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泽东“告御状”的小学教师
30多年前,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中华大地顿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全国当时有1700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今天的老知青,一定还记得福建省有个小学教师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和生活轨迹,这位写信人就是当年向毛泽东“告御状”而红极一时的人物――李庆霖。
心系知青“告御状” 领袖复信天下扬
李庆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上山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境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在信中写道: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
……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可是,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个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
……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毛泽东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回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舆论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李庆霖的信暴露阴暗面,却受到毛主席的鼓励,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他在信中鞭挞所及,多为本地权要,这些人“走后门”的劣迹一旦上报中央,昭然于天下,自然对仕途不利,所以这些当官的坐立不安了。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莆田县委信访办某负责人找到李庆霖的儿子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一些地方掌握实权的干部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组织没有感情。”但是,这些地方官吏的怨言和责难以及小动作,在当时也只是“蚍蜉撼大树”,因为有毛泽东复信为依托,往日忍辱含垢的李庆霖现在腰板硬得很。中共莆田地委专门组织了20名干部分赴下属四个县调查证实,后来发现知青安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说的还要严重。
就在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专门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印发全国。
小学教师成红人 好景不长入监狱
李庆霖的壮举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
报 告
莆田县革命委员会:
我原是我县前黄石区惠洋小学的教导主任。不久,改调到前忠门区前坑小学。职务不变。因所教出来的应届高小毕业生,竟没有一个考上公立初中,全都录取在农业中学里。我被前莆田县教育局拔了“白旗”,受到降职降薪处分。
由于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对处分极其不服气,曾多次向上级领导提出过申诉。今蒙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政治组莆革政字(73)第041号决定,给我平反。这样,这个整整十五个年头(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三年)的冤案,一旦昭雪鸣平,真叫人高兴万分!我认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我要又一次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十五年来,我受到错误处分后的政治上和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失都是相当巨大的。结合当前我家庭的实际困难处境,我恳切要求上级领导在给我平反后能给我以适当的经济困难补助。是否有当,敬请批示。
谨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李庆霖
昔日一介平民的李庆霖,此时大红大紫,李庆霖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变化。
李庆霖因毛泽东的复信而名扬天下,因告“御状”之举,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反潮流英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变幻莫测的险涛浊浪中,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小人物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困难的。小学教员李庆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见识和城府,他只不过是风云诡异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
他“发迹”伊始,即被地方上的极“左”势力大肆吹捧,认为他与中央首长(江青当时接见过李庆霖)声息相通,有很大社会影响,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大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炫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党内“走资派”、“投降派”的狂潮中,他到处表态、作报告,成了红得发紫的人,这样便为他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笔。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视为“小爬虫”在当年11月份被隔离审查,关押在荔城原二十八军军部。
1979年底,在离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的福建省劳改总队祟安县支队农场里,来了一位年近5旬的犯人,与周围那些蓬头垢面的刑事犯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犯人们很快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犯人,就是几年前名扬全国向毛主席告“御状”的李庆霖,于是都很敬重他。管教人员让他干些烧开水、办大批判专栏的轻活。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祟安劳改农场服刑,纷纷买了水果、糕点,走了十几里山路专程去劳改支队探望他,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的一片真诚感动了劳改监管人员,他们便让李庆霖来见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这些不同年龄、职业的老知青像亲人般围住他,一一说起当年因为李庆霖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晚年孤独又清贫 心中有怨却无悔
李庆霖回到阔别17年的莆田县居仁巷15号老屋后,他和老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莆田县委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县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两位老人靠着这点钱勉强度日。
在李庆霖的陋室里,只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一张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当年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的。现在这张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号。在劳改期间,他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张秀珍因严重的肺气肿去世。老伴因他的牵连受了不少罪,他入狱不久她也被开除公职,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后来虽然停止了对她的“监督改造”,但一直没有恢复其公职。现在撒手西去,令李庆霖悲痛不已。莆田不少老百姓自发为李庆霖捐款,达万元之多,使得他还清了医药费欠账,并为老伴发丧。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的千百万老知青没有忘记他。在广大知青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广大知青们在寻找他,关注他的命运。当李庆霖还在武夷山下劳改时,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收进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告状信。1991年后,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知青文化热潮,一篇篇知青生活纪实文学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的调研理论文章纷纷问世。不少人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李庆霖当年给毛主席上书之壮举,认为这封信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般的事件,使中央高层即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许多互不相识的人都在关注这个命途多舛的老人的近况,纷纷给他写信问候,寄钱给他治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当年的老知青,有作家、记者、虔诚的基督徒;信和钱多半是寄到莆田市信访局转交的。1998年2月,老知青作家卢荻专程去莆田采访李庆霖3天,写出报告文学《李庆霖――一个改变知青命运的小人物》,曾一度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卢荻在莆田采访期间,以一个老知青的真情实意打开了李庆霖尘封多年的情感大门,李庆霖当时心血来潮还挥毫赠送卢荻两帧墨宝,其中一帧就是坦陈拳拳赤子心迹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李庆霖共有3个儿女,大儿子在当地镇政府机关工作,二儿子在某中学教书,一个女儿在福建省体工队工作,均已成家立业。子女们为他添了两个孙女和一个外孙,给李家带来了温馨。近几年,经常有些媒体记者欲登门采访,大多被他婉言谢绝。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给毛主席写告状信。他说:“不后悔,毛主席要求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当年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夸大。至于我个人,一生坦诚,问心无愧,功过任由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