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基惨案：“国民革命”的一场“情感动员”
核心提示：“国民革命”方针的确定与国民党内权力结构的重组，只为群众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制度性条件。要将这种革命“潜能”转化为真正的集体行动，还需要一些更加直接的动力。曾有社会学家指出，大规模集体行动的焦点，“是造成满腹怒火和坚定意志的义愤”。[1]广东的革命形势，恰恰也是被怒火和义愤点燃的。沙基惨案——这一“帝国主义”在广东土地上杀害广东人的暴行——在广东群众中激发起的普遍“悲愤”情绪，为国民党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动员，提供了一个直接而有效的历史“机遇”。
本文摘自：《粤海风》2010年第4期，作者：李志毓，原题：《沙基惨案：一场革命的“情感动员”》
1925年6月23日的沙基惨案，作为一场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和国民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而被载入史册。但是它可以传达给我们的历史信息却并不局限于此。沙基惨案发生在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之后，国民党改组和广州政权经历结构性重组的过程中。在这个时期，苏联顾问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保护农工的政策得到有力推行，依靠国民起来“拆旧政府的台”(恽代英语)的“国民革命”方针得到确认，大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向广东，加入了党军各级政治部和宣传部。发动工人，组织农民，宣传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扩大国民党和广州政权的社会基础，为“北伐”夺取全国政权做准备，这一切成了广州政治的中心问题。
但是，“国民革命”方针的确定与国民党内权力结构的重组，只为群众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制度性条件。要将这种革命“潜能”转化为真正的集体行动，还需要一些更加直接的动力。曾有社会学家指出，大规模集体行动的焦点，“是造成满腹怒火和坚定意志的义愤”。[1]广东的革命形势，恰恰也是被怒火和义愤点燃的。沙基惨案——这一“帝国主义”在广东土地上杀害广东人的暴行——在广东群众中激发起的普遍“悲愤”情绪，为国民党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动员，提供了一个直接而有效的历史“机遇”。
一
沙基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广东民众强烈的义愤和仇外的情绪。广州市民们纷纷自发组织演讲团，分赴各处演说英国人的罪恶。广东大学宣传队，每晚七点到九点都选派多人在广州第一公园东边的大榕树下对民众演讲。有一次一个市民演讲团在一家凉品店旁演讲，起初听者只有数百人。后有香港罢工失业回国的工人，也以市民资格，登台宣讲华人受英人虐待惨状，招来听众至上千人。这时又有路过的盲人学校某教授及盲人学生，也加入演讲，神色激昂，痛快淋漓。接着又有一市民带病登台演讲，“声嘶力竭，病体渐觉不支，几至晕倒”。[2]甚至还有女子中学的学生“以国弱遭人蹂躏，而人心又复麻醉如死，知非一死以励国人，实无从以挽救中国”而投入白鹅潭自杀。[3]
但是，这种民间自发的仇恨与“国民革命”所需要的统一的民族国家意识相去甚远。当时的《广州民国日报》曾发表社论说，沙基惨案的发生最好地测验了广东的“民智”，而测验的结果，就是“浅薄”。例如，“同五百年前一样”，仍然称外国人为“夷”，有些人叫喊着“宁为玉碎”，大部分人只知有“帝国”、不知有“主义”等等。[4]而且，愤怒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激起反抗的情绪，却不足以维持大规模的持久斗争，要将愤怒转化为发动和维持革命运动的持续性力量，必须对愤怒进行引导和“再生产”。革命政党的作用就在于“将存在于群众中无形的、零散的、彼此缺少联系的和地方化的愤怒变成有目的、有方向和有组织的力量”。[5]沙基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及时抓住机遇，对惨案进行了大量的“情感”宣传，将帝国主义的罪恶和革命的神圣意义在鲜血中推向高潮，有力推动了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5年7月9日、10日，国民政府为沙基死难烈士举行了连续两天的公祭仪式。革命者的丧礼，既是对死者价值的肯定，又是对革命理想的歌颂，同时也是对生命意义的重塑。在此之外，它还以一种呼天抢地、伤痛欲绝的大悲愤，展现出一种毁灭与新生的“革命价值”。在这里，死亡不是人生的底线，反而是生命的开始。在国民政府发出的“公祭沙基死难烈士之通告”中说，“在沙基被帝国主义者惨杀的诸烈士，已经为争我们中华民族之生存自由独立而牺牲了，我们在这帝国主义者毒弹横飞里逃走出来的后死者，和我们正在被帝国主义者无形中宰制着压迫着的后死者，不胜其悲愤、不胜其哀痛、我们为要继续死难诸烈士未竟的壮志、我们为要贯彻死难诸烈士革命的精神……”我们要到先烈的灵前“去痛讣我们的哀情”、“去痛洒我们的热泪”。通告对此次公祭大会提出的标语口号，除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政策性口号之外，更多的是“精神不死”、“虽死犹生”、“以牺牲博自由”、“不流血必不能生存”、“以赤血洗国耻”、“自由之花是以鲜血洒出来的”、“以鲜血实现国民革命”等口号。[6]鲜血有力地证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鲜血也最能够唤醒奋勇牺牲的热忱。沙基惨案提供的巨大情感能量，连蒋介石也感慨道：“沙面案于凄惨中觉有一种光明印象，生者固悲愤，而死者则得所也。”[7]
这种民族主义的“悲愤”，为广东的革命动员提供了最初的“情感支点”。在这个支点之下，群众被广泛地发动起来。之后，国民党开始适时地引导广州的群众运动与香港等地已经发动起来的罢工运动相结合，借机扩大国民党的政治基础，促进广州政权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8]1925年7月23日，广东工团各界两千余人在广大操场上召开沙基烈士周月纪念大会，汪精卫、胡汉民、邹鲁等国民党领导人到会。汪精卫发表了演说，明确将“继续沙基烈士生命的工作”定义为全力支持省港罢工和争取国民政府的经济独立。他说：6月23日以后继续奋斗的最大工作，就是罢工，要各界联合起来，一起支持罢工工友们，使罢工坚持到底。因为罢工不仅带给英帝国主义直接的经济损失，而且为广州政府所谋求的经济独立、交通独立，补充了人力。得到人力，广东政府才能自己造船、建船厂，建筑货仓和码头，进而谋求打破英国的经济封锁。[9]在引导沙基惨案激发的爱国热情与省港罢工相结合并服务于政府建设这一点上，国民党内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蒋介石也考虑到工人如果长期没有收入来源，斗争恐难维持，因此提出利用罢工工人修筑道路的问题，并指出，“或虑罢工工人操业不同，习惯各异，未必尽人愿为路工，然值此爱国热度正高，疏导必非无术……果能妥筹办法，何难利用扩充”。[10]随着政府对省港罢工的支持，广州各行各业的罢工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其他各界的群众也纷纷走上街头。苏联顾问达林曾在回忆录中说，“至今，我的眼前仍浮现着那些接连不断的人民集会、旗帜、标语、革命口号、工人代表团和农民会议。千百万人觉醒起来……几百万、几百万的人投入运动……”[11]群众运动的风起云涌，得益于国共两党的群众组织，但是从人们被“集合”在一起的方式来看，被运用更多的则是“民族主义情感动员”的手段。这种动员将人们在生活中目睹的不公不义与更广阔的政治目标结合起来，教育了民众。贫苦的工人通过与广州政府联合行动，获得了经济上的回报，提高了政治地位。同时也为国民党扩大政治参与通道、树立政权权威创造了条件。国民革命发动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情感动员”，召唤着一个“血钟英响满天涯”的革命时代的到来。沙基惨案悼亡仪式中对流血牺牲的歌颂，透露出革命在社会政治变革之外的另一个涵义，这就是个体生命的抒情。而这种抒情的指向，则是鲜血和死亡。革命有政治理念和实践的层面，也有更深远的精神层面。革命掀起的巨大激情、恐惧、牺牲的意志和个体与群体、与历史合而为一的归宿感，震撼着无数真诚易感的心灵。革命作家蒋光慈就曾经说过，“浪漫派吗？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12]并说过，“革命就是艺术，真正的诗人不能不感觉得自己与革命具有共同点。诗人——罗曼蒂克更要比其他人能领略革命些！罗曼蒂克的心灵常常要求超出地上生活的范围之外，要求与全宇宙合而为一。革命越激烈些，它的怀抱越无边际些，则它越能捉住诗人的心灵，因为诗人的心灵所要求的，是伟大的，有趣的，具有罗曼性的东西……惟真正的罗曼蒂克才能捉得住革命的心灵，才能在革命中看出有希望的将来”。[13]在他的成名作《少年漂泊者》中，蒋光慈描述了一个“抱恨漂泊的少年”、一个“致死不屈服于黑暗的少年”，决心将此生的生活“完全贡献在奋斗的波浪中”的故事。主人公当过学徒、茶房、工人，经历过恋人死亡、抵制日货、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进过监狱，后来考上黄埔军校，在惠州战役中，高喊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壮烈牺牲。对于他的死，蒋光慈写道：“光荣！光荣！无上的光荣！”[14]
不只是蒋光慈，在二十年代的革命作家和投身革命的文学青年笔下，对于鲜血和死亡的浪漫想象俯拾皆是。它是漂浮在海洋上的红色的火光，是奔腾咆哮的“血响”，它是一片像晚霞朝雾似的红光，它是充实在整个中国命脉里的活泼、生动、发光的生命。[15]一个人没有生气地活在世上才是死亡，是“活的死尸”，与其这样，“那不如葬身在血与光的波涛中，死在奴隶咆哮的呼声里，为比较有价值的了！是的，去死，去死，我要去死！”[16]这种对于流血牺牲的热切召唤，也体现在国民党的政治宣传之中。以汪精卫为例，从1925年6月回到广东，到1926年5月离职出走这期间，广州几乎所有的大型群众集会、庆典，都有汪精卫到场演讲，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成立、廖仲恺遇刺、省议会宴请商界、政府招待教育界等几乎所有重要场合，汪精卫也要到场发表演说。在这些演讲中，汪精卫用极富煽动性的语言，对听众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了，因为大家都已经觉悟了。而“觉悟的便能够流血”。他号召大家，跟随国民党，“枪来枪去，炮来炮去”，“流出红血来证明他的觉悟”，“望同胞的血，拿来染成自由独立的国家”。[17]
早年的汪精卫也是一个革命者，有“士为天下生，亦为天下死”的志向。终其一生，汪精卫都以“革命党人”自居。同时，他也是一个罗曼蒂克的诗人。在1910年进京谋炸摄政王之前，汪精卫曾留给胡汉民一封血书，上面只有八个字“我今为薪，兄当为釜”，因汪精卫在“论革命之道德”一文中说过，革命党人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火中，顷刻化为灰烬，釜则于烈火中受尽煎熬。虽然用途不同，为了天下苍生之饱食的目标却是一样的。[18]薪和釜，分别代表了革命的“烈德”与“恒德”。那一年汪精卫二十八岁，对流血牺牲之“烈德”有着热切的期待，梦想着自己的生命能够像“薪”一样，“炬火熊熊，顷刻而尽”，以此震醒国人的“立宪”迷梦。[19]行刺不成，革命的决心没能用鲜血写成，但是汪精卫在狱中留下的十数首杂诗、杂感，却以其丰富的审美内涵，感动了当时和后起的无数青年。其中一句“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为鲜血和牺牲涂抹了一层无比绚烂的光彩。终其一生，汪精卫都保持着这种对革命人生的杜鹃啼血式的浪漫想象，在他的诗中也反复出现“杜鹃”的意象。
杜鹃是悼亡的仪式。有研究者认为，在汪精卫的心中，始终深藏着一种“烈士情结”，他的诗词中有“留此余生成底事……愧戴却头颅如旧”、“头颅看自厌，髀肉叹重生”、“马革能酬愧不如”的句子，反映了他对自己不能壮烈牺牲而感到遗憾的心情。[20]这种对流血牺牲的浪漫诗情，在二十年代这场国民革命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在1925年前后所作的一首“飞花”辞中，汪精卫写到：
疾风吹平林，众树失芳菲。古今伤心人，泪眼看花飞。花飞正纷纷，子生已离离。今日青一捻，他日大十围。一树能开千万花，不啻一花化作千万枝。花亦解此意，飞去不复疑。飘飖随长风，安择海角与天涯。今年送春去，明年迎春归。新花未满枝，故花已成泥。新花对故人，焉知尔为谁？故人对新花，可喜还可悲。春来春去有定时，花落花开无尽期。人生代谢亦如此，杀身成仁何所辞！[21]
这首“飞花”辞虽然婉转忧伤，带有浓厚的传统文人伤春悲秋的情怀，但却已经完全没有了“零落成泥碾作尘，惟有香如故”的清高自守，而表现出“千万花”与“千万枝”的磅礴意象，最后的“人生代谢亦如此，杀身成仁何所辞”一句，更是慷慨决绝。花谢花飞，隐喻了革命者的前赴后继。在二十年代中期，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被发动起来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中，这种辛亥时期存在于革命者“个体”身上的“烈士情结”，演化成了一种更加激烈而壮阔的抒情，一种参与群众运动的能量。它激发着人们的投身革命的热情和流血牺牲的意志，召唤人们在集体行动中，超越人生的有限性，共享一个民族的伟大目的和崇高价值。正是在这里，个体的生命与群体的生命联结在了一切，政治进入了人的心灵，获得了号召千百万人的力量。广东群众运动中的“情感动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斗争和庆典仪式来传达的，包括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演讲大会、示威巡行和游艺大会等。在广州政权之下，无论是沙基烈士纪念周、纪念月，还是总理逝世纪念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五卅惨案纪念日……甚至只要是节假日，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群众集会、演说和巡行举行，而几乎所有的群众大会都遵照同一种程序模式——奏乐；肃立；向国旗党旗及中山先生遗像行三鞠躬礼；宣读总理遗嘱；主席宣布开会理由；演说；大会提案及通电；高呼口号；唱国民革命歌曲；奏乐；巡行(以升旗为号，各界按序列队出发)。这些纪念和庆典仪式，往往聚集了数万至数十万的参与者和更多的围观者，具有强烈的宣传效果。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曾指出的，“在劳工运动中，示威行动的原始目的纯粹是其实际上的效用——向他们的对手展示工人群体的力量。并以此鼓舞他们的支持者，后来却变成了显示团结的典礼。对于许多的参与者而言，在其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万众一心’的经验，其价值绝不稍逊于任何它所欲达成的实际目标。于是乎，一套仪式性的装备可能随之兴起：标语、旗帜、大合唱等等。尤其在一些仪式的自动发展比较不受到理性主义所拘束的组织中，创造仪式的动力可能会像热带灌木一样茂盛无比……”[22]在广东，正是这些“仪式”，有效地撼动着人们的心灵、鼓舞着人们的热情，同时宣传着革命政党的意识形态，承担着维系运动的功能。它使1925—1926年的广州洋溢着激情乐观的革命空气，但是却忽视了很多实际问题，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
以工人运动为例，自从国民党实行保护农工政策以来，特别是“二大”之后，广东的工人地位空前提高。但是大量材料表明，工人们并没有表现出政府期待的“觉悟”和“进步性”，除了省港罢工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之外，大多数工人斗争都是为改良自身经济条件，且罢工随意而频繁，工人内部利益纷争，党同伐异，又起内讧。在1925—1926年间，广东各工会之间的门户斗争非常激烈。1926年以来连月间发生的手车夫工人、茶居工人、建筑工人、花梨木行工人、油业工人、菜栏工人、制牙刷工人等之间相互斗杀案，每次斗杀，动辄上百人，各持棍棒铁器，“每次必伤毙数人，或数十人，其始不过同一行会内之工人自斗，继乃各联气味相投之工会，互相助斗”，“市面无日不起此种械斗之恐慌”。[23]苏联顾问达林回忆说，“从1925年7月到1926年6月共发生五十四起激战，或者说，平均每周不少于一次，多数情况下都打死了人。我在广州逗留期间，即1926年下半年，殴斗更加频繁。”[24]1926年目睹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张荫麟也在他的《回粤见闻》中说：当时广东有组织的工人，俨然已“成为一阶级，位于平民之上，或有一二工人与市民冲突而不胜，归而纠集大伙‘弟兄’至，则此市民之生命财产立失其保障矣。广东舆论之受工会钳制与其受政府之钳制等，凡报纸苟登载不利于工会之消息或发为不利于工会之批评，则不独记者有生命之危险，其报馆亦立须歇业……盖今日广东之工会中人，有似于昔日之教民，有似于北方之丘八，而广东人之厌恶工人亦无异于北方人之厌恶丘八焉。”[25]
这种混乱的局面，反映了“情感动员”型群众政治的一个内在困境。本来革命的领导人借助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愤怒情绪，希望将民众这种参与政治的热情导向团结一致的行动和对国民党本身的信仰，但是维系运动中各个阶层和团体之间内在联系的机制并没有被制造出来，乡谊、族群、行会等传统认同和人际联系纽带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国民”和“阶级”团结的持久动力还没有被发现。很快，被“鼓动”起来的群众就陷入分裂、混乱和各自为政的局面，甚至引发了各种社会阶层之间的剧烈冲突，以及工人内部不同工会之间的严重械斗和惨杀。在工人运动之外，广东的农民组织也十分散漫，不仅没有握得农村政权，而且大批地遭到屠杀——在中山，广宁，花县，普宁等县，地主残杀农民的惨案日不绝书。[26]国民党一直自我标榜为代表全民利益的党，党的机构中有平行的工人部和商民部，所有的罢工都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进行，反对罢工的人也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最终是国民党的权威受到损耗。
同时，知识青年们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发动民众的工作中去，也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青年学生在农村做宣传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各种困难。大部分地方的农民们都很忌讳反对拜神理佛、反感打破男尊女卑的界限，以及改革婚丧嫁娶礼仪和提倡女子剪发等。在广州各县都发生不少因学生焚毁神像，遭到农民反感，以致武装殴打学生，包围学校的事件。[27]“革命者”与群众之间的隔阂，让革命者们痛觉群众的“浅薄”、“落后”，从而对“群众”深感失望。在沙基惨案之后的群众动员中，就曾有人提出：“我们干的必须是‘进步的群众运动’……现在国际的文明，已成了一条共通的水平线，中国闭关几千年，慢说思想科学、工业、艺术不如人，就社会的组织也不如人……我们要做进步的群众运动，一定要能跟得上世界文明水平线的群众运动”。[28]这种对群众“落后”的不满和失望，对“世界文明水平线”的高度向往，是二十年代后期革命青年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心态。正是这一时期国共两党以新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性质，赋予了广东群众运动独特的浪漫色彩，但是也决定了它脆弱的社会基础和与人民群众实际利益多样性的某种脱节。
四
1925—1926年间的广东，处在一个独特的“国民革命”的年代里。政治不再仅仅是一些军事派系之间的联合和斗争，而是走向了大街小巷。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群众进入了政治的过程。那时的广州，正如苏联顾问达林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记述的：“街道上的行人总是比肩接踵，时而是罢工工人的示威，时而是庆祝国民革命军胜利的游行，时而是商人的游行……广州政权就是处于街头巷尾这种革命气氛的影响之下。某些问题有时不是用法令，而是通过斗争的各方在街头的争论来解决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府变成了某种仲裁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门口总是聚集着工人、商人。”[29]这种群众政治的景象，不但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中不多见，在国民党大陆政权期间，更是绝无仅有的历史经验。以铺陈沙基惨案为代表、在发动群众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这种民族主义“情感动员”机制，迎合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悲愤情绪，使广东的群众运动带有激进的反帝色彩。它为国民党提供了一种依靠“运动”联系群众、扩大社会基础、打击帝国主义的斗争方法。它也教育了广东的工农和市民，强化了“国民意识”的启蒙。但是，与此同时，社会性的群众组织没有得到发展，革命政府与群众之间日常性的联系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当群众被发动起来之后，就形成了自身的逻辑，偏离了“国民革命”的方向，并最终挣脱了国共两党的控制，呈现出一系列暴力、混乱和无政府的状态。这种“失控”状态，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使“群众”从国民政府的社会基础，变成威胁社会稳定的力量。在这一历史过程当中，本来有很多问题可以检讨，遗憾的是，此后国民党在整个“训政”过程中，一直没有积极总结这一时期群众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也不能创造性地思考如何有效发动和组织群众的问题。而面对这一问题的勇气缺失，又直接伤害了国民党建立一个稳定的现代化国家所必需的社会动员能力，由此对现代中国政治的更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译林出版社，2005年，149页。
[2]《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日，第3版。
[3]《爱国女志士愤激投海》，《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日，第3版。
[4][28]曙风：《我们怎样去补救这般浅薄的民智》，《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26日，第3版。
[5](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06页。
[6]《公祭沙基死难烈士之通告》，《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3日，第7版。
[7]1925年7月1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开学式上的演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中国档案出版社，380页。
[8]《宣传部制定沙基惨案宣传大纲》，《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7日，第3版。及陈公博：《国民革命中之国民意识训练》，《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日，第2版。
[9][17]汪精卫在1925年7月23日在沙基烈士周月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5日，第3版。
[10]蒋介石：《建议军事委员会革命六大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中国档案出版社，页390—391。
[11][24][29](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299、196、181页。
[12]见郭沫若，《学生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24页。
[13]蒋光慈(赤)，“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第二部分，“革命与罗曼蒂克——布洛克”，载1926年5月16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
[14]蒋光慈，《少年漂泊者》，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1月初版。
[15]参见顾仲起，《坟的供状》；瞿秋白，《饿乡纪程》；白薇，《悲剧生涯》等。
[16]顾仲起：《生活的血迹》，上海现代书局印行，1929年，31页。
[18]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34页。
[19]汪精卫：《致胡汉民及南洋诸同志书》，雷鸣：《汪精卫先生传》，南京：政治月刊社，1944年版，55页。
[20]王克文：《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台北新店市：国史馆，2001年，20页。
[21]祝秀侠：《粤海旧闻录》，中外图书出版社，1972年版，100页。
[22](英)艾瑞克·霍布斯邦：《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杨德睿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年，248—249页。
[23]《粤省最近之工人纠纷问题》，《申报》1926年8月16日，第3张第9版。
[25]张荫麟，《新广东之新精神》，引自1926年10月在《清华周刊》发表《回粤见闻记》，《素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63—64页。
[26]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5月15日版，21页。
[27]《怎样去做青年农民运动》，《广东青年》，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青年部出版，1926年，第1期，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