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洁：道德危机时代的守望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1 10:21:19
2010年04月11日 朱小蔓 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纪念我敬爱的导师鲁洁先生80寿辰的时刻到了。纵观她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她已相当完整地构筑起道德教育哲学的理论大厦，也相当深刻地回应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道德教育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我们似乎不能设想，在当今中国教育学界，在中国德育学界可以没有先生的思想和声音，可以不运用她潜心研发的基础理论
鲁洁
在当代中国教育学者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鲁洁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很高的，她尤其长于对教育问题写作单篇系统而精粹的哲学论文。其思想的高度、文辞的大气、犀利，极为突出，思维方式也相当有个性和个人风格。自从选定从道德的角度研究教育，她就一天也没有放弃、停止过。先生专注与醉心于道德教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她对当今人类陷入的道德危机，对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人的道德失范和精神迷失问题，一直抱有深深的忧虑。
德育研究独树一帜
先生的德育研究独树一帜。她是批判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她的批判集中指向两个方向：一是批判长期以来受到“左”的和教条主义影响的德育体系，二是批判现代化过程中唯经济主义、科技至上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等“病症”对德育的冲击和侵蚀，因为这两者都造成无“人”的德育。而她建构的是有“人”的和“为人”的德育，是以人的生活为坚实基础的德育。
人的理论是先生的教育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其道德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其全部思想贯通性的主线。然而，究竟怎么看待人的本质？当今时代应该持怎样的人学观？我们需要进入先生的读书、思考和研究中去分析、把握。据我入学之后与她的接触交流，我知道她一直在关注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她不迷信过度物质化、占有式的西方现代化，同时却高度重视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新发展，敏感于它们区别于近代人本主义的新特征。当然，她也时时警惕西方人本主义的负价值，警惕其中的绝对化倾向。世纪之交，她正式提出将“共生性的人”作为人的教育，也是德育的起点。她认为，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型，因而人学观一定要改变。今天的每个人可以跟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发生即时联系，形成某种关系，人际关系已不为“在场”所限定，而呈现出“在场”和“缺场”的交叉。它表明在人与人之间，一种生死与共的生存结构正在逐步形成。
最近10多年，她极力倡导生活形态的、整体性的道德教育，它既包含了外在的道德规范，也关注着内在的道德精神和心灵，它既涵盖了道德的知识，又统摄了道德行为、情感信仰等。她认为，在这个整体中不排除道德知识的存在，但道德不能还原为道德的知识；它虽包含有道德的规范，但不能将道德归结为道德的规范。基于这样的认识，她坚持着重对外在性的、知识性的道德教育予以批判。坚持德育是引发、激励人内在的向善性的过程，而不是从外部输入的过程。
纵观她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分析其中若干重要命题的关联，显然，她已相当完整地构筑起道德教育哲学的理论大厦，也相当深刻地回应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道德教育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我多次在不同场合听她谈及德育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时总爱说：反正要想通。一个“通”字，可以形象地表明她理性思考的习惯，即思想的深邃、逻辑论证的严密以及精神主旨的一以贯之。事实也已证明，先生的思想理论无论是运用于指导学校德育实践，还是贡献于国家课程政策，都是起了大作用的。说实在的，我们似乎不能设想，在当今中国教育学界，在中国德育学界可以没有先生的思想和声音，可以不运用她潜心研发的基础理论。
学术与生命
对先生来讲，学术就是她的生活、她的生命。她在南京师范大学教学了一辈子。就她带博士生和指导博士后的经历来看，我觉得有两个特点是十分突出的。
第一是重视基础训练。她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受过苏联专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训练，又有此前在上世纪40年代受过的较严格的社会学训练，她本人的理论基本功是相当扎实的。她也要求学生有较好的哲学基础，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一向是主考教育哲学的。我投到她的门下后，向她谈起我在萧焜焘先生那里学西方哲学史的体会，她当即表示，要请萧先生为南师大教育学博士生亲授西方哲学史，重点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由此，从90级至96级，每一届教育学博士生都受到过萧先生的西方哲学史熏陶。萧先生是先生的革命战友、学长和老朋友。他们个性不尽相同，但关心社会正义、情系人类命运的学术责任感和看问题高屋建瓴的洞察力和大气度十分相像。
第二，她是一位真正体现出教学相长的导师。她指导学生通常总是先听学生自发地说，她更多的是倾听、思索，机敏地作出回应，从而激发对方的进一步思考，展开深一层层讨论。
说起来，也许人家不相信，也不会理解，我对那种场景、氛围的留念、向往、期盼，不亚于等待一个盛大的节日。因此，我不能想象，一个有创造力的研究者在她学术生命依然旺盛的时期没有资格带学生、带助手。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大型研究机构，老、中、青学者之间的代际交流断不可少，它是研究视野的需要，也是道德交往的需要。人文学科更需要有师徒间近距离的、经常性的、个人化的接触和交流。
读书与存在
“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先生一生爱读书，在漫长的“文革”动乱期间，她设法去找书悄悄读。据说后来在她生病期间，她也是边挂水边专心读书。她曾对我说，这是克服病痛、消磨时间最好的方法。读书更是她进入中老年后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她围绕着对现代化的反思读了大量的书。如，马尔库塞、吉登斯、哈贝马斯的著作。她较早地关注存在主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婴儿心理学以及多元智力理论，关注人的潜能、人的发展可能性、生命独特性。她既欣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又对苏联以维果茨基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学派高度赞同，认为它们是对皮亚杰研究的有益补充，单是皮亚杰的理论不能合理地解释人。在教育学学科建设上，她从没有忽略过心理学对教育学的支撑作用。她对高觉敷、刘恩久等南京师范大学老一辈心理学家十分尊重，对一批有才华的中青年心理学学者倍加爱惜。在南师大教育学科，许多研究课题的讨论、博士生的开题工作，多有邀请心理学者参加的惯习，重视教育学专业的学生接受心理学的系统训练，更是长期保留下来的好传统。
最近一年，先生搬到了新居。郊外的静谧使她的读书生活更加惬意。女儿帮她从城里分批拉来她最想读的书。我几个月前去，知道她正在钻研人类学，对教育人类学尤感兴趣。我相信，她在读书中获得的思考乐趣足以让她感受晚年生活的满足和幸福。
从未漠视生活
先生一向爱花草，她的老伴离休后把满屋花草侍弄得生机勃勃。先生爱音乐，她的老伴多少年前就自称自己是“发烧友”。老夫妻各有偏爱，又有同好。他们的前后居所无论大和小、新与旧，总是一样的洁净、雅致、协调，其不变的审美趣味有如她清旷、高洁的人格，始终保持如一。
先生其实是一位热爱生活的人、有生活情调的人，她对生活总是安排、处理得井井有条，饮食起居清淡、节制而有序，一切都足见她的清醒和智慧。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她从未把知识、理性与生活对立起来，更未漠视生活、傲视生活。她既反对中国数千年的“道德人”的人性预设，也反对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人”的人性预设，她只信念“生活之树常青”。如果说人的学说是贯通她整个道德教育理论体系的线索和灵魂，生活理论则是她全部教育学思想的基石。也可以说，正因为在根本上她对生活的理解是真正透彻的，所以她才可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才可能达到学术与人格的完美统一。
仰止高山 活出自己
先生于我有恩，恩似大海般宽阔，情似小溪般绵长。
我40岁出头报考博士生，按当时的政策本已超龄，但先生说，文科博士生不要过于苛求年龄。因在硕士阶段的研究积累和兴趣，我一入学就拟选情感教育作为研究方向，她尊重我的意愿，认为“从中国教育的现状，从青少年与儿童精神成长中的问题以及世界性的教育走向来看，建立起重视情感教育的教育理论，并切实探索情感教育的特殊机制确有必要”、“相比之下，教育理论对这方面的开发研究较为薄弱。”
1992年，苏联伦理学全国教学委员会主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阿·依·吉塔连柯接受我去做访问学者，当时没有公费计划，老师拿出自己的课题费，资助我自费留学。1993年一回国，她便把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担子交给了我。1994年，她亲自打电话动员我申报正教授，见我犹豫，在电话里干脆利索地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专业需要梯队，你必须快些接上来。那坚持的语调至今犹在耳际。那年，她还亲自出马，劝说组织放弃要我担任大学副校长的决定。她相信，我放弃13年行政工作的经历后投到她门下，确是诚意要从事专业工作的，并认定我还算有点专业潜质。但是，我后来的人生道路还是未能幸免，再次担任行政职务，“双肩挑”一挑就又是15年。经历了三个行政领导工作的平台，有着很不相同的视野、服务对象及挑战，一方面进一步丰富了人生阅历，拓展了知识范围，或许也体现出个人对公共事业的某些价值，但同时也消耗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说对专业工作从不敢懈怠，学者生活也几乎一日未曾放弃，但终究不成器，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可以向老师交代。
由于“文革”前及至整个“文革”，大小政治运动不断，先生其实也是年过半百以后才有机会专心做专业，而真正摆脱行政管理事务，也已经60多岁。但正如她自己所言，她从此只专注做一件事。所谓“大德不器”，她做到了，而且实现了她自主选择生活意义的最大可能性。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先生的道德教育哲学建树从思考的范围、结构的完整、逻辑的缜密尤其是思想高度来说，我估计，迄今甚至相当一段时期里，国内德育学术界无人可望其项背。
现在我也63岁，开始进入老年，可望解甲归田，专事于心爱的专业工作了。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有人预言，21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学科当是生物学和教育学。当时被这一预言极大鼓舞起来的学术热情和信念，今天依然强劲奔放。我深信，从情感入手研究人的道德品行乃至人格的发育与健全，恰是生物学与教育学学科交接联袂的地带，希望自己还有专注的心境和健康的体力，在这一领域里用哲学思考和人文方法的实证再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此外，学习导师，用道德之“眼”看教育、思教育，我愿意继续用人文哲学的思维、感受与话语方式总结自己37年教学、研究与行政服务之经验得失、职业感悟，揭示其中的道德意义。我希望这也可以成为我对老师补交的另一份道德教育哲学作业。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纪念我敬爱的导师80寿辰的时刻到了。借此向先生贺寿之际，学生鼓起勇气、怀抱愧歉之心，祈求先生原谅，原谅我自主选择力不足，没有在专业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好，辜负了她的苦心提携和期望。
望余生补过更新，仍能追随先生治学为人之大道，顺己本性，扬己所长，尽己所能也。
然，受自身天赋、基本功及专注能力之所限，吾自知永远无法抵达先生之学术成就与境界矣。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纪念我敬爱的导师鲁洁先生80寿辰的时刻到了。纵观她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她已相当完整地构筑起道德教育哲学的理论大厦，也相当深刻地回应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道德教育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我们似乎不能设想，在当今中国教育学界，在中国德育学界可以没有先生的思想和声音，可以不运用她潜心研发的基础理论
鲁洁
在当代中国教育学者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鲁洁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很高的，她尤其长于对教育问题写作单篇系统而精粹的哲学论文。其思想的高度、文辞的大气、犀利，极为突出，思维方式也相当有个性和个人风格。自从选定从道德的角度研究教育，她就一天也没有放弃、停止过。先生专注与醉心于道德教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她对当今人类陷入的道德危机，对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人的道德失范和精神迷失问题，一直抱有深深的忧虑。
德育研究独树一帜
先生的德育研究独树一帜。她是批判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她的批判集中指向两个方向：一是批判长期以来受到“左”的和教条主义影响的德育体系，二是批判现代化过程中唯经济主义、科技至上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等“病症”对德育的冲击和侵蚀，因为这两者都造成无“人”的德育。而她建构的是有“人”的和“为人”的德育，是以人的生活为坚实基础的德育。
人的理论是先生的教育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其道德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其全部思想贯通性的主线。然而，究竟怎么看待人的本质？当今时代应该持怎样的人学观？我们需要进入先生的读书、思考和研究中去分析、把握。据我入学之后与她的接触交流，我知道她一直在关注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她不迷信过度物质化、占有式的西方现代化，同时却高度重视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新发展，敏感于它们区别于近代人本主义的新特征。当然，她也时时警惕西方人本主义的负价值，警惕其中的绝对化倾向。世纪之交，她正式提出将“共生性的人”作为人的教育，也是德育的起点。她认为，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型，因而人学观一定要改变。今天的每个人可以跟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发生即时联系，形成某种关系，人际关系已不为“在场”所限定，而呈现出“在场”和“缺场”的交叉。它表明在人与人之间，一种生死与共的生存结构正在逐步形成。
最近10多年，她极力倡导生活形态的、整体性的道德教育，它既包含了外在的道德规范，也关注着内在的道德精神和心灵，它既涵盖了道德的知识，又统摄了道德行为、情感信仰等。她认为，在这个整体中不排除道德知识的存在，但道德不能还原为道德的知识；它虽包含有道德的规范，但不能将道德归结为道德的规范。基于这样的认识，她坚持着重对外在性的、知识性的道德教育予以批判。坚持德育是引发、激励人内在的向善性的过程，而不是从外部输入的过程。
纵观她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分析其中若干重要命题的关联，显然，她已相当完整地构筑起道德教育哲学的理论大厦，也相当深刻地回应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道德教育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我多次在不同场合听她谈及德育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时总爱说：反正要想通。一个“通”字，可以形象地表明她理性思考的习惯，即思想的深邃、逻辑论证的严密以及精神主旨的一以贯之。事实也已证明，先生的思想理论无论是运用于指导学校德育实践，还是贡献于国家课程政策，都是起了大作用的。说实在的，我们似乎不能设想，在当今中国教育学界，在中国德育学界可以没有先生的思想和声音，可以不运用她潜心研发的基础理论。
学术与生命
对先生来讲，学术就是她的生活、她的生命。她在南京师范大学教学了一辈子。就她带博士生和指导博士后的经历来看，我觉得有两个特点是十分突出的。
第一是重视基础训练。她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受过苏联专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训练，又有此前在上世纪40年代受过的较严格的社会学训练，她本人的理论基本功是相当扎实的。她也要求学生有较好的哲学基础，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一向是主考教育哲学的。我投到她的门下后，向她谈起我在萧焜焘先生那里学西方哲学史的体会，她当即表示，要请萧先生为南师大教育学博士生亲授西方哲学史，重点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由此，从90级至96级，每一届教育学博士生都受到过萧先生的西方哲学史熏陶。萧先生是先生的革命战友、学长和老朋友。他们个性不尽相同，但关心社会正义、情系人类命运的学术责任感和看问题高屋建瓴的洞察力和大气度十分相像。
第二，她是一位真正体现出教学相长的导师。她指导学生通常总是先听学生自发地说，她更多的是倾听、思索，机敏地作出回应，从而激发对方的进一步思考，展开深一层层讨论。
说起来，也许人家不相信，也不会理解，我对那种场景、氛围的留念、向往、期盼，不亚于等待一个盛大的节日。因此，我不能想象，一个有创造力的研究者在她学术生命依然旺盛的时期没有资格带学生、带助手。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大型研究机构，老、中、青学者之间的代际交流断不可少，它是研究视野的需要，也是道德交往的需要。人文学科更需要有师徒间近距离的、经常性的、个人化的接触和交流。
读书与存在
“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先生一生爱读书，在漫长的“文革”动乱期间，她设法去找书悄悄读。据说后来在她生病期间，她也是边挂水边专心读书。她曾对我说，这是克服病痛、消磨时间最好的方法。读书更是她进入中老年后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她围绕着对现代化的反思读了大量的书。如，马尔库塞、吉登斯、哈贝马斯的著作。她较早地关注存在主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婴儿心理学以及多元智力理论，关注人的潜能、人的发展可能性、生命独特性。她既欣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又对苏联以维果茨基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学派高度赞同，认为它们是对皮亚杰研究的有益补充，单是皮亚杰的理论不能合理地解释人。在教育学学科建设上，她从没有忽略过心理学对教育学的支撑作用。她对高觉敷、刘恩久等南京师范大学老一辈心理学家十分尊重，对一批有才华的中青年心理学学者倍加爱惜。在南师大教育学科，许多研究课题的讨论、博士生的开题工作，多有邀请心理学者参加的惯习，重视教育学专业的学生接受心理学的系统训练，更是长期保留下来的好传统。
最近一年，先生搬到了新居。郊外的静谧使她的读书生活更加惬意。女儿帮她从城里分批拉来她最想读的书。我几个月前去，知道她正在钻研人类学，对教育人类学尤感兴趣。我相信，她在读书中获得的思考乐趣足以让她感受晚年生活的满足和幸福。
从未漠视生活
先生一向爱花草，她的老伴离休后把满屋花草侍弄得生机勃勃。先生爱音乐，她的老伴多少年前就自称自己是“发烧友”。老夫妻各有偏爱，又有同好。他们的前后居所无论大和小、新与旧，总是一样的洁净、雅致、协调，其不变的审美趣味有如她清旷、高洁的人格，始终保持如一。
先生其实是一位热爱生活的人、有生活情调的人，她对生活总是安排、处理得井井有条，饮食起居清淡、节制而有序，一切都足见她的清醒和智慧。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她从未把知识、理性与生活对立起来，更未漠视生活、傲视生活。她既反对中国数千年的“道德人”的人性预设，也反对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人”的人性预设，她只信念“生活之树常青”。如果说人的学说是贯通她整个道德教育理论体系的线索和灵魂，生活理论则是她全部教育学思想的基石。也可以说，正因为在根本上她对生活的理解是真正透彻的，所以她才可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才可能达到学术与人格的完美统一。
仰止高山 活出自己
先生于我有恩，恩似大海般宽阔，情似小溪般绵长。
我40岁出头报考博士生，按当时的政策本已超龄，但先生说，文科博士生不要过于苛求年龄。因在硕士阶段的研究积累和兴趣，我一入学就拟选情感教育作为研究方向，她尊重我的意愿，认为“从中国教育的现状，从青少年与儿童精神成长中的问题以及世界性的教育走向来看，建立起重视情感教育的教育理论，并切实探索情感教育的特殊机制确有必要”、“相比之下，教育理论对这方面的开发研究较为薄弱。”
1992年，苏联伦理学全国教学委员会主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阿·依·吉塔连柯接受我去做访问学者，当时没有公费计划，老师拿出自己的课题费，资助我自费留学。1993年一回国，她便把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担子交给了我。1994年，她亲自打电话动员我申报正教授，见我犹豫，在电话里干脆利索地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专业需要梯队，你必须快些接上来。那坚持的语调至今犹在耳际。那年，她还亲自出马，劝说组织放弃要我担任大学副校长的决定。她相信，我放弃13年行政工作的经历后投到她门下，确是诚意要从事专业工作的，并认定我还算有点专业潜质。但是，我后来的人生道路还是未能幸免，再次担任行政职务，“双肩挑”一挑就又是15年。经历了三个行政领导工作的平台，有着很不相同的视野、服务对象及挑战，一方面进一步丰富了人生阅历，拓展了知识范围，或许也体现出个人对公共事业的某些价值，但同时也消耗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说对专业工作从不敢懈怠，学者生活也几乎一日未曾放弃，但终究不成器，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可以向老师交代。
由于“文革”前及至整个“文革”，大小政治运动不断，先生其实也是年过半百以后才有机会专心做专业，而真正摆脱行政管理事务，也已经60多岁。但正如她自己所言，她从此只专注做一件事。所谓“大德不器”，她做到了，而且实现了她自主选择生活意义的最大可能性。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先生的道德教育哲学建树从思考的范围、结构的完整、逻辑的缜密尤其是思想高度来说，我估计，迄今甚至相当一段时期里，国内德育学术界无人可望其项背。
现在我也63岁，开始进入老年，可望解甲归田，专事于心爱的专业工作了。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有人预言，21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学科当是生物学和教育学。当时被这一预言极大鼓舞起来的学术热情和信念，今天依然强劲奔放。我深信，从情感入手研究人的道德品行乃至人格的发育与健全，恰是生物学与教育学学科交接联袂的地带，希望自己还有专注的心境和健康的体力，在这一领域里用哲学思考和人文方法的实证再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此外，学习导师，用道德之“眼”看教育、思教育，我愿意继续用人文哲学的思维、感受与话语方式总结自己37年教学、研究与行政服务之经验得失、职业感悟，揭示其中的道德意义。我希望这也可以成为我对老师补交的另一份道德教育哲学作业。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纪念我敬爱的导师80寿辰的时刻到了。借此向先生贺寿之际，学生鼓起勇气、怀抱愧歉之心，祈求先生原谅，原谅我自主选择力不足，没有在专业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好，辜负了她的苦心提携和期望。
望余生补过更新，仍能追随先生治学为人之大道，顺己本性，扬己所长，尽己所能也。
然，受自身天赋、基本功及专注能力之所限，吾自知永远无法抵达先生之学术成就与境界矣。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