识和理解过程的这种时代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就更加明显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汉学家或中国学家，以及汉学家与汉学家、中国学家与中国学家之间，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就这个意义而言，一部世界汉学史或中国学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形象不断被重构的历史。
当耶稣会士络绎来华传播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中国虽已步入“帝国晚期”，但对于西方而言中国仍具有一定的优势，即使后来这种优势逐步丧失，中国与西方之间“大分流”还没有真正形成，差距并不明显。因此，当耶稣会士把他们的目击、观察和体验变成一部部著作在欧洲出版的时候，他们笔下的中国是一幅技术昌盛、物产丰饶、政修人和的理想化形象，成为那个时候欧洲许多知识精英称羡的对象，伏尔泰就曾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誉为“人类精神所能够设想出的最良好的政府”，哥德斯密更在《世界公民》一书中把中国描绘成“如此卓越伟大，相形之下，我对其他所有都不禁鄙视厌弃”。诚如英国汉学家约·罗伯茨所说，18世纪时，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
然而，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狂飙突进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不仅使其本国的历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迁，而且使各民族独立发展的分散的历史逐渐变成整体的世界的历史。而中国则从绵延百余年的盛世急遽地进入了一个“四海变秋气”的时代，一个内外交迫的时代。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中国在西方汉学家和知识人的笔下变得面目全非，耶稣会士所构筑的理想化形象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中国形象：停滞不前、沉睡不醒、“没有历史”的“愚昧国家”。美国人爱默生在他的笔记中甚至说：“当我们居高临下对这个愚昧国家观察思考得越仔细，它就越显得令人作呕。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国，她那令人敬仰的单调！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这样的傲慢与偏见，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描述中可谓俯拾即是。于是，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中国走向失败的记录。在这个记录中，形成了几个关于中国的核心看法：一是西方体现文明，中国体现野蛮；二是中国文化是停滞不变的；三是中国只有通过外来的强刺激才能从沉睡中惊醒，其结局必然是按照西方形象改造中国文化。当西方学者用现代化理论作为研究中国近世史框架的时候，更强化了中国的这种形象。
19世纪西方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对后来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极其深刻甚至带有某种支配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学研究中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但是，那毕竟已是“世殊事异”！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快速地从一个地理的大国和平发展而为经济的大国、政治的大国和文化的大国，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中国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巨大存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世界，这种关注，以及由这种关注产生的对话与交流，使中国看世界和世界看中国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真实性、深刻性、全面性和远瞻性。于是，世界中国学开始步入真正的繁荣时期。据统计，当今海外，在政府机关、大专院校、学会、协会、社团等公私研究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从事研究工作，以及退休后仍继续从事独立研究的中国学家，总数不少于1万人。近年来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至少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相当规模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如果把军政界、企业界的中国研究机构，以及一些重要的思想库包括在内，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总数已超过1000个，遍及世界各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伴随着中国学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兴起，中国学研究的内涵和取向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变化莫过于“唱盛中国”学术流派的孕育与成形。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中，尽管仍陆续出版了《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冲突》、《中国即将崩溃》、《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战争：为台湾而起的冲突》一类“唱衰中国”的著作，但这种声音已远不如先前那样强势了。与此相反，一批被称为“唱盛中国”的著作相继问世，并在西方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这些著作包括《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中国统治大海的时代：龙廷的宝船队，1405－1433》、《大分流：中国、欧洲和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国乡村的命运与运气：辽宁的社会组织和人口行为，1774－1873》、《自有其理：中国科学，1550－1900》等等，它们的论题和论旨各异，取径和方法亦不尽相同，但都自觉地摈弃了19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讲述中国历史的模式，更多地着眼于中国历史变迁的连续性和积极因素，不再简单地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一部失败的记录。越来越多的西方中国学家从绵延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中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内在活力和创造力远远超出西方人的想象，这种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正在成为中国崛起的最本质的力量。
从唱衰中国到唱盛中国，西方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亦随之而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转变：一个励精图治的崛起的中国形象已开始取代一个衰颓、老迈、失败的中国形象。
有人说，中国学已从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变成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是否真的如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学研究正日益显示出它的世界性，而且它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地扩大，却是不争的事实。有位美国知名的中国学家曾经说过，1980年代之前，西方的思想家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为什么要了解中国”，但现在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因为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实体，任何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者，在他的思想架构中如果不能包容和解释中国的经验，那就没有完全的说服力。这说明，正在崛起的世界中国学将不仅会改变中国在世界中的形象，而且有助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思想的产生。
从局部到整体
现在的中国学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一个个点上，或者一条条线上，所体现的仅仅是“局部的深刻”。如何在这些已描画出的点和线的基础上，绘制出中国的整体地图，形成对中国更全面、完整的看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学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迅猛发展，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显然大大被扩展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思考的重点转向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语言、社区、社群、社会、婚姻、家庭、心理等问题的观察与研究，即使是没有转向的学者也致力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上，除了跨学科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外，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在中国学研究中大行其道。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新的研究力量的大量集聚，不仅使中国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为世界中国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可以预期，未来的世界中国学将更加繁荣昌盛！
然而，从现在迈向预期，将预期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譬如，现在的中国学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一个个点上，或者一条条线上，在点和线上，的确有不少非常出色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中国整体而言，这些点和线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它们所体现的仅仅是“局部的深刻”，如何在这些已描画出的点和线的基础上，绘制出中国的整体地图，形成对中国更全面、完整的看法，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研究工作。又譬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研究现在越来越多卷入各自政府对华政策和国家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如何在为本国服务的同时，保持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性或者说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中国学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如何拒绝媚俗？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了摆脱波动不定的研究经费的困扰和减轻学生的就业压力，不少中国学家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成了为政府提供咨询、出谋划策的所谓“中国通”和“为稻粱谋”的策士，如何避免学者的策士化？面对着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利益，如何保持学术的尊严？还有如何在传统的汉学和当代的中国学之间建立必要的联接，使中国学研究获得更内在的学术景深，并使二者在分野中趋向融合？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都直接关乎未来世界中国学的发展前景。
当然，未来世界中国学的发展也有许多以前所不可能有的有利条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在未来的世界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与中国之间的距离在迅速缩小，现在西方的中国学家已不需要通过日本等地来了解中国，他们可以直接到中国来了解，中外学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的渠道比以往更多更畅通，中外学界之间的互动更频繁更趋向良性，所有这些都将为世界中国学的崛起，以及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了解世界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有句古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还有一句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它们表达的都是破闭塞、广交往、注意借鉴他人的意思。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已在海外中国学论著的译介方面作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努力，并设立了多家专门的研究机构，对海外中国学进行深入的研究。从2004年起，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两年一度的“世界中国学论坛”，更为沟通中外构筑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公共平台，不同的观点在这里争鸣，不同的思想在这里交锋，不同的文明在这里互动，并在这种争鸣、交锋和互动中，共同缔造世界中国学更加绚烂的未来。
思想者小传
周 武 1964年生于福建省寿宁县，1989年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现为华东师大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史林》杂志副主编，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和上海城市史研究，已出版《中国遗书精选》、《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通史·晚清社会》等著作，另发表《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从全国性到地方化》等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