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硕：“脱中入西”，中国画将消亡

——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艺术

作者：何怀硕　　　 2010-11-05 　　 来源 ： 中国书法家论坛

　　中国当代有没有“国际艺术大师”？也许我们成就不足，还未曾有；也许我们已有，只是不被“国际”承认。这个“国际”包括中、印、日等东方国家吗？即使是西方国家，包括俄国(俄国是又东又西的大国)吗?中近东、非、澳更不必提了。这“国际”其实不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几个国家吗？

　　中国没有被“国际”承认的“国际艺术大师”，那么，俄国的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坦，日本的横山大观、桥本关雪、富冈铁齐曾被西方列为与凡·高、高更、莫奈同样的近现代“国际艺术大师”吗?很明白，论述权被西方垄断，光荣当然轮不到“他者”。　　

         二十世纪末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片形势大好(主要是美国、欧盟与附骥西方的东方国家日本，一般称之为经济强权“三极”)，渐渐浮现起全球化的论述，但一直有争论。有许多学者说全球化是个模糊、虚假、矛盾、不可能的概念。

　　我们千万别以为全球化是各国承认、赞同、毫无怀疑的论题或趋势，更不要以为全球化包括了人类活动全部的范畴与文化的一切项目。

　　我认为，未来将证实：一个文化是否高级、优秀、伟大、独特、不可取代、有永恒价值，端看它能否对全球一元化的时潮有抗衡的力量，也考验它能不能有批判地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以发展壮大自己的传统。盲目追随一时的强势文化(即使成功，已被收编、同化)，将宣告这个文化的没落。

　　以“西方”为“世界”，中国似乎急欲迎头赶上。短短20多年，大陆艺术界的急切躁进令人吃惊。中国的“后现代前卫艺术”虽然都是对西方前卫艺术的东施效颦，而更有甚者，如《对伤害的迷恋》的“食婴尸”(使用人体标本和动物尸体为媒材)等。当然这不能代表当代中国艺术的整体。

　　我们转而看中国的美术教育又如何?多少传统课程凋零了，引进了多少没有批判的全盘西化的观念、课程、技法、媒材，还有新派的教师。就连中国最重要的所谓“国画”(我一向认为不可再沿袭“中国画”的名称，应正名为“水墨画”)，也盲目求“突变”，不外以西方当代新奇怪异的形式为“参照系”。有提倡“先求异，再求好”与“革毛笔的命”的谬论，有把水墨做成“装置”作品、有水墨加多媒材的“突破”，似乎自断传承，便是创新。两岸三地同有此流弊。

　　大陆美术教育过去的传统派、苏联派、徐悲鸿派的僵化，当然应改革、发展，但中国艺术的主体性不能丧失。

　　坦率说，赵无极先生有他在巴黎画坛很高的地位，但这位法国华裔画家与中国美术史的关联，和郎世宁(清朝宫廷画家)与意大利美术史的关联相似。假如中国画坛的艺术大师全都是赵无极、谷文达、徐冰、蔡国强这一类的画家，只能说华裔艺术家的“国际”地位可能大大提高，但那就是“当代中国艺术”地位提高吗?那是“脱中入西”，中国还有艺术吗?

　　艺术界的朋友并非完全不重视中国艺术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但时势所趋，信心不强，总觉得人家是现代，我们太传统;人家是国际、先进，我们只是本土、落伍。似乎若能“脱中入西”，便能得救。这是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也等于在艺术上提倡“中国艺术消亡论”。 

台湾美术馆馆长黄才郎:美术馆不参与市场炒作

　　　 2010-11-05 　 来源 ： 中国文化报

　　两岸美术馆发展理念有何差别?美术馆不是孤岛，如何吸引更多大众?城市的公共艺术空间如何被激活?与大陆一衣带水的台湾美术的发展始终是大陆美术界关注的话题。日前，携11位台湾本土艺术家到广东美术馆举办“感官拓朴：台湾当代艺术体感测”展的台湾美术馆馆长黄才郎接受记者采访，谈了他对大陆美术馆的印象，以及台湾美术馆的发展。

　　两岸美术馆的发展理念有所不同，美术馆各具特色。在黄才郎看来，“北京的中国美术馆收藏和展览比较严肃、正统。上海美术馆国际化很成功。广东美术馆对当代艺术特别关注，它首开中国大陆对摄影、影像的收藏。台湾也有3个重要的美术馆，因为不同的收藏志趣而形成各自特色。台北美术馆侧重于收藏台湾当代艺术。坐落于台中市的台湾美术馆收藏了一系列带有特定时代品味和痕迹的台湾本土艺术品。而高雄美术馆的发展最晚，它以前是一个雕塑公园，对雕塑的研究很深。”

　　与大陆不同，台湾的公立美术馆花大力气扶持当代艺术。台湾的美术馆扮演的是公共资源的分配角色，“作为美术馆的馆长，不需要也不应该有艺术圈子、艺术流派的倾向、喜好。”黄才郎认为，美术馆的责任是经营一个花园，让土地肥沃，适合各类植物生长，鼓励各种艺术流派发展。

　　“台湾美术馆不收费，向公众免费开放，我们鼓励市民走进美术馆来欣赏艺术。有些人说，象征性收几块钱门票，可以避免衣冠不整的人进去休息，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即便是社会流浪人员进入美术馆休息，他同样也欣赏了艺术作品，受到了熏陶。美术馆不该设门票这道门槛。”黄才郎说。

　　黄才郎认为，美术馆要能养活自己，要学会行销，又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尊严。台湾的美术馆主要尝试与大的传媒机构合作。媒体一出面，美术馆的展览就可能得到保险公司、航运公司的支持。另外，通过媒体，美术馆还可能找到企业赞助。但为了不影响艺术展览的公平、公正性，美术馆又必须占据主导权。台湾的民间企业成立基金会扶持艺术，除了直接赞助举办展览外，还有更多的方式扶持展览。比如在台湾美术馆，一些展览拥有企业冠名赞助，但为谁举办展览、规模多大，都是美术馆说了算。

　　黄才郎说，台湾的美术馆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洁癖”，完全不参与艺术市场炒作。因为掌握公共资源，台湾美术馆不可能随便向某个流派或某个艺术家倾斜。台湾美术馆有一套公正的评价体系，依靠它来不断发掘艺坛新人。“最近台湾美术馆启动了一个‘青年购藏计划’，面向所有45岁以下的年轻艺术家公开征集作品，公平地遴选有潜力的台湾艺术家。基本上，每年艺术馆可以利用经费发掘和收藏五六十幅年轻台湾艺术家的作品，保证了美术馆对本土艺术发展的造血功能。”

　　台北美术馆和高雄美术馆每年都设有“台北美术奖”和“高雄美术奖”，艺术家可不分艺术流派、类别去争夺这两个奖项。这两个奖项使得许多以前默默无闻的艺术家脱颖而出。

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多样性及其未来发展

作者：米歇尔·鲍德森　　　 2010-11-04 　 来源 ： 雅昌艺术网专稿

　　当下，世界化趋势中的艺术交流呈现激增态势。艺术基金会除却希望长久传扬其艺术收藏(无论它们是由个人财富积累或企业赞助创建而成的)，除却以私人或公共的不同形式支持艺术创作、关注其不断显现的新的意义，基金会带给我们的，是更为丰富的文化增值，是智识的繁荣，同时也是在更广范围内的艺术启蒙——而非停留在旧有对艺术产品的简单消费上。由此带来的文化、艺术、科学甚至象征层面的交流，将是未来思想多样性的保障。继续在这个方向上不懈探索，也可让我们有力量应对前方的挑战。

　非盈利文化艺术机构与基金会的区别

　　比利时法律中区分的两类不同机构：一类称为“基金会”；另一类称为“非赢利组织”，即法国法律中所谓的“依照1901年立法的组织”，在文化艺术领域内，非赢利组织与基金会可以追寻同样的目标，例如艺术赞助、慈善捐助、支持艺术与研究活动等。

　　非赢利组织依靠其运作所得或私人资金支撑其活动运转，但也可以接受公共拨款补贴。非赢利组织可以被解散，其所有资产届时将依照章程中的规定进行分配。

　　与此相反，如果说私人或公益基金会的目标同样也具有非赢利的性质，例如艺术收藏的保管、奖项的设立、科学/文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奖学金的发放等等，但藉由基金会的形式将一笔资产或财富无私地用于某项事业的决定是不可逆的。换句话说，投入基金会的资产将从创始者的总资产中永久脱离，专用于事先选择的非赢利目标的实现，基金会也将在其创始人死后继续存在。

　　基金会的分类

　　基金会在欧美的成熟也体现在他们的明确分类，在米歇尔精心准备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更直观的了解。

　　其一、综合性基金会

　　这一类基金会可能具有多重社会目标，有时在其政策中也包括对艺术项目的支持，多数情况下偏重艺术传播领域(在此，“传播”一词并非指向媒体，而是指各类知识传播活动及对教育的支持行为，以此促进全社会对艺术之意义的更为深广的理解，这包括在美学、历史、文化、社会以及经济各个层面上的意义)。此类基金会可以补充或扩展各类公共或私人的艺术项目。它们也可能在创建之初与政府有紧密联系。几个具体例子：

　　比利时的巴杜安国王基金会(Fondation Roi Baudouin)创建于1976年，为纪念巴杜安一世国王统治比利时二十五周年。巴杜安国王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公益基金会，有很大的自主权，以关注重大社会问题为己任。它履行的使命中尤以人道主义为重，项目多由政府或机构委托。巴杜安国王基金会2010年的总预算为3000万欧元。基金会负责拨款的日常管理，拨款的一小部分或可用于直接支持艺术教育活动，也可用于支持遵循同样公益目标的非赢利组织的具体项目。

　　其二、与政府保持紧密关联的艺术基金会

　　在这类基金会中，有一些专门致力于当代艺术发展，它们包括：

　　卢森堡约翰公爵现代艺术馆基金会(Fondation musée d’art moderne Grand Duc Jeandu Luxembourg)，它保证了卢森堡现代艺术馆的创立。该馆是欧洲重要的当代艺术馆，由贝聿铭设计建造，他也是中国苏州博物馆以及法国卢浮宫金字塔入口的设计者。

　　其三、企业基金会

　　这一类基金会的目的在于让企业及其创始人的形象及声名长远流传，经常通过举办具有非凡影响力的活动推广其艺术方针。例如建立艺术收藏、建立美术馆、组织展览或出版、设立奖项或竞赛、组织研讨会等。

　　在众多知名企业基金会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在当代艺术领域十分活跃的几家，例如在巴黎，卡地亚基金会(Fondation Cartier)，由努韦尔担任建筑设计师;里卡尔基金会(Fondation Ricard);盖兰基金会(Fondation Guerlain)，核心活动是组织“国际当代艺术大奖”的评选;路易·威登基金会(Fondation Louis Vuitton)，由阿尔诺(Bernard Arnault)创建，将于2012年正式成立。同样，里斯本的文化基金会(Fondation Culturgest)由凯夏银行(Caixa Geral de Depositos)创建，其核心活动是围绕当代艺术创作组织展览、音乐会、舞台演出、芭蕾以及相关讲座活动。在瑞士的马蒂尼(Martigny)，吉安纳达基金会(Fondation Gianada)开展了一系列有关二十世纪艺术的大型回顾展。在布鲁塞尔，我们可以举出新近成立的伯格山基金会(Fondation Boghossian)，它推动修复了装饰艺术派的标志性建筑安庞宅邸(Villa Empain)，在那里组织的系列活动着重围绕东西方艺术间的联系展开(这里，“东方”主要涉及中东地区)。

　　其四、由私人收藏或画廊演变而成的基金会

　　此类基金会的目的并非仅仅在扩大原有收藏、体现其价值，同时更是延续并拓展创始人以个人名义开启的艺术方针，无论他们原本是见多识广的艺术爱好者抑或千锤百炼的专业人士。一些私人收藏之后发展成为美术馆或当代艺术中心;另一些则融入公共博物馆，极大地丰富了当中原本不够充分的二十世纪艺术收藏。

　　在二十世纪艺术史上，许多私人收藏留下了它们的独特印记，我们在此尤其关注三个在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私人收藏，它们至今仍然对艺术家以及当代艺术创作起着重要支持作用。

　　1937年在纽约创建的古根汉基金会(Fondation Salomon R. Guggenheim)在世界各地成立其美术馆的分支机构，展出自己庞大收藏的不同侧面。我们可以举出1948年在威尼斯大运河边安家的佩吉·古根汉收藏，佩吉·古根汉本人于1979年去世;1959年于纽约开幕的古根汉美术馆，场馆便是由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赖特设计的纽约标志性建筑，创建之初旨在为例如康定斯基、蒙德里安等现代前卫艺术家提供展陈空间;1997年开幕的毕尔包古根汉美术馆，由盖瑞设计建造，如同赖特在纽约设计的古根汉美术馆一样，毕尔包古根汉美术馆也成为美术馆建筑的又一典范;此外尚有其它古根汉美术馆计划，例如在柏林德意志银行本部的德意志古根汉、拉斯维加斯古根汉以及未来即将建成的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美术馆(De Vilnius)和阿布扎比古根汉。

　　在北京，尤伦斯基金会及位于大山子798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通过一系列短期展览计划，呈现比利时收藏家尤伦斯夫妇几十年间所做的庞大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

　　其五、艺术家基金会

　　最后一类，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类基金会，即由艺术家或其继承人创建的基金会。吴作人国际艺术基金会可以说是这类基金会中的代表，本次研讨会即可充分显示其在文化上的开放性。

　　在它们之中，有些以维护与传承创建者的艺术影响力为主要目的。我们可以以比利时的弗隆基金会(Fondation Folon)为例。此外还有德国鲁尔地区布特罗普的亚伯斯美术馆(musée Albers, Bootrop)，它依照亚伯斯夫妇的意愿创建，为的是将这位二十世纪重要的艺术家的大部分作品赠予他出生的城市。亚伯斯是包豪斯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因其色彩理论和对方形的礼赞闻名。

　　而其它由艺术家创建的基金会，例如吴作人国际艺术基金会则在传扬艺术家的创作之外，以面向当下新的学术挑战为己任，推动高质量的研究活动，以期待后来的艺术家更好地延续基金会创始者的理想和初衷。与此相近但资源规模略小，巴塞罗那的塔比艾斯基金会(Fondation Tapiès)，附带有关现当代艺术丰富藏书及文献的图书馆;法国图兰萨舍(Saché)的考德尔工作室，受邀艺术家将有机会在考德尔原来的工作室中工作;以及蓝色海岸边木昂-萨尔图(Mouans-Sartoux)的“具体艺术空间”，由抽象几何艺术家的捐赠得以创建，按照阿尔贝斯夫妇、洪尼格(Gottfried Honneger)、那穆尔(Aurélie Nemours)和布朗斯通(Gilbert Brownstone)的设想建造。艺术空间今天通过活跃的展览计划和持续的学术研究，支持艺术创作的更新和视觉教育的开展。

“水墨动画”正在消失的童年记忆

作者：张译丹　　　 2010-11-04　 来源 ： 雅昌艺术网专稿

　　编者按：水墨动画片是许多70、8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心中美好的回忆，它伴随着一代人童年的各种记忆。随着动画技术的进步和外国动画片的引进，中国传统动画片的地位逐步被削弱，传统水墨动画片由于在制作、技术等方面的局限陷入了困境，九十年代基本退出了动画片舞台，《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鹿铃》、《山水情》等这些优秀的传统水墨动画片是否会成为仅仅留存在记忆中的绝响?我们寻找着答案……

　　PK中传统水墨动画的式微

　　从1961年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的诞生到1988年《山水情》水墨动画的绝响，水墨动画片的发展从刚刚起步到灿烂辉煌再到困境中的步履维艰，走过了50年的历程，那种水墨动画片独有的“灵动”之美，影片内容的“真善”之美，铭刻在70、80年代人的童年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视的普及，动画技术的革新，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习惯、价值取向也随之变化。大量的国外动画片涌进中国市场，“画面制作精细、人物场景设计唯美、情节诡异曲折、人物感情表达细腻的日本动画;立足全球、气势宏伟、耗资惊人、阵容庞大、高科技制作、动作完美的美国动画;艺术性较强、充满哲理气息的加拿大动画” ……孩子们的童年世界里是《狮子王》、《花木兰》、《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千与千寻》、《龙猫》等，这些同样制作精良的外国动画片已占领中国动画市场的半壁江山，并在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各年龄层的“忠实”观众。相比而言传统水墨动画片在质量及创新方面没大的提高，产量逐渐下降，显得门庭冷落，1988年在之后就没什么太大发展，直到2000以来的《塘韵》、《夏》、《八至》、《桃花源记》、《新上海经》出现。

　　传统水墨动画受众人群的断层

　　在这场世纪动漫的大PK中，不断的怀念着传统水墨动画的主要人群集中在70、80年代这个阶段，之后就是受众的断层，传统水墨动画，越来越淡出当代青少年的视线，取而代之进入到青少年生活的是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动画片，“动画片”在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动画片已经形成为拥有十分成熟的商业链的动漫产业，外国动画片中的各种经典形象，如叮当猫、铁臂阿童木、加菲猫、超人等动画形象除了通过影视作品还通过小说、连环画、文具、玩具、游戏等相关衍生产品风靡市场，进入生活。然而，传统水墨动画在取得了各种奖项与荣誉之后的推广却进入了瓶颈，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技术上的高难度有关。事实上，对于动画片市场的忽略才是损失受众人群的关键，受众人群的减少，使得传统水墨动画的生存土壤收到了严重的威胁，路也是越走越窄。水墨动画片的产片的数量也是在逐步的下滑，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

　　消失的也许不仅仅是水墨动画本身

　　传统水墨动画，不仅仅是动画故事片，它还讲传统水墨画的意蕴融入到其中。在中国所有的民族动画中，水墨动画最能突显中国色彩，中国水墨画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笔墨游走间的黑与白，色彩古朴的彩墨，在浓、淡、干、湿的变化中别有一番 “墨韵”。而中国人的的审美情感在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水墨动画片，主要表现水和墨的渲染效果，使活动的人物没有僵硬的边缘线，虚实结合、若隐若现、简洁易懂、意味深远、随意独特的画面突破了传统动画片通常使用的“单线平涂”的制作方法，将“动”起来的水墨画呈现在孩子们的面前。

　　《小蝌蚪找妈妈》不能忘记，因为无法忘记齐白石恬静、诗意的笔墨灵动于在银幕上;《牧笛》不能忘记，因为随着陆春龄演奏的“江南春”悠扬笛声，忘不了李可染意境深远的江南山水……因为忘记的也许不仅仅是动画片本身，而是一种中国的传统水墨精神。

陈洪绶：全能画家受市场追捧

作者：本刊记者 崔庆国　　　 2010-10-28 来源 ： 《鉴宝》

　　无论是谈到当代收藏市场中的明清书画，还是论及中国古代书画鉴赏，明末大家陈洪绶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在2010年北京保利春拍上，陈洪绶的一幅《出处图手卷》斩获3920万元，使得这位晚明最伟大的画家备受关注。在即将揭幕的今季秋拍中，陈老莲画价的走势如何?值得我们关注。

　　鲁迅极力推崇老莲画作

　　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别号小净名、老迟、悔迟、悔僧等，浙江诸暨枫桥人。其一生秉性孤傲倔强，吞恨而终。他是一位擅长人物、精工花鸟、兼能山水的绘画大师，与当时北方的崔子忠齐名，号称“南陈北崔”，后与蓝瑛，丁云鹏，吴彬合称“明末四大怪杰”。直到近代，陈洪绶的作品还受到鲁迅的极力推崇。鲁迅早在壮年就着手于陈洪绶作品的搜集，晚年还预备把他的版画介绍出来。而当代国际学者

　　更把其推为“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这一切，都说明了陈洪绶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位光彩熠熠的伟大画家。

　　人物画创作的楷模

北京故宫藏-陈洪绶《荷花鸳鸯图》

　　陈洪绶的人物画，兼采吴道子的骨法、郑法士的笔法、荆浩的墨法、管道升的渲染以及卫协、张僧繇、阎立本、周 、范琼、李公麟等历代名家的画法。陈洪绶所画的人物，体格高大，衣纹细致、清晰、流畅，勾勒有力。他利用多种作画技法表现不同艺术题材，如用折笔或粗枯之笔表现英雄勇士，用细润之笔表现文士美人，用游丝之笔表现高古逸仕，丰富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的表现技法。尤其是在版画方面，成就突出。明代至清初是中国版画的黄金时代，以萧云从、陈洪绶两位主持画坛的大家之作为著。萧的传世木版画以山水为佳，而陈洪绶则独霸人物画坛。

　　《水浒叶子》是陈洪绶28岁时，花费四个月所作的一组版画精品。 陈洪绶在这套《水浒叶子》中，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从宋江至徐宁凡四十位水浒英雄人物。陈洪绶大量运用锐利的方笔直拐，线条的转折与变化十分强烈，能恰到好处地顺应衣纹的走向，交代人物的动势。线条均较短促，起笔略重，收笔略轻，清劲有力。这套图一出世，不仅民间争相购买而且博得了一班文人画友的交口称赞。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陈洪绶《烹茶图》在当时陈老莲的《水浒叶子》遍传天下，以致后世绘写水浒英雄的画工很难脱出他的范畴。陈洪绶壮年时期主张艺术应追究传神的代表作品是以《西厢记》为题材创作的多组书籍插图，存留至今的有张深之的《正北西厢》和李卓吾的《评本西厢》等三种。《正北西厢》的六幅插图中，第一幅为莺莺像，其余五幅插图直接描绘原作内容，有《目成》、《解围》、《窥简》、《惊梦》等，作品出色地表现了陈洪绶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以形写神的艺术主张。

北京故宫藏-陈洪绶《杂画册》之二

　　曾经一度出家的陈洪绶，对于道释图像也多有涉足。《观音像》便是陈洪绶晚年所作的一幅佛画精品。图绘一男相观音，身披白衣袈裟，手执拂尘，端坐菩提叶团上。细眼长眉，方面阔耳，雍容大度。其风格状貌，一如论者所谓“躯干伟岸，衣纹细劲清圆”。

　　综观陈洪绶在人物画上的成就，他壮年时的艺术风格已由“神”入“化”，晚年则更炉火纯青，愈臻化境。造型怪诞、变形，线条清润细腻中又见疏旷散逸，勾线也十分随意，意到便成，在“化”境中不断提炼。晚年时期的艺术作品中，人物造型和线条要比壮年期高古，也更加苍老古拙。其人物及笔墨的舒缓状态，达到了中国传统文人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他笔下的人物是类型化的、符号化的，是“成为某种含义的代码，某种视觉文化的符号”。

北京故宫藏-陈洪绶《戏婴图》

　　如果说元四家在山水中，陈淳和徐渭在花鸟画中完成了文人画语言体系，那么在最为成熟而变革难度最大的人物画要到陈洪绶才完成。陈洪绶的变形人物画不仅影响了“海上三任”，又泽及近现代画坛。齐白石的人物画，也吸收了陈老莲善于传神、善于夸张的手法。陈洪绶变形人物画对后世的影响在一些民间工艺品中也可以看到，他的变形人物画风来源于民间也用于民间，因此，也被许多民间画工用到了工艺美术中。

　　陈洪绶的人物画，其整体艺术成就应在仇英、唐寅之上，人称三百年间人物画作再没有他这样格调的笔墨了。自清以来，他的人物画一直被奉为楷模。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陈洪绶《五浊山图》

　　据记载洪绶十岁时，拜杭州著名画家孙杕、蓝瑛为师。孙杕善画卉竹石;蓝瑛为“武林画派”的创始人。当孙杕见到陈洪绶作画时，叹曰：“使斯人画成，道子、子昂均当北面，吾辈尚敢措一笔乎?”而蓝瑛也自愧在人物写生上力不及洪绶，并从此立誓不再画人物，曰：“此天授也。”由此可见，陈洪绶在人物画方面的成就当是何等惊人，其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绘画史上引人瞩目的一代大师。

　　山水画创作的奇才

北京故宫藏-陈洪绶《杂画册》之三

　　陈洪绶不仅在人物、花鸟画方面成就卓著，在山水画方面也是独树一帜的奇才，毫不逊色于同时代的大家。蓝瑛是明代颇负盛名的山水画家，他大陈洪绶14岁，小董其昌30岁。

　　1664年还健在，而陈洪绶1652年即不在人世了。蓝瑛的高寿，为其艺术生涯打造了较好的条件。因此，作为画家而言，蓝瑛是尽其所能在艺术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而不像陈洪绶的英年早逝，留下了无尽的遗憾。蓝瑛虽不是一流大家，但他的艺术成就还是颇为可观的。否则，陈洪绶也不会在山水上大受其影响。不难看出，画派林立之际往往是画风雷同之时。且不论人们将蓝瑛归宗于浙派三雄也好，或称其为武林派之首也罢，他的画风承传宋元、熔铸南北都是不可否认的。可以说明代山水画家以风格多样论，他是首屈一指的，也许正是其风格的多样化吸引了陈洪绶，使之入其门下而一探究竟。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藏 陈洪绶《对镜仕女图》

　　大凡一个画家，在人物、花鸟、山水方面皆精是很难做到的，这是因为三者因表现对象的不同在用笔上有很大区别。往往习惯了人物画，在花鸟、山水画上总会带着人物画技法的痕迹而不大能洞悉花鸟、山水画的用笔，反之亦然。陈洪绶却不同，尽管他的人物画是工整的线描画笔，但在山水画上却一反常态，正侧兼施，工放并用，与人物画判若两人所为，这正是超凡之处，值得深入分析。

北京故宫藏-陈洪绶《杂画册》之四

　　他的山水画立意高古、寄情深远。工写兼能，收放自如。适度变形，注意装饰。一如他的人物画一般，对后世影响也极为深远。其晚期山水画作中用笔出神入化，自成一格。作品中的线条始终强调着坚挺，无论是方折或是圆劲的线条，都能做到单笔线条顿挫有致，多笔皴擦节奏鲜明。发力到位，气贯始终，小大由之，收放自若，到达了神完意足的自由王国境界。

　　他的山水画成就并非因人物画名所带动，而确实别有一功。这位罕见的艺术奇才，以他全方位的艺术才能，彰显了一代大师的独特风范。

北京故宫藏-陈洪绶《杂画册》之一

　　陈洪绶虽不以书法名世，但他在书法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惊人的。陈洪绶作书严循中锋用笔之法，他深谙掌竖腕平执笔的奥秘。其间虽小有以侧锋取妍处，但他能立即将笔调整过来。如此高超的控笔能力，无疑只能以掌竖腕平执笔法为之方可。再有，书法所要求的“回藏”、“提按”、“顿挫”、“绞衄”、“呼应”等等笔法要略，在他的运笔过程中，似无一处有缺憾，只是他做了无痕迹罢了，这也正是大象不雕、信言不美、修养至炉火纯青境界的具体体现。从其书作中，我们可以感到，陈洪绶作书，心态是愉悦恬静、轻松欢跃的，书写过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最甜美适畅的享受。因此可以说，陈洪绶已找到了一种执运笔法的最佳方式，而这方式正是书法执笔、运笔的“真义”，在这“真义”中，书法的中锋运行、回藏提按以及顿挫绞衄，全都是为畅爽书写且写出美感服务的。

　　市场价格持续走高

　　鉴于陈洪绶惊人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史学地位，其作品历来就被藏家广泛关注。其精品之作大多被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收藏。现存流传的作品较多亦保存较好。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仿赵千里山水》、《玩菊》、《问道图像》、《人物图》、《夔龙补衮图》、《杨升庵簪花图》、《玉堂柱石图》等作品，浙江省博物馆收有《楼月德像》、《笼鹅图》等作品，南京博物院收有《咏梅图》是精品之一，天津艺术博物馆收有《蕉林酌酒图》，上海博物馆藏有《捕蝶图》，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簪花仕女图》，香港收藏家刘均量的虚白斋(收藏室名)藏有《醉吟图》，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有的《对镜仕女图》。国外收藏陈洪绶作品质量最高的要属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藏有《宣文君》、《老子骑牛》、《罗汉》，《林下高士》、《寻幽》等陈洪绶经典作品。

陈洪绶-《松溪品茗》

　　陈洪绶也是较早被艺术品市场关注的古代画家之一。早在1987年，作品就在苏富比拍卖会上出现，他的一幅《工笔花鸟》，当时的成交价为6600美元，1989年的苏富比拍卖，其《童子拜佛》的成交价则是2.31万美元，同年佳士得推出的纸扇《梅花高士》成交价为1.045万美元。其后几年，随着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崛起，陈洪绶的作品也越来越受欢迎，逐渐成为国内各大拍卖会上的一大热点。在2004年中国古代书画市场的成交排行中，陈洪绶的十开册页《花鸟》以2860万元人民币排名第三，《执扇仕女》则以1430万元人民币的落槌价使其位居第九。2005年，陈洪绶的一幅镜心作品《秋林策杖图》以132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上海工美春拍的立轴《写寿图》成交价为869万元;中贸圣佳秋季拍卖中，其立轴《清供图》也以605万元成交。2006年上海敬华秋拍的手卷《炼芝图》330万元的高价成交。而2007年上海崇源拍卖，陈洪绶的《米芾拜石图》则拍得836万元。

瑞士苏黎世瑞特保格博物馆藏 陈洪绶《南生鲁四乐图》1

瑞士苏黎世瑞特保格博物馆藏 陈洪绶《南生鲁四乐图》2 

　　2009年西泠秋拍中《红叶题诗图》拍得705.6万元。在上海天衡秋拍，他的一幅《眷秋图》则拍得3472万元，2010年春拍中，几乎所有的陈洪绶作品的成交价均在400万元之上，成交率也大大提高，市场对之关注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北京保利春拍上，陈洪绶的一幅《出处图手卷》斩获3920万元，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陈洪绶艺术的独有风采和人们对他的持续关注。

 重庆市博物馆藏 陈洪绶《唏发图》

中国文化复兴与社会理想的重大转向

作者：郭小聪　　　 2010-11-01来源 ： 《艺术时代》

        曾师从王瑶，现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文化传播方向研究生组组长，北大诗歌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的文化复兴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只有一字之差，似乎可以相提并论。其实不然。西方的文艺复兴，会让你想到一本精美的大画册，那一时期文化艺术的杰作美不胜收，即使你不了解它们对于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巨大作用，也照样可以欣赏。因为人家早已翻过历史的一页，留下的都是精品。

　　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则一直处于变革的阵痛当中。所以，提起中国的文化复兴，总会让你想到一张大圆桌，旁边围满了方方面面的人物，提出形形色色的看法和意见，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还是文艺论争、思想动态、时局走向，都可以装进文化的这个大篮子里来交换，都与中国的复兴扯得上些关系。这更像是处在争论不休的春秋战国时代，而不是像米开朗基罗那样多少年如一日地蹲在教堂里默默创作他的雕塑，尝试新的理念，不经意间推动了社会进步，成为文艺复兴一代宗师。

　　不过，这也并不奇怪。西方文艺复兴相对比较单纯，它源于一个新兴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时代诉求，他们新的精神理想也开创了文化灿烂的新天地。中国文化复兴则是起自于一个古老民族渴望重新崛起的历史愿望，而且这一历史进程仍在复杂演进之中，所以其现实政治的意味也必然很浓，是一个非常宽泛、模糊不清的概念，甚至与黄仁宇提出的中国“大历史”概念有些相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探讨中国的文化复兴，也是在探讨中国的前进道路;我们为文化复兴献策，也就是为民族强盛立言;圆桌的气氛既像是百家争鸣，也像是指点江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近现代中国在社会理想追求上的重大转向非常值得重视，应当视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最重要的迹象。因为“复兴”的真正含义显然不是要恢复古代的辉煌，而是要激发现代的创造性力量。西方的文艺复兴尚且如此，中国的文化复兴就更是如此，而且它不再借用古人的衣裳和旗帜，甚至试图割断与传统的联系，走上一条与千年历史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一重大转折自1840年开始，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达到高潮。

　　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生活和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其发展之快、变化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不仅令世人惊愕，连中国人自己也惊讶。不管你是持何种看法和评价，这一事实有目共睹。考虑到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变化，而是占世界人口1/5人类的生活巨变，其影响之深远，内力之深沉，其背后的文化动因就不可不深思了。这就像火山爆发，不管是福是祸，当看到岩浆剧烈喷涌时，你都会惊异于其内部力量的神秘和伟大。

　　特别是，面对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持续快速变化，人们不仅要问：一个长期停滞的文明古国为什么能够爆发出惊人活力?而且更要问，为什么这个社会虽然看起来已经被不断的变化拖得溃不成军、踉踉跄跄、略显狼狈，却仍然没有真正停下脚步的意思，整个社会要求刹车的呼声并不强烈。结果，一方面是问题成堆，摁下葫芦浮起瓢，一方面却是人们似乎仍然愿意承受、容纳和尽力消化问题。“北京共识”首倡者乔舒亚即注意到，在2002年中国党代会上，党的领袖在90分钟讲话里用了90次“新”字。而曾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中国农民，每过三年就会完全淘汰他们所用的种子。所以他问，为什么同样的意识形态，面临同样的问题，苏联最后的反应像是一具植物人，而中国则像患上了多动症，他们似乎是在利用创新来减少摩擦损失，因为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那么中国这种独特的适应能力和变革的动因是什么呢?

　　有关中国历史延续性问题，并不是现在才引起人们兴趣的。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独一无二的持久生存能力。他们非常好奇的是，为什么别的国家往往表现为文明的盛衰，一蹶不振，中国文明却表现为朝代的更替，一旦改朝换代，马上衰而又兴，东山再起。譬如东、西罗马分裂就永远地分裂了。而几乎同时，中国在历经几百年分裂后却又在隋唐时代重新统一了，而且更强大、更有活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19世纪的黑格尔时代似乎找到了答案，就是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某种历史活化石，一个没有真正向上演进历史的国家，因为封闭而幸存，因为停滞而永存，一旦遇到外界新鲜空气，就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但今天看来，这个看法失之片面，中国的延续性有时像是死而不僵，有时又像是凤凰涅。四大古国幸存其一，一个民族能够不间断地延续数千年，从土里刨出来的殷商甲骨文汉字现在还在使用，而且是同一群人在用，而不像亚述人的古楔形文字早已成为遗迹，这其间必有道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曾经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他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部分地具有“改革的能力”，能够“通过重新树立其理想”，使这个古老国家生存下来。也就是说，看似守旧的中国文化传统其实有革故鼎新的一面，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这个文化基因，只待合适的时机生根发芽了。

　　我认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确在重新树立其社会理想追求，从而体现出中国式文化复兴的最重要特点。概括来说就是：百年来的中国在其生存和发展模式上已经更换了新的文化发动机，即从那种周而复始的农业社会的圆形封闭轨道，已经转向了“历史直线进展”的开放式的理想追求。这一转变的契机当然就是东西方文明的迎头相撞，以及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

　　千百年来，适应着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华民族本来已经成功发明出一套循环往复的生活模式及静态化的社会理想，这就是年年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讲的最多的也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如果不是外界因素，可以年复一年，千年不变。

　　但是今天，经过千年未有的那场“大变局”，中国社会的一切都变了，一种求新、求变的陌生理想已经深入人心，主导着今天的社会生活。你看今天中国人唱的歌曲，几乎每首歌的末尾都是盼望“明天会更好”、“明天生活比蜜甜”。甚至连小学生写作文，也是按照这种“直线进展”的思维方式去畅想和企盼，这几乎已经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种陈词滥调，但这样的理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诗文中却一点也找不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社会理想追求的确已经历史性地发生变化，不可逆转地从静态转向动态、从循环转向直线，而如今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它合乎逻辑的演进，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某种重大体现。

　　中国社会理想追求这一重大转向的实质，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学术性的语言来阐释就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问题就在于从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国家。”不如此，传统农业社会的单纯结构就无力应付现代世界的复杂生活，就不能摆脱落后屈辱地位。和平时期不能支持大规模现代工业的建设，战争期间不能全方位高效动员来支撑战时体制。也就是说，要救亡图存，就得求新，求别，跟上时代潮流。

　　但从静到动、从循环到直线，社会理想追求的这一重大转向对古老的中国来说是多么艰难，需要决绝的精神，这就见出了闻一多的意义。闻一多与屈原的行为、气质相近，为什么他们代表两个时代呢?就因为屈原殉的是士大夫阶层的传统理想，而闻一多殉的则是“明天会更好”的陌生理想，是求新、求变的新的时代要求。所以，当闻一多1944年看到国家领袖蒋介石出版的新书《中国的命运》了无新意，甚至还想用儒家那一套进行统治时，他就大惊，大怒，最后拍案而起，以死相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闻一多是第一个以献身激情把民族进步的要求变成一种非凡的使命、为民族生存提供新的精神资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然，这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倾向于断绝传统，甚至提出“全盘西化”主张，但实际上，这是因为危机太深重了，应战太艰难了，因而需要壮士断腕般的魄力和意志，实际上仍然与精神传统的血脉相连。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佩霞就关注过这一问题，她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人在每一时代都运用了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去确定目标，回应挑战，保卫自己，增强力量。因为一代人的行为对下一代人继承的资源将会产生影响，所以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变化又是与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确信无疑”。费正清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认为，中国的传统儒生与现代儒生是有一脉相承之处的，即“中国的优秀分子一代接一代地努力应付从帝国时代晚期继承下来的国内问题，回答工业化的西方提出的历史悠久的挑战，这种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理想追求的重大转向并非是中国文明的瓦解，“全盘西化”的实现，而是挑战与应战的历史结果。危机越严重，转向越彻底，变化也越惊人。

　　今天，中国社会唯一不变的现象可以说就是不断变化本身，中国人似乎已经颇能适应这种变化的过山车式的节奏，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少见的。中国文化复兴所催生的这种曾经长久沉睡的力量如此巨大一点也不奇怪。考虑到中国的独特精神特质，诸如不重彼岸世界，看重实用理性精神，有愚公移山式的吃苦耐劳精神等，一旦注入新的理想动力，它所释放的能量就将不同凡响。1896年发表的一篇美国记者的文章非常有预见性，他指出：“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中国工业竞争的危险程度，是其他任何一国都不可比拟的??有人对此表示某些怀疑。难道2000年的中国佬不会跟我们今天熟悉的中国佬一模一样吗?”但是，这位美国人的回答正是基于中国人的文化特性上的：“我们并不是通过古代文献来评价现代的中国，而是通过她现在的生活。了解中国的人也知道，中国人的保守思想并未延伸到那些有关贸易、工业、商业或投机买卖的活动领域。它只是在信仰、伦理和风俗方面具有保守思想，与商业毫不相干。”也就是说，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现世生活热情和能量，一旦再认可了西方人的直线式理想追求，也想在这条跑道上比试一下的话，就将搅动世界。

　　仿佛是作为注解，前两年有一部名为《输家赢家》的德国纪录片在海外到处获奖，就是因为它难得地把镜头切入到去德国鲁尔区拆运一座破产的现代化焦化厂的四百名中国工人当中。德国女导演是当地人，对德国工人的失落感感同身受，也对中国人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所以以第一手资料展现了中国人古老的生存动力和乐天派精神。中国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每个月挣400欧元，干着德国工人给4000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德国人以为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国工人一年半就完成了。他们把每一点钱攒下来的理想和坚忍，只是为了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下辈子别再做工人。他们中每个月有7人会喜滋滋地被选为“最佳工人”，戴上大红花照像，当然也只有这种奖励，但他们乐观、满足、任劳任怨，也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的发展速度究竟为何而来，引起西方人的震惊。

　　我并不想无条件地赞扬这一新的社会理想追求给中国带来的崭新面貌，因为这一转变过程本身充满了太多的痛苦，也是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巨大撕裂，但又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我在此只想指出：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迎接一个个接踵而至的陌生挑战，它是有潜力、有智慧能够把不同时代的经验教训不断变成新的传统，甚至在最危机时刻，壮士断腕，决然转向的。如果看不清这一点，就很难深入探讨中国今天的文化复兴问题。

　　当然，地球只有一个，而且越来越像一个不大的村庄，如果人类都无限制地求新、求变，想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获取更多的东西，那么地球如何负担?环境保护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又怎样协调?这的确是一个新的问题。但应强调的是，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人类的问题。它原本由西方历史文化中催生出来，现在则需要由全体地球人一起来解决，转变既往的生活方式和理想诉求，共同构建一个真正文明与和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