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文明论批判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2 20:31:17
时间：2010年9月5日上午
地点：深圳市少儿图书馆多功能厅
主讲人：秋风 (独立学者)
主持人：张鹏(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部首席编辑)
秋风：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跟城市化有关的，我对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过程有一个反思。我最初提交的题目，我甚至用了“批判”这个词，后来我想既然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就不应该太过直白的批判，还是做一个理性的反思可能更好一些。
生活在深圳，我们的感受可能是最直接的，就是当代中国也许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城市化运动，前一阵统计局公布说中国有一半的人口都生活在城镇。从某个角度来说，它当然是一个奇迹，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也许这个奇迹的背后其实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我知道统计局的这个数字公布之后，应该说在财经领域非常权威的陈新文(谐音)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中国城市化的数字被大大的高估了，我想在深圳的朋友对这一点有最深切的体会。当你说深圳有1200万人口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一小半人口享有这个户籍，他们才算真正的深圳市民，而大多数的人口其实根本不是深圳的市民，他们的权利是部分的被限制，甚至是被剥夺了，他们在这个地方不能够享有公民的很多权利，同样他们的福利也是被忽略的。我想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实际上就显示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其实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我今天的报告也是想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反思。但是我的讨论不会只局限于城市本身，我还想引入一个城乡关系的角度，然后从文明的视野来看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以及这样的城市化思路内在具有的严重缺陷。
我首先会讨论现在城市化究竟有什么问题。当然问题有很多，我想对它有一个最抽象的概括，我们现在的城市化它是一个单一中心的城市化模式。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化过程有一个中心，不管是在哪一个层面上，它都有一个中心，比如说我们听到有关的领导人，或者是专家在谈论城市化的时候，他们都会经常谈一个词——“中心城市”，而且特别热衷于谈这样的城市建设，如何带动其他周边的城市发展。因为有这么一个思路，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当代的城市结构，它的布局，你会发现，比如在全国层面上，北京就是全国的中心城市，当然这一点可能让上海觉得比较嫉妒，所以这两个城市之间就有一种又恨又怨的心理。在一个省同样也有中心城市，其实这在一个地区也许看得最清楚，就是这个通常只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就是所谓的地级市。实际上过去中国30年的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应该是地级市的层级。因为我们的省城之类的城市，原来都有，真正新生的城市应该就是这些地级市，当然还有县城等等，一个行政区划的中心、行政管理单位的中心。这样的城市，我们仔细的观察，它是一个全能城市，这样一个城市，它首先是政府所在地，比如说省政府会驻在省城，所以它是政治的中心。同时这些地方也是文化、科学技术等等中心。它们同时还追求要成为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大家看到新闻，最近京藏高速公路每天堵车100多公里，每天在高速公路上大概能行驶二三十公里。其实堵在这上面的车大多数是从山西、内蒙运煤的，其实他的目的地并不是北京，他们要运到秦皇岛的港口，但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设计的网络都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所以这样的高速公路网络，导致他们必须要从北京经过，所以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包括我们的铁路，网络都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京这样的城市，曾经还试图成为工业中心，所以我们有首钢，还有燕化，甚至北京的东部原来还有纺织城。北京现在还希望成为一个金融中心，我家旁边就是北京金融街，这个金融街就准备疯狂向外扩张。
我们看到的中心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是要把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全部集中到他这个城市里，要让这个中心城市成为一个全能的城市，就是所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所有的活动，都必须以这个城市为中心来展开，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单一中心城市化模式的第二个表现方面。
第三个方面，这在南方可能还不是很明显，但在北方特别明显，就是一个单一的城市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当然是政府的“衙门”，以衙门为中心，开始向四周扩散。所以在北京，我们就看到最初有二环，然后有三环，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只建了三环，后来又有了四环，再后来有了五环，现在有了六环。这个城市就是以一个单一的中心为原点，然后开始向四周一圈一圈的扩张，有好多规划专家把它称之为“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摊大饼”就是说这个城市有一个单一的中心。如果说这个城市有多个中心，它就不可能摊大饼，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城市的基本发展格局。
这样一个发展格局，尤其是“摊大饼”的发展格局，会导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虽然现在城市化的水平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相比于其他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国家来说，应该说这个城市化的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是我们的城市病已经非常严重，然后出现了很多超级城市，如果从人口结构来说，深圳在这个世界上也算一个超级城市。尤其是在北京，我感到生活很不方便，不管你办任何事情，都要进行远距离的移动，你在路上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然后忍受心里的折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城市化?我想给它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是我们之所以出现一个单一中心的城市化的模式，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单一中心的权力结构，它就是这个单一中心的城市化结构以及城市化过程的制度的根源。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权威是权力。权力和权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社会肯定会有权威，但这个权威不一定是权力，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有道德权威，他不一定掌握权力，但是他会对大家产生影响，所以说权威是能够对他人产生影响的力量。或者说一个人是学术权威，他同样是没有掌握权力。但是在我们中国不存在其他权威，唯一的权威就是这个权力。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情况是大学也高度地行政化，在大学里有话事权的人不是学术权威，而是各种处长。甚至后勤处长，他的权力比一个管学术的副校长的权力还要大，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权威是高度集中到行政权力的身上。而我们的城市化也完全是由这么一个权威主导的，由他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不管是什么资源都是由这个权力中心分配的，所以这个权力结构是等级制的，由这么一个权力结构安排一个城市化，它必然会形成一个单一中心的城市结构，以及单一中心的城市布局。在一个行政管理区域内，如果最高的权力住在什么地方，这个中心城市就在什么地方，他就会利用他掌握的权力，把他所管理的行政区域内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他所在的城市。这样的情形发生在各个管理层面，从这个国家到省，到市，到县，都是这么一个自上而下的汲取资源的机制在发挥作用。
这样的一个机制是我们的城市能够繁荣的基础，其实我们这个城市大多数是靠权力汲取周边的资源形成的。我用了这么一个词，我不知道是不是恰当，我把我们的城市，尤其是越发达的城市，我把它称为“掠夺性的城市”。它的财富和它的人力，以及其他的资源，其实它主要是依靠权力来吸纳周边的比它层级更低的城市，以及乡村，然后他把这个资源积累到这些地方，然后形成了它自己的繁荣。所以这样的一个城市化过程，我觉得它所形成的城市，也许是“他人的城市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这20年时间里，我们的城市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和合谋主导的城市化。权力的结构在过去的60年都没有变化，过去60年，权力是唯一的权威。因为我们在90年代形成了一个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基本执政方针，所以权力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就引入了资本。然后它们合作，发展经济。我们过去十几年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权力主导，然后以资本为工具进行的。我们的城市化同样是这样的，它的城市化的基本主角仍然是政府，但是它现在引入了一个配角，这个配角就是资本。所以在这样一个结构下，就形成一个中国式的开发商模式。
可能我们都习惯于开发商卖一个楼盘，然后我们去买房子，但是根据我自己有限的了解，其实像中国式的开发商，大概在世界上还算是比较罕见的。因为这样的开发商，它事实上承担了多重的功能，尤其是当它从政府那里拿到土地的时候，实际上它既是一个地产商，也是一个建筑商，它也是一个金融的公司，它还负责其他的方面，甚至他还要提供公共品，比如说一个开发商必须要建一个幼儿园，甚至建一个小学，还要建造道路。他的功能实际上是其他国家开发商所不具备的。我想在大多数的国家，因为它的土地是私有的，所以它的开发商通常情况下只是指建筑商，他只是把这个房屋建起来，很可能是业主雇佣一个开发公司，然后去进行建设。所以开发商只介入建筑的环节，其他的环节都是由业主自己聘请多家公司完成。
中国式的开发商是各种各样制度扭曲造成的怪胎，就是这样一个怪胎，是我们城市化的主角，是一个主体，它开发了一片又一片的小区。它在开发的过程中，基本上把民意、理性和文化都排除在外。就是它在开发的过程中，以及后续的建设，包括配套的建设过程中，我们的民意不能够介入，一些专业的理性同样不能进入这个过程，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也被完全忽略。我们看到现在开发的过程就是成片的把一个街区或者两个街区全部推倒，然后他们重新建造一个全新的小区，包括这个小区的命名，跟它原来所在的地方没有任何关系。比如说它会命名“巴黎新城”、“罗马花园”之类的名字，你住在这个小区，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你跟这个地方原来的文化、生活等等没有任何联系。这样的一个中国式开发商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它有一些很明显的特征，它的特征就是重物轻人、重产业轻社会、重经济轻秩序。总之，就是这样一个开发过程，它的基本目标是为了配合政府追求经济增长，它是通过一整套的拆迁，还有建设、开发的过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个高速增长是政府官员重要的政绩。我们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一个经济驱动的城市化，它不是说人们为了追求一种美好的生活而自发进行的一个城市化，或者说是由自己主动进行的城市化，而是由其他人为了我们生活之外的另外一个目的进行的城市化。
上面我对城市本身的建设过程作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接下来我想放宽一下视野，我们透过城市化再来看一下城乡关系。简单来说，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过程，对于乡村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灾难，在我们现在这样以经济增长为基本目标的城市化过程，它导致乡村被遗忘和被消灭，以及即将被消灭。在珠三角地区，应该看得非常明显。当然我们看到最有创业精神的人，聚集到珠三角地区，很多城镇因此而发展起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另一面，在他们流出的地方，出现的情形就是乡村的凋敝。还有留守家庭的问题，我想在珠三角这个地方，这大概也是一个会被讨论的公共问题。我觉得由于劳动力流动而导致的留守家庭，应该说是文明的耻辱。一个人因为要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流动，我想这个流动本身是完全理性的，也是一个人的自由，是他的权利，他可以从乡村流动到城镇去追求更高的收入，扩展自己的视野，改善自己的境遇。但是种种制度的原因，导致他们不能够以一个完整的人格迁移出来，他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带出来，包括他的家庭，还有他作为公民的大部分的身体，都被留在了乡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乡村遭到了高度不公正的对待。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一个局面?为什么一个奇迹般的城市化过程会带来乡村的凋敝?我想这里面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原因。
概括地说，之所以城乡之间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从50年代开始形成的一整套的城乡关系的法律以及政策的安排，导致了乡村在整个国家结构中处于边缘的位置。这个关系的基础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其实我们的户籍制度有很多奥妙的地方，之所以要建立这种户籍制度是因为有某种的必然性，因为我们50年代的时候要建立计划经济。建立计划经济的一个前提就是对人进行计划，因为人是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主体，如果你不对人进行计划，那么你的计划经济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转。对人的计划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就是控制人的流动，并不是说不流动，而是说这个流动必须完全在计划当局的控制之下进行。所以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也会有招工、招干，包括大学生的招生，其实它也是流动的过程。但是所有这些流动必须要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进行。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计划生育，你必须把人口的增长速度也纳入到政府的计划中，然后才有可能制定出一个理性的计划，如果每一个人都随机的生育，那么你的计划是无效的，因为你不知道明年要生产多少婴儿的奶粉，或者要生产多少婴儿的衣服。所以计划经济必然要对人进行计划，一个方面就是推出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同时也是一个系统的剥夺工具，它被设计出来之后，就是把农民固定在乡村，然后通过一整套的征购政策，然后进行系统的剥夺，然后吸纳这个资源。其实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比如说高考制度，我们从一个方面来看，它是农村孩子改变自己唯一的机会，比如说我，对我来说，我能够考上大学，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但是反过来说，从一个国家的整体的角度来看，高考制度也是从农村吸纳最优质的劳动力的过程，它把乡村社会的精英不断地吸纳到城市中，当然由此会导致乡村整体劳动力的素质，或者是创业的精神趋于萎缩，城市因此而受益很多。
这样一套户籍制度也催生了80年代以来的农民工的制度。我刚才简单的讲过农民工的制度，它的本质就是只许劳动力流动，而不许人流动，就是你可以把劳动力拿到沿海来出售十年、二十年，但是人并不能进入，所以你的家庭都不能来到这个地方。能够流动的是劳动力，它是一种抽象的，作为一个要素的劳动力，而不是作为一个公民，或者作为一个市民，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也正是这么一套户籍制度，以及它所支持的农民工制度，支持了当代中国的“血汗工厂”体系，关于这个问题就不多说了。
还有一个现在出现的新的现象，就是用户籍换福利，尤其是最近重庆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引起了很多争议，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我认为这是对农民的第二次剥夺，要农民用户籍来换自己的福利，或者说交出土地来换户籍，它背后的一个理由是说，我这个户籍有价值，你获得了市民的户籍之后，你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福利，享受到城市的便利，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等等，所以你得交出你的土地，才可以享受到这些福利。我要反问的是，这个户籍的价值是从哪儿来的?在我看来，这个户籍的价值，其实它所指的是政府对农民的欠债，它是一笔债务，本来农民和城市的人口，他们按照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治理原则，按照平等的原则，他们同样也应该享受到这样的福利，一个人不管他生活在什么地方，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他作为一个公民，如果说政府要分配这个福利，就应该平等地向所有人分配，我们不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平等的分配，你在一个行政管辖区内，应该是平等分配的。我们过去60年的制度都是进行不平等的分配，这个不平等积累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形成了一个落差，这个落差是一个债务，政府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还这个债，简单说就是要采取矫正性的财政政策。假定说财政的投入，平均下来每个人会摊到1000块钱，现在给农民应该是每人3000块钱，这样用上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可以让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差距拉平。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做，反而是让农民交出仅有的一份财产，然后换取所谓的国家的福利和其他的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他们还以为这是自己的政绩，还在到处宣传。我想这就是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伦理，遗忘了我们的《宪法》，我们现行的《宪法》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平等的原则。
还有一个是土地权利的歧视。我们有国有土地有集体土地，农村是集体土地，城市是国有土地。但这两个所有权之间是绝对的不平等的。政府可以在国有土地上进行任何的建设，就是什么东西最有利可图，就做什么事情，比如说这里是一个公园，开发房地产赚钱，我就把公园停了，然后开发房地产，或者是做任何其他的东西，但是农民不允许。深圳可能也在大规模的消灭城中村，其实城中村就是农民进行一个自我的城市化。但是我们基于现在的土地政策，政府基本上剥夺了这个权利，不允许农民进行自我的城市化。凡此种种都导致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过去30年，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经济奇迹，但这个经济奇迹的背后就是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持续地扩大。而且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制度，这个差距会继续扩大。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我们的乡村文明很有可能就会逐渐地消失，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我对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评价是比较低的，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情感的因素，我就在想，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它?有没有可能改变它?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们不应该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也应该从中国文明的重建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下面就是我自己的一些设想。
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中国需要另外的城市化的模式，它的基本取向是应该从产业和经济的主导转向一个优良秩序的主导，就是怎么样安顿人们的生活，而不是疯狂地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这样的城市化过程，应该综合地考虑跟人们幸福生活直接相关的因素。这些直接相关的因素我列举了几项，比如说我们应该考虑到精神秩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治理模式等等。主要应该围绕这些秩序的构建，然后思考究竟应该怎么城市化，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乡关系。
地点：深圳市少儿图书馆多功能厅
主讲人：秋风 (独立学者)
主持人：张鹏(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部首席编辑)
秋风：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跟城市化有关的，我对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过程有一个反思。我最初提交的题目，我甚至用了“批判”这个词，后来我想既然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就不应该太过直白的批判，还是做一个理性的反思可能更好一些。
生活在深圳，我们的感受可能是最直接的，就是当代中国也许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城市化运动，前一阵统计局公布说中国有一半的人口都生活在城镇。从某个角度来说，它当然是一个奇迹，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也许这个奇迹的背后其实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我知道统计局的这个数字公布之后，应该说在财经领域非常权威的陈新文(谐音)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中国城市化的数字被大大的高估了，我想在深圳的朋友对这一点有最深切的体会。当你说深圳有1200万人口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一小半人口享有这个户籍，他们才算真正的深圳市民，而大多数的人口其实根本不是深圳的市民，他们的权利是部分的被限制，甚至是被剥夺了，他们在这个地方不能够享有公民的很多权利，同样他们的福利也是被忽略的。我想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实际上就显示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其实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我今天的报告也是想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反思。但是我的讨论不会只局限于城市本身，我还想引入一个城乡关系的角度，然后从文明的视野来看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以及这样的城市化思路内在具有的严重缺陷。
我首先会讨论现在城市化究竟有什么问题。当然问题有很多，我想对它有一个最抽象的概括，我们现在的城市化它是一个单一中心的城市化模式。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化过程有一个中心，不管是在哪一个层面上，它都有一个中心，比如说我们听到有关的领导人，或者是专家在谈论城市化的时候，他们都会经常谈一个词——“中心城市”，而且特别热衷于谈这样的城市建设，如何带动其他周边的城市发展。因为有这么一个思路，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当代的城市结构，它的布局，你会发现，比如在全国层面上，北京就是全国的中心城市，当然这一点可能让上海觉得比较嫉妒，所以这两个城市之间就有一种又恨又怨的心理。在一个省同样也有中心城市，其实这在一个地区也许看得最清楚，就是这个通常只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就是所谓的地级市。实际上过去中国30年的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应该是地级市的层级。因为我们的省城之类的城市，原来都有，真正新生的城市应该就是这些地级市，当然还有县城等等，一个行政区划的中心、行政管理单位的中心。这样的城市，我们仔细的观察，它是一个全能城市，这样一个城市，它首先是政府所在地，比如说省政府会驻在省城，所以它是政治的中心。同时这些地方也是文化、科学技术等等中心。它们同时还追求要成为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大家看到新闻，最近京藏高速公路每天堵车100多公里，每天在高速公路上大概能行驶二三十公里。其实堵在这上面的车大多数是从山西、内蒙运煤的，其实他的目的地并不是北京，他们要运到秦皇岛的港口，但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设计的网络都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所以这样的高速公路网络，导致他们必须要从北京经过，所以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包括我们的铁路，网络都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京这样的城市，曾经还试图成为工业中心，所以我们有首钢，还有燕化，甚至北京的东部原来还有纺织城。北京现在还希望成为一个金融中心，我家旁边就是北京金融街，这个金融街就准备疯狂向外扩张。
我们看到的中心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是要把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全部集中到他这个城市里，要让这个中心城市成为一个全能的城市，就是所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所有的活动，都必须以这个城市为中心来展开，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单一中心城市化模式的第二个表现方面。
第三个方面，这在南方可能还不是很明显，但在北方特别明显，就是一个单一的城市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当然是政府的“衙门”，以衙门为中心，开始向四周扩散。所以在北京，我们就看到最初有二环，然后有三环，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只建了三环，后来又有了四环，再后来有了五环，现在有了六环。这个城市就是以一个单一的中心为原点，然后开始向四周一圈一圈的扩张，有好多规划专家把它称之为“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摊大饼”就是说这个城市有一个单一的中心。如果说这个城市有多个中心，它就不可能摊大饼，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城市的基本发展格局。
这样一个发展格局，尤其是“摊大饼”的发展格局，会导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虽然现在城市化的水平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相比于其他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国家来说，应该说这个城市化的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是我们的城市病已经非常严重，然后出现了很多超级城市，如果从人口结构来说，深圳在这个世界上也算一个超级城市。尤其是在北京，我感到生活很不方便，不管你办任何事情，都要进行远距离的移动，你在路上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然后忍受心里的折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城市化?我想给它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是我们之所以出现一个单一中心的城市化的模式，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单一中心的权力结构，它就是这个单一中心的城市化结构以及城市化过程的制度的根源。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权威是权力。权力和权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社会肯定会有权威，但这个权威不一定是权力，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有道德权威，他不一定掌握权力，但是他会对大家产生影响，所以说权威是能够对他人产生影响的力量。或者说一个人是学术权威，他同样是没有掌握权力。但是在我们中国不存在其他权威，唯一的权威就是这个权力。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情况是大学也高度地行政化，在大学里有话事权的人不是学术权威，而是各种处长。甚至后勤处长，他的权力比一个管学术的副校长的权力还要大，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权威是高度集中到行政权力的身上。而我们的城市化也完全是由这么一个权威主导的，由他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不管是什么资源都是由这个权力中心分配的，所以这个权力结构是等级制的，由这么一个权力结构安排一个城市化，它必然会形成一个单一中心的城市结构，以及单一中心的城市布局。在一个行政管理区域内，如果最高的权力住在什么地方，这个中心城市就在什么地方，他就会利用他掌握的权力，把他所管理的行政区域内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他所在的城市。这样的情形发生在各个管理层面，从这个国家到省，到市，到县，都是这么一个自上而下的汲取资源的机制在发挥作用。
这样的一个机制是我们的城市能够繁荣的基础，其实我们这个城市大多数是靠权力汲取周边的资源形成的。我用了这么一个词，我不知道是不是恰当，我把我们的城市，尤其是越发达的城市，我把它称为“掠夺性的城市”。它的财富和它的人力，以及其他的资源，其实它主要是依靠权力来吸纳周边的比它层级更低的城市，以及乡村，然后他把这个资源积累到这些地方，然后形成了它自己的繁荣。所以这样的一个城市化过程，我觉得它所形成的城市，也许是“他人的城市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这20年时间里，我们的城市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和合谋主导的城市化。权力的结构在过去的60年都没有变化，过去60年，权力是唯一的权威。因为我们在90年代形成了一个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基本执政方针，所以权力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就引入了资本。然后它们合作，发展经济。我们过去十几年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权力主导，然后以资本为工具进行的。我们的城市化同样是这样的，它的城市化的基本主角仍然是政府，但是它现在引入了一个配角，这个配角就是资本。所以在这样一个结构下，就形成一个中国式的开发商模式。
可能我们都习惯于开发商卖一个楼盘，然后我们去买房子，但是根据我自己有限的了解，其实像中国式的开发商，大概在世界上还算是比较罕见的。因为这样的开发商，它事实上承担了多重的功能，尤其是当它从政府那里拿到土地的时候，实际上它既是一个地产商，也是一个建筑商，它也是一个金融的公司，它还负责其他的方面，甚至他还要提供公共品，比如说一个开发商必须要建一个幼儿园，甚至建一个小学，还要建造道路。他的功能实际上是其他国家开发商所不具备的。我想在大多数的国家，因为它的土地是私有的，所以它的开发商通常情况下只是指建筑商，他只是把这个房屋建起来，很可能是业主雇佣一个开发公司，然后去进行建设。所以开发商只介入建筑的环节，其他的环节都是由业主自己聘请多家公司完成。
中国式的开发商是各种各样制度扭曲造成的怪胎，就是这样一个怪胎，是我们城市化的主角，是一个主体，它开发了一片又一片的小区。它在开发的过程中，基本上把民意、理性和文化都排除在外。就是它在开发的过程中，以及后续的建设，包括配套的建设过程中，我们的民意不能够介入，一些专业的理性同样不能进入这个过程，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也被完全忽略。我们看到现在开发的过程就是成片的把一个街区或者两个街区全部推倒，然后他们重新建造一个全新的小区，包括这个小区的命名，跟它原来所在的地方没有任何关系。比如说它会命名“巴黎新城”、“罗马花园”之类的名字，你住在这个小区，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你跟这个地方原来的文化、生活等等没有任何联系。这样的一个中国式开发商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它有一些很明显的特征，它的特征就是重物轻人、重产业轻社会、重经济轻秩序。总之，就是这样一个开发过程，它的基本目标是为了配合政府追求经济增长，它是通过一整套的拆迁，还有建设、开发的过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个高速增长是政府官员重要的政绩。我们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一个经济驱动的城市化，它不是说人们为了追求一种美好的生活而自发进行的一个城市化，或者说是由自己主动进行的城市化，而是由其他人为了我们生活之外的另外一个目的进行的城市化。
上面我对城市本身的建设过程作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接下来我想放宽一下视野，我们透过城市化再来看一下城乡关系。简单来说，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过程，对于乡村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灾难，在我们现在这样以经济增长为基本目标的城市化过程，它导致乡村被遗忘和被消灭，以及即将被消灭。在珠三角地区，应该看得非常明显。当然我们看到最有创业精神的人，聚集到珠三角地区，很多城镇因此而发展起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另一面，在他们流出的地方，出现的情形就是乡村的凋敝。还有留守家庭的问题，我想在珠三角这个地方，这大概也是一个会被讨论的公共问题。我觉得由于劳动力流动而导致的留守家庭，应该说是文明的耻辱。一个人因为要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流动，我想这个流动本身是完全理性的，也是一个人的自由，是他的权利，他可以从乡村流动到城镇去追求更高的收入，扩展自己的视野，改善自己的境遇。但是种种制度的原因，导致他们不能够以一个完整的人格迁移出来，他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带出来，包括他的家庭，还有他作为公民的大部分的身体，都被留在了乡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乡村遭到了高度不公正的对待。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一个局面?为什么一个奇迹般的城市化过程会带来乡村的凋敝?我想这里面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原因。
概括地说，之所以城乡之间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从50年代开始形成的一整套的城乡关系的法律以及政策的安排，导致了乡村在整个国家结构中处于边缘的位置。这个关系的基础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其实我们的户籍制度有很多奥妙的地方，之所以要建立这种户籍制度是因为有某种的必然性，因为我们50年代的时候要建立计划经济。建立计划经济的一个前提就是对人进行计划，因为人是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主体，如果你不对人进行计划，那么你的计划经济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转。对人的计划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就是控制人的流动，并不是说不流动，而是说这个流动必须完全在计划当局的控制之下进行。所以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也会有招工、招干，包括大学生的招生，其实它也是流动的过程。但是所有这些流动必须要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进行。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计划生育，你必须把人口的增长速度也纳入到政府的计划中，然后才有可能制定出一个理性的计划，如果每一个人都随机的生育，那么你的计划是无效的，因为你不知道明年要生产多少婴儿的奶粉，或者要生产多少婴儿的衣服。所以计划经济必然要对人进行计划，一个方面就是推出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同时也是一个系统的剥夺工具，它被设计出来之后，就是把农民固定在乡村，然后通过一整套的征购政策，然后进行系统的剥夺，然后吸纳这个资源。其实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比如说高考制度，我们从一个方面来看，它是农村孩子改变自己唯一的机会，比如说我，对我来说，我能够考上大学，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但是反过来说，从一个国家的整体的角度来看，高考制度也是从农村吸纳最优质的劳动力的过程，它把乡村社会的精英不断地吸纳到城市中，当然由此会导致乡村整体劳动力的素质，或者是创业的精神趋于萎缩，城市因此而受益很多。
这样一套户籍制度也催生了80年代以来的农民工的制度。我刚才简单的讲过农民工的制度，它的本质就是只许劳动力流动，而不许人流动，就是你可以把劳动力拿到沿海来出售十年、二十年，但是人并不能进入，所以你的家庭都不能来到这个地方。能够流动的是劳动力，它是一种抽象的，作为一个要素的劳动力，而不是作为一个公民，或者作为一个市民，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也正是这么一套户籍制度，以及它所支持的农民工制度，支持了当代中国的“血汗工厂”体系，关于这个问题就不多说了。
还有一个现在出现的新的现象，就是用户籍换福利，尤其是最近重庆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引起了很多争议，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我认为这是对农民的第二次剥夺，要农民用户籍来换自己的福利，或者说交出土地来换户籍，它背后的一个理由是说，我这个户籍有价值，你获得了市民的户籍之后，你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福利，享受到城市的便利，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等等，所以你得交出你的土地，才可以享受到这些福利。我要反问的是，这个户籍的价值是从哪儿来的?在我看来，这个户籍的价值，其实它所指的是政府对农民的欠债，它是一笔债务，本来农民和城市的人口，他们按照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治理原则，按照平等的原则，他们同样也应该享受到这样的福利，一个人不管他生活在什么地方，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他作为一个公民，如果说政府要分配这个福利，就应该平等地向所有人分配，我们不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平等的分配，你在一个行政管辖区内，应该是平等分配的。我们过去60年的制度都是进行不平等的分配，这个不平等积累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形成了一个落差，这个落差是一个债务，政府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还这个债，简单说就是要采取矫正性的财政政策。假定说财政的投入，平均下来每个人会摊到1000块钱，现在给农民应该是每人3000块钱，这样用上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可以让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差距拉平。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做，反而是让农民交出仅有的一份财产，然后换取所谓的国家的福利和其他的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他们还以为这是自己的政绩，还在到处宣传。我想这就是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伦理，遗忘了我们的《宪法》，我们现行的《宪法》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平等的原则。
还有一个是土地权利的歧视。我们有国有土地有集体土地，农村是集体土地，城市是国有土地。但这两个所有权之间是绝对的不平等的。政府可以在国有土地上进行任何的建设，就是什么东西最有利可图，就做什么事情，比如说这里是一个公园，开发房地产赚钱，我就把公园停了，然后开发房地产，或者是做任何其他的东西，但是农民不允许。深圳可能也在大规模的消灭城中村，其实城中村就是农民进行一个自我的城市化。但是我们基于现在的土地政策，政府基本上剥夺了这个权利，不允许农民进行自我的城市化。凡此种种都导致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过去30年，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经济奇迹，但这个经济奇迹的背后就是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持续地扩大。而且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制度，这个差距会继续扩大。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我们的乡村文明很有可能就会逐渐地消失，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我对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评价是比较低的，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情感的因素，我就在想，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它?有没有可能改变它?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们不应该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也应该从中国文明的重建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下面就是我自己的一些设想。
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中国需要另外的城市化的模式，它的基本取向是应该从产业和经济的主导转向一个优良秩序的主导，就是怎么样安顿人们的生活，而不是疯狂地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这样的城市化过程，应该综合地考虑跟人们幸福生活直接相关的因素。这些直接相关的因素我列举了几项，比如说我们应该考虑到精神秩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治理模式等等。主要应该围绕这些秩序的构建，然后思考究竟应该怎么城市化，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