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春：媒体放弃舆论监督会丧失话语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4 17:27:32
2010年11月19日15:38腾讯嘉宾访谈我要评论(5)
嘉宾：新京报执行总编辑 王跃春
主持人：腾讯网总编辑 综合资讯部总经理 陈菊红
在新京报创刊七周年之际，腾讯网特邀《新京报》执行总编辑王跃春做客腾讯，与腾讯网总编辑陈菊红进行了深度对话。王跃春在访谈中提到，“责任”是新京报贯穿始终的办报理念和企业文化。她同时认为，在新传播手段不断出现的今天，填个名字就发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记者也需要积累话语权，不能仅仅把媒体工作当作饭碗，要有职业理想和激情，而传统媒体更应该张开双臂去拥抱互联网。以下为访谈实录。
陈菊红：各位腾讯网的朋友大家好，我现在隆重地向大家介绍一位报业资深媒体人，她叫王跃春，她来自《新京报》，是《新京报》的执行总编辑。王跃春在这个行当里头有16年的媒体经验，也是一位非常有性格，有思想，有媒体见解的同行，她今天来到腾讯，来和我们谈一谈这7年《新京报》是怎么走过的，她个人作为执行总编辑是怎么看这一切的。首先请她跟大家打声招呼。
王跃春：腾讯网友们大家好，谢谢腾讯网，也感谢陈菊红总编辑。
陈菊红：跃春，我们很熟，我记得当年《新京报》刚开始创刊的时候，就像它的口号所倡导的那样，“一出生就风华正茂”，这个口号听起来就非常地让人兴奋，而且你马上可以想象它在你脑海里，在你面前是一个什么样子。七年以后我发现口号变得非常平实了，叫“全北京看《新京报》”，整个七年里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演化过程，演绎过程是怎么样的，想听你讲一讲。
责任：《新京报》贯穿始终的办报理念和企业文化
王跃春：从创刊到现在，新京报使用过很多口号，基本上每年改版都会有（一个新的推广口号）。创刊之前，我们的口号是“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创刊之后我们的口号叫做“负责报道一切”，强调要负责任地报道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后来还使用过的口号包括“好的更需要改变”、“北京人的新闻主干道”等等。2006年开始有一个全新的，也是现在打在我们报纸上的口号，叫做“品质源于责任”。口号虽然不断变化，但从创刊到现在，这些口号里面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责任。责任是《新京报》的办报理念，也是我们的企业文化。所以从“负责报道一切”，到“品质源于责任”，都是一脉相承的。
你刚才说到现在的口号更加平实，我的理解是变得更加成熟。刚创办时需要张扬、需要新锐，需要生气勃勃，体现一种新出生的力量，经过这七年的发展，新京报现在扎根北京，面向全国，这里面是《新京报》一点点走向成熟的过程。所以你刚才说的“全北京看《新京报》”，其实是今年的一个市场推广口号，预示着《新京报》在创刊七年之后，无论是报纸品质，发行量，还是广告经营都要问鼎北京报业市场。无论是“一出生就风华正茂”，还是“品质源于责任”，我觉得对于新京报人来讲，本质的东西从没有改变。
陈菊红：就是责任。
王跃春：对。
陈菊红：我们也知道新京报的诞生是两个大的报业集团合作的产品，光明日报和南方报业，你本人其实以前也曾是南方报业的资深记者，再到南方都市报编委。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在创刊初期就把责任作为非常重要的媒体理念，有没有在两大报业集团里面吸收他们一些办报理念？
王跃春：《新京报》是光明跟南方两家（报业集团）共同主办，光明日报主管的报纸，也是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全国跨地区办报的第一个试点。这样一个“出生”决定了《新京报》在创办之初既要吸收南方报业成功的办报经验，也要吸收《光明日报》所传承下来的政治资源和传统党报更加严肃和权威的这样一种气质。所以我们当时有一个说法叫作走“走第三条道路”，就是在传统都市报和传统党报之间探索出“新型时政类主流城市日报”这样一条路。回头看，当年的这个设想是成功的。
首先在读者定位上面，新京报面向一个中高端的市场，我们的目标读者应该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一定话语权的人。因为这样的办报理念和这样的目标读者群，也就要求这张报纸有更多的一份责任感，小到对我们读者，对报道对象，大到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国家，对整个社会，都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包括在我们内部，从企业文化上来讲，我们要求所有的新京报人对自己的职业，对自己的报社拥有较强的责任感。
不能仅把媒体工作当成谋生的饭碗 要有理想和激情
陈菊红：我们经常会说报纸有风骨，就是一个报纸自己的特性，自己的风骨决定它的受众气质相似，它的编辑记者也有一致的气质来做事情。我不知道在你们内部的管理上面，编辑和记者的选拔方面，希望是用什么样的人来代表一个有责任感的媒体？在选人和业务评价方面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流程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使它运转有效的？
王跃春：我觉得新京报在招聘用人的方式上跟其他单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我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新京报特别看重的，那就是理想。许多人都说新京报人很有理想主义色彩。我招聘面试的时候会经常问这些问题：你为什么要来《新京报》？你怎么看《新京报》？你对新闻是怎样理解的？我们希望招有新闻理想，有职业理想的人，希望招对于《新京报》在媒体责任这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能够认同的人。（与理想和认同相比）他的能力、素质反倒是其次的。
我还会问应聘者一个问题：你如何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当然不可能每个人来都说一辈子要做新闻，但是我希望这个人至少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头在新闻方面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追求：我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实现什么样的愿望。这应该是非常清晰的，而不是说把在《新京报》的工作仅仅是当做写一篇稿子、编一个版挣多少钱这样一个谋生的饭碗。
陈菊红：这点其实非常重要的，最看中的，就是他的激情所在，可能对媒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七年里头，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在很多报道里头，或者在你们做的很多选题里头，就是你想起来还是比较激动的，有没有这样一些故事与我们分享？
王跃春：应该说还是挺多的。我们自己内部讲，《新京报》有DNA，虽然我们不能准确描述这个DNA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在每个报道，每个版面上，甚至不管是在这里工作一年还是七年的人身上，自然而然地就会带上这样的DNA。责任感可能是这个DNA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我想这两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在哀悼日第二天出了一个《逝者》特刊，做了32个版，报道在地震中遇难的普通人。从策划到出版我们仅仅花了30个小时，这是一个奇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30个小时包括什么？后方策划安排就不说了，前方有10多个记者，在不到一天时间里完成对几十位逝者的采写，回述遇难过程，讲述他在遇难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哪些故事细节，尽可能还原。后方编辑方面，当天《新京报》的时事新闻、经济新闻、文娱新闻、体育新闻，还有北京杂志，各个新闻部门全部抽调了人员。我记得当天晚上所有采编部门中层都抢着来做编辑，参与完成这样一个特刊。《逝者》特刊出来以后反响非常大，媒体界都很感叹：为什么《新京报》能够想到并完成了这样一个东西。这就是《新京报》人的一种责任，是一种很深的人文情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我们相信，在那样一个时刻，作为媒体，任何事情都比不过履行记录这样一个职责。我们相相，任何一个平凡的人都有非常伟大的人格魅力和人性之美。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个《活着》特刊，无论是对生者还是对逝者，都传递着生命的意义。《新京报》正是不断地通过这样的报道、这样的报道过程来增强凝聚力，大家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共同产生属于每个人的影响力和职业成就感，这个实际上对所有新京报人都是非常大的一种激励。很简单，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报道来实现办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传承。
陈菊红：我知道你们为七周年做了一个宣传片，这里头有没有谈到地震的报道？
王跃春：我们有一个广告片，基本上都是地震时拍摄的画面。
陈菊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广告片。
王跃春：都是当时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好像除了一两张基本上都是在地震现场拍的图片。
陈菊红：变成一个浓缩整个责任理念的一个最典型的推广…
王跃春：对，配的广告词，“在风中，在火中，在雨中，在故事发生的现场，在任何苦难欢乐的现场”，这是《新京报》的社歌，名字叫《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
传统媒体必须张开双臂去拥抱互联网 适应新传播手段
陈菊红：这几年网络通过产品，能够跟受众更近地接触，原创方面只是体现的方式不一样，有些尝试，但确实不是以前经历的那种尝试。我知道《新京报》事实上这几年在新媒体的运营和尝试上面其实也做了一些事情，你们是怎么来看平面媒体现在所处的这个竞争环境和未来的路，你们在这方面的思考是什么？
王跃春：虽然我曾在互联网公司和传统媒体之间做了选择传统媒体的决定。但是就我本人来讲，包括《新京报》现在大家上下一致的共识，互联网的发展以及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传播方式的改变，是整个传统媒体必须去面对和拥抱的，必须把互联网能够为传统媒体所用的东西用到极至。且不说新京报在新媒体上的尝试和发展，就是做报纸本身，做新闻报道本身，做一个记者，做一个编辑，在我们整个工作环节中间，包括工作流程，还有工作内容，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要去对接互联网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的新闻来源，与读者的的互动，新闻爆料方式，以及整个新闻操作模式，还有很多新的传播手段、传播渠道，从最早的论坛发帖，到后来的跟贴，到现在的微博，这些都在深刻改变整个媒体的报道方式。所以我觉得必须张开双臂拥抱这个东西，否则最后还是会被淘汰掉。因为包括读者阅读习惯、阅读体验也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改变。
今年新京报改版参照互联网的用户体验，我们也在提读者体验，这是报纸以前不会考虑的事情，以前就是单纯的编辑部办报，编辑部想办成一份什么样的报纸，读者就得接受它。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我得更多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与读者之间的互动，让读者参与，考虑每一个版式和每一个标题，读者的阅读体验会是什么样子。
读者思维和编辑部思维的充分互动 才能拉近彼此距离
陈菊红：你们是通过什么去了解读者的？比如他们有一些新的想法。
王跃春：我们每年会做一些读者调查，比如周年庆活动，我们会邀请读者来，到报社来体验和开座谈会，主要是跟采编人员进行交流。我们的发行部门会定期搜集他们从报摊上，送报时跟读者的交流，搜集很多这样的信息回来。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自己随时随地的把自己还原成读者。现在我们每天有一个白天评报会，就是一群采编中层拿着当天的《新京报》和其他媒体做比较，事实上他首先是作为一个读者在评报。前一天晚上当编辑的时候和第二天坐这里评报的时候其实是两种思维，一个是读者思维，一个就是编辑部思维。所以这两个之间怎么能够拉近距离，怎么能够互动起来，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自己爱不爱看这篇文章，能不能把一个报道专题读下去，这个标题能不能看得懂，这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体验的。
陈菊红：谈到市场和读者本身需求的变化，这对你们整个办报形式或者是内容承载上的变化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七年里头，除了你刚才谈到文章变短，标题更为读者所接受。
王跃春：更直接的文字。
陈菊红：不玩儿很多文字游戏。
王跃春：不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
陈菊红：还有什么是市场给到你们的？
王跃春：除了适应现代读者这样一种快速的需求，现在受众的注意力，在某一个热点上的注意力，我们总结最多不会超过三天。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原先的操作流程。比如原来一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可以花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调查，等全准备好了间出一个重磅的。现在（对于非独家新闻而言）已没有意义了。且不说三天过去之后大家已经没有兴趣再看，或者已经有新的注意力出现了；当你花心思花时间做这个重磅的时候，别人可能花几个小时已经把这个重磅做出来了。因为现在信息的传递手段越来越快，越来越直接。比如说成都发生大火，我们记者还在往机场赶呢，这边微博实时报道，对现场最细致的描写，图片、视频已经全部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坐在家里编报纸的人是等记者到现场再说，还是坐在家里头就要开始电话连线，梳理材料，寻找疑点？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另外一个，也要探索在这种环境之下传统媒体跟互联网之间的一种分工。比如一个突发事件出来了，互联网俩小时内大专题已经做出来了。
陈菊红：俩小时都是慢的，15分钟。（笑）
王跃春：（笑）这个时候报社记者可能还没出发呢，甚至可能还不清楚事件已经发生了。毕竟我们是以24小时为周期的日报，网站是以秒、分钟为单位的媒体，这个时候去跟网站拼海量、拼速度肯定拼不过。所以这个时候传统媒体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至，这个优势是什么东西，我觉得不是第一手的信息发布，而是对事实的解释，是解释权的竞争，是观点的竞争，是深度的竞争。当然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新京报》来讲正是长项，因为我们在2003年创刊的时候就已经把评论和深度报道作为《新京报》的两面旗帜，高高地举起来了。刚好适应新的变化与挑战。
当然，现在大家都在做评论了，需要观点跟新闻结合的更加紧密，更多元，也需要不断创新评论话语体系和文本的表达方式，包括拓宽评论的面。因为现在有了微博之后，人人都是评论家，原来只是几个专家学者在说，现在可以写评论的人太多了。
新闻方面的深度我刚才说了，原来强调调查报道，调查是要花时间，现在我们内部提出“快速的深度，全民的深度”，就是所有记者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都要想到去做深度，并且最短时间内做出深度报道，它可能是一篇现场特写，可以是抓住一个方向的疑问调查，可以是一个专家权威解读，也可以是新闻当事人的对话。这些东西是可以跟互联网上面的快速信息、滚动新闻形成很好的互补。今天的读者第一时间都是通过网络、通过手机知道哪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会怎么样，这个事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和细节，以24小时为周期的报纸在这方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填个名字就发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记者也需要积累话语权
陈菊红：比如我们刚才说的所谓重磅，非常全面的调查，其实你们现在更希望以一种犀利的，从某一个方面切入进去，然后很快速地反应出来。这样的话让我想到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谈到媒体从业专业化的问题，越是需要你快速反应的东西，越是需要你在这方面积累的深，不然会出问题。在专业化，领域的专业化方面《新京报》是怎么做的？
王跃春：我们内部开会时说要高举新闻专业主义的旗帜，特别是互联网冲击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是我们这些人安身立命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方面是需要，特别是你说的在一个领域的积累。但说实话限于体制、环境等因素，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方向是明确的，因为你越是需要它在最短时间里面做出来，仅仅是提出合适的问题，都需要有相当的积累。所以《新京报》在招人用人的时候，不会大举招聘应届毕业生，我们还是希望招有媒体经验的人，特别是在同类的优秀媒体有从业经验的人。另外一方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稿费机制的激励，你写一篇深度报道和你写一条通稿消息，你能拿到的稿费以及报社给你的待遇和评价肯定是不一样的。
陈菊红：还是有杠杆的。
王跃春：对，经济杠杆，这是能最快发挥作用的，就是鼓励大家都去做“值钱的报道”。另外也不断地通过培训告诉我们的记者编辑：现在再像以前那样舒舒服服地当地记者，等着通讯员给你一篇稿子，你只要填个名字就可以了，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了。这种稿子在《新京报》是很难发的，如果在这个中间你付出专业的努力，采访了权威解释，采到了重要的新闻当事人，提出了疑问，那么评价马上就不一样。
陈菊红：个人荣誉感、成就感也不一样。
王跃春：对。我们每年还评新闻报道奖，每年办的像奥斯卡颁奖一样，让大家体会到职业的成就感。还有一个，我们鼓励记者在各领域积累，积累话语权，积累业界影响力。无论是跑时政线口还是做社会新闻，做深度报道或者是经济、文娱新闻，你在这个业界的影响力，我想每一个在《新京报》工作的记者会有这样的追求，否则混不下去，会过的很难过。《新京报》有些记者在自己的领域已成为同城这些媒体里面的“老大”。
媒体应以新闻价值为衡量标准 放弃舆论监督会丧失话语权
陈菊红：也正因为这样，你们有些报道我相信跟有些时候会触动一些利益，你们有时候也会受到一些压力，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类似请求和压力的时候，一般是怎么做？
王跃春：压力肯定是有，我自己总结过，每天接的电话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请你安排记者去采访，希望你做某个报道；另一种是打电话来希望你不要做某个报道，后一种比前一种更多。怎么去面对呢，我想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它的新闻价值，衡量它的真实性、客观性以及这个事情如果做会给《新京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不做又会损失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作为媒体当然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需要跟媒体发展的相关方面保持良性的互动。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理性、建设性”， 哪怕是做负面报道，还是要坚持善意，要有助于解决问题。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包括干预社会的能力，包括在一些事情上的话语权，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因为放弃了这个东西，媒体就没有价值了。
品质决定影响力 决定投资价值
陈菊红：像《新京报》这样，到了七年，我记得应该有过两次是被评为最具投资价值的媒体，你怎么看这个投资价值？
王跃春：我想对于新京报来说，这个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它的品质，一个是它的影响力，第三个是它的读者。
首先这张报纸的品质必须得有保证。我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发行还是广告，都来源都自这张报纸，报纸好不好，读者接不接受，说话真不真，内容新不新，有没有有价值的观点，这是一个基本的保障。
其次，品质决定了影响力，媒体的社会地位就是跟它的影响力密切相关的，同样发一个新闻，这张报纸发出来就比其他报纸的影响大，甚至直接推动了问题解决，那人家就知道谁的影响力是大的。比如说我们打开网络看看，大家都在转一个报纸的新闻，那这个报纸也是影响力大的。现在独家新闻越来越少，正是因为你的报道做的好才会被更广泛的传播。
第三个，投资价值也取决于它的读者，我们说，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现在《新京报》的读者跟我们创刊时所设想的或者说所梦想的读者群基本上是吻合的，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拥有一定社会地位，拥有一定经济基础，有一定话语权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群。而这个又得益于我们身处北京，北京聚集了一大群这样的人。
这次7周年我们拍了一电视片，采访了于丹，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新京报》在北京创刊七年，“影响了一个圈层”。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看新京报，他周围的朋友、他所在的圈子都在看新京报，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媒体现象。我想这个就是《新京报》的读者所带来的一种价值。哪一天也许报纸消亡了，《新京报》不是以纸张的方式出现了，但是它的品质、影响力和读者可以是不变的，它会继续产生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继续拥有投资价值。
愿景：转身全媒体的百年大报
陈菊红：你刚才说到了未来，投资是属于对未来而谈的，我也注意到你们其实这一两年有一些新的动作，比如你们做了一本杂志，又做一个“京探网”，我发现你们切入一个细分领域做新的媒体平台，比如说做娱乐，做消费，对于未来的思考里头，比如说下一步会做什么，你们怎么考虑这种战略？
王跃春：今天报纸上有个标题，《新京报》形成“一报两网三刊”，一报就是《新京报》，两网是“新京报网 (微博)”和“京探网”，京探网定位社区消费门户。还有三本杂志，包括《名汇FAMOUS》《房地产世界》、《居尚》。“京探网”和这三本杂志确实切入的是一个细分领域，这些细分领域都是《新京报》拥有优势资源的。比如“京探网”，《新京报》是一个大众媒体，它的一大优势就是不断在影响城市生活，影响城市生活的消费，在这方面形成很大大的一媒体影响力跟权威性，这为京探网打下了基础。
举一个例子，新京报有“好逑”的征婚栏目，前几年开始做落地活动，来参加的人非常多，效果非常好，因为大家觉得新京报这样的媒体搞这个东西有公信力。以前一年做一次，今年已经搞了三回，并且从新京报拓展到京探网的婚嫁频道上。这就是城市消费生活，是一个报纸所带来的衍生品。《名汇FAMOUS》，我们定位做泛文化领域的人物报道，这个依托的是《新京报》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源。
《新京报》广告排首位都是房地产，家居也是发展非常好的一个市场，所以这两块块顺理成章做成了《房地产世界》和《居尚》杂志，在这两个领域我们同时拥报纸平台和铜版纸杂志平台，以及网络消费平台，这样就把《新京报》优势资源发挥到了极至。接下来肯定还是这样一个全媒体发展思路，有成熟的思路之后再去做新产品，保证做一个就成功一个。
陈菊红：我想可能正是因为《新京报》一直这样比较稳健的一路走来，走到今年，七年，11月11号是生日，过了非常好的一个七年，希望它接下来的七年，十四年，一百年都会非常好。
王跃春：谢谢，我们理想就是做百年大报。
陈菊红：我们的理想是做百年大网，理想是一致的。腾讯公司今年也是创办12周年了，也是11月11号，非常巧，和《新京报》同一天生日，就是年头不一样。以后有机会我们共同策划，跟更多网友一起过生日。谢谢大家。
王跃春：谢谢各位网友。
嘉宾：新京报执行总编辑 王跃春
主持人：腾讯网总编辑 综合资讯部总经理 陈菊红
在新京报创刊七周年之际，腾讯网特邀《新京报》执行总编辑王跃春做客腾讯，与腾讯网总编辑陈菊红进行了深度对话。王跃春在访谈中提到，“责任”是新京报贯穿始终的办报理念和企业文化。她同时认为，在新传播手段不断出现的今天，填个名字就发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记者也需要积累话语权，不能仅仅把媒体工作当作饭碗，要有职业理想和激情，而传统媒体更应该张开双臂去拥抱互联网。以下为访谈实录。
陈菊红：各位腾讯网的朋友大家好，我现在隆重地向大家介绍一位报业资深媒体人，她叫王跃春，她来自《新京报》，是《新京报》的执行总编辑。王跃春在这个行当里头有16年的媒体经验，也是一位非常有性格，有思想，有媒体见解的同行，她今天来到腾讯，来和我们谈一谈这7年《新京报》是怎么走过的，她个人作为执行总编辑是怎么看这一切的。首先请她跟大家打声招呼。
王跃春：腾讯网友们大家好，谢谢腾讯网，也感谢陈菊红总编辑。
陈菊红：跃春，我们很熟，我记得当年《新京报》刚开始创刊的时候，就像它的口号所倡导的那样，“一出生就风华正茂”，这个口号听起来就非常地让人兴奋，而且你马上可以想象它在你脑海里，在你面前是一个什么样子。七年以后我发现口号变得非常平实了，叫“全北京看《新京报》”，整个七年里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演化过程，演绎过程是怎么样的，想听你讲一讲。
责任：《新京报》贯穿始终的办报理念和企业文化
王跃春：从创刊到现在，新京报使用过很多口号，基本上每年改版都会有（一个新的推广口号）。创刊之前，我们的口号是“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创刊之后我们的口号叫做“负责报道一切”，强调要负责任地报道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后来还使用过的口号包括“好的更需要改变”、“北京人的新闻主干道”等等。2006年开始有一个全新的，也是现在打在我们报纸上的口号，叫做“品质源于责任”。口号虽然不断变化，但从创刊到现在，这些口号里面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责任。责任是《新京报》的办报理念，也是我们的企业文化。所以从“负责报道一切”，到“品质源于责任”，都是一脉相承的。
你刚才说到现在的口号更加平实，我的理解是变得更加成熟。刚创办时需要张扬、需要新锐，需要生气勃勃，体现一种新出生的力量，经过这七年的发展，新京报现在扎根北京，面向全国，这里面是《新京报》一点点走向成熟的过程。所以你刚才说的“全北京看《新京报》”，其实是今年的一个市场推广口号，预示着《新京报》在创刊七年之后，无论是报纸品质，发行量，还是广告经营都要问鼎北京报业市场。无论是“一出生就风华正茂”，还是“品质源于责任”，我觉得对于新京报人来讲，本质的东西从没有改变。
陈菊红：就是责任。
王跃春：对。
陈菊红：我们也知道新京报的诞生是两个大的报业集团合作的产品，光明日报和南方报业，你本人其实以前也曾是南方报业的资深记者，再到南方都市报编委。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在创刊初期就把责任作为非常重要的媒体理念，有没有在两大报业集团里面吸收他们一些办报理念？
王跃春：《新京报》是光明跟南方两家（报业集团）共同主办，光明日报主管的报纸，也是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全国跨地区办报的第一个试点。这样一个“出生”决定了《新京报》在创办之初既要吸收南方报业成功的办报经验，也要吸收《光明日报》所传承下来的政治资源和传统党报更加严肃和权威的这样一种气质。所以我们当时有一个说法叫作走“走第三条道路”，就是在传统都市报和传统党报之间探索出“新型时政类主流城市日报”这样一条路。回头看，当年的这个设想是成功的。
首先在读者定位上面，新京报面向一个中高端的市场，我们的目标读者应该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一定话语权的人。因为这样的办报理念和这样的目标读者群，也就要求这张报纸有更多的一份责任感，小到对我们读者，对报道对象，大到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国家，对整个社会，都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包括在我们内部，从企业文化上来讲，我们要求所有的新京报人对自己的职业，对自己的报社拥有较强的责任感。
不能仅把媒体工作当成谋生的饭碗 要有理想和激情
陈菊红：我们经常会说报纸有风骨，就是一个报纸自己的特性，自己的风骨决定它的受众气质相似，它的编辑记者也有一致的气质来做事情。我不知道在你们内部的管理上面，编辑和记者的选拔方面，希望是用什么样的人来代表一个有责任感的媒体？在选人和业务评价方面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流程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使它运转有效的？
王跃春：我觉得新京报在招聘用人的方式上跟其他单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我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新京报特别看重的，那就是理想。许多人都说新京报人很有理想主义色彩。我招聘面试的时候会经常问这些问题：你为什么要来《新京报》？你怎么看《新京报》？你对新闻是怎样理解的？我们希望招有新闻理想，有职业理想的人，希望招对于《新京报》在媒体责任这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能够认同的人。（与理想和认同相比）他的能力、素质反倒是其次的。
我还会问应聘者一个问题：你如何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当然不可能每个人来都说一辈子要做新闻，但是我希望这个人至少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头在新闻方面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追求：我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实现什么样的愿望。这应该是非常清晰的，而不是说把在《新京报》的工作仅仅是当做写一篇稿子、编一个版挣多少钱这样一个谋生的饭碗。
陈菊红：这点其实非常重要的，最看中的，就是他的激情所在，可能对媒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七年里头，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在很多报道里头，或者在你们做的很多选题里头，就是你想起来还是比较激动的，有没有这样一些故事与我们分享？
王跃春：应该说还是挺多的。我们自己内部讲，《新京报》有DNA，虽然我们不能准确描述这个DNA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在每个报道，每个版面上，甚至不管是在这里工作一年还是七年的人身上，自然而然地就会带上这样的DNA。责任感可能是这个DNA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我想这两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在哀悼日第二天出了一个《逝者》特刊，做了32个版，报道在地震中遇难的普通人。从策划到出版我们仅仅花了30个小时，这是一个奇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30个小时包括什么？后方策划安排就不说了，前方有10多个记者，在不到一天时间里完成对几十位逝者的采写，回述遇难过程，讲述他在遇难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哪些故事细节，尽可能还原。后方编辑方面，当天《新京报》的时事新闻、经济新闻、文娱新闻、体育新闻，还有北京杂志，各个新闻部门全部抽调了人员。我记得当天晚上所有采编部门中层都抢着来做编辑，参与完成这样一个特刊。《逝者》特刊出来以后反响非常大，媒体界都很感叹：为什么《新京报》能够想到并完成了这样一个东西。这就是《新京报》人的一种责任，是一种很深的人文情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我们相信，在那样一个时刻，作为媒体，任何事情都比不过履行记录这样一个职责。我们相相，任何一个平凡的人都有非常伟大的人格魅力和人性之美。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个《活着》特刊，无论是对生者还是对逝者，都传递着生命的意义。《新京报》正是不断地通过这样的报道、这样的报道过程来增强凝聚力，大家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共同产生属于每个人的影响力和职业成就感，这个实际上对所有新京报人都是非常大的一种激励。很简单，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报道来实现办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传承。
陈菊红：我知道你们为七周年做了一个宣传片，这里头有没有谈到地震的报道？
王跃春：我们有一个广告片，基本上都是地震时拍摄的画面。
陈菊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广告片。
王跃春：都是当时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好像除了一两张基本上都是在地震现场拍的图片。
陈菊红：变成一个浓缩整个责任理念的一个最典型的推广…
王跃春：对，配的广告词，“在风中，在火中，在雨中，在故事发生的现场，在任何苦难欢乐的现场”，这是《新京报》的社歌，名字叫《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
传统媒体必须张开双臂去拥抱互联网 适应新传播手段
陈菊红：这几年网络通过产品，能够跟受众更近地接触，原创方面只是体现的方式不一样，有些尝试，但确实不是以前经历的那种尝试。我知道《新京报》事实上这几年在新媒体的运营和尝试上面其实也做了一些事情，你们是怎么来看平面媒体现在所处的这个竞争环境和未来的路，你们在这方面的思考是什么？
王跃春：虽然我曾在互联网公司和传统媒体之间做了选择传统媒体的决定。但是就我本人来讲，包括《新京报》现在大家上下一致的共识，互联网的发展以及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传播方式的改变，是整个传统媒体必须去面对和拥抱的，必须把互联网能够为传统媒体所用的东西用到极至。且不说新京报在新媒体上的尝试和发展，就是做报纸本身，做新闻报道本身，做一个记者，做一个编辑，在我们整个工作环节中间，包括工作流程，还有工作内容，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要去对接互联网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的新闻来源，与读者的的互动，新闻爆料方式，以及整个新闻操作模式，还有很多新的传播手段、传播渠道，从最早的论坛发帖，到后来的跟贴，到现在的微博，这些都在深刻改变整个媒体的报道方式。所以我觉得必须张开双臂拥抱这个东西，否则最后还是会被淘汰掉。因为包括读者阅读习惯、阅读体验也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改变。
今年新京报改版参照互联网的用户体验，我们也在提读者体验，这是报纸以前不会考虑的事情，以前就是单纯的编辑部办报，编辑部想办成一份什么样的报纸，读者就得接受它。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我得更多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与读者之间的互动，让读者参与，考虑每一个版式和每一个标题，读者的阅读体验会是什么样子。
读者思维和编辑部思维的充分互动 才能拉近彼此距离
陈菊红：你们是通过什么去了解读者的？比如他们有一些新的想法。
王跃春：我们每年会做一些读者调查，比如周年庆活动，我们会邀请读者来，到报社来体验和开座谈会，主要是跟采编人员进行交流。我们的发行部门会定期搜集他们从报摊上，送报时跟读者的交流，搜集很多这样的信息回来。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自己随时随地的把自己还原成读者。现在我们每天有一个白天评报会，就是一群采编中层拿着当天的《新京报》和其他媒体做比较，事实上他首先是作为一个读者在评报。前一天晚上当编辑的时候和第二天坐这里评报的时候其实是两种思维，一个是读者思维，一个就是编辑部思维。所以这两个之间怎么能够拉近距离，怎么能够互动起来，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自己爱不爱看这篇文章，能不能把一个报道专题读下去，这个标题能不能看得懂，这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体验的。
陈菊红：谈到市场和读者本身需求的变化，这对你们整个办报形式或者是内容承载上的变化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七年里头，除了你刚才谈到文章变短，标题更为读者所接受。
王跃春：更直接的文字。
陈菊红：不玩儿很多文字游戏。
王跃春：不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
陈菊红：还有什么是市场给到你们的？
王跃春：除了适应现代读者这样一种快速的需求，现在受众的注意力，在某一个热点上的注意力，我们总结最多不会超过三天。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原先的操作流程。比如原来一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可以花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调查，等全准备好了间出一个重磅的。现在（对于非独家新闻而言）已没有意义了。且不说三天过去之后大家已经没有兴趣再看，或者已经有新的注意力出现了；当你花心思花时间做这个重磅的时候，别人可能花几个小时已经把这个重磅做出来了。因为现在信息的传递手段越来越快，越来越直接。比如说成都发生大火，我们记者还在往机场赶呢，这边微博实时报道，对现场最细致的描写，图片、视频已经全部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坐在家里编报纸的人是等记者到现场再说，还是坐在家里头就要开始电话连线，梳理材料，寻找疑点？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另外一个，也要探索在这种环境之下传统媒体跟互联网之间的一种分工。比如一个突发事件出来了，互联网俩小时内大专题已经做出来了。
陈菊红：俩小时都是慢的，15分钟。（笑）
王跃春：（笑）这个时候报社记者可能还没出发呢，甚至可能还不清楚事件已经发生了。毕竟我们是以24小时为周期的日报，网站是以秒、分钟为单位的媒体，这个时候去跟网站拼海量、拼速度肯定拼不过。所以这个时候传统媒体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至，这个优势是什么东西，我觉得不是第一手的信息发布，而是对事实的解释，是解释权的竞争，是观点的竞争，是深度的竞争。当然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新京报》来讲正是长项，因为我们在2003年创刊的时候就已经把评论和深度报道作为《新京报》的两面旗帜，高高地举起来了。刚好适应新的变化与挑战。
当然，现在大家都在做评论了，需要观点跟新闻结合的更加紧密，更多元，也需要不断创新评论话语体系和文本的表达方式，包括拓宽评论的面。因为现在有了微博之后，人人都是评论家，原来只是几个专家学者在说，现在可以写评论的人太多了。
新闻方面的深度我刚才说了，原来强调调查报道，调查是要花时间，现在我们内部提出“快速的深度，全民的深度”，就是所有记者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都要想到去做深度，并且最短时间内做出深度报道，它可能是一篇现场特写，可以是抓住一个方向的疑问调查，可以是一个专家权威解读，也可以是新闻当事人的对话。这些东西是可以跟互联网上面的快速信息、滚动新闻形成很好的互补。今天的读者第一时间都是通过网络、通过手机知道哪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会怎么样，这个事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和细节，以24小时为周期的报纸在这方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填个名字就发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记者也需要积累话语权
陈菊红：比如我们刚才说的所谓重磅，非常全面的调查，其实你们现在更希望以一种犀利的，从某一个方面切入进去，然后很快速地反应出来。这样的话让我想到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谈到媒体从业专业化的问题，越是需要你快速反应的东西，越是需要你在这方面积累的深，不然会出问题。在专业化，领域的专业化方面《新京报》是怎么做的？
王跃春：我们内部开会时说要高举新闻专业主义的旗帜，特别是互联网冲击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是我们这些人安身立命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方面是需要，特别是你说的在一个领域的积累。但说实话限于体制、环境等因素，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方向是明确的，因为你越是需要它在最短时间里面做出来，仅仅是提出合适的问题，都需要有相当的积累。所以《新京报》在招人用人的时候，不会大举招聘应届毕业生，我们还是希望招有媒体经验的人，特别是在同类的优秀媒体有从业经验的人。另外一方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稿费机制的激励，你写一篇深度报道和你写一条通稿消息，你能拿到的稿费以及报社给你的待遇和评价肯定是不一样的。
陈菊红：还是有杠杆的。
王跃春：对，经济杠杆，这是能最快发挥作用的，就是鼓励大家都去做“值钱的报道”。另外也不断地通过培训告诉我们的记者编辑：现在再像以前那样舒舒服服地当地记者，等着通讯员给你一篇稿子，你只要填个名字就可以了，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了。这种稿子在《新京报》是很难发的，如果在这个中间你付出专业的努力，采访了权威解释，采到了重要的新闻当事人，提出了疑问，那么评价马上就不一样。
陈菊红：个人荣誉感、成就感也不一样。
王跃春：对。我们每年还评新闻报道奖，每年办的像奥斯卡颁奖一样，让大家体会到职业的成就感。还有一个，我们鼓励记者在各领域积累，积累话语权，积累业界影响力。无论是跑时政线口还是做社会新闻，做深度报道或者是经济、文娱新闻，你在这个业界的影响力，我想每一个在《新京报》工作的记者会有这样的追求，否则混不下去，会过的很难过。《新京报》有些记者在自己的领域已成为同城这些媒体里面的“老大”。
媒体应以新闻价值为衡量标准 放弃舆论监督会丧失话语权
陈菊红：也正因为这样，你们有些报道我相信跟有些时候会触动一些利益，你们有时候也会受到一些压力，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类似请求和压力的时候，一般是怎么做？
王跃春：压力肯定是有，我自己总结过，每天接的电话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请你安排记者去采访，希望你做某个报道；另一种是打电话来希望你不要做某个报道，后一种比前一种更多。怎么去面对呢，我想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它的新闻价值，衡量它的真实性、客观性以及这个事情如果做会给《新京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不做又会损失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作为媒体当然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需要跟媒体发展的相关方面保持良性的互动。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理性、建设性”， 哪怕是做负面报道，还是要坚持善意，要有助于解决问题。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包括干预社会的能力，包括在一些事情上的话语权，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因为放弃了这个东西，媒体就没有价值了。
品质决定影响力 决定投资价值
陈菊红：像《新京报》这样，到了七年，我记得应该有过两次是被评为最具投资价值的媒体，你怎么看这个投资价值？
王跃春：我想对于新京报来说，这个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它的品质，一个是它的影响力，第三个是它的读者。
首先这张报纸的品质必须得有保证。我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发行还是广告，都来源都自这张报纸，报纸好不好，读者接不接受，说话真不真，内容新不新，有没有有价值的观点，这是一个基本的保障。
其次，品质决定了影响力，媒体的社会地位就是跟它的影响力密切相关的，同样发一个新闻，这张报纸发出来就比其他报纸的影响大，甚至直接推动了问题解决，那人家就知道谁的影响力是大的。比如说我们打开网络看看，大家都在转一个报纸的新闻，那这个报纸也是影响力大的。现在独家新闻越来越少，正是因为你的报道做的好才会被更广泛的传播。
第三个，投资价值也取决于它的读者，我们说，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现在《新京报》的读者跟我们创刊时所设想的或者说所梦想的读者群基本上是吻合的，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拥有一定社会地位，拥有一定经济基础，有一定话语权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群。而这个又得益于我们身处北京，北京聚集了一大群这样的人。
这次7周年我们拍了一电视片，采访了于丹，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新京报》在北京创刊七年，“影响了一个圈层”。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看新京报，他周围的朋友、他所在的圈子都在看新京报，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媒体现象。我想这个就是《新京报》的读者所带来的一种价值。哪一天也许报纸消亡了，《新京报》不是以纸张的方式出现了，但是它的品质、影响力和读者可以是不变的，它会继续产生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继续拥有投资价值。
愿景：转身全媒体的百年大报
陈菊红：你刚才说到了未来，投资是属于对未来而谈的，我也注意到你们其实这一两年有一些新的动作，比如你们做了一本杂志，又做一个“京探网”，我发现你们切入一个细分领域做新的媒体平台，比如说做娱乐，做消费，对于未来的思考里头，比如说下一步会做什么，你们怎么考虑这种战略？
王跃春：今天报纸上有个标题，《新京报》形成“一报两网三刊”，一报就是《新京报》，两网是“新京报网 (微博)”和“京探网”，京探网定位社区消费门户。还有三本杂志，包括《名汇FAMOUS》《房地产世界》、《居尚》。“京探网”和这三本杂志确实切入的是一个细分领域，这些细分领域都是《新京报》拥有优势资源的。比如“京探网”，《新京报》是一个大众媒体，它的一大优势就是不断在影响城市生活，影响城市生活的消费，在这方面形成很大大的一媒体影响力跟权威性，这为京探网打下了基础。
举一个例子，新京报有“好逑”的征婚栏目，前几年开始做落地活动，来参加的人非常多，效果非常好，因为大家觉得新京报这样的媒体搞这个东西有公信力。以前一年做一次，今年已经搞了三回，并且从新京报拓展到京探网的婚嫁频道上。这就是城市消费生活，是一个报纸所带来的衍生品。《名汇FAMOUS》，我们定位做泛文化领域的人物报道，这个依托的是《新京报》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源。
《新京报》广告排首位都是房地产，家居也是发展非常好的一个市场，所以这两块块顺理成章做成了《房地产世界》和《居尚》杂志，在这两个领域我们同时拥报纸平台和铜版纸杂志平台，以及网络消费平台，这样就把《新京报》优势资源发挥到了极至。接下来肯定还是这样一个全媒体发展思路，有成熟的思路之后再去做新产品，保证做一个就成功一个。
陈菊红：我想可能正是因为《新京报》一直这样比较稳健的一路走来，走到今年，七年，11月11号是生日，过了非常好的一个七年，希望它接下来的七年，十四年，一百年都会非常好。
王跃春：谢谢，我们理想就是做百年大报。
陈菊红：我们的理想是做百年大网，理想是一致的。腾讯公司今年也是创办12周年了，也是11月11号，非常巧，和《新京报》同一天生日，就是年头不一样。以后有机会我们共同策划，跟更多网友一起过生日。谢谢大家。
王跃春：谢谢各位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