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5教授联名上书修改拆迁条例，已过一年。人们面对的现实是，新的拆迁条例遥遥无期，而强拆的闹剧、悲剧却不断上演，不断花样翻新。一度很乐观的教授们，现在也只能“苦笑不已”。

　　回想当年，上书行动曾得到积极回应。建议书发出刚一个星期，上书者之一王锡锌就接到了国务院法制办的电话邀请，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邀请5名教授参加一场在国务院举行的座谈会，研讨“拆迁管理条例”。王锡锌还曾在之前通过私人渠道了解到，国务院法制办对“拆迁管理条例”“比较重视”。 然而，一年研讨、重视下来，条例还是那个条例，问题还是那些问题，悲剧还是同样的悲剧。

　　有个变化却是明显的：对拆迁条例修旧颁新曾经积极回应的相关部门进入冷处理状态，曾经热情推动的相关官员现已踟蹰不前。前不久，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举行了一次“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结果现场发现，之前答应要出席的政府官员，竟然一个也没来。而陷入困惑的上书教授们得到主事部门的回答大同小异：阻力太大、情况复杂。

　　对这样的回答，教授们心中有数：拆迁条例的修订之所以陷入僵局，困难主要来自“地方的阻力”。这是因为，城市化和旧城改造均能对GDP实现便捷的拉动，拆迁中的巨额土地出让金，早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这种判断成立，作为普通公民的思维恐怕会堕入更大的困惑之中：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又将置于何种境地？

　　所谓“地方的阻力”，不过是源于地方官员的阻力。不受宪法制约的拆迁，或者说依据违宪法规的拆迁，让他们获得加速积累政绩的畅快与甜头，迷恋旧条例、抵制新条例，也就在所必然。尽管这样的拆迁往往冠以“公益”“发展”“大局”的名义，但都改变不了官员利益侵犯公民利益的实质。既然如此，宪法就应及时显示出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威与力量，这种权威与力量应该是不可抗拒的，怎么就出现阻力大于宪法之力的怪事情？

　　拆迁矛盾的关键是利益平衡，而实现平衡的基础只能是法治而不是人治，更不是以官员意志为转移。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开征求意见之后，相比于民间的正面反馈，许多地方官员表达了相反的观点。有的认为新条例偏向个人的利益却“忽视集体的利益”，是“法治的进步，社会的退步”。更有地方官员坚持强拆有理，直言“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些似是而非的“新思维”，说穿了，就是只要官员的进步，不要法治的进步；就是为求官员的利益，不惜牺牲公民的合法权益。

　　“法治的进步，社会的退步”，绝对是一个悖论。可以预见的是，在对拆迁条例有针对性的修订之后，以新条例代替旧条例，减少矛盾，化解风险，避免悲剧，如此“法治的进步”，同时也必然是社会的进步，除非将官员政绩与社会文明划等号，“社会的退步”从何谈起？

　　不管是教授上书还是社会现实都告诉我们，依据不当法规而进行的拆迁，容易滋生矛盾，侵害民权，酿造悲剧。也许阻力确实很大，情况确实很复杂，增删哪些条款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但这都不能成为中止修订拆迁条例的理由。适时立法与修法是实现宪政的必然要求，更是国家与人民意志的体现，如果有阻力就屈服、就止步，那就是比强拆泛滥本身更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