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王逸舟：再议未来20年国际关系发展趋势}}

2010年11月07日08:04南方网王逸舟我要评论(25) 字号：T|T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关学院副院长

编者按：9月5日，本报评论周刊刊发王逸舟先生所作《未来20年国际关系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应对》一文后，收到很多读者的积极反馈。事实上，在王逸舟先生看来，除该文所分析的国际制度存在网络化、新旧交替矛盾加剧，及军事优先性下降等三个趋势之外，未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还存在其它几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和脉络。今年以来，无论是中美、中日、中欧，还是中国与东南亚邻邦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少新的变数，中国外交面临不小的挑战。这一背景下，王逸舟先生特再次撰文分析国际关系与制度发展相关动态，以为读者理解中国应对之道及国家中长期战略提供一些参考性思路。

技术进步等后发因素重要性上升

仔细追踪不难发现，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制度里一如既往存在着激烈争夺、“下先手棋”的局面，只是这种较量在不同时期和领域有着不同的方式与表现。这里只从三个角度略作透视。

其一是地缘政治学说的不同阶段与特征。近代早期有所谓的“陆权论”；19世纪又有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的“海权论”。20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缘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的考察，创立了新的“空权论”(制空权学说)。由此不难发现，21世纪综合国力竞赛，将在更高、更大、更深的地球空间展开，深海、大洋、极地或外空可能体现出传统领土主权和政府权力的延续与超越。

其二是能源开发的不同途径与思路。尽管工业革命至今，以煤碳、石油、铁矿石、铜矿石为代表的天然矿石资源，一直是各国发展的主要能源动力，然而新的趋势已经显现，从中长期角度观察，不论大小国家，只要率先掌握高效和便于储存的可再生能源，就有可能在综合国力的长期较量中占据有利位置，发挥超出自然幅员和人口规模的国际作用。

其三是“熊彼特命题”的启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竞争的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不论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生产方法的创新或科学技术的创新，乃至社会生产方式的更迭，都是对从前同类的某种打破和推翻，是在此基础上的超越与再造。熊彼特命题促使人们用全新的角度看待诸如金融危机、经济萧条、发展停滞或企业倒闭等等不利现象。也就是说，谁能在当下的问题与矛盾中找到解决它们的突破口，创造性把自己的劣势、困难转化为优势或先机，谁就可能在竞赛中后来居上、在新时期立于不败之地。

谋划新时期的国家大战略，必须有新的思路与手笔。超出狭隘地域的高边疆，可再生的新能源，持续而创造性的破坏，便是新世纪的这类制高点。

国际体系分层化、碎片化

要考虑国家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还必须注意到，国际行为体的数目在不断增多，涉足面在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在不断提高。在世界经济和贸易领域，各种各样的跨国公司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版图，甚至有意无形中支配、“绑架”一些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在社会和生态领域，相当多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和团体，加入到联合国为中心的各种重大论坛，在政府间峰会外召开各种“会边会”，不仅以“打擂台”方式冲击传统的国际议事日程，更试图用行动证明它们的目标并非虚言。

在世界军事和安全领域，尽管各国政府尤其是大国政府仍然垄断着尖端技术和主要军备力量，但它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非政府挑战者———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跨国犯罪势力试图掌握更多的财政资金和攻击手段，改变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态与安全庇护；在全球宗教和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回归、反原教旨主义努力相互激烈争夺，血缘、民族、部落、教派、“文明”的各种认同都在抢占自己的地盘，这些争斗中有相当部分跨越了主权国家国界和政府控制范围，构成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格局下各国政府不得不顺势而谋的强大潜流。

如果说传统国际体系的行为体是数量有限、行为模式可预期的话，人们现在再也无法对于新的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做同样的判断：它们的此消彼长速度太快，它们的互动方式太难预测，它们对国际格局的冲击也变得更加诡异和难于应对。无论如何，它们使得21世纪的国际体系发生着更大更明显的层化过程，使得看上去曾经相对简单的国际关系格局呈现日益裂变、碎片化、多元而复杂的局面。这种态势很难用“好”“坏”的价值判断，很难用单一的方式应对，但它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某种新现实。

进入新世纪的国际体系，越来越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结构：它不光有显著粗大的国际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的传统架构(第一层面“高阶政治”)，还有日益强劲有力的国际经济、贸易、能源、资源、金融和物流的新型架构(第二层面“低阶政治”)，更有不断崛起、更加活跃的国际社会、文化、宗教、媒体、出版、艺术、教育的新型架构(第三层面“新社会力”)；上面讨论的“分层化”和“碎片化”现象，最常见的就是发生在第三层面上，而且由于这些现象的显化，“国际社会”再也不是一个抽象空洞、无法认知的概念，相反成为任何国家必须考虑和应对的给定环境。

世界格局受民族元素冲击

联合国诞生至今的60多年历史，从一个侧面提示了世界政治地图的不断改变趋势：建立之初联合国只有51个主权国家成员；如今，正式成员与正在申请加入它的主权国家总数近200个。这种加速度、跳跃式的增长，不过是当代全球化进程催生和推动下国际体系不断“层化”的一种表现，是主要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格局在世纪之交受到民族关系“元素化”冲击的一种结果。

近代民族国家体系诞生以来，先后出现了几次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高潮。最近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的冷战格局终结，这次进程尚未结束，裂变的潜流还在涌动(如前南地区的科索沃，俄罗斯联邦内部的车臣、印古什等北高加索地带)。

造成这种不断裂变、国家数目增多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是某些国家旧时的压制性政策造成离心倾向，更在于全球范围民族问题风向标的变化。20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多元民族组成的联邦政体受到大力推崇，多民族国家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发展优势和潜力。这种曾经广泛持有的认知，包括大量主权国家的政治实践，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受到质疑，在苏联解体后更直接受到抨击和挑战。

反其道行之的，是民族关系及实践中的某些原教旨主义滋生、坐大和泛滥，这些原教旨主义形形色色，但共同点之一是强调本民族、部族，甚至教派、血缘、语言、文化传统的纯洁性和高尚性，并且在对比中贬损、降格其它的民族、部族、教派、血缘、语言和文化传统。这类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行动纲领层面表现为反对联邦政体和或任何多元一体式的政治安排，质疑多民族国家体制的优点，力主在更加单一的民族传统基础上，建立更加独立或自治的政治体制和管理方式。不用说，很多国家政府在综合治理上的失败，包括压制性的、不公平的内部民族方针，是这种思潮和政治纲领的催化剂。

在世界政治的基本结构、重大潮流和基本符号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体系安排时，如20世纪70年代之前，民族分离主义和各种极端主义诉求就处于不活跃状态；一旦国际氛围扭转，譬如大的霸权体系分崩离析，曾经弱小或受压制的民族(部族)及其政治上的代理人就开始大行其道。而世人在21世纪初见证的，恰恰是一个对多元民族国家体系及思想基石带来重大挑战的时期，一个至少还会延续一二十年的复杂过程。

内战外溢局面可能增多

此外，就国际冲突领域而言，冷战时代形成的国际冲突格局(所谓“大战不犯、小战不断”)并未随着冷战结束而中止；由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角逐和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争斗引发的小规模战争仍有可能不断出现，围绕出海口与水道控制、资源稀缺或粮食短缺、部族积怨及教派矛盾、种族歧视或宗教差异、恐怖主义与核扩散问题等展开的危机可能上升到武力对抗的地步。

往中长期展望，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虽然将尽力避免全面战争对抗，但在某些地点和问题上实施“外科手术”打击、“拔钉子”战役、“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完全存在，特别是各种矛盾的结合部(要害区位)、在所谓“不同文明圈的分界线”上、在危机可控和代价有限的范围。

从国际战略设计角度观察，今后一二十年内，各大国的战略设计思路也会发生相应调整与改变，即：更加重视消除多样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着力发展各种特种打击力量和功能性装备；更加重视危机的预防与管理机制，避免在突发性事件面前手足无措；更加重视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战略文化和族群心理的研究，防止类似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出现的“战场上打赢、战场外打败”的尴尬困局。

世人见到的是一幅看上去有矛盾、实际是某种新趋势的画面：主要大国之间高谈国际人类和平、力求全球战略稳定，甚至大力消减核武、防备战略误判，而它们同时在建立自己的多层次、多强度的战备方案，发展更加迅捷、有效和多功能的武装力量，并且对中小型的“麻烦制造者”实施不间断的遏制、制裁和直接打击。

“避免大震动”、“大国不开战”仿佛成为某种默契，哪怕它们之间有各种太极推手式的暗地较量和神经战层面的博弈，而局部战争手段和各种短促有力的军事解决方案受到更多重视，大国对中小国家和非国家势力的武力使用变得简单易行。当人们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要特点时，主要是指大国之间无战事、世界大战可能性近乎消失，而绝非意味任何冲突绝迹和军事干涉不再的情势。

国际冲突的另一点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未来，随着信息手段穿透力的增强、传播过程带来的“放大”或歪曲现象的加剧、以及国际组织和地区性联盟干预能力的加强，一些传统上影响空间仅限于本国内部的骚乱与动荡，越来越有可能受到外部势力的介入和国际规范的强制，而外部因素又多半有相互对立的多重考虑与干预战略，从而使内战外溢、多边卷入的可能性大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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