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日强硬看“国强必霸”
从对日强硬看“国强必霸” 世界舆论特别是西方媒体，对“霸权”的讨论总是乐此不疲。而中国，始终是它们挥之不去的谈资。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与普遍遭受重创的西方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这边风景独好 ”，经济依然保持了傲人的增长。于是乎，西方媒体进一步坚定了它们的观点：中国是美国霸权最有力的竞争者。中国的举动也变得如此受它们格外关注，它们总是绞尽脑汁地希望从中国的一言一行中挖出些不同寻常的信息。而不久前中国在中日钓鱼岛冲突中的罕见强硬，似乎证明了它们对中国由来已久的猜想，纷纷惊呼中国也必将国强必霸。
霸权主要指一种机制，即一个大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的原则和意志强加于整个体系之中，从而获得最大的利益。
平心而论，它们的担忧并非不无道理。自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国际社会形成以来，国际社会的历史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部霸权兴衰的历史，从西班牙——荷兰——英国——德日——美苏，世界总是处于霸权的争夺之下。而大国的崛起和强盛，往往总是和“铁血”联系在一起，这被认为是逃不掉的“铁律”。同时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认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必将试图推翻现有霸权国构建的秩序，引发剧烈的变动乃至战争。尚未崛起的中国现在就开始应用其力量，向其邻国展示“肌肉”，真正崛起后该当如何？
但是，如果不分析中日钓鱼岛冲突的背景，而仅仅依据中国的对日强硬再加上所谓历史的“铁律” 就判断中国也必将国强必霸，未免显得过于简单和武断。毕竟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观念在更新，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今天，靠强力横行世界显然已经行不通。而且作为在哲学理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明显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中华文明，或许可以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崛起之路。在中国身上，这种迹象也确实越来越明显。
和平发展：成本收益的理性抉择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立足基本国情，把握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趋势，秉承传统文化理念，吸取大国崛起教训，权衡利弊得失作出的重大而理性选择，有着相当的必然性和实现的可能性。
矛盾丛生和意识形态的分野是当今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走向世界所面临和不得不正视的基本国情。中国处于“黄金发展期”，更处于“矛盾凸显期”。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一个又一个纪录，而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匹配相协调的其他领域尤其是敏感领域的改革却严重滞后。由此产生的矛盾逐渐积累，相互交织，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开始集中显现，房价高、看病贵、强拆迁、腐败严重、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诚信缺失、群体性事件不断、环境污染……不稳定因素大幅增多，维稳难度加大，社会稳定考验严峻。据报道，2010年，中国用于维稳的费用已经超过了军费开支。所以可以预见，中国相当的力量和注意力将放在国内巩固“大本营”，良好的国际环境依然是中国的渴求。而意识形态的鲜明分野则更加有力地制约中国的行事方式，依靠强力来推广自己的价值观无异是与整个国际社会为敌。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所在。经济全球化是政治多极化的前提，政治多极化本质上是经济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收入发展，相当程度上打破了世界的壁垒，极大地推动了经济要素的碎片化流动，任何更加再也不可能像冷战初期的美国那样控制全球大部分的经济份额，各大国间相对实力差距也有所缩小，日益呈现一种相对的均衡。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彼此间利益缠结难以剥离，合作成为竞争的基础，只有合作才能更好地竞争。因此，全球化的到来把各国的命运栓在了一起，加大了相互制约，扩大了传导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为事实，使用强力的代价十分高昂而且前途难测，进而重塑着关于国家崛起的传统观点。
文化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孕育着一个民族最基本的价值理想，构建着一个民族的身份和利益，从而持久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行为模式。中华文明内敛谦和，倡导和谐共存、和而不同，在对外交往中始终秉承“和为贵”、“强不执弱”的精神。几千年来，除了历史上极少数的对外征伐，绝大多数时期内于周边保持睦邻友好，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即便是在最强盛的时期，也只是建立了表面“上下级”的朝贡体系，不曾侵略扩张，干涉他国内政、防御性的文化、热爱和平的传统、和谐共存的理念强烈地促使中国以尽可能“温和”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崛起。
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教训也给中国深深的启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新兴国家正面挑战霸权国获得过成功。他们落得的不是悲惨的下场，就是被第三者渔利，给别人做了嫁衣。盛极一时的拿破仑帝国，最终也不免波旁王朝的复辟；同英国一争高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一战战败后成为列强宰割的羔羊；二战横扫欧洲的德国，则把美国推上了霸权的宝座。为了使自己崛起的路更顺畅些，风险更小更少些，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变革，只能以建设者的身份进行，任何推翻现有秩序的企图都是不现实十分有害的。
所以，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综合多方因素、经过成本收益的严格考核得出的理性抉择，而决不仅仅是中国的权宜之计。尽管中国最终究竟以何种方式实现崛起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但至少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是愿意和平的，况且也是还有较大的可能的。
热炒中国：新瓶装旧酒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极度“热心”，不管是“中国威胁论”，还是大谈“中国责任论”，抑或中国“ 霸权论”，实际上始终贯穿一条主线——尽可能地为中国制造障碍，尽可能地阻滞中国崛起的步伐。
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全方位强盛，他们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他们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总是傲慢地指点其他国家。可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他们对世界的设想越来越远。西方不仅自身麻烦不断，而且他们麻烦的解决还得中国来帮忙解决。人生的痛苦，莫过于精神上的失落。一向对华居高临下，“异物”、“专制”的中国竟然在西方道路之外开辟了一条新道路，而且这条路看起来似乎还越走越宽。更可气的是，中国还越来越“不听话”。美国让人民币升值，中国不升；让制裁朝鲜，不制裁；军事透明，不透明；和达赖无条件对话，不无条件……至于说西方在中日冲突中客观对待，可能吗？
中国：做好自己的事
逃避现实的人总爱迁就于别人，把自己的不幸得罪于那些看起来幸福的人。对于别人怎么说，我们管不着，也管不了。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当然，我们管不着，管不了并不是说我们不在乎。世界的关注，中国必须要回应，而且还要好好回应。中国应该以自己的发展来回馈世界，正确处理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自己发展与世界发展、中国根本利益与世界共同利益的关系。同大国要增加互信，加深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同周边要睦邻善邻，友好务实合作，创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地区环境；同发展中国家要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仅仅参与多变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和平发展：希望与困难同在
中国对日强硬，是一个发生在特定时间、特定条件、针对特定对象、在特定问题上的特别事件，并不具有普遍性，是中国对日本频频挑衅的反击，是多年来不满与委屈的爆发。
由于利益的分歧，特别是在事关中国主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上的分歧，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注定充满了困难与崎岖。在1982年中共12大上邓小平就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作出的慎重抉择，是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但绝不是委屈求全，单方面的妥协让步，须要彼此的诚意和共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