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已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

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的论断，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观点。我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践这一要求，需要对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作出准确判断，对上层建筑的适应与不适应进行客观评估，对现实社会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给予认真梳理，然后建设性地勾画出上层建筑变革的可能路径。

经济基础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指该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运行方式。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在以下一些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一统天下。其它所有制形式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不仅“实已亡”，甚至“名”都不存了。就算还有一些非公性的残余，也基本上不具有所有制的性质与地位。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非公经济以个体、私营等形式重新出现了，它们的地位从“必要补充”到“重要组成”迅速提升。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上甚至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在十六大上更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时至今日，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越来越普遍，非公经济的比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接近半壁江山，在东部一些省份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更高。

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计划经济主导整个社会全部的经济运行，中央政府的计划像一张巨大而无所不包的网，遍及所有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工厂的厂长其实就是一个车间主任，让你生产螺丝钉你不能生产螺丝帽;农村在人民公社的组织下，让你种玉米你不能种小麦。改革以来，经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双轨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十四大市场经济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的经济舞台，市场开始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越来越活跃并发挥作用，现代市场体系逐渐形成。有些方面甚至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现象。

社会分配形式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按劳分配是唯一合法、也是唯一在实施的分配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平等关系，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社会理所当然的事情，否则就是剥削。但改革以来，事情在发生变化。不仅劳动可以参加分配，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也可以按贡献参与分配，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成为了基本的分配制度。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劳动在分配中占的比重逐渐下降，连最低工资制都很难得到保障。

经济基础会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当然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改变自己。

上层建筑有哪些适应与不适应

上层建筑是指耸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制度性的内容。与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化相比，上层建筑的改变不能说缓慢、滞后，但确实有着相当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以各种细节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权力越位不被制约。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权力必须有清晰的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依然凌驾于一切之上。权力错位，政府不去提供公共服务而是沉湎于追逐GDP，整天只管招商引资不计其它，为了有钱花，自己赤膊上阵亲自去搞经济建设与民争利;权力放纵，各个权力部门以审批炫耀权力，不仅不去削减审批内容反而想方设法增加项目，实在不能审批就变相搞评比达标;权大于法，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可是虽然法律制定的越来越多，但往往敌不过红头文件、甚至一张半指宽的领导批条，打官司不找法官找书记的现象见怪不怪。

权利漠视不被保障。上层建筑在保障市场经济中各主体平等权利方面严重缺位，该保障的权利没有被保障，只能让市场主体自己想办法。比如，由于企业家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平等经营的权利缺失，只能在非经济领域去补偿，所以民营企业家“不找市场找市长”，甚至于到最后“不找市长要当市长”，企业家关心的不是经济运行而是政治背景，总想为自己戴顶红帽子。又比如，某些时候，权利的格局甚至变成了“赢家通吃”、“马太效应”。劳动者的权利被忽视，资本的势力无度膨胀，社会贫富差距到了惊人的地步。

意识形态日渐衰微。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多样的所有制形态，多变的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公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意识呈现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但是主流意识形态在既坚守根本不动摇又顺应变化有弹性方面准备不足，对必须坚持的根本不能赋予时代鲜活形式，对必须反对的又没有切中要害的批判，结果管到的地方是僵硬死板，可谓鸦雀无声;管不到的地方则毫无作为，形成价值真空。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说上层建筑完全不适应，这是不客观的。中国社会这些年来有如此之快的发展，经济基础有如此深入的变革，没有上层建筑在相当程度上的跟进与配合，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适应的可能与困难及实现途径

如果说上层建筑的变化没有及时跟上经济基础的变化，问题倒也不大，毕竟上层建筑的变化有一定的滞后性，慢慢跟上就是了。问题是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真是起了“反作用”。这就是既有上层建筑中的体制惯性与新的经济基础中的不健康因素开始“结盟”，使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皆发生异化。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体现得尤其典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使中国社会充满期待，认为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是画龙点睛，既可以把市场经济的好东西拿过来，又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的一些固有缺陷。但在十多年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过程中，这一期待并没有完全实现，甚至在很多层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权钱交易现象。这种状况甚至从经济领域进入社会政治领域，权力与金钱结盟，政治与经济交易，社会结构出现固化，社会阶层流动难度加大。当官的孩子继续当官是为“官二代”，富家的子弟就是“富二代”，而普通家庭的后代就算奋斗十八年也未必能跟他们一块喝杯咖啡。

我们不用去回避社会公众提出的这些质疑，这些年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远比大家意识到的还要多，还要严重。

所以，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推进的上层建筑的适应究竟应该是怎样一种适应，此“适应”非彼“结盟”。为了在实践中能名副其实，我们首先要在理论上讲讲清楚。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要沿着经济基础发展的同一方向加速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它的根本使命。此外，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使然，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甚至还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还应该促进社会主义迈向更高阶段，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做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