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人帮照片透视华国锋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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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人帮照片透视华国锋下台
胡绩伟
当时我把这一照片事件作为是“八人帮”的证据。回过头来衡量一下，在华国锋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毕竟是一位比较开明、民主的最高领袖。他的确是“毛泽东思想”和毛的路线方针的忠实继承人。但他作了自我批评，是自己“引咎辞职”，经过和平改选才下台。这是党史上最文明的一次领袖职位的更替。
杜修贤提供“八人照片”
一九八○年初，人民日报社得到了一张十分重要的照片，拍摄者是中南海摄影小组（正式名称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杜修贤同志。这张照片令人大吃一惊。我们把这张照片送给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这个材料对于以后促成华国锋很快下台起了什么作用，我不得而知。当然，不会是最主要的作用，恐怕也不会是微不足道的作用。 回想当时处理这张照片的情况，是富有历史价值的。我把这张照片的来龙去脉写在下面：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它革掉了共产党的命，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在一段很长时间内革成一个封建法西斯的党。毛泽东曾经预言，共产党可能变成法西斯党，他自已造成的事实，证实了他自已的预言。“林、江反党集团”是毛泽东一手提拔、长期重用的，他决定以他们完全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踢开党委闹革命，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所以，“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 一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式的斗争；先把“四人帮”抓起来，然后才经过政治局同意的。并没有发动又一场革命，革掉毛泽东这一条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路线，还是要“按既定方针办”。而且把“四人帮”逮捕起来，也是打著毛泽东的旗号。当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新华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这当然同事实有很大出入。因为当时早就没有政治局了，也早就没有党中央了，上上下下的党组织早就一脚踢开了。粉碎“四人帮”之所以是宫廷政变式的斗争，因为组织领导这一伟大行动的是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几位元老。他们并不反对毛泽东，也不反对他那套左倾路线。他们中的主要人物如华国锋和汪东兴，只想把“四人帮”拉下台，以保全已经到手的统治大权。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华、汪同“四人帮”的关系还是十分亲密的，是同他们妥协的。只是“四人帮”看不起华、汪，争夺要当毛的继承人，以便独霸最高领导核心。连华、汪这样的人也容不得，想把他俩搞掉，这才逼著华、汪下决心同坚决反对“四人帮”的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站在一起，共同把“四人帮”抓起来。
秘密拍摄“八人照片”经过
这里有一张很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引起震动的“八人照片”，是在毛主席逝世后第三天凌晨拍摄的：他们手拉著手肃立在主席遗体前沉痛告别。这八人，除了“四人帮”以外，还有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和毛远新。 这张照片的拍摄经过很神秘，杜对此有详细叙述。一九八○年二月，杜修贤找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谈到这张照片的情况，秦要他写下来。二月二十二日，秦川和我把杜写的拍摄经过连同照片一起送给陈云同志。 这封信的底稿抄录如下：陈云同志： 送上一张很重要的照片。 我叫杜修贤，粉碎“四人帮”以前，一直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的组长（兼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长期负责拍摄有关毛主席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毛主席逝世以后第三天）早上拍摄的。 九月十一日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准备悼念毛主席的摄影活动时，汪东兴对我说：“你带上照相机跟我去。”我当时没有带照相机，借用别的同志的照相机和三个胶卷，向汪东兴报到。汪问我：“你带了几个卷？”我说三个。汪东兴又说：“多带一些胶卷。”我又去借了一些胶卷。汪东兴对我说：“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车。”我就跟汪东兴一起走出大会堂，坐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但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去照什么像。 进了中南海，到了毛主席的住处。下车后，汪东兴把我带进为毛主席新修的住所，叫我在过道的一个小房间里等著。这时已是九月十二日的早晨了。我在过道里等了有四十分钟后，才看到华国锋、陈锡联同志，还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有的一边走，一边剔牙，我才知道他们在里面才吃过饭，上厕所去。当姚文元看到我时，对我说：“我也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江青看到我时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我觉得当时的气氛很紧张，我没有讲话。我这时还不知道要照什么像。 过了一会儿，把我叫到停放主席遗体的大房间里，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也不得进入。接著，他们八人走进来，每人围绕停放主席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八个人排成一行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从左至右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照完合影后又手挽手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照完后将主席遗体运大会堂。 当时我想：为什么叶副主席没有来呢？看当时的情况是很正式的在主席遗体前向主席致哀告别。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副主席。叶副主席当时又在北京，身体很好，无论如何叶副主席是应当参加的。如果说只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主席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成员，他们两人为什么又参加呢？我对这个问题不理解。 我照完这个像以后，回到摄影部，值班记者告诉我，说姚文元来了几次电话找我。这就是说姚文元、汪东兴为此事都亲自找我。江青又说是用“平版光”，可见照这个像，江青、姚文元、汪东兴事先是计划好的。 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都向我要这次照片的样片看。（三个人同时要看一个活动的照片样片，这还是第一次，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性）。我洗了三份样片，给他们三个人寄去。每份有七、八张，有合影的、有几个人在一起的。照片送去后，江青首先选定了六、七张，其中有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挽手的、一张没有挽手的。江青选定后，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国锋、洪文、春桥、文元、锡联、东兴、远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纪念。七个人都在条子上划了圈。江青把她选定的样片连同上面七个人圈阅过的条子一同寄给我，要我放大八套，并在条子上写上“退江青”。过去江青洗照片时从来不把其他中央负责人圈过的文件给我看。这次她完全可以叫我放大八套照片就行了，不知什么原因她将圈过的条子寄给我。
汪东兴诬陷杜修贤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就放风说我是摄影界一霸。在天安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人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到玉泉山送审稿件时，汪东兴当著华国锋的面，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你知道不知道华国锋是第一副主席？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第一副主席没有？你为什么不突出宣传华主席？”随后，汪东兴又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召开全国宣传会上，捏造罪名对我进一步迫害。他造谣说：“华主席在追悼毛主席大会上致词的五人照片是从电视里搞了三天三晚上搞出来的，是贬低华主席、突出‘四人帮’，思想偏到‘四人帮’一边去了。”从此，我就成了新华社的重点审查对象。 进驻新华社的郑屏年到新华社以后，我给他看过这张八人照片。于是，郑屏年的五人小组向汪东兴呈报重点审查我的“材料”。汪东兴亲自审批了审查我的问题，并以中央要审查的名义向群众宣布限制我自由的规定，命令我交出所有的有“四人帮”的照片、底片。当时我没有交出这次拍的底片、照片。后来专案组的宫天一同志要我把这些底片、样片全部交给汪东兴。因此，我将这次拍摄的全部底片、样片密封后，交给专案组的宫天一同志交朱穆之同志转交汪东兴。 因为我在拍摄这些照片时就有想法，我认为没有叶副主席参加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在拍摄致词的五人照片时，就把叶副主席拍上，而且影响大，这是我针对那张八人照片不要叶副主席有感产生的拍摄思想。因此，我在交这些底片、样片时就留了一张八人挽手的底片。因为怕对我进行查抄，我将这张底片做了转移保存，留存至今。 从汪东兴当著华主席的面骂我不宣传华主席到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点名造谣整我，我反覆想，我的错误究竟是什么呢？汪东兴说五人照片是我从电视中搞了三天三夜拚接出来的，是纯属造谣，因为照片是第二天就见报了，电视片还没有洗出来呢。汪东兴说五人照片贬低华主席、突出“四人帮”，更是欲加之罪。追悼会排列的位置是中央排的，我怎么会知道拍成照片就是犯罪呢？而且我的拍摄角度是华主席、叶副主席最大，又是在百万人在场的天安门广场拍摄的，怎么就犯了罪呢？ 请问汪东兴，你们九月十二日早上在主席家里安排拍摄的手挽手八人的照片是突出了谁？贬低了谁？排挤了谁？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有起码道德是说实话；共产党更应该从自已嘴里说的、用手写的都应该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是事实求是的。汪东兴诬陷我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他要杀人灭口。 现将八人照片和五人照片送上，两张照片可以比较一下，是哪张突出了“四人帮”？ 这张照片我藏了很久，不敢拿出来。现在送给你，我认为是一张很重要的照片。 同时请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汪东兴对我的打击迫害。敬礼！杜修贤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我上书陈云要求查清是“四人帮”还是“八人帮”
这张照片送给陈云同志时，是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开始，这次会议将调整中央最高领导班子。我们在这个时候送上这个材料，是想趁这个机会促成压低华国锋和汪东兴的领导地位。到了这年十二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给陈云同志的秘书王玉清同志写了一封信，附上我对八人照片的说明，想在中央工作会上扩大传阅这个八人照片。 陈云同志考虑不必扩大，因而我写的这个材料就压下来了。现在把它也抄在下面： 下面一首打油诗，是我看了照片以后写的，作为这张照片的说明，抄在下面，帮助同志们思考。 问？
一看这张照片，
使人大吃一惊！
一连串的问题，
一个接著一个问。
似乎堕入五里雾，
越问越不清；
又像看破了一线天机
找到了很多怪事的总根。
那是“四人帮”，
怎么还有陈锡联、毛远新？
怎么还有华国锋、汪东兴？
他们不是四个，
怎么会是八个人？
是政治局成员的集体告别？
为什么又多一个毛远新？
为什么又偏偏没有李先念、叶剑英？
这八个人是偶尔碰在一起？
还是谁约集起来？
谁是召集人？
在主席的灵床前，
他们是那样虔诚。
为什么你拉著我、我拉著他，
八个人结成了一股绳？
他们仅仅互相——
手儿握得紧又紧，
还是心儿连著心，
八条心也结成了一条心？
他们是在灵前话别——
永远紧记：“你办事，我放心”
是永远“按既定方针办”？
请老人家在天国放心？
他们仅仅是在向过去告别？
还是为将来在海誓山盟？胡绩伟十月十二日 翻出这些材料来，是一九九一年，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当时，我是把这一照片事件作为是“八人帮”的证据。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判断是不对的。我只强调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点和他们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一个方面，而看轻了他们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争夺接班人的矛盾，低估了“四人帮”想排挤华、汪，独霸天下的又一个方面。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八人照片虽然不能说明他们就是“八人帮”，但足以说明，华国锋、汪东兴同志同“四人帮”的关系还是相当亲密的。 华、汪同“四人帮”这种亲密关系，也决定了他们在继位以后的当权时期，对于揭批“四人帮”的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就是在思想上并没有认真批判“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反而提出“两个凡是”的总方针。 在组织上并没有认真理清“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反而一方面阻挠平反冤假错案、阻挠解放和重用老干部，一方面又安排“四人帮”的亲信到重要岗位。他们不仅没有去挖“四人帮”的毒根，而且为“四人帮”的追随者和同路人的“借尸还魂”留下了祸根。
华国锋是比较开明民主的领袖
但是，这样来概括华国锋这一时期的主要是非，还是不全面不公平的。 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 这一点我还没有看到其他人这样议论过评价过，所以我想简单地加以阐明。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是立了大功的。他在“文革”结束、继任党的主席兼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靠的是毛主席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所谓政治遗嘱；他的决策和施政的主要原则，也是毛的“按既定方针办”的“亲自指示”。他的确是“毛泽东思想”和毛的路线方针的忠实继承人。他坚持“两个凡是”是必然的，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但他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是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的，也是他自己“引咎辞职”，经过党的民主原则和平地进行改选才下台的。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文明的一次领袖职位的更替。 在我党的历史上，领袖的决策是不容许反对的。特别是建国二三十年来，谁敢对毛主席的决策说一个“不”字？有人说过“不”，得到的是悲惨下场，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如果因而要求领袖下台，那就是犯了弥天大罪。毛的整人办法，就是把对他的不同意见，特别是领导成员中的不同意见，都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像彭德怀、刘少奇这样多年的老战友，都整得九死一生，以至家破人亡。 而华国锋，作了错误的决策，却可以反对。尽管他也想对这种反对的意见进行压制，但控制不严、手段不狠，远远不如毛时期那样专横霸道。因而，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可以反对，在中央机关不仅可以打擦边球，而且可以用毛的讲话来抵制和反对，如中央组织部解放干部的工作。 我是中央党报的总编辑，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央党报对华的决策可以抵制，可以从侧面甚至正面来进行不同观点的宣传，可以在理论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批驳。当然，这些都是有毛主席的话作根据的，是“打著红旗反红旗”。 这些在党的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都是值得载入史册的。
关于生产目的讨论的夭折
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从一九七九年初就开始酝酿了。当时，人民日报草拟了一篇社论《人民生活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送耀邦同志审阅，他对此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每个生产单位的领导干部，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生产条件下，理直气壮地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生活，并把这两条作为办好企业学大庆的主要标志。二、每个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的领导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自己的工作和业务的同时，想方设法搞好公共福利，有条件的要自己动手搞好副食生产，逐步改善大家生活。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奋发图强，把生产搞上去，把工作搞上去，把生活逐步搞上去。反对特殊化，反对走后门，反对当官作老爷。”在这个批语里，耀邦同志就把关心群众生活问题提出来了。 到了九月，人民日报理论部编的内参《理论宣传动态》一一三期上刊有一篇题为《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判》的文章，提出：在我国经济调整中应该重视社会主义基本规律，注重消费品生产，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耀邦同志在这期《动态》上作了几处眉批，还另写了一个批语，把这期《动态》转给了中央党校。他提出：这期《动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们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地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在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按照耀邦同志的意见写成了一篇论文，先发表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广泛征求意见并加以修改后，才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地位，题目是《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社论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多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生产而生产。 “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人民生活，甚至认为强调人民生活就是忽视政治的所谓经济主义。因而长期热衷于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搞重工业，以钢为纲，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制订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时，不是首先考虑甚至不考虑人民的食品、工业消费品、住房要提高多少，而首先考虑重工业要多少钢，这种搞法实际上不是为消费而生产，而是为生产而生产，为计划而生产，为指标而生产。” 在这一社论发表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又在显著地位刊登了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问题，涉及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问题。” 很快，这个问题得到经济战线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纷纷写来了很多稿件。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的指导下，开展了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绝大多数读者赞成《人民日报》文章的意见。同时，也有一些同志持完全不同的意见，主要是认为否定了工业学大庆中“先生产、后生活”的经验。 在写这篇社论时，已经考虑到大庆经验，因而特别写了一段来肯定“先生产后生活”的积极意义和这一口号在特殊条件下为了克服困难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只是从理论上来分析这个口号的片面性和推广这一经验时的误解。这种理论的探讨并不否定它的特殊作用，可是仍然引起了好些人的误解，在中央领导层中也产生了不同意见。 本来，对一个理论原则问题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用不著大惊小怪。以后《石油工业简报》、《大庆战报》、《华北石油报》等都发表文章来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以为这是好现象。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由于《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一同人民日报“口径不一致”，就认为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一批评《人民日报》就认为是批评中央。久而久之，弄得只能是《人民日报》批评其它报纸，其它报纸不敢批评《人民日报》，这是很不正常的，是缺乏具体分析和无限上纲的表现。现在有其它报纸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这不是很好的吗！对于这些不同意见，耀邦同志处理得很慎重。他再三研究，指示人民日报继续开展这一讨论时，不要发表新闻来造声势，要把著眼点放在分清理论是非，可以刊登批评《人民日报》观点的文章，整个讨论都要严格限制在理论观点探讨上，造成真正平等的学术交流的气氛。
胡乔木阻挠讨论进行
可是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同志不同意这个讨论，这也是正常的。可惜乔木同志采用了并不正大光明的态度。他说不服耀邦，就去向当时的最高领袖华国锋告状。老实说，华国锋同志理论水平是比较差的，加上他存在相当严重的左倾思想，因而他接受了乔木同志的意见，同意《人民日报》停止这一讨论。胡乔木又进一步去找邓小平同志，向他报告华主席和好些中央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一讨论，得到小平同志的同意。他于是再去找耀邦同志，说小平同志、华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同志都反对这一讨论。这种向耀邦施加压力，耀邦只得通知报社，这一讨论暂停十天。 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特地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现在按这封信的底稿抄在下面：耀邦同志： 我们得悉中央有意停止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感到突然，想在这里陈述我们的意见，并请转呈中央。 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十月二十二日又发表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后，受到各方面普遍重视。北京、上海、辽宁、陕西、四川、黑龙江、山西、河南、天津、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吉林、湖北、湖南、江苏、山东、河北、广东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先后发表了当地理论、宣传、经济部门座谈讨论的情况，或者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和理论文章，有的还开辟了专栏。各地如此热烈响应这个讨论，这说明客观情况有这个需要，说明普遍感到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抓住了目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有利于使人们按照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利于党的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毛主席历来强调结合经济工作去做思想工作。现在报纸上讨论这个问题，将会对我们的经济工作起良好的推动作用。讨论中涉及到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如何对待条件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是值得弄清楚的。尽管在讨论中有不同意见，但这个问题应该公开讨论，这一点却是大家一致的。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始展开讨论，并且劲头很高。前些天听说，这个问题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要考虑停止。我们认为停止不利，曾当面向你陈述我的理由。后来采取了一些缓冲的办法，暂停十天，十天以后再约集各方议一下，以期取得一致意见。 这期间，乔木同志曾在中宣部的双周座谈会上谈过，大意是：有人说要用真理标准问题那样的态度来讨论生产目的的问题，这就造成了紧张。大家都知道，真理标准的讨论意味著什么。人们会想到是不是党内又有两个阵营，讨论这种问题可能引起爆炸。对于乔木同志这个意见，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由于时间短促，未及提出意见。 现在，我们仍希望中宣部采取民主的办法，召集一个会，听取一下有关方面的意见，慎重考虑，然后作出决定。我们认为，就重要性来说，这个讨论不亚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但这个讨论应是针对思想而不是对人。从方式说，不应该采取由各省负责人表态的那种办法，至少报纸上不登这样的消息，避免给任何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造成压力。另外，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造声势。要注意平等对待不同意见的文章，让不同意见都可畅所欲言，坚决反对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提倡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认为，只要注意了这些，就不会发生什么“爆炸性”，不会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现在又要抓一个“雅罗申科”。相反，如果现在突然停下来，来一个急刹车，倒是很难向大家讲明理由，也很难避免下面各种的猜测。 以上是我们的意见，未知当否？请示！ 该信底稿最后没有具体署名，现在已记不清是用报社编委会还是用我个人的名义。
胡耀邦万不得已违心停止讨论
这封信发出去几天以后，耀邦同志约我谈了一次话，大意是说：这次讨论从发起到展开都是他负责指导报社做的，一切由他负责。希望报社照顾大局，照顾团结，也照顾他的困难，把这次讨论停下来。我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很激动，一下站起来，对我大声说：发动由他负责，停止也由他负责，只希望我服从中央的意见，把这次讨论坚决停下来。我没有见他这样激动过，我体会得到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实在是万不得已，才违心地停止这次讨论。我也只能回报社说服编委会坚决停下来。于是这次讨论就这样中途夭折，也没有向读者作任何交待。
胡绩伟
当时我把这一照片事件作为是“八人帮”的证据。回过头来衡量一下，在华国锋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毕竟是一位比较开明、民主的最高领袖。他的确是“毛泽东思想”和毛的路线方针的忠实继承人。但他作了自我批评，是自己“引咎辞职”，经过和平改选才下台。这是党史上最文明的一次领袖职位的更替。
杜修贤提供“八人照片”
一九八○年初，人民日报社得到了一张十分重要的照片，拍摄者是中南海摄影小组（正式名称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杜修贤同志。这张照片令人大吃一惊。我们把这张照片送给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这个材料对于以后促成华国锋很快下台起了什么作用，我不得而知。当然，不会是最主要的作用，恐怕也不会是微不足道的作用。 回想当时处理这张照片的情况，是富有历史价值的。我把这张照片的来龙去脉写在下面：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它革掉了共产党的命，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在一段很长时间内革成一个封建法西斯的党。毛泽东曾经预言，共产党可能变成法西斯党，他自已造成的事实，证实了他自已的预言。“林、江反党集团”是毛泽东一手提拔、长期重用的，他决定以他们完全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踢开党委闹革命，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所以，“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 一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式的斗争；先把“四人帮”抓起来，然后才经过政治局同意的。并没有发动又一场革命，革掉毛泽东这一条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路线，还是要“按既定方针办”。而且把“四人帮”逮捕起来，也是打著毛泽东的旗号。当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新华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这当然同事实有很大出入。因为当时早就没有政治局了，也早就没有党中央了，上上下下的党组织早就一脚踢开了。粉碎“四人帮”之所以是宫廷政变式的斗争，因为组织领导这一伟大行动的是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几位元老。他们并不反对毛泽东，也不反对他那套左倾路线。他们中的主要人物如华国锋和汪东兴，只想把“四人帮”拉下台，以保全已经到手的统治大权。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华、汪同“四人帮”的关系还是十分亲密的，是同他们妥协的。只是“四人帮”看不起华、汪，争夺要当毛的继承人，以便独霸最高领导核心。连华、汪这样的人也容不得，想把他俩搞掉，这才逼著华、汪下决心同坚决反对“四人帮”的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站在一起，共同把“四人帮”抓起来。
秘密拍摄“八人照片”经过
这里有一张很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引起震动的“八人照片”，是在毛主席逝世后第三天凌晨拍摄的：他们手拉著手肃立在主席遗体前沉痛告别。这八人，除了“四人帮”以外，还有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和毛远新。 这张照片的拍摄经过很神秘，杜对此有详细叙述。一九八○年二月，杜修贤找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谈到这张照片的情况，秦要他写下来。二月二十二日，秦川和我把杜写的拍摄经过连同照片一起送给陈云同志。 这封信的底稿抄录如下：陈云同志： 送上一张很重要的照片。 我叫杜修贤，粉碎“四人帮”以前，一直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的组长（兼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长期负责拍摄有关毛主席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毛主席逝世以后第三天）早上拍摄的。 九月十一日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准备悼念毛主席的摄影活动时，汪东兴对我说：“你带上照相机跟我去。”我当时没有带照相机，借用别的同志的照相机和三个胶卷，向汪东兴报到。汪问我：“你带了几个卷？”我说三个。汪东兴又说：“多带一些胶卷。”我又去借了一些胶卷。汪东兴对我说：“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车。”我就跟汪东兴一起走出大会堂，坐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但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去照什么像。 进了中南海，到了毛主席的住处。下车后，汪东兴把我带进为毛主席新修的住所，叫我在过道的一个小房间里等著。这时已是九月十二日的早晨了。我在过道里等了有四十分钟后，才看到华国锋、陈锡联同志，还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有的一边走，一边剔牙，我才知道他们在里面才吃过饭，上厕所去。当姚文元看到我时，对我说：“我也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江青看到我时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我觉得当时的气氛很紧张，我没有讲话。我这时还不知道要照什么像。 过了一会儿，把我叫到停放主席遗体的大房间里，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也不得进入。接著，他们八人走进来，每人围绕停放主席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八个人排成一行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从左至右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照完合影后又手挽手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照完后将主席遗体运大会堂。 当时我想：为什么叶副主席没有来呢？看当时的情况是很正式的在主席遗体前向主席致哀告别。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副主席。叶副主席当时又在北京，身体很好，无论如何叶副主席是应当参加的。如果说只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主席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成员，他们两人为什么又参加呢？我对这个问题不理解。 我照完这个像以后，回到摄影部，值班记者告诉我，说姚文元来了几次电话找我。这就是说姚文元、汪东兴为此事都亲自找我。江青又说是用“平版光”，可见照这个像，江青、姚文元、汪东兴事先是计划好的。 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都向我要这次照片的样片看。（三个人同时要看一个活动的照片样片，这还是第一次，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性）。我洗了三份样片，给他们三个人寄去。每份有七、八张，有合影的、有几个人在一起的。照片送去后，江青首先选定了六、七张，其中有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挽手的、一张没有挽手的。江青选定后，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国锋、洪文、春桥、文元、锡联、东兴、远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纪念。七个人都在条子上划了圈。江青把她选定的样片连同上面七个人圈阅过的条子一同寄给我，要我放大八套，并在条子上写上“退江青”。过去江青洗照片时从来不把其他中央负责人圈过的文件给我看。这次她完全可以叫我放大八套照片就行了，不知什么原因她将圈过的条子寄给我。
汪东兴诬陷杜修贤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就放风说我是摄影界一霸。在天安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人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到玉泉山送审稿件时，汪东兴当著华国锋的面，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你知道不知道华国锋是第一副主席？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第一副主席没有？你为什么不突出宣传华主席？”随后，汪东兴又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召开全国宣传会上，捏造罪名对我进一步迫害。他造谣说：“华主席在追悼毛主席大会上致词的五人照片是从电视里搞了三天三晚上搞出来的，是贬低华主席、突出‘四人帮’，思想偏到‘四人帮’一边去了。”从此，我就成了新华社的重点审查对象。 进驻新华社的郑屏年到新华社以后，我给他看过这张八人照片。于是，郑屏年的五人小组向汪东兴呈报重点审查我的“材料”。汪东兴亲自审批了审查我的问题，并以中央要审查的名义向群众宣布限制我自由的规定，命令我交出所有的有“四人帮”的照片、底片。当时我没有交出这次拍的底片、照片。后来专案组的宫天一同志要我把这些底片、样片全部交给汪东兴。因此，我将这次拍摄的全部底片、样片密封后，交给专案组的宫天一同志交朱穆之同志转交汪东兴。 因为我在拍摄这些照片时就有想法，我认为没有叶副主席参加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在拍摄致词的五人照片时，就把叶副主席拍上，而且影响大，这是我针对那张八人照片不要叶副主席有感产生的拍摄思想。因此，我在交这些底片、样片时就留了一张八人挽手的底片。因为怕对我进行查抄，我将这张底片做了转移保存，留存至今。 从汪东兴当著华主席的面骂我不宣传华主席到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点名造谣整我，我反覆想，我的错误究竟是什么呢？汪东兴说五人照片是我从电视中搞了三天三夜拚接出来的，是纯属造谣，因为照片是第二天就见报了，电视片还没有洗出来呢。汪东兴说五人照片贬低华主席、突出“四人帮”，更是欲加之罪。追悼会排列的位置是中央排的，我怎么会知道拍成照片就是犯罪呢？而且我的拍摄角度是华主席、叶副主席最大，又是在百万人在场的天安门广场拍摄的，怎么就犯了罪呢？ 请问汪东兴，你们九月十二日早上在主席家里安排拍摄的手挽手八人的照片是突出了谁？贬低了谁？排挤了谁？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有起码道德是说实话；共产党更应该从自已嘴里说的、用手写的都应该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是事实求是的。汪东兴诬陷我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他要杀人灭口。 现将八人照片和五人照片送上，两张照片可以比较一下，是哪张突出了“四人帮”？ 这张照片我藏了很久，不敢拿出来。现在送给你，我认为是一张很重要的照片。 同时请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汪东兴对我的打击迫害。敬礼！杜修贤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我上书陈云要求查清是“四人帮”还是“八人帮”
这张照片送给陈云同志时，是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开始，这次会议将调整中央最高领导班子。我们在这个时候送上这个材料，是想趁这个机会促成压低华国锋和汪东兴的领导地位。到了这年十二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给陈云同志的秘书王玉清同志写了一封信，附上我对八人照片的说明，想在中央工作会上扩大传阅这个八人照片。 陈云同志考虑不必扩大，因而我写的这个材料就压下来了。现在把它也抄在下面： 下面一首打油诗，是我看了照片以后写的，作为这张照片的说明，抄在下面，帮助同志们思考。 问？
一看这张照片，
使人大吃一惊！
一连串的问题，
一个接著一个问。
似乎堕入五里雾，
越问越不清；
又像看破了一线天机
找到了很多怪事的总根。
那是“四人帮”，
怎么还有陈锡联、毛远新？
怎么还有华国锋、汪东兴？
他们不是四个，
怎么会是八个人？
是政治局成员的集体告别？
为什么又多一个毛远新？
为什么又偏偏没有李先念、叶剑英？
这八个人是偶尔碰在一起？
还是谁约集起来？
谁是召集人？
在主席的灵床前，
他们是那样虔诚。
为什么你拉著我、我拉著他，
八个人结成了一股绳？
他们仅仅互相——
手儿握得紧又紧，
还是心儿连著心，
八条心也结成了一条心？
他们是在灵前话别——
永远紧记：“你办事，我放心”
是永远“按既定方针办”？
请老人家在天国放心？
他们仅仅是在向过去告别？
还是为将来在海誓山盟？胡绩伟十月十二日 翻出这些材料来，是一九九一年，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当时，我是把这一照片事件作为是“八人帮”的证据。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判断是不对的。我只强调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点和他们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一个方面，而看轻了他们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争夺接班人的矛盾，低估了“四人帮”想排挤华、汪，独霸天下的又一个方面。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八人照片虽然不能说明他们就是“八人帮”，但足以说明，华国锋、汪东兴同志同“四人帮”的关系还是相当亲密的。 华、汪同“四人帮”这种亲密关系，也决定了他们在继位以后的当权时期，对于揭批“四人帮”的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就是在思想上并没有认真批判“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反而提出“两个凡是”的总方针。 在组织上并没有认真理清“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反而一方面阻挠平反冤假错案、阻挠解放和重用老干部，一方面又安排“四人帮”的亲信到重要岗位。他们不仅没有去挖“四人帮”的毒根，而且为“四人帮”的追随者和同路人的“借尸还魂”留下了祸根。
华国锋是比较开明民主的领袖
但是，这样来概括华国锋这一时期的主要是非，还是不全面不公平的。 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 这一点我还没有看到其他人这样议论过评价过，所以我想简单地加以阐明。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是立了大功的。他在“文革”结束、继任党的主席兼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靠的是毛主席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所谓政治遗嘱；他的决策和施政的主要原则，也是毛的“按既定方针办”的“亲自指示”。他的确是“毛泽东思想”和毛的路线方针的忠实继承人。他坚持“两个凡是”是必然的，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但他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是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的，也是他自己“引咎辞职”，经过党的民主原则和平地进行改选才下台的。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文明的一次领袖职位的更替。 在我党的历史上，领袖的决策是不容许反对的。特别是建国二三十年来，谁敢对毛主席的决策说一个“不”字？有人说过“不”，得到的是悲惨下场，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如果因而要求领袖下台，那就是犯了弥天大罪。毛的整人办法，就是把对他的不同意见，特别是领导成员中的不同意见，都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像彭德怀、刘少奇这样多年的老战友，都整得九死一生，以至家破人亡。 而华国锋，作了错误的决策，却可以反对。尽管他也想对这种反对的意见进行压制，但控制不严、手段不狠，远远不如毛时期那样专横霸道。因而，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可以反对，在中央机关不仅可以打擦边球，而且可以用毛的讲话来抵制和反对，如中央组织部解放干部的工作。 我是中央党报的总编辑，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央党报对华的决策可以抵制，可以从侧面甚至正面来进行不同观点的宣传，可以在理论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批驳。当然，这些都是有毛主席的话作根据的，是“打著红旗反红旗”。 这些在党的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都是值得载入史册的。
关于生产目的讨论的夭折
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从一九七九年初就开始酝酿了。当时，人民日报草拟了一篇社论《人民生活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送耀邦同志审阅，他对此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每个生产单位的领导干部，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生产条件下，理直气壮地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生活，并把这两条作为办好企业学大庆的主要标志。二、每个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的领导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自己的工作和业务的同时，想方设法搞好公共福利，有条件的要自己动手搞好副食生产，逐步改善大家生活。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奋发图强，把生产搞上去，把工作搞上去，把生活逐步搞上去。反对特殊化，反对走后门，反对当官作老爷。”在这个批语里，耀邦同志就把关心群众生活问题提出来了。 到了九月，人民日报理论部编的内参《理论宣传动态》一一三期上刊有一篇题为《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判》的文章，提出：在我国经济调整中应该重视社会主义基本规律，注重消费品生产，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耀邦同志在这期《动态》上作了几处眉批，还另写了一个批语，把这期《动态》转给了中央党校。他提出：这期《动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们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地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在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按照耀邦同志的意见写成了一篇论文，先发表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广泛征求意见并加以修改后，才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地位，题目是《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社论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多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生产而生产。 “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人民生活，甚至认为强调人民生活就是忽视政治的所谓经济主义。因而长期热衷于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搞重工业，以钢为纲，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制订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时，不是首先考虑甚至不考虑人民的食品、工业消费品、住房要提高多少，而首先考虑重工业要多少钢，这种搞法实际上不是为消费而生产，而是为生产而生产，为计划而生产，为指标而生产。” 在这一社论发表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又在显著地位刊登了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问题，涉及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问题。” 很快，这个问题得到经济战线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纷纷写来了很多稿件。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的指导下，开展了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绝大多数读者赞成《人民日报》文章的意见。同时，也有一些同志持完全不同的意见，主要是认为否定了工业学大庆中“先生产、后生活”的经验。 在写这篇社论时，已经考虑到大庆经验，因而特别写了一段来肯定“先生产后生活”的积极意义和这一口号在特殊条件下为了克服困难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只是从理论上来分析这个口号的片面性和推广这一经验时的误解。这种理论的探讨并不否定它的特殊作用，可是仍然引起了好些人的误解，在中央领导层中也产生了不同意见。 本来，对一个理论原则问题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用不著大惊小怪。以后《石油工业简报》、《大庆战报》、《华北石油报》等都发表文章来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以为这是好现象。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由于《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一同人民日报“口径不一致”，就认为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一批评《人民日报》就认为是批评中央。久而久之，弄得只能是《人民日报》批评其它报纸，其它报纸不敢批评《人民日报》，这是很不正常的，是缺乏具体分析和无限上纲的表现。现在有其它报纸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这不是很好的吗！对于这些不同意见，耀邦同志处理得很慎重。他再三研究，指示人民日报继续开展这一讨论时，不要发表新闻来造声势，要把著眼点放在分清理论是非，可以刊登批评《人民日报》观点的文章，整个讨论都要严格限制在理论观点探讨上，造成真正平等的学术交流的气氛。
胡乔木阻挠讨论进行
可是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同志不同意这个讨论，这也是正常的。可惜乔木同志采用了并不正大光明的态度。他说不服耀邦，就去向当时的最高领袖华国锋告状。老实说，华国锋同志理论水平是比较差的，加上他存在相当严重的左倾思想，因而他接受了乔木同志的意见，同意《人民日报》停止这一讨论。胡乔木又进一步去找邓小平同志，向他报告华主席和好些中央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一讨论，得到小平同志的同意。他于是再去找耀邦同志，说小平同志、华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同志都反对这一讨论。这种向耀邦施加压力，耀邦只得通知报社，这一讨论暂停十天。 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特地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现在按这封信的底稿抄在下面：耀邦同志： 我们得悉中央有意停止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感到突然，想在这里陈述我们的意见，并请转呈中央。 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十月二十二日又发表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后，受到各方面普遍重视。北京、上海、辽宁、陕西、四川、黑龙江、山西、河南、天津、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吉林、湖北、湖南、江苏、山东、河北、广东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先后发表了当地理论、宣传、经济部门座谈讨论的情况，或者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和理论文章，有的还开辟了专栏。各地如此热烈响应这个讨论，这说明客观情况有这个需要，说明普遍感到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抓住了目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有利于使人们按照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利于党的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毛主席历来强调结合经济工作去做思想工作。现在报纸上讨论这个问题，将会对我们的经济工作起良好的推动作用。讨论中涉及到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如何对待条件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是值得弄清楚的。尽管在讨论中有不同意见，但这个问题应该公开讨论，这一点却是大家一致的。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始展开讨论，并且劲头很高。前些天听说，这个问题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要考虑停止。我们认为停止不利，曾当面向你陈述我的理由。后来采取了一些缓冲的办法，暂停十天，十天以后再约集各方议一下，以期取得一致意见。 这期间，乔木同志曾在中宣部的双周座谈会上谈过，大意是：有人说要用真理标准问题那样的态度来讨论生产目的的问题，这就造成了紧张。大家都知道，真理标准的讨论意味著什么。人们会想到是不是党内又有两个阵营，讨论这种问题可能引起爆炸。对于乔木同志这个意见，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由于时间短促，未及提出意见。 现在，我们仍希望中宣部采取民主的办法，召集一个会，听取一下有关方面的意见，慎重考虑，然后作出决定。我们认为，就重要性来说，这个讨论不亚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但这个讨论应是针对思想而不是对人。从方式说，不应该采取由各省负责人表态的那种办法，至少报纸上不登这样的消息，避免给任何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造成压力。另外，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造声势。要注意平等对待不同意见的文章，让不同意见都可畅所欲言，坚决反对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提倡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认为，只要注意了这些，就不会发生什么“爆炸性”，不会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现在又要抓一个“雅罗申科”。相反，如果现在突然停下来，来一个急刹车，倒是很难向大家讲明理由，也很难避免下面各种的猜测。 以上是我们的意见，未知当否？请示！ 该信底稿最后没有具体署名，现在已记不清是用报社编委会还是用我个人的名义。
胡耀邦万不得已违心停止讨论
这封信发出去几天以后，耀邦同志约我谈了一次话，大意是说：这次讨论从发起到展开都是他负责指导报社做的，一切由他负责。希望报社照顾大局，照顾团结，也照顾他的困难，把这次讨论停下来。我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很激动，一下站起来，对我大声说：发动由他负责，停止也由他负责，只希望我服从中央的意见，把这次讨论坚决停下来。我没有见他这样激动过，我体会得到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实在是万不得已，才违心地停止这次讨论。我也只能回报社说服编委会坚决停下来。于是这次讨论就这样中途夭折，也没有向读者作任何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