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费孝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发言摘编

　　真诚坦荡的大家风范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尤兰田

　　费老热爱祖国、追求光明的赤子情怀，矗立起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1938年，他带着强国富民的愿望从英国学成归来，便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45年11月25日晚上，费老在西南联大演讲，面对着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断电、甚至开枪，他站在会场的最高处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们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1946年1月，他与其他教育工作者联名致函正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保障民主权利。

　　费老淡泊高远、真诚坦荡的道德风骨，展示了深厚雄浑的大家风范。他一生光明磊落、宽厚坦诚、淡泊洒脱，他的伟大人格，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感染着、教育着后人。费老不计个人得失，淡泊名利，他说自己当初加入民盟的目的，就是“要救亡，所以要加入民盟，不是想当官、想当部长才进民盟的。”他对自己的待遇从来不提要求，到地方调研总是轻车简从。1996年，从多党合作事业和民盟长远发展考虑，他主动提出退出领导岗位。费老对待成绩谦虚谨慎，面对自己一生取得的丰硕成果，他说：“我想，我应该做得更好一点，但是没有做到，主要还是自己不够努力，不够认真，我这一生得之于社会的多，回报于社会的少了。”费老平易近人、谦和友善、坦坦荡荡，不仅折射出他高尚的人品，也透出他待人的浓浓情意。今天我们纪念费老，就是要学习他的崇高境界和博大胸襟，不断砥砺品格，提升修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人。

　　志在富民的崇高境界

　　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  张宝文

　　我们要学习费老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费老一生爱国爱民，历经坎坷，矢志不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了国家和民盟的重要领导职务，不顾年事已高，带领民盟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发展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为祖国的强盛、人民的富足呕心沥血。

　　我们要学习费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他曾多次表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事业，才使他为人民作贡献的理想得以真正实现。1987年开始，费老连续两届担任民盟中央主席。他对民主党派的历史地位和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有着清醒的认识，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

　　我们要学习费老志在富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崇高思想境界。20多年间，费老七下甘肃定西、30余次到江苏吴江调查，足迹遍及祖国。费老一生著作等身，如今他的这些文字已成为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演绎了中国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崇高理想追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要学习费老高瞻远瞩的领导才能和忘我投入盟务工作的无私奉献精神。费老将民盟的参政议政工作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融为一体。他引导民盟正确履行参政党职能，并号召和带领全盟同志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把为民、富民的想法付诸实践。他通过开展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进行“国是咨询”，将民盟的参政议政工作不断提高到新水平。 

　　法制建设的推动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王万宾

　　费孝通同志是新时期宪法修改工作的重要参加者。费孝通同志曾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他坚决拥护和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1982年宪法修改过程中，组织民盟成员对宪法草案进行认真讨论，就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统一战线等问题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在1988年和1993年两次修改宪法过程中，他衷心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积极推动宪法与时俱进。

　　费孝通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积极推动者。他在多次讲话中说，民主法制工作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要多做调查研究。他还非常关注教育立法，多次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教育法制建设和教育改革发展方面的情况汇报，对重要问题及时提出意见。

　　费孝通同志还是人大监督工作的积极推动者。他高度重视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的实施情况。1996年，费孝通率队赴黑龙江、江苏、上海等地检查教育法实施情况，推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步提高，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1997年，他又率队赴江西检查科学技术进步法的实施情况，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科技体制、鼓励和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等建议。

　　费孝通同志也是“一国两制”事业的积极推动者。费孝通曾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坚决贯彻“一国两制”等各项重要政策，深入研究起草基本法涉及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多党合作的践行者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孙怀山

　　“中国有一个好制度，这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西方人不懂这一点”——费老多次强调，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决反对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不要去抄外国政党的内容到中国来，中国是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他对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精辟的论断，指出民主党派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一起为中国人民谋利益。

　　费孝通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推动者。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他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从实践中总结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等农村发展道路，支持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引领了农村改革开放风气之先。

　　费孝通同志是我国民族研究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热心实践者。他是中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创始人，并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他提出“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论，阐述了具有文化差异的民族“如何和平共处在一个政治经济组织里面”。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他先后奔赴内蒙古、宁夏、青海等10多个省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调研，在8年内连续8次视察甘肃，与民盟的同志一起提出了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区”等建议，有力支持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天下大同”的家国情怀

　　北京大学校长  周其凤

　　费老一生在众多教育科研机构中学习、工作和生活过。他早年先后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归国后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任教，建国后又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任教。1980年重建社会学学科时，费老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担任所长。自1985年开始，在费老学术生涯的最后20年，他重返燕园，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北大讲课和招收研究生。费老为社会学学科的扎根、成长和发扬光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费老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在他的身上，饱含着爱国主义的情怀。他的《乡土中国》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他的《江村经济》让世界从不同角度定义中国的生产方式。他“行行重行行”，怀着一颗“志在富民”的仁心，总结出了包括“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在内的多个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包括浦东、黄河上游、南方丝绸之路在内的多个区域经济的布局和发展。

　　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定义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核心理论框架。他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他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思考、他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世界设想，都将指引着我们坚实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情牵故土的赤子之心

　　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  王国生

　　江苏吴江是费孝通同志的诞生地。他于1936年在家乡作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其后写成里程碑式的著作《江村经济》，使得吴江开弦弓村以“中国农村的首选样本”而名扬世界。费孝通同志曾40多次在江苏各地考察调研或参加社会活动，30多次到吴江调查，26次访问开弦弓村。2007年4月4日，他的骨灰安葬于江苏吴江松陵公园。

　　费孝通同志曾经说过：“爱国必爱乡。”1996年他在《爱我家乡》一文中写道：“我的祖祖辈辈在家乡养育了我，我虽则已由老而衰，但我没有忘记家乡，有生之日总想为家乡这片土地加上一点肥料……”这些肺腑之言，充分体现了费孝通同志情牵故土、效力桑梓的赤子情怀。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省苏南地区农民自发兴办乡镇企业，社会上一度存有较大争议。费孝通同志为乡镇企业发展大声疾呼，还创造性地提出“苏南模式”的概念，从而使发端于苏南地区的这一经济现象饮誉海内外。

　　费孝通同志还热情关怀江苏的教育事业。费孝通教育基金会从2003年和2006年起，面向江苏高校，先后设立了“费孝通奖学金”和“费孝通助学金”。

　　费孝通同志的坚定信念、开拓精神、务实作风和不凡学识，他对家乡的深情厚意和亲切关怀，赢得了家乡人民的由衷尊敬，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