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皮”40年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遗产
如今，只要有摇滚音乐节，参与的年轻人都会期盼有一场大雨，在大雨冲刷的露天场地中，所有的人在烂泥里随着音乐肆意呼喊，因为在四十年前，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就是这样。
如今，提到音乐节，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理想，如果能参加一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如果能做一场这样的音乐节就好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不仅成为40年来最成功的音乐节之一，并且为音乐节立下了一个标杆——虽然在今天，和商业早已结合的音乐节早已经全球开花，每年夏天都有成百上千个音乐节都在各地举行。
今年8月，关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4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各地纷纷展开，不仅是李安导演的新片《制造伍德斯托克》在18日公映，同名小说也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纪念CD，纪念展览以及各类纪念活动在各地纷纷展开。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怎么了？它发生了什么？40年来，它究竟留下了什么，才能让人们一直念念不忘。
1969年8月15日，在美国纽约市伍德斯托克镇举办了一场有50万人参加的摇滚音乐节，还有100万人因为交通拥堵而滞留在路上。来自全美的嬉皮士们纷纷从各地赶来，和摇滚吉他手吉米·亨德里克斯轰鸣的吉他与摇滚女歌手贾尼斯·乔普林的尖叫，在四天的时间中，共同将六十年代的嬉皮文化与璀璨的摇滚文化发挥的淋漓尽致。
为此，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日后的四十年成为一个传说，一个象征。代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青年文化：乌托邦的理想，爱，自然主义，反战，迷幻药的精神之旅，民权运动，和平口号，嬉皮公社，以及摇滚乐。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举办后的整个七十年代，嬉皮乃至嬉皮文化都逐渐衰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最后的狂欢以及极致的演出，再现了一代人的面貌。
有意思的是，在那之后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四十年中，人们都不断地追溯着那段历史，并意识到某些青春、反叛的东西始终与我们同在，六十年代不仅成为青年文化的源泉，摇滚乐的黄金岁月，更成为一个可以触摸的神话，任何来自青年的环保、反战抗议、激进主张以及摇滚乐都会唤起人们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记忆。而我们今天生活中的灵修、乐活、有机、环保等生活潮流……也都和六十年代的嬉皮精神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在文化领域，已经有了很多学者一再回顾、分析、探讨上世纪六十年代青年文化的来由和根源，而今天，我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嬉皮士"吗？摇滚乐改变了这个世界吗？伍德斯托克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什么？
“音乐、纯真、和平” 伍德斯托克怎么改变这个世界？
上世纪60年代被誉为一个理想与激情交织的年代，其中，音乐对青年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强烈，摇滚乐就是从那个时代孕育而生，天生带着叛逆的印记，以强劲的节奏挑动着年轻人的情绪，它的宣泄与质问都成为青年面对社会的武器。因此，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音乐成为六十年代青年文化的一个典型象征，而舞台上下的策划者和摇滚明星们则成为了时代的代言人。
你的旧道路
迅即衰逝
请别挡住新路
如果你不能帮忙
因为时代在改变
——Bob Dylan, 1964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从李安的电影或是新书《制造伍德斯托克》中，我们能看到一个青年以及更多青年与一个时代的关系，以及伍德斯托克对作者埃利奥特·提伯本人产生的影响。因为他并非嬉皮士，也不是音乐家，只是以一种偶然的方式参与到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承办的进程中，他详细地记录着自己的感受与体会。而这一点，恰恰是李安所需要的。一向重视人内心细腻变化的李安，对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嬉皮士文化并不太了解，但他想讲述一个历史上的大事件对个人的影响。在李安眼中，伍德斯托克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根本在于纯真与和平。
因此，在拍摄现场，当李安试图复制当时的伍德斯托克的大雨和人们的狂热时，也忍不住被当时自由的场面所打动。
不过，据说几乎没有人能够真实的回忆起伍德斯托克的场景，因为当时所有人都晕了，连埃利奥特·提伯的小说写的也杂乱无比，各种各样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像是一场幻觉。尤其是著名的大雨。
全美国的嬉皮士从各地赶来，由于人数实在太多，组织方压根无法控制场面，最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干脆放弃剪票，放开脆弱的护栏，宣布为免费音乐节，然而由于交通拥挤，很多人不得不放弃汽车，步行十几公里来到演出现场。
第二天，两场特大暴雨和超过40万人的践踏，演出现场简直成了一个泥沼，人们就浸泡在雨水和泥水中唱歌，音乐不断，高音震耳欲聋、诗歌朗诵通宵达旦，反战口号此起彼伏，人们穿着简单的粗布衬衣，长发披肩，有人干脆赤身裸体。当演出第四天，天才摇滚吉他手亨德里斯面对的阳光，用轰鸣的电吉他演奏美国国歌时，音乐节达到了高潮，国歌从音箱里冒出来，却似飞机的轰鸣、炸弹的爆裂，饱含着绝望与愤怒。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一共出现了31只乐队，他们表演的音乐中，有些带有反战激情，比如里奇·海文斯的“神气的约翰尼”， McDonald唱的“我觉得我要死去”，民谣女皇琼·贝兹唱给她因逃避征兵入狱的丈夫的“我们一定能挺过来”，同时在音乐节上还有大量的预言式的歌曲，比如杰弗逊飞船演唱的“木船”, “谁”乐队的“美妙的旅程”，当然，其中也有很多爱情歌曲，布鲁斯和大段的吉他即兴对奏。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音乐节之后，超过50万的嬉皮士们给历史留下了漫长的记忆，先是发生了著名的查尔斯·曼森案件，一群群居的嬉皮士以自由和公平的名义，闯入了好莱坞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的家中，杀害了他的妻子和几个朋友，从此，美国公众对嬉皮士的影响越来越恶劣，嬉皮士浪潮渐渐在上世纪70年代消散。
1970年，亨德里克斯因吸毒过量死在家中，几个星期后，贾尼斯·乔普林也因同样的原因死在旅馆中。1971年，大门乐队的吉姆o莫里森神秘地猝死在他公寓的浴缸中，对身体的损伤和精神危机损害着在60年代闪耀的摇滚明星。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后，音乐节也没那么太平了，在之后的一场由滚石乐队举办的音乐节上，发生了很多斗殴事件，最后甚至死了一个黑人乐迷。整个七十年代，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节非常稀少。年轻人开始喜欢去小型演出场所，而为音乐节提供场地的农场主们也不喜欢音乐节，因为每次音乐节结束后，他们的农场几乎总是会变成一块光秃秃的空地。
历史以出人意料的演变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变成独一无二。一个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亲历者在回忆时这样说道：“伍德斯托克的感受是绝非可比的。特别对那时养尊处优的青少年来说，是一次冒险：粗糙，混乱，让人不解，狼狈不堪，不明确，时而受尽折磨，时而另人狂喜。那是我虽然不沾毒品，但我那一刻恍惚感到这一群体不仅仅是在看演出，一个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伍德斯托克将要想世界证明什么。但其实伍德斯托克证明了——至少在那个周末，嬉皮士们做到了平时口口声声的爱与和平——但却是转瞬即逝的和过于天真的，是无法抗衡生活中人的天性和现实中市场的运作。但是40年过去了，这一刻还久久在心头萦绕，挥之不去。”相关回顾电影：
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导演:迈克尔·维德利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这是一部在现场拍摄的纪录片，获得了197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它完整地记录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四天的场景，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当时导演迈克尔·维德利的助手是马丁·斯科西斯。
制造伍德斯托克
导演: 李安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上映日期: 2009年8月18日
在这部轻喜剧中，音乐节不是关注焦点，影片主要讲述提伯在音乐节前的生活经历，中间将贯穿表现1969年纽约格林威治村著名的石墙事件。提伯不是音乐节的直接主办者，却在整个筹办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他的见证与感受也直接体现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影响力。
我不在那儿I'm Not There.
导演: Todd Haynes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 德国
上映日期: 2008年8月
在这部关于鲍勃·迪伦生平的传记电影中，将分别由六位演员扮演鲍勃·迪伦，分别演绎鲍勃在不同时代的生活故事和音乐经历。该片讲述了鲍勃·迪伦早期作为民谣歌手艰苦奋斗的生活，和1960年代初成形的美国民歌界的英雄和知识分子，具有争议的摇滚转型、摩托车意外事故还有后来从公众视线里销声匿迹的隐退，近年来工作重心不放在录制唱片而是举行巡回演唱会上，如名为“永不停止的巡演”等等。
书籍：
《此地无人生还》
作者：[美] 杰里·霍普金斯 丹尼·萨格曼
译者：董楠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吉姆·莫里森最权威的传记，全球畅销超过200万册。它用迷人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年轻艺术家的天才短暂燃成灰烬的过程，同时，也为那个迅速逝去的时代留下了一份见证。
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
作者: 张铁志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8年
摇滚乐从诞生之初就带着叛逆的胎记，是青年亚文化的主要武器，从未放弃对保守的社会体制提出尖锐的质问。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歌运动是摇滚乐与政治关系的原型；七十年代的华丽摇滚、朋克摇滚将音乐、青年亚文化和社会颠覆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九十年代至今，面对全球化、环境污染、种族主义等更加复杂的社会议题，摇滚乐在丰富自身形态的同时，也呈现出越来越多样的反抗姿态。“音乐，爱和鲜花” 嬉皮究竟发生了什么沿着西方现代文化发展，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条文化线索，从上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那些游荡在纽约“城市之光”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到上世纪60年代的民谣歌手、呼唤“爱与和平”的民谣歌手和“花之子”的嬉皮士，70年代还有愤怒、暴躁的“朋克青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新的方式面对生活，如“背包客”、“环保主义者”、“国际志愿者”等等。
半个世纪以来，不同年代的青年们用诗歌、音乐、或生活本身选择上路，他们身上，总藏着一种反叛的气息。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反叛也许与时代无关。因此，在了解历史的时候，我总在想，今天，我们的身边是否也有嬉皮士？嬉皮的精神和爱究竟是如何传递？
此时，云南大理，一个聚集音乐人、背包客、闲散人士的小城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如果你要去旧金山的话，
一定要在头上戴著鲜花
如果你要去旧金山的话
你将会遇到许多和善的人
对那些要去旧金山的人
夏天将会充满了爱……
——San Francisco
认识莫柒已经有十三四年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资源匮乏又非常渴望获得新资讯的文艺青年们，往往通过写信、买打口、交流摇滚杂志而相识，如今想来，那也是中国年轻人被音乐影响的一个黄金年代，因为稀少而可贵，因为单纯而执着。喜欢摇滚的人很轻易地和身边的人隔离出来，犹如在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留长发一样，大家很简单地因为音乐、纯真、期望而碰到一起，平常的日子，很沉默，很反叛。因此，认识多年来，和莫柒话不多，却一直很投契。
这十来年，每个中国人都面临着巨大的改变，网络的出现甚至改变了我们的交流方式，当年的伙伴，有些人现在是IT经理，有些人成了音乐商人，有些人进了时尚杂志，有人成了摇滚明星。莫柒也变动过几次，当老师，辞职，再当老师，可我总觉得他变化不大，一直在写着什么，结识一些奇奇怪怪的朋友，后来又做了一个翻译工作室，叫“Transplay翻译工作室”，翻译自己喜欢的小说，比如《在路上》，直到今年年初，他告诉我，他搬到了大理。
我有些讶异，又觉得这可能是必然。多年前，我们就在谈论着“在别处”，谈论着一些理想和纯真，而他终于下决心去实践了，去过一些简单的日子。
大理是个有意思的地方，有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人，看上去都是不务正业、漂泊四方，也许人数并不够众多，但足以成为中国社会中难得一群自由之人。当谈起嬉皮士以及“垮掉的一代”，我一下想起了在大理闲散的莫柒，此时，他对嬉皮、自由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信息时报：对于你去大理生活，我有一点好奇，是什么促使你放弃原来稳定的工作，去大理定居？
莫柒：可以这么说。每个人有一个本我。之前来过大理十多次，每次离开都很难过，仿佛刚刚找到自己，又要离开了。2004年彻底想放弃自己身在的文明，移居大理。但父母年迈，始终无法开口。用了五年时间，让他们空欢喜了一场--先提职称，后拿学位（当然后来发现这些都是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但“我”在某一个时刻站到面前， 无法回避也根本不想回避。你一旦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确会不顾一切直奔而去，其他的一切都会围绕这个中心而改变——非我的，作幻相离散；本我的，聚过来 支撑。
信息时报：这几个月，我从你的博客里看到了一些你在大理的生活，但还是不太了解你每天在那里做什么？
莫柒：就是过日子。做一些翻译，以为修行，可以叫做“译道”。喝茶。喝咖啡。种花。看书。听音乐、听朋友玩音乐。看电影。买菜、做饭。聊天。坐。溜 达，有时去山上或者湖边，有时去附近的县城。目前还想种菜和学一们手艺。有时写一些文字和拍一点照片，娱乐自己，娱乐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
信息时报：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后半辈子都这么过？
莫柒：当然。
信息时报：很多人都向往某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大家又会想，你靠什么生活？
莫柒：如前所说，“其他的一切都会围绕这个中心而改变”，靠什么生活都可以，但并非要首先考虑的。
信息时报：这段时间或者大理的新生活，带给你的最大享受或愉悦是什么？
莫柒：“我”在生活。
为什么翻译“在路上”
信息时报：翻译是你一个长期的项目，为什么选择了杰克·凯鲁亚克的作品？
莫柒：到目前为止， 杰克·凯鲁亚克的作品都是我女朋友在翻译，我作校对。我个人体会其中的原因，可以用小说《活着》结尾的歌谣描述：“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拙藏，老年做和尚。”当然，其中的少年、中年、老年与年龄无涉。
信息时报：为什么重新翻译《在路上》？
莫柒：因为我们的生活经历与《在路上》所写是一样的。所以翻译《在路上》是以另一种方式写自己，写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并非作品和作品所呈现经验的旁观者。重新翻译的《在路上》是血肉之躯。
信息时报：你们希望翻译中，向读者传达什么？
莫柒：生命体验的分享和交流。
音乐对你的影响？
信息时报：现在距离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青年运动已经有四十多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四十周年也有四十年。你觉得，那时的青年亚文化，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对你产生过影响吗？
莫柒：有，很多东西与时代无涉，或者说是超越时代的。比如“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过去、现在、将来都可能存在。
信息时报：音乐（摇滚乐）在你的成长（生活）重要吗？有多重要？
莫柒：重要。大学时候，在接触摇滚乐的那个夏天蜕变成另一个人。音乐中有神秘的事物存在，可以说它是原始的东西，谜，带领我们前往另一个世界。音乐首先使人自由，然后使人智慧。
信息时报：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去看六十年代那些纪录片也好，摇滚明星的电影也好，或者看书，都会有一种很遥远的感觉，仿佛那是一个黄金时代，而今天的人无论如 何也无法抵达。你的觉得，“嬉皮精神”或者“朋克精神”在中国是否有真正的身体力行者？或者说，那种青年文化是否在中国青年身上也存在着精神继承？
莫柒：以以赛亚·伯林“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观念来看，可以传承精神，可以身体力行。问题仅仅是是否愿意传承精神，是否愿意身体力行。
信息时报：你身边有“嬉皮士”或者说，有那种身上有着“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精神的人吗？
莫柒：有，很多。
信息时报：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和青年亚文化、“垮掉的一代”、嬉皮士有着怎样的联系？
莫柒：自由，然后智慧。
信息时报：你如何看待“垮掉的一代”、“嬉皮士”那段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历史？
莫柒：虽然可能泥沙俱下，但值得致以最高的敬意。智慧生勇气，或者勇气得智慧，并非发生在每一个时代。同样，并非每一个时代，人们都会被驱动着走上寻找自己的道路。名词解释“垮掉的一代”
“垮掉的一代”发轫于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一批青年学生对现实极端不满，愤世嫉俗，代表人物最初是威廉·博罗斯。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来到纽约，结识了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凯鲁亚克、金斯堡、路西安、卡萨迪等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倡导“开放的人生”，主张打破传统文学形式的束缚，随意挥洒个人的胸臆。1956年，金斯堡的诗集《嚎叫及其他》在旧金山出版。翌年，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发表；再过两年，威廉·博罗斯的小说《裸体午餐》问世。这三部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鲜明的反传统特点，震动了美国文坛。
“嬉皮士”
嬉皮士（英语Hippie或Hippy的音意译）本来被用来描写西方国家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反抗习俗和当时政治的年轻人，他们其中有很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希望用群居和流浪的方式来倡导“反战”“和平”与“爱”，抛弃富裕，来感受并赞美贫穷，体验简单而随意的生活。60年代末嬉皮士运动达到其高潮。1976年7月7日《时代》杂志将嬉皮士运动作为其封面故事：《嬉皮士：一个次文化的哲学》。由于许多嬉皮士在他们的头发里带花或向行人分花，他们也被称为“花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