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帕内拉诗
II康帕内拉十四行诗集选
(C.B.舍尔文斯基译成俄文)
I.引言
真善美的真正盾牌，
是索非亚接合着理智产生的，
我屡次向母亲呼吁，
请看尘世如何在损害自己。
她忠于丈夫，慷慨地向我灌输很好的才能，
于是才能浇遍我的全身，
并给我这个行家和能手开辟了
新的世纪和以往有过的时代。
广大的世界类似家乡，
但要避开那些好夸张的虚伪的学派——
你就会在度量衡中找到真理。
行为总是会预先被识破的，——
请把高傲、无知和谎言
放在我从太阳那里偷来的烈火中销毁吧。
VI.不朽精神
我整个身体在一小把脑髓中，——
可是我贪婪地阅读的书
却多得全世界也装不下。
我的贪得无厌的胃口是填不饱的，
老是感到饿得要命。
我是阿里斯达克和密得罗多尔①，
吞食了庞大的世界仍然没有吃饱。
无止境的愿望使我永远苦恼：
我认识得越多就知道得越少。
因此，我要成为不朽神父的形象，
他包围着我们，就象大海包围着鱼一样，
他喜爱哲人的智慧，他用三段论法就象用箭一样射穿了我的心。
思想是不受拘束的。凡是崇敬上帝和信仰宗教的人，
他们的心情总是愉快的。
①阿里斯达克(公元前四世纪末至三世纪前半叶)，古希腊的天文学家，被誉为“古代世界的哥白尼”。他第一个教导人们说：“地球围绕太阳运转。”他由于被指责为无神论者而被迫离开雅典。
密得罗多尔(公元前150年左右生，公元前七十年代左右死)，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译注
VIII.论宇宙间重大罪恶的根源
我降生是为了击破恶习：
诡辩、伪善、残暴行为，
我珍视菲米斯①的坚贞、
能力、智慧和爱情——她的教训。
哲学家的发现具有最高的效用，
它谦虚地教人以真理，——
这是医治三重谎言和极大罪恶的灵药，
它会使那令人遭受痛苦的世界失掉力气。
倒毙、饥饿、战争、敌人的阴谋、
淫荡、冤案、奢侈、任性——在那三种道德沦丧的恶习面前就显得没有什么了不起。
而自私自利却是主要的罪恶根源，
它是以无知作为丰富的养料。
我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了击溃无知的。
①菲米斯——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相当于罗马的尤斯蒂茜雅。菲米斯的形象一般是眼睛深沉，一手拿着秤，另一手拿着宝剑。——译注
XXXI.论平民
一只花花绿绿的巨兽——平民。
它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只知道绝对服从，
它曳着重锤，拖着石头，原木——
引导着它的是一个瘦弱的男童。
只要一击，男童就会跌倒，
但是野兽胆小，它和蔼地服务，——
而对于那些用废话蒙哄它，压迫它的思想的人来说，
它又是多么可怕的啊！
怎不令人奇怪！它自己用战争、监牢折磨自己，
为了一分钱就处决自己，而这一分钱还要被国王拿走。
天下的一切都属于它，——
但这是它从来没有料想过的。
如果有人教会它怎样做，
那么，它终究会杀死他。
XXXIX.致瑞士人和格劳宾登人
噢，阿尔卑斯山，既然自由把您——
上帝的礼物——抬到天那么高，
为什么
又都用您的手加强可恶的政权？
他们从大大敞开着的窗子里把面包端给您而您也不感到难过！
一想到您在为黑暗的勾当流血，
您的荣誉就被残酷地践碎。
自由人一切都有，——
而奴隶既不给吃，又不给好衣服穿。
因此连您也不准许佩带马尔太十字架①。
别拖延时间了！让你们的自由人民，
从主人那里夺回自己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以非常昂贵的价格卖给你们的。
①马尔太十字架是马尔太骑士团的团徽。——译注
L.论黄金时代
从前曾有过黄金世纪的时代，
它是会回来的，而且不止一次。
一切被埋葬的东西都力图重见天日，
它们终于将循环归根。
狼、狐狸、乌鸦——一切坏东西，
都反复地说，它们再也不来访问我们了，
但是，上帝的声音、预言和故事还是提到了它们，
也提到了一切贪求者。如果人们忘掉“我的”、“你的”，
从事一切有益的、正直的和愉快的事业，
我相信现实生活就会变成天堂，
盲目的感觉就会变成有眼光的高深的知识，
而不是迂腐的知识，迟钝、撒谎
哲理推究法
(B.A.叶申译成俄文)
世界是一本书，永恒的理智在那里
写进了自己的意见，这是一座有求必应的庙宇，
理智用活的人物把它装饰成一个舞台，
作为反映和范例。为了使任何有才智的人都能通晓和洞察
艺术和管理，都能不发生剧烈的争吵，
而说：我会把宇宙牢记，
何必在任何生物中都有上帝。——
但我们由于自己的灵魂永远被迫留在死寂的庙宇，留在死的书本里，
因此宁愿要它们而不愿要这面护心镜。
啊，痛苦的是，由于失策
而不能摆脱无知、疲劳、纠纷和病痛；
不过我们终于会返回原处的！
附录二
康帕内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B.沃尔金
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在社会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著作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发生过无可争辩的影响。《太阳城》是传布共产主义观点的文献资料，它应该和托马斯·莫尔①的《乌托邦》相提并论。这是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是一部值得研究的文献。
①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英国杰出的人道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他的《乌托邦》一书出版于1516年。——译注
1568年康帕内拉生于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省，他在青年时代加入过多米尼克派的僧团，曾因自己的学识和天才而出名，他热烈参加过当时的神学和哲学辩论会。1598年他因参与反对当时统治意大利南部的西班牙君主国政权的密谋而被捕，曾屡次受严刑拷问，被判处无期徒刑。康帕内拉坐了几乎三十年的牢。他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其中也包括对话体裁的《太阳城》，就是在狱中写成的。
康帕内拉的文学遗产是很丰富的，其中涉及有关哲学和政治的各种问题。他在自己的哲学中，把对经院哲学所持的否定态度，把感性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同基督教神秘主义、占星术和中世纪犹太神秘哲学的传统结合起来。康帕内拉认为直接研究自然界的“活法典”是认识外在世界的源泉。他肯定说，要靠感觉经验和感觉来认识世界；同时，他发展了对他无疑起过很大影响的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特列佐①的原理。“宇宙是把无穷的智慧纳入自己固有的思维的一本书”。康帕内拉斥责了那些把精神锁在这种“活天书”的坏抄本上的人。但另一方面，按照康帕内拉的学说，精神的自我认识，人们对包括“微观世界”(小宇宙)的自己的实质的研究，是洞察宇宙奥秘的途径。康帕内拉曾在笛卡儿之前就提出下列原理作为认识的基本原理：我思故我在。感情这种东西，在传达事物的形式时是可以使人受迷惑的。为了使人不做感情的俘虏，人们获得了使他们超越尘世的理智。
①特列佐(1509—1588年)，意大利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以攻击中古亚里士多德哲学著名，是近代科学方法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前驱。——译注
康帕内拉在谈到“上天精神”和“天体理智”时，认为宇宙和它的各个部分都是有灵性的。一切都生存着，一切组成了有生命的统一体。宇宙是一个具有一切存在物的特性(威力、智慧和爱)的有生命的东西。按照康帕内拉的学说，下等生物虽然没有意识，但有生命，因为从死的东西中不能产生活的东西。自我保全是一切存任物固有的本性，自我保全的意图是由物质运动引起的。
存在的本源是神。但康帕内拉所理解的神，是和基督教理解的上帝不同的；在他关于神的学说中，可以看到泛神论的倾向。神就是一切。自然界是神的“雕塑的形象”，或神的流出体；有时，他干脆把神和自然界等量齐观。神领导着世界；太阳对地上的生物实现神的意志。康帕内拉好象把太阳崇拜为神(太阳神)，因为他认为太阳能够创造新东西，他也号召人们崇拜太阳。一切东西不仅力图维护自己的生存，而且也力图回到自己的本原——神那里去，即回到“一切存在物的大洋”去。这种意图是宗教的基础。康帕内拉教导说：“宗教是与贯穿着认识、意志和爱的神结合起来的统一体。宗教不是捏造出来的，它是自然的规律。”康帕内拉的思想有时接近“自然宗教”的思想。他承认“神的启示”，但他所理解的启示不仅包括教会的教义，而且也包括自然。他好象认为只有不违反理智和天赋道德的启示，才是真正的启示。康帕内拉曾积极捍卫科学研究的自由(特别是出面捍卫过伽利略)。在他看来，真理和追求真理的意图，是与《圣经》相左的。但在康帕内拉的著作中，又可以看到与此相反的论点。这也许是他想对他的压迫者表明自己是一个比较笃信宗教的人，所以他宣称：感情和理智只能“补”启示之不足，教会的权威才是真理的最高准则。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基督数的启示都是符合理智的要求的。
康帕内拉的哲学是先进和落后的思想结合起来的哲学。对他所处的时代来说，他的某些思想是先进的，因为这些思想符合在封建制度内逐渐成熟的新社会制度和非宗教的、合理的新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他也有落后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并没有根除陈腐的、宗教的和神秘主义的世界观的传统。我们在康帕内拉的政治观点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先进倾向和陈腐倾向相结合的论点。他认定表现神的意志的自然规律是国家的基础。人类的智慧能够发现这些规律，而且应当遵循这些规律。国家组织的最终目的，是把所有的人联合到反映神的一致性的统一的世界政权之下。但是，康帕内拉却希望他所处时代的反动势力来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由教会来统治国家的思想，也就是由作为教会首脑的教皇来统治的世界君主制度的思想；但他在周围的现实中不能找到能够实现世界统一和正义制度的力量，因此，他甚至对他在1598年高举起义旗帜反对过的西
康帕内拉的哲学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它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时期的脱离现实的空论样板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类脱离现实的空论是不能产生长期影响的。在康帕内拉的一切著作中，只有《太阳城》能在长时期内保持它的意义；这是一本小册子，他在其中叙述了自己对人类社会的正义制度的看法。
《太阳城》是用对话体裁写成的。康帕内拉对自己编的故事选择了这种在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十五、十六世纪文学中广泛流行的体裁，但他并不能利用这种体裁应有的形式。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一篇对话，而是一篇逐段连接的用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其中为了迎合文学传统，加添了交谈者之间的一些毫无意义的、无非是要把故事转换话题的插语。这些插语并没有使故事产生什么重要的意义，没有它们也决不会使故事失去它的意义。故事本身是用这种乌托邦著作通常采用的刻板公式构成的：一个旅行家偶然来到一个人所不知的、新发现的国家，在那里，他发现正在实现他理想的完美的社会制度。这种早在古希腊时代就由艾夫盖梅尔和雅木布尔等所制定的刻板公式，在十六至十七世纪中由于新的地理发现而更加风行一时了。
康帕内拉的故事的文体是枯燥无味的、抽象的、缺乏鲜明形象的。因此，并不能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吸引读者，作为一部文学著作来看，康帕内拉的这部对话著作，当然不如莫尔的《乌托邦》。
这部著作的成就和影响，显然是由它的其它一些优点决定的、《太阳城》之所以能引人注意，能在西欧各国广泛流传，并不是由于作者的文学天才，而是由于作者规定了十分明确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完全没有私有财产，大家从事义务劳动，由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对公民进行劳动教育——这就是康帕内拉的社会思想的总体。正是这些思想使《太阳城》流传了三百年，使它能拥有很多读者和景仰者。《太阳城》提出了这样的共产主义原则，因此它应该享有荣誉。从这一方面来说，它的荣誉要比《乌托邦》或稍后的十七至十八世纪的社会小说所获得的荣誉更加显著。
在太阳城(康帕内拉用对话方式由一位返回祖国的热那亚籍航海家讲述的所谓的国家)中，每个公民都是社会的公仆；由大家来分别进行“艺术工作、劳动和其它工作”。因为，每个公民所做的某种工作，是根据“占星学”的材料和他的爱好来分配的，所以，全体劳动者都能愉快地、认真地执行自己的工作。劳动者为社会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都要送入公共仓库，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共有的财产。每个手工业部门的生产都由专职人员来进行监督，他应该注意所进行的工作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农业工作是用义务劳动的方式进行的，每个公民必须从事这种劳动，根据当局的命令在必要时他们要出城去完成派定的工作。妇女和男子同样要为社会劳动。根据妇女身体的特点，只分配给她们比较轻松和不损害健康的工作。这里应该指出，康帕内拉也具有当时许多先进思想家(例如培根)所具有的思想：利用技术来减轻人类的劳动。
因为在太阳城中全体公民都要劳动，所以每个公民每天只消承担四小时的体力劳动。其余的时间就可以用来从事科学工作或体育运动等。可见，在他们那里，体力劳动是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的。适度的劳动不会危害他们的健康，只会增强他们的精力。
各种劳动都同样受到重视，因为“每个人，无论分配给他任何一种工作，都能看作最光荣的工作来完成它”。每个人都力图争先完成交给他的工作。在太阳城中，凡是学会手艺和技能的人，善于熟练地应用手艺和技能的人，都算是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人。“他们(即太阳城的公民)尖刻地讥笑我们，因为我们把工匠称为下贱人，反而把那些没有技能、过着游手好闲生活、为自己无所事事和淫佚放荡的生活而雇用许多仆役的人称为高尚的人”。由此可见，康帕内拉不仅具有“人人必须劳动”的思想，而且也具有“劳动是光荣事业”的思想的萌芽。
每个公民都能从社会那里取得满足他的需要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但康帕内拉认为，公民可能会对某种产品提出过多的要求。因此当局应进行监督，不让任何人取得超过他所需要的东西。在这样的分配制度下，太阳城内自然不会有什么交易了。那里也有货币资金，但它是专门用于对外贸易的。全体公民都住在公有的建筑物中，他们每六个月要更换一次房屋。公民在公共食堂用膳。太阳城中没有家庭；也象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一样，为了社会的利益，性交要由当局加以调节。使下一代公民尽量成为好公民，这对社会来说是很重要的，因此，不能让下一代有不加以节制的性关系。所有的儿童(男孩和女孩)都能受同样的社会教育。他们从幼年起，就能通过游戏获得有益的知识。这个国家的主要城市好象是一个陈列着直观教具的博物馆。孩子们由教师率领着在城市中散步和游戏，因而他们能获得最简单的科学知识。从一定的年龄起，对孩子的教育就由这种游戏教育制度改为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大家都能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因而能学会各种手艺。
康帕内拉在他《论最好的国家》的论断①中，肯定了他在《太阳城》中描述的制度，是最符合天赋人权和人类本性的。根据天赋人权，一切都是公有的。造物主创造土地，是想使它成为公有财产；蜜蜂的生活就是天然公有的榜样。划分财产是违反天赋人权的；“我的”和“你的”是骗人的话。私有制和自私自利是违反对人仁爱的道德要求的。富有和贫穷，这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缺陷，它们造成了一切恶习；贪婪是一切恶习的根源。要使生活适应自然，必须受理智之光指导。在《太阳城》里，人们正是这样生活的。它实行的公有制消除了自私自利引起的一切恶习，而以对公社的爱来代替它们。那里既没有悭吝和互相仇视的行为，也没有讼争和欺骗。那里也不会有穷人因过度劳动、富人因过游手好闲生活而产生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缺陷。大家同样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这不仅保证了公民身体的健康，而且也保证了他们的幸福，因为每个人都热爱符合他本性的东西。太阳城的全体公民都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对祖国是都样难以想象的热爱”。
①这个论断可以认为是《太阳城》的注释和补充部分。我们把其中的两章作为附录编入本书。
康帕内拉说，大家都强烈希望有这样的国家组织，大家都想望这种象“黄金时代”一样的制度。如果说直到现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实现这种制度，那是因为国王心怀恶意，他要使国家置于他的专横统治下，他认为自己的专横是受最高理智支配的行为。康帕内拉在他的一首诗中说，所有的人民遭受着因三种恶习，即残暴行为、诡辩和伪善而引起的痛苦。这些恶习的根源是利己主义。人类起源于贯穿着爱的神，只有考虑到符合神的一致性的人类的一致性，他们的精神才能宁静。
康帕内拉说，反对公有的人并不否认公有是符合人类原有的本性的。但他们认为“陷于罪恶”①使本性变坏了，使人们丧失了原有的一致性，从而不能实现公有制。康帕内拉正是用这种性质的论据来对抗经院哲学的论断的。他说，陷于罪恶后虽然消灭了神赐的才能，但不会消灭本性具有的才能，而且，根据基督教关于陷于罪恶的教义，耶稣曾以自己的死来救赎人类，使人类恢复到无罪的状况。
①特指亚当与夏娃违背上帝训教之意。——译注
由此可见，硬说公社生活好象违反本性，这是一种邪说。原始的基督徒就过过公社生活，将来在反基督教统治的王国灭亡后，公有制将会在世界上占上风。但是，照康帕内拉看来，这种制度现在也可能实现，因为，再浸礼派教徒①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康帕内拉曾坚决赞成再浸礼派教徒的生活制度，虽然他也指责过他们损害了宗教思想(可能是为了自我保全)。最后，如果《太阳城》的制度不能充分实现，那么，它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努力实现这种制度的榜样。《太阳城》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受天赋理智的支配而确定的。因此，这些原则是根据人类理智发现的，而不是靠神的启示发现的，尽管这些原则不仅不与神的启示矛盾，而且还承认它。康帕内拉说：“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国家制度描绘成神提供的制度，而是描绘成根据哲学推理发现的制度；而且是从人类能够具有的理智出发，来证明《福音书》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的。”
①参阅本书后注第[148]。——译注
康帕内拉的社会思想所受的文学影响是不难确定的。他很熟悉古典文学；虽然我们在《太阳城》中只看到他直接援引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话，但可以确定，他是看过很多书的。无疑地，他曾研究在自己著作中屡次反对过的亚里士多德，读过很多罗马散文作家和诗人的著作。他的两本关于农业和畜牧业的指南书使用了维琪尔的名著《稼穑诗》和《田园诗》的名称，——这并不是偶然的。康帕内拉的乌托邦和古希腊雅布尔的乌托邦的地理位置和名称相类似，——这大概也不是偶然的；应当考虑到，康帕内拉是通过西西里的狄奥多①的著作了解雅布尔的，因为西西里的狄奥多的著作曾在十五和十六世纪屡次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出版过②。
①古希腊历史家(纪元前30年左右至29年)，著有编纂性的《历史丛书》。——译注
②见西西里的狄奥多著：《历史丛书》，第2卷，第57—59章。——译注
在这些古希腊罗马作家中，影响康帕内拉最深的无疑是柏拉图。康帕内拉常常把柏拉图看成自己的先驱者来引用他的话。他肯定说，柏拉图所描述的国家，如果人们都无罪过，是可以很好地存在的，只是人们造孽的本性阻碍了它的存在。他专谈婚姻关系的那一部分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受柏拉图的影响最深。可以说，在这里，康帕内拉不仅从柏拉图的思想出发，而且基本上简直是重复了柏拉图的思想，对于柏拉图的全部论据，几乎没有作什么补充。
据我们看来，很重要的是，《太阳城》虽然类似柏拉图的《理想国》，但康帕内拉的体系却具有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宗教界的贵族阶级在理想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当然，在这一点上，康帕内拉和柏拉图之间是存在着重大的和原则上的区别的。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没有安排下过特殊生活、受特殊教育的固步自封的统治阶级。他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律平等的人的社会。然而，统治这个社会的又是一些具有司祭和世俗教师双重身份的人，他们构成了独特的、宗教的教阶。最高执政者是最明智的哲学家，同时他又是最高司祭。法官和低级职员都是一些教师和司祭。太阳城有人民议会(大会)，它可以批评统治者的工作，在一定的场合下否决他们的要求，拟定担任官员的候选人。但是，由最高司祭、他的三个助手以及一些高级官员组成的会议，才是这个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这个会议可以自己补充成员，也可以从人民推举出的候选人中遴选会议的成员。最高司祭和他的三个助手是不可更换的。可见，太阳城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原则与“贤人统治”的原则相结合的。
自然，康帕内拉之所以接受“贤人统治”的思想，是因为这种思想符合他的特殊的社会观，而这种社会观是由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至于文学传统，那么毫无疑义，是从柏拉图那里接受的。
在《太阳城》中可以看到的第二种文学影响，是早期基督教作家，即所谓“教会之父”的影响。我们从康帕内拉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引用了克里门特①、德尔图良②、奥古斯丁③及其他许多人所说的话。他不仅把“教会之父”，而且也把稍后的中世纪的神学者(直到托马斯④)崇拜公有原则的捍卫者。他深信早期基督徒的共产主义，也深信公有制不仅符合理智，而且也符合神的启示和耶稣的教训。他肯定说，耶稣的使徒们使我们重新获得了天赋人权。
①克里门特，见本书后注第[34]。——译注
②德尔图良，见本书后注第[36]。——译注
③奥古斯丁，见本书后注第[19]。——译注
④托马斯，见本书后注第[28]。——译注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一切乌托邦主义者几乎都把这两种传统，即古希腊罗马的和早期基督教的传统溶合起来。前者是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和关于黄金时代的传说，后者是基督教公社的“共产主义”。这二者溶合起来的东西是这个时代文学界最喜欢引用的论据，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来作为创作的一种最奇异的典型，而这种典型是符合在根本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思想的要求的。在引用这种论据时，它的某些特点被抛弃了，某些特点又获得空前末有的发展。康帕内拉正是这样对待他所引用的文献资料的。他没有注意到或至少没有提到柏拉图的理想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柏拉图的“财产公有制”。柏拉图认为这种“财产公有制”只能在社会的上层人物中推行，而劳动人民只应当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以外。同时，康帕内拉只是顺便提了一下“教会之父”著作中的那些在原则上反对私有制但立刻又承认它实际上具有不可侵犯性的部分，他在写作时避而不谈这些不利于他的论点。
人们会在比较接近康帕内拉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中，联想到莫尔和杜尼对他有过影响。因为，莫尔的《乌托邦》曾在十六世纪广泛地流传过，十六世纪中叶在意大利很出名的、著作很多的作家佛罗伦萨人杜尼，曾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描述过社会乌托邦。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在《太阳城》中竟看不出他读过莫尔著作的某些明显的迹象，虽然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引用过他看作公有思想传播者的莫尔的话。康帕内拉所描述的生产和分配的组织、行政管理和婚姻关系——社会乌托邦所有的这些最重要的特点，是完全不同于《乌托邦》的。也许只是在对公共食堂和某些细节的描述中，才能发现稍稍相似之处。如果一定要假设《乌托邦》对康帕内拉发生过影响，那也只是最普通的影响，而不是唯一的影响，只不过是启发他在公有制基础上去解决社会问题而已。
康帕内拉与杜尼之间的论点倒是有较多的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首先表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管理国家方面(杜尼也主张委托担任司祭的知识分子来管理，不过，他是直截了当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更接近于教会组织的解决办法)和婚姻制度方面。但是，产生这些共同之处的原因，应该是两种乌托邦的共同的社会前提，共同掌握柏拉图的文献资料。纵然康帕内拉读过杜尼的著作，这位有点轻佻的佛罗伦萨的作家也未必能深刻地影响康帕内拉这位革命哲学家的思想。
研究文学上的联系和文学传统，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因为，文学上的联系并不是历史现象的独立的和直接的联系。每个社会集团和反映该集团观点的每个作者都从文学传统中接受符合这些观点的东西，而且必须根据该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某些社会利益的对比关系来阐释自己的创作源泉。从这一观点来看，康帕内拉对柏拉图或克里门特理解得是否正确，就成为不怎么重要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正是要从这方面，而不从另一方面去理解他们。因此，我们必须直接考察一下《太阳城》这部著作的社会根源问题。
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是意大利经济极端衰落的时期。在这些艰苦年代以前的一个长时期内，意大利曾经是欧洲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由于十四至十五世纪意大利的经济的繁荣、贸易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因而在那里形成了大批工场手工业工人，以及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出现以前的无产者。但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却带有片面性。这时在意大利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民族市场，意大利的工业中心是依靠对外贸易才得到发展和繁荣的。原有的这些贸易关系的中断，以及一方面由于伟大的地理发现，另一方面由于土耳其统治东地中海沿岸而引起的贸易路线的改变，使意大利的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并在那里引起严重的经济衰落。当然，经济的衰落就沉重地打击了完全或几乎完全失去进行独立生产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而不得不依靠公开地或暗暗地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那些社会阶层。以前还能在手工工场或采购商那里拿到工资的平民的生活情况，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已变得非常艰难。农村贫民，特别是还一直保存着最繁重的封建剥削形式的意大利南部的农村贫民，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这时，在任何一个国家内出现的行乞和强盗行为，都没有象意大利那样普遍。康帕内拉在把太阳城的制度和意大利的制度作对比时说：“那波利城(即那不勒斯城)有七万居民，其中差不多只有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从事劳动、而且他们因逐日从事力所不及和不间断的劳动而精疲力竭或濒于死亡。”在意大利出现对现存社会制度表示抗议的现象，这是不应当使我们惊奇的，因为这种制度是与人民为敌的，是建立在另一些社会原则的基础上的，是维护压迫者的利益的。
但是，备受压迫的群众，自己并不能在其发展的这一阶段上明确认识到产生社会灾难的主要原因和消除这些灾难的方法。最初试图批评现存社会制度并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是脑力劳动者。当然，某些知识分子站到被压迫群众方面而发挥的这种才能，本来既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也不是这个社会阶层的特殊的超阶级本性所产生的结果。这种才能是由日趋贫困的下层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发展的条件下，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脑力劳动供求量在一定程度上不相适合的情况，而在康帕内拉所处的时代，情况更是这样。经济繁荣的时期曾使知识分子干部迅速增长，而在经济衰落的时期就会对他们的需求量大大降低。在意大利也当然会形成一大批这样的脑力劳动者：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官做，因而自然就具有严重的对抗情绪。这一批人按其生活条件来说已接近人民群众，而且他们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因此，康帕内拉(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意大利知识界的最卓越代表之一)用自己的著作《太阳城》来捍卫城乡贫民的利益，——这决不是偶然的。
康帕内拉把未来社会结构的某些特点说成是社会起源的特点。早期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高举为不幸的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的旗帜时，必然会在社会思想的叙述中夹入另一些社会阶级的某些观点和愿望，因为他们由于自己的出身或其它的利害关系而与这些社会阶级有联系。另一方面，他们所代表的群众的社会积极性和自觉性越低落，他们在自己的乌托邦中所表现的脑力劳动者特有的集团观点就越明显。
这种集团利益的影响，是在十九世纪开始以前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的。只是在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在最明显地暴露了阶级矛盾的时代，并从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公正利益的科学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时候起，才完全根除了这种影响。
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固有的这些特点，在康帕内拉的著作中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我们只谈其中的一点，也就是我们已经提过的最明显的一点。康帕内拉在他理想的国家中实际上是要保存由教阶制度控制的整个政权机关的，而这种教阶制度决不是重新改组的教会系统的制度。这种教会政治制度的思想，当然不能反映群众的公正利益，只能反映康帕内拉所属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幻想。这些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同当时的教阶制度对立的集团，终究不能完全摆脱旧的封建教会传统的影响；它们政治上的幻想是以常见的刻板公式为出发点的，不过是按改头换面的方式加以恢复而已。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教会的教阶制度的刻板公式竟会如此富有生命力，它竟能轻易地(在其它一些方面)套用到根本不同的社会内容上。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实质上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培根的乌托邦的“改变应改变的事物”中看到它，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那样晚期的社会主义体系中，例如圣西门主义者的体系中看到它。
理解《太阳城》的社会根源，是我们理解它出版以后的历史和它的长期影响的关键。而且，理解了这一点后，也就能清楚理解康帕内拉的古希腊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的文学导师对他发生影响的程度。康帕内拉并不是简单地接受文学传统给他的东西，而且他还根据当时的要求和他代表其利益的那些社会集团的要求，来改造这种文学传统的资料。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能在抛弃柏拉图学说中的贵族性的特点和“教会之父”的虚与委蛇的应付行为以后，提出了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系。当然，康帕内拉的共产主义，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颇为粗陋的”共产主义①。但康帕内拉的这种粗糙的体系，无疑地还是成了以后各个时代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原型。
①《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恩格斯对十九世纪前半叶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这个评语，无疑地更可以适用于十六至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体系。
康帕内拉对他的一些先驱者的依赖性是相当大的，而且是显著的；他们对他的影响要比对莫尔的影响大，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他的乌托邦中包含的独出心裁的地方，要比莫尔的乌托邦所包含的少得多。但他决不是一位普通的编纂者和通俗作家；在社会思想史中，他无疑是一位新的历史观的创始人，即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
I康帕内拉传略
[苏联]A.彼得罗夫斯基
吉奥凡·佗米尼哥·康帕内拉(出家为僧以后改名为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年9月生于当时西班牙人统治的卡拉布里亚区斯提罗城附近的斯坚亚诺村。早在童年时代，他就表现了不平凡的才能；十三岁时就能写诗。康帕内拉在一位多米尼克派僧侣的指导下接受最早的教育，跟这位僧侣学习逻辑，十五岁时在这位僧侣的影响下进了修道院。后来，他的开阔而复杂的世界观把他引出了修道院的狭隘天地，但他在青年时代，曾把修道院的环境看成是完美的，后来又不止一次地对它表示过失望。进修道院的决定是和他父亲的愿望相反的，因为他父亲原想把儿子送到那波利附近的一位法学家的亲戚那里去学习法律。
康帕内拉在普拉卡尼卡(位于尼卡斯特罗附近)的多米尼克派修道院里钻研了哲学和神学，他研究的主要是作为经院哲学的两大柱石的大阿尔贝尔特(1193—1280年)和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的著作；同时，他也熟悉经过经院哲学家注释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为了受完教育，康帕内拉被派到圣·吉奥吉阿去。
在那里，发生了一件好象成为他生活中的转折点的事件。事件是这样的：科森察的圣芳济派僧侣挑起一场教义辩论，多米尼克派本来要派一位年长的僧侣去参加，但这个人临时病了，于是派康帕内拉代替他去。康帕内拉原是一位极年轻的僧侣，几乎只是一位沙弥，所以谁也没有料想到他能在这场教义辩论中有出色的表现，但他却出色地反驳了他的敌手，令人信服地和非常成功地驳倒了敌手的一切论点和证明，终于被公认为胜利者。当惊讶的听众看到这种出乎意料的辩论结局时，都认为特列佐的灵魂附在他身上了。显然，这次辩论的成功对康帕内拉起了很大的作用，鼓励了他去从事他所希望的活动。那时，这位年轻的僧侣已经对那些统治修道院的中世纪的权威表示不满了；他开始怀疑由中世纪注释家间接介绍其学说的亚里士多德。而特列佐的声誉，是他在这次辩论以前还不知道的。这时这种声誉曾促使他竭尽全力地去钻研特列佐的著作(有一位康帕内拉的传记作者说：“他不是一般地读了，简直是狼吞虎咽地读了许多书”——“Librosvoravit potius quam legit”)。关于这一段生活，康帕内拉在一份我们今天还保存的材料里写道：那些众所周知的权威当时已经不能再使我满足，因此我自学了柏拉图、老普里尼、格林①、斯多噶派哲学家②和德模克里特③主义者的许多著作，但主要是自学特列佐的著作；同时我也直接研究作为认识源泉的自然本身。在研究特列佐的著作以后，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广阔的眼界，促使他重新提出关于存在和认识的问题。
①格林(约130—200年)，罗马的医生和自然科学家。——译注
②纪元前第四世纪末山塞浦路斯岛基齐昂城芝诺所创立的学派，“斯多噶”一字由他的信徒的集会地点、雅典的一个画廊而得名。早期的斯多噶派有若干唯物主义的倾向。——译注
③德模克里特(约纪元前460—370年)，古希腊唯物主义大哲学家。——译注
科森察的教义辩论使一些人对康帕内拉表示不满，因此，他不能公开表示拥护特列佐，否则就会受到修道院长的迫害。所以他也就不能和这位哲学家结识，尽管后者的学说曾在他后来的一切创作中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只是到了1588年特列佐逝世时，康帕内拉(那时他还不满二十岁)才公开表露他对特列佐的仰慕。
一位康帕内拉的传记作者基普利安写道：“整个僧侣界都极端仇恨这位拥护特列佐、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康帕内拉，——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特列佐的著作是在教会的‘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torum’)中占显著的地位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则是僧侣们喜欢用到基督教教义方面的。”
因为在1587年出版了一位并不著名的意大利哲学家兼法学家雅各·安东尼·马太用整整十年的时间所写的一本名叫《亚里士多德的反对倍尔那狄诺·特列佐学说原则的堡垒》的书，所以康帕内拉也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康帕内拉用七个月的时间写了这本驳斥马太的书《感官哲学》，他曾在书前的序言里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必须根据感觉到的材料来说明自然。他在这本书的正文里发挥了这个论点，因而他显然是倾向于感觉论的。他很有根据地详细地驳斥了他的敌手，不仅表现了博学多识，而且显示了进行独立研究工作的能力；同时，他用威胁的口吻结束他的书说：如果马太敢于再站出来反对特列佐，他就立刻再写一本书加以驳斥。
康帕内拉带着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来到那波利，并于1591年在那里出版。他在那里住了两年，写了一本新著：《论物质的感觉》(《Desensurerum》)，在这部著作里他已经放弃特列佐的教训，因为他正热衷于研究所谓“自然魔术”和占星术，而占星术却是特列佐反对的。很明显，这部著作是受了一位那波利学者波塔的影响而写成的，波塔曾写过一本论“自然魔术”的书，并创立过“自然奥秘研究院”。但是他在那波利写的另一本书里，又追随着特列佐；这就证明，在这几年中在他的复杂的世界观里包含着非常矛盾的一些思想。
康帕内拉的自由思想不仅表现在他的著作里，而且也表现在他的行为上：为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他不经教皇同意就利用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并且对于因此而开除教籍的威胁表示满不在意。后来有人告密，因而把他逮捕起来押送到罗马；在那里他初次尝到宗教裁判的滋味。但这一次他总算得到宽大处理，虽然受到严重的嫌疑，但终于恢复了自由。
在恢复自由后的几年中，康帕内拉漫游了意大利的一些地方。他经过弗罗伦萨、波伦亚，旅行到威尼斯和帕多瓦。在帕多瓦时，他住在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积极地从事学术工作，同时，整理了他的一部分手稿，这些手稿曾被波伦亚的多米尼克派的修道院院长所扣留，并且被送到宗教裁判所去审查。这时，他的敌人继续迫害他，又对他提起两件新的宗教诉讼。其中第一件是关于侮辱大主教的案子，这件案子的罪名还比较轻，而第二件却严重得多，而且会引起严重后果：有人控告他是《论三个骗子》一书的作者；还有人告他，说他没有揭发其一个有犹太教倾向的、否认耶稣是救世主的异端分子。除了这些控诉外，还有人告密，说讽刺耶稣的诗集也是他写的，说他对德模克里特等人很崇拜。也许是第一个诉案告得太荒唐，竟把康帕内拉出生前就写成的书说成是他写的，所以帮助他摆脱这一次的厄运；但更可能的是，某些有势力的庇护者帮助他获得了自由。因此，康帕内拉此后的两部著作：《论基督教的君主国》①和《论教会执政》必须给宗教法庭一个良好的印象，在这两本书里他是作为一个反对宗教改革、拥护教皇权力的人出现的；他主张教皇应该把全体基督徒统一在他的权力下，他不仅应当是教会的首脑，而且应当是国家的首脑。拉发格说：“康帕内拉所以要求这样一种宗教和政治的统一，只是为了想结束分裂状态，为人间带来和平和幸福。”康帕内拉的符合于他所处的时代条件的这些意图，往往是用神学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所以，天主教会的保护者们有时会把他看成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①这部著作没有保存下来。
恢复工作以后，康帕内拉不仅从事哲学著作，而且写了政论性的《告意大利公爵书》，在这部书里，他号召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来建立一个世界君主国；在这个君主国里，教皇统辖下的意大利将起领导的作用。无论在这些《书信》里或后来写的《论西
1597年，康帕内拉二十九岁时，离开罗马；后来他在那波利住了半年后，又借口因流浪生活而患病和疲劳，回到他的故乡斯提罗城。但流浪和痛苦的生活并没有损害他不知疲乏的精力。他根据神的启示和占星术的预言得出一个推论：世界大转变的时期已经来临，因此，他认为将容易推动在西班牙难以忍受的压制下受苦受难的卡拉布里亚人民的起义。很可能，尽管康帕内拉尽了极大的努力，但他的这种思想并没有为自己的听众完全理解，因为他也曾向他们预言现在世界的末日和“黄金时代”快要到来。但是，关于反抗令人憎恨的政府的起义的思想，还是不能不在人民群众中获得实际的反应。
热烈的鼓动家展开了广泛的鼓动工作。听他指挥的，既有擅长辞令的人，例如他最亲密的同谋者，僧侣季奥尼斯·庞斯，也有实际的活动家，其中最杰出的是和康帕内拉共同主持密谋的马弗利佐·迪·利纳里基。参加密谋的有把起义传播到整个卡拉布里亚的僧侣，有不满西班牙统治的贵族，也有卡拉布里亚的强盗，甚至还有土耳其人。密谋者曾对改信伊斯兰教的意大利人巴夏·席南·奇卡拉所指挥的土耳其人的舰队寄予很大的希望。
起义是预定
康帕内拉之所以没有立刻被害，是因他不但被控为政治犯，并且被控为宣传邪说，而宣传邪说的罪是西班牙当局无权裁决的，必须根据教皇的敕令才能裁决。康帕内拉虽然免受死刑，但他却受了那样可怕的刑讯，经历了那样艰苦的囚禁生活(肉体上所受的折磨，更不用说了)；他在整整二十五年的囚禁生活中一直保持的那种罕见的意志力，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据他在《胜利的无神论》一书的《前言》①中说，他坐过五十处监狱，受过七次残酷的刑讯，而且最后一次刑讯约达四十小时之久，最后，在血肉模糊和濒于死亡的状态下被人抛到一个坑里。关于这些刑讯的情况，康帕内拉曾在他的诗篇和《太阳城》里谈过。他说：“他们(即太阳城的居民)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一个人是可以自作主张的。据说，有一位他们最敬仰的哲学家，尽管受敌人最残酷的刑讯达四十小时之久，但由于始终坚持沉默而没有说出敌人要他承认的半个字，所以，那些从远方慢慢地起作用的星辰，并不能迫使我们违反我们的决定。”
①在《胜利的无神论》一书手稿本中有这个“前言”，但刊印本缺少这一“前言”。
由此可见，康帕内拉试图从言论过渡到实现他的思想的行动，所得到的只是一个悲惨的结果；他成了犯人，在他一生最美好的岁月里过着凄惨的生活，从一个监狱转送到另一个监狱。
康帕内拉虽然遭受这一切不得不忍受的痛苦，但并没有放松他的创作活动。当残酷的监狱生活的痛苦稍稍减轻，有可能看书和进行写作时，他就思构他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今天我们对他的若干重要著作很难确定一个准确的写作年代，但很可能，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论西
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也是在监狱里写成的，这是后来发现的他所写的一切著作中最著名的一部著作，尽管篇幅不多，但恐怕是他著作中最卓越的一部了。
我们不论拿起他的哪一部著作，例如，《论西
1602年秋，康帕内拉被判处无期徒刑。
康帕内拉曾屡次要求释放，甚至想越狱，但是越狱的准备被人事先发现，并且把他解到另一个监狱；康帕内拉曾把自己比做被囚的普洛米修斯①，把那个监狱称为他的“高加索”。
①希腊神话中巨人之一，人类保护者，他曾盗出神的火传于人世。据神话所传，他因而受宙斯处罚，被锁在高加索的悬岩上，鹰啄食他的心肝。后来，赫尔斯克释放了他，歌德、拜伦、雪莱等人的作品中都采用了普洛米修斯的形象。——译注
在整整这一段时期内，康帕内拉并没有消沉下去，他的精神是非常爽快的。他不仅进一步深入研究他的哲学，修订和增补他的一些早期著作，而且还写了一系列新的著作。我们不准备详细评论他一生的这一段时期内所写的著作。只消谈一谈以下的情况就够了：很多人对他的著作很感兴趣，——顺便还要提一下的是，甚至他的典狱官也认为了解这位著名囚徒的思想方式是很重要的。这一情况便利了这位囚徒，——准许他能接见他的朋友和那些想结识这位坚强不屈的多米尼克派僧侣的人。
而且，在这一段时期内，康帕内拉结识了路德派新教徒托庇亚斯·阿达密，因为他们都对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学说发生兴趣。虽然康帕内拉并不认为哥白尼的体系是无可争辩的真理，因为他正在力图创造一种他自己的天文学体系，但是，当1616年公开讨论哥白尼体系问题的时候，他却坚决捍卫了伽利略，从而捍卫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在这个问题上康帕内拉表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他的某些著名的同时代的人所不能坚持的，因为他们害怕遭受象这位英勇的囚徒所遭受的那种迫害。康帕内拉写了一篇详尽的论文《捍卫伽利略》，在这篇论文中他同意伽利略学说的原理，并从自然、哲学和神学的观点证明伽利略学说的正确性。
后来，康帕内拉和阿达密的友好关系由于一次激烈的辩论而破坏了。这次辩论是因康帕内拉在给自己拥护者的一些信中反对路德的信徒而引起的，结果，他们十年的友好关系终止了。
只是到了1626年，即经历了二十五年多的牢狱生活以后，康帕内拉的命运才稍有好转。教皇乌尔朋八世从他反西班牙政策的利害关系出发，要求把这位囚犯引渡给教会当局，因此康帕内拉被押送到罗马。但他并没有获得自由，只是允许他(当然是在经过教庭的检查之后)公开发表自己的著作。教皇之所以庇护康帕内拉，除了由于从政治上的考虑以外，还因为这位天主教会最高首脑的个人兴趣。教皇乌尔朋八世是一位占星术的热烈的拥护者，因此很想找到象康帕内拉这样一位占星术的行家。天主教会虽然没有直接摧残过占星术，但无论如何还是怀疑它的，因为占星术曾导致对自由意志的否定，并促进了命运论的成就和加尔文教神学所特有的理论的成就。尽管这样，但个别天主教会的代表人物，例如教皇保罗五世，红衣主教黎塞留①等还是相信占星术的，他们虽然正式反对占星术，但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却应用占星术。其实，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曾把托勒玫②看作是这方面的主要权威，天主教会曾把他与哥白尼和伽利略体系对立的天文学体系看作真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那时许多著名的学者也都相信占星术。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当时处于过渡性的时代，而这种时代的过渡性必然会使最进步的思想家的思想发生矛盾，——这种情况在康帕内拉的世界观里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教皇对康帕内拉的占星术知识的赏识大大帮助了他。在他写完《人如何能避免星辰所预示的命运》这篇论文以后，终于获得了自由。
①黎塞留(1585—1642)，红衣主教，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1624年起成为法国的实际执政者。——译注
②托勒玫，见本书后注第[123]。——译注
但是，尽管教皇的庇护使他能继续从事自己的学术工作，可是，康帕内拉的心情并没有感到安静。正是使他得到教皇好感的占星术的知识，又给他带来新的烦恼。1629年，康帕内拉的敌人既不通知他也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就出版了他的著作《占星学》。他的敌人利用这本书来作为他的迷信和不服从教会的新证据。不久以后，即1632年，开始对伽利略的宗教裁判，康帕内拉又一次热情地捍卫他。因此，康帕内拉的处境日趋恶化。最后，又有人控告他再度密谋反对西班牙，因而使他几乎陷于生命的危险。但是，由于他亲近法国作家瑙窦，主要是亲近法国驻罗马公使诺阿以埃而帮助了他。当他获悉情况危急时，请求诺阿以埃帮助他逃出了险境。
康帕内拉在打算到威尼斯去隐居的计划失败以后，只好永远离开他的祖国，逃到法国去了。
法国政府把他看作一位西班牙的敌人，殷勤地接待他，因而他终于摆脱了饱经忧患的生活而得到休息。他的朋友们，其中包括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①，尽量设法妥善地安排他的生活和保障他的物质需要。但是，虽然周围的人们给予同情和爱护，康帕内拉的生活仍然是很困苦的。经过长期的交涉以后，罗马当局才准许他出版自己的文集。但是，1639年5月21日康帕内拉逝世了，那时只出版了他的文集的头几卷。
①伽桑狄(1592—1655)，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以反对亚里士多德而著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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