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周刊--【阅读重点】邵飘萍 幸还是不幸？--南方报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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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重点】邵飘萍 幸还是不幸？
2006-11-06 09:20:09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
(特约书评人)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借助当时最有影响的那些报纸公诸阳光之下。他的通讯、时评因此成为一个可憎时代的有力见证，他本人因此屡遭迫害。
那是一个不稳定的乱世，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但是包括邵飘萍在内的许多人还可以在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坚持找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寻自由、实践自由的快乐，在风险莫测的时局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生抉择，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意义。
在邵飘萍殉难80年后，一部砖头般的大书《乱世飘萍》悄然问世，大概是对这位生于乱世、死于乱世的一代报人最好的纪念。80年的时光不算短，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仍记得邵飘萍惨遭杀戮的那个日子，记得他从容赴死的一幕，当然更忘不了他在报业史上四射的光华。同时代的报人胡政之在他遇难第五天曾写下一篇《哀飘萍》，对这位文采斐然、才气焕发、具有采访天才的新闻同业充满悲伤，认为这是民国以来新闻界空前的惨事。那一年，邵飘萍只有四十岁，正处在新闻事业的巅峰状态，他手创的《京报》巍然屹立，已是北方舆论的重镇，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各界读者的喜爱，当然也受到强势集团的侧目。转眼80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回望新闻史上永远伤痛的天桥时，仍然会有强烈的在场感，仿佛邵飘萍一直没有离开，一直在我们的身边，邵飘萍赴义的那个清晨仿佛与我们近在咫尺。对他而言，这是幸还是不幸？
新闻天才的不幸
从杭州《汉民日报》到《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再到独立创办《京报》，他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是新闻的全才，对采访更是有无与伦比的天才，这一点只有黄远生可以和他相提并论，连报业巨人胡政之、张季鸾都自叹不如。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借助当时最有影响的那些报纸公诸阳光之下。他的通讯、时评因此成为一个可憎时代的有力见证，他本人因此屡遭迫害。先是民国初年，他在杭州，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当地的权贵，他曾站在被告席上，又因批评袁世凯而被捕，他在狱中过了9个多月，获释后只能东渡日本避祸，时在1913年。1919年“五四”浪潮过后不久，因为公开批评当权的“安福系”，他遭到通缉，创办不足一年的《京报》第一次被查封，被迫再次亡命日本(一年后因政局变化才得以复刊)。等到“三·一八惨案”后，奉系张作霖兵临北京城下，他面临的是难以回避的血光之灾，几路军阀已合谋将他——这个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送上刑场。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但他并不后悔，他就义时是面含笑容的。这一天的来临对他也许并不突然，在此之前，他拒绝过张作霖的30万元支票，更早的时候，他还拒绝过袁世凯10万大洋的收买。他的夫人祝文秀回忆，当时曾劝他不要在《京报》过多地得罪张作霖的势力，以免遭到不测。他坦然回答:“张作霖的那些倒行逆施，我不讲，没人敢谈；就是枪毙我，我也要讲！”
不久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女记者法拉奇去世，国内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消息，有些新闻从业者不约而同地谈到法拉奇之所以受到尊敬，关键在于她作为记者的独立性，这是值得中国同业学习的。其实，这种独立性在我们本国的新闻传统中照样存在，黄远生、邵飘萍等人的采访报道就是有力的证明，他们留下的文字几乎可以当做信史来看。追根究底，就在于他们坚持了新闻的独立性，而没有依附于当时的不同势力和利益，他们的不幸下场都是因为不愿向强权屈服，都是因为忠实地守护了新闻记者、报人的独立选择。新闻自由还没有制度性保障的年头，他们的选择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这不仅是他们的不幸。
那一代报人的有幸
邵飘萍有幸生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那是一个王纲解纽、天下未重新定于一的乱世，延续了几千年的集权专制解体了，辛亥革命将皇帝从紫禁城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破土而出，古老社会暂时获得了自我解放，有了在夹缝中喘一口气的机会，大学、报纸、书局这些近代的新生事物第一次有了伸展翅膀的空间。从辛亥到“五四”、再到“五卅”、“三·一八惨案”，他有幸遇到了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有滚烫的理想、有青年的热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对普世文明的真诚向往……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才有可能登上新闻的大舞台，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并最终赤手空拳办起自己的报纸，并影响了一个时代。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个不稳定的乱世，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但是包括邵飘萍在内的许多人还可以在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坚持找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寻自由、实践自由的快乐，在风险莫测的时局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生抉择，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意义。换句话说，即使有性命之忧、有流血的危险，但他们还可以努力、可以奋斗，可以把自己生命的活力全部发挥出来。
邵飘萍有幸生在那个时代，“人味儿”尚存，当他殉难，北京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风声鹤唳，他的家属、新闻界的同行都不敢出面为他收尸、下葬，挺身而出的是几个戏曲界的朋友，昆曲名角韩世昌拿出大洋两百元，拜托师傅侯瑞春出面为飘萍收尸，被誉为“义伶”。京剧名角马连良也亲自出面，参与其事。现在保存下来的邵飘萍殉难后的照片，那些带着弹孔的面容，就是马连良亲手拍下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京剧大师义薄云天、手葬一代报人邵飘萍的故事不仅值得报业史永久记诵，而且也应该载入戏曲史。还有一个小说家陈慎言写了三十万字的《断送京华记》，在自己办的《中华新报》上连载，抨击军阀暴行，被张作霖下狱，关了三个月，侥幸获救。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真实风貌，嗜血、杀戮、赤裸裸的暴力决胜负游戏尽管走马灯一般上演，但是在民间社会，在这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地上，毕竟还有温情、有义气、有人味儿，这是军阀的枪弹夺不去的，是贪婪、狡诈的官僚政客们毁不了的。这也是邵飘萍的有幸，所以我们看到，在他身后，虽然北京新闻界被卡住了喉管，在上海、在其他城市，他的朋友、同学、同行包括胡政之、张季鸾、陈布雷等人都发表了沉痛的纪念文字，社会各界、各团体谴责军阀杀人的宣言、电文、通告也都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如《申报》、《商报》、《民国日报》、《国闻周报》等等。即使在北京，当年《清华周刊》也刊登了纪念他的文章。当时，张学良面对北京新闻界代表为邵飘萍的求情，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还说了一句话，“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
在大背景下解读
《乱世飘萍》不是第一本邵飘萍传，但这不是一本简单的人物传记，作者将邵飘萍放在整个近代中国和新闻史的大背景下，而不是将传主孤零零地拔出来，这是一个特点。历史人物都是他生活的时代的产物，幸与不幸都离不开那个时代。对于传记这不失为一种好的处理，虽然我不太同意作者对一些历史背景的判断，比如关于“三·一八惨案”的定性，比如对其他一些历史事件的解释等。邵飘萍不是完人，不是没有缺点的，他有才子的潇洒，有讲排场、讲究享受的一面，生活消费水准很高，为了维持《京报》和他自己的开销，他也接受过包括北洋政府、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津贴、赠款，他没有因为收了钱就改变自己的主张，这是军阀对他恼羞成怒的原由之一。《乱世飘萍》澄清了当年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流言，为他做了一些辩护，但也没有回避他的“私领域”，他的一些缺点。不过，我们不会忘记鲁迅的那句断语，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遮没不了邵飘萍作为新闻界战士的光彩。他一生虽短，15年的新闻生涯也并不漫长，但他生逢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经历了大时代的起伏烟云，他终身没有离开新闻事业，咬定青山不放松，最后以身殉报，在近代中国他树立了一个新闻报国的榜样。我个人更看重邵飘萍这个特有的个体生命的活力，他在新闻事业中屡仆屡起、披荆斩棘的那股子劲，他在纷乱时局中长袖善舞、得心应手的那种洒脱和豪迈，本书提供的细节还是太少了些。
作者访谈
还原一个现场感的邵飘萍
散木，原名郭汾阳，邵飘萍外孙，浙江大学教授，研究邵飘萍二十多年。
南方都市报: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关于邵飘萍的传记和研究文章。相比这些相同题材的书，你觉得《乱世飘萍》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散木:首先就是材料的丰富性，我想这本书的资讯之密集是大大超过以往图书的。我做邵飘萍的研究二十多年，自认收集相关的史料和图书也是最多的一个。在书中我用了大量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全新的。另外，以前研究邵飘萍多是党史部门的工作，多出于宣传，将邵抬得很高。我的原则是尽量客观，希望贡献一个真实的，有现场感的邵飘萍。
南方都市报:你是邵飘萍的外孙，在收集材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便利？
散木:那是肯定的。我父亲(注:郭根，邵飘萍的女婿)在“文革”时期就写邵飘萍的传记。当时汤修慧(注:邵飘萍夫人)住在北京京报馆，一只眼睛瞎了，身体也不好，主要是依靠我父亲来写成《一代报人邵飘萍》。这本书是后来研究邵飘萍几乎必用的一本书。父亲写作那时候我就开始帮着父亲抄写资料，每年暑假都是在京报馆度过的。可以说，资料的积累从20年前就开始了。除了继承父亲留下的材料外，我自己这些年也收集了各种各样的书和材料，应该是国内最全的。
说句大话，我想这本书出来以后，可能几年内没人敢再写邵飘萍了。因为从史料的占有上讲这本书已经穷尽了现有的资料，除非有新的历史档案出现。
南方都市报:但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作为邵飘萍的外孙来写他的传记，很容易让人想到，书中难免会对他有所美化或隐丑。
散木:对，我是一个历史研究者，我知道这一点是很避讳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我特别注意写作的方式。我在书中罗列大量的材料，基本上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处”。而且我也没有“为尊者讳”，比如有关他的最大问题金钱的问题，他个人生活方面比较风流等等，这些我都使用了很多史料，没有隐讳。不过我有一个基本观点是，金钱问题是那个时代的新闻体制性的问题，当时的军阀都公开给资金支持。报馆没有多少广告收入，大家都是这样干的。当时骂他的人其实和他也是一样，彼此彼此。
南方都市报:那你掌握了这么多史料之后，邵飘萍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散木:一个有血有肉、会享受人生的人；一个主持正义和公道的人，追求新闻自由的人。他为人非常聪明，但最后也是太聪明伤害了他。
南方都市报:《乱世飘萍》和普通人物传记不太一样，里面有太多史料，而没有故事化的描述。这样阅读起来并不是很轻松。
散木:对，我最不喜欢一些传记，充满了传主的对话、动作细节。你想那些细节作者都从哪里得知？很多传记大都是编一段，再加一段史料。我是研究历史的，不是文学家，我希望客观性和真实性是第一位的，为此我不惜牺牲可读性。我想这本书也不是什么休闲娱乐的书，它主要是给那些研究历史和从事新闻的人看的。
南方都市报:从书的内容上来看，这本书不仅是写邵飘萍这个人，还写到很多同时代的新闻人。
散木:对，我的胃口比较大。通过邵飘萍一个人，我还想反映整个近代新闻史，甚至反映一个时代。呈现那一批新闻人的群相，他们都是邵飘萍的同事或有关系的人，从他们身上可以思考当时的新闻制度，新闻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我还想还原一部近代史。传统上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就是脸谱化的“武夫当国”，混乱而充满杀伐。其实那正是一个中国出现现代化曙光的时期。我在书中使用了很多最新的档案，比如前苏联解体后解密的一些档案。
南方都市报:整本书使用这么多史料，查阅资料和写作的过程应该很辛苦。
散木:写作我花了一年时间，过程可谓甘苦自知。为写这本书，我居然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因为对着电脑伏案工作时间太长了。浙江大学有个旧报纸库房在顶楼，积满灰尘，每天就是我一个人在里面翻报纸。书里的字都是一个一个扒出来的。最后70万字出来，没有出版社敢接，只好分成两本来出版。《乱世飘萍》的出版恰逢记者节，这倒是特别有意义的事。
本报记者 田志凌
2006-11-06 09:20:09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
(特约书评人)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借助当时最有影响的那些报纸公诸阳光之下。他的通讯、时评因此成为一个可憎时代的有力见证，他本人因此屡遭迫害。
那是一个不稳定的乱世，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但是包括邵飘萍在内的许多人还可以在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坚持找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寻自由、实践自由的快乐，在风险莫测的时局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生抉择，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意义。
在邵飘萍殉难80年后，一部砖头般的大书《乱世飘萍》悄然问世，大概是对这位生于乱世、死于乱世的一代报人最好的纪念。80年的时光不算短，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仍记得邵飘萍惨遭杀戮的那个日子，记得他从容赴死的一幕，当然更忘不了他在报业史上四射的光华。同时代的报人胡政之在他遇难第五天曾写下一篇《哀飘萍》，对这位文采斐然、才气焕发、具有采访天才的新闻同业充满悲伤，认为这是民国以来新闻界空前的惨事。那一年，邵飘萍只有四十岁，正处在新闻事业的巅峰状态，他手创的《京报》巍然屹立，已是北方舆论的重镇，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各界读者的喜爱，当然也受到强势集团的侧目。转眼80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回望新闻史上永远伤痛的天桥时，仍然会有强烈的在场感，仿佛邵飘萍一直没有离开，一直在我们的身边，邵飘萍赴义的那个清晨仿佛与我们近在咫尺。对他而言，这是幸还是不幸？
新闻天才的不幸
从杭州《汉民日报》到《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再到独立创办《京报》，他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是新闻的全才，对采访更是有无与伦比的天才，这一点只有黄远生可以和他相提并论，连报业巨人胡政之、张季鸾都自叹不如。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借助当时最有影响的那些报纸公诸阳光之下。他的通讯、时评因此成为一个可憎时代的有力见证，他本人因此屡遭迫害。先是民国初年，他在杭州，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当地的权贵，他曾站在被告席上，又因批评袁世凯而被捕，他在狱中过了9个多月，获释后只能东渡日本避祸，时在1913年。1919年“五四”浪潮过后不久，因为公开批评当权的“安福系”，他遭到通缉，创办不足一年的《京报》第一次被查封，被迫再次亡命日本(一年后因政局变化才得以复刊)。等到“三·一八惨案”后，奉系张作霖兵临北京城下，他面临的是难以回避的血光之灾，几路军阀已合谋将他——这个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送上刑场。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但他并不后悔，他就义时是面含笑容的。这一天的来临对他也许并不突然，在此之前，他拒绝过张作霖的30万元支票，更早的时候，他还拒绝过袁世凯10万大洋的收买。他的夫人祝文秀回忆，当时曾劝他不要在《京报》过多地得罪张作霖的势力，以免遭到不测。他坦然回答:“张作霖的那些倒行逆施，我不讲，没人敢谈；就是枪毙我，我也要讲！”
不久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女记者法拉奇去世，国内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消息，有些新闻从业者不约而同地谈到法拉奇之所以受到尊敬，关键在于她作为记者的独立性，这是值得中国同业学习的。其实，这种独立性在我们本国的新闻传统中照样存在，黄远生、邵飘萍等人的采访报道就是有力的证明，他们留下的文字几乎可以当做信史来看。追根究底，就在于他们坚持了新闻的独立性，而没有依附于当时的不同势力和利益，他们的不幸下场都是因为不愿向强权屈服，都是因为忠实地守护了新闻记者、报人的独立选择。新闻自由还没有制度性保障的年头，他们的选择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这不仅是他们的不幸。
那一代报人的有幸
邵飘萍有幸生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那是一个王纲解纽、天下未重新定于一的乱世，延续了几千年的集权专制解体了，辛亥革命将皇帝从紫禁城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破土而出，古老社会暂时获得了自我解放，有了在夹缝中喘一口气的机会，大学、报纸、书局这些近代的新生事物第一次有了伸展翅膀的空间。从辛亥到“五四”、再到“五卅”、“三·一八惨案”，他有幸遇到了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有滚烫的理想、有青年的热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对普世文明的真诚向往……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才有可能登上新闻的大舞台，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并最终赤手空拳办起自己的报纸，并影响了一个时代。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个不稳定的乱世，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但是包括邵飘萍在内的许多人还可以在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坚持找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寻自由、实践自由的快乐，在风险莫测的时局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生抉择，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意义。换句话说，即使有性命之忧、有流血的危险，但他们还可以努力、可以奋斗，可以把自己生命的活力全部发挥出来。
邵飘萍有幸生在那个时代，“人味儿”尚存，当他殉难，北京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风声鹤唳，他的家属、新闻界的同行都不敢出面为他收尸、下葬，挺身而出的是几个戏曲界的朋友，昆曲名角韩世昌拿出大洋两百元，拜托师傅侯瑞春出面为飘萍收尸，被誉为“义伶”。京剧名角马连良也亲自出面，参与其事。现在保存下来的邵飘萍殉难后的照片，那些带着弹孔的面容，就是马连良亲手拍下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京剧大师义薄云天、手葬一代报人邵飘萍的故事不仅值得报业史永久记诵，而且也应该载入戏曲史。还有一个小说家陈慎言写了三十万字的《断送京华记》，在自己办的《中华新报》上连载，抨击军阀暴行，被张作霖下狱，关了三个月，侥幸获救。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真实风貌，嗜血、杀戮、赤裸裸的暴力决胜负游戏尽管走马灯一般上演，但是在民间社会，在这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地上，毕竟还有温情、有义气、有人味儿，这是军阀的枪弹夺不去的，是贪婪、狡诈的官僚政客们毁不了的。这也是邵飘萍的有幸，所以我们看到，在他身后，虽然北京新闻界被卡住了喉管，在上海、在其他城市，他的朋友、同学、同行包括胡政之、张季鸾、陈布雷等人都发表了沉痛的纪念文字，社会各界、各团体谴责军阀杀人的宣言、电文、通告也都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如《申报》、《商报》、《民国日报》、《国闻周报》等等。即使在北京，当年《清华周刊》也刊登了纪念他的文章。当时，张学良面对北京新闻界代表为邵飘萍的求情，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还说了一句话，“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
在大背景下解读
《乱世飘萍》不是第一本邵飘萍传，但这不是一本简单的人物传记，作者将邵飘萍放在整个近代中国和新闻史的大背景下，而不是将传主孤零零地拔出来，这是一个特点。历史人物都是他生活的时代的产物，幸与不幸都离不开那个时代。对于传记这不失为一种好的处理，虽然我不太同意作者对一些历史背景的判断，比如关于“三·一八惨案”的定性，比如对其他一些历史事件的解释等。邵飘萍不是完人，不是没有缺点的，他有才子的潇洒，有讲排场、讲究享受的一面，生活消费水准很高，为了维持《京报》和他自己的开销，他也接受过包括北洋政府、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津贴、赠款，他没有因为收了钱就改变自己的主张，这是军阀对他恼羞成怒的原由之一。《乱世飘萍》澄清了当年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流言，为他做了一些辩护，但也没有回避他的“私领域”，他的一些缺点。不过，我们不会忘记鲁迅的那句断语，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遮没不了邵飘萍作为新闻界战士的光彩。他一生虽短，15年的新闻生涯也并不漫长，但他生逢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经历了大时代的起伏烟云，他终身没有离开新闻事业，咬定青山不放松，最后以身殉报，在近代中国他树立了一个新闻报国的榜样。我个人更看重邵飘萍这个特有的个体生命的活力，他在新闻事业中屡仆屡起、披荆斩棘的那股子劲，他在纷乱时局中长袖善舞、得心应手的那种洒脱和豪迈，本书提供的细节还是太少了些。
作者访谈
还原一个现场感的邵飘萍
散木，原名郭汾阳，邵飘萍外孙，浙江大学教授，研究邵飘萍二十多年。
南方都市报: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关于邵飘萍的传记和研究文章。相比这些相同题材的书，你觉得《乱世飘萍》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散木:首先就是材料的丰富性，我想这本书的资讯之密集是大大超过以往图书的。我做邵飘萍的研究二十多年，自认收集相关的史料和图书也是最多的一个。在书中我用了大量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全新的。另外，以前研究邵飘萍多是党史部门的工作，多出于宣传，将邵抬得很高。我的原则是尽量客观，希望贡献一个真实的，有现场感的邵飘萍。
南方都市报:你是邵飘萍的外孙，在收集材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便利？
散木:那是肯定的。我父亲(注:郭根，邵飘萍的女婿)在“文革”时期就写邵飘萍的传记。当时汤修慧(注:邵飘萍夫人)住在北京京报馆，一只眼睛瞎了，身体也不好，主要是依靠我父亲来写成《一代报人邵飘萍》。这本书是后来研究邵飘萍几乎必用的一本书。父亲写作那时候我就开始帮着父亲抄写资料，每年暑假都是在京报馆度过的。可以说，资料的积累从20年前就开始了。除了继承父亲留下的材料外，我自己这些年也收集了各种各样的书和材料，应该是国内最全的。
说句大话，我想这本书出来以后，可能几年内没人敢再写邵飘萍了。因为从史料的占有上讲这本书已经穷尽了现有的资料，除非有新的历史档案出现。
南方都市报:但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作为邵飘萍的外孙来写他的传记，很容易让人想到，书中难免会对他有所美化或隐丑。
散木:对，我是一个历史研究者，我知道这一点是很避讳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我特别注意写作的方式。我在书中罗列大量的材料，基本上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处”。而且我也没有“为尊者讳”，比如有关他的最大问题金钱的问题，他个人生活方面比较风流等等，这些我都使用了很多史料，没有隐讳。不过我有一个基本观点是，金钱问题是那个时代的新闻体制性的问题，当时的军阀都公开给资金支持。报馆没有多少广告收入，大家都是这样干的。当时骂他的人其实和他也是一样，彼此彼此。
南方都市报:那你掌握了这么多史料之后，邵飘萍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散木:一个有血有肉、会享受人生的人；一个主持正义和公道的人，追求新闻自由的人。他为人非常聪明，但最后也是太聪明伤害了他。
南方都市报:《乱世飘萍》和普通人物传记不太一样，里面有太多史料，而没有故事化的描述。这样阅读起来并不是很轻松。
散木:对，我最不喜欢一些传记，充满了传主的对话、动作细节。你想那些细节作者都从哪里得知？很多传记大都是编一段，再加一段史料。我是研究历史的，不是文学家，我希望客观性和真实性是第一位的，为此我不惜牺牲可读性。我想这本书也不是什么休闲娱乐的书，它主要是给那些研究历史和从事新闻的人看的。
南方都市报:从书的内容上来看，这本书不仅是写邵飘萍这个人，还写到很多同时代的新闻人。
散木:对，我的胃口比较大。通过邵飘萍一个人，我还想反映整个近代新闻史，甚至反映一个时代。呈现那一批新闻人的群相，他们都是邵飘萍的同事或有关系的人，从他们身上可以思考当时的新闻制度，新闻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我还想还原一部近代史。传统上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就是脸谱化的“武夫当国”，混乱而充满杀伐。其实那正是一个中国出现现代化曙光的时期。我在书中使用了很多最新的档案，比如前苏联解体后解密的一些档案。
南方都市报:整本书使用这么多史料，查阅资料和写作的过程应该很辛苦。
散木:写作我花了一年时间，过程可谓甘苦自知。为写这本书，我居然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因为对着电脑伏案工作时间太长了。浙江大学有个旧报纸库房在顶楼，积满灰尘，每天就是我一个人在里面翻报纸。书里的字都是一个一个扒出来的。最后70万字出来，没有出版社敢接，只好分成两本来出版。《乱世飘萍》的出版恰逢记者节，这倒是特别有意义的事。
本报记者 田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