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村庄？——中国新城市化之忧2
谁的城市化
本来为进城的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是城市的责任，但现在，农民要想获得这样的服务，必须要靠出卖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来赎买。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全部是资源向城市集中，包括资金、人才、项目等。
因此，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在近期一次研讨会上特别提出，中心城市，尤其是地级以上的城市，而不是财政紧张的县级政府，要承担城乡统筹的责任，把城里的一部分资源配置到农村去。“我住在城市二十年没有交钱修过路，为什么要农民集资来修路呢？道路不是公共设施吗？让农民自己修路，那不是政府的失职吗？”肖金成说。
李铁对这点感受深刻。他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他说过去十多年来，在谈城市化的问题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地方政府总是认为，城市化就是城市发展问题、城市建设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个花园城市的崛起；而作为中央政府考虑的是如何解决农民进城。
然而，在他看来，如何解决农民进城问题一直以来遇到了城市非常强大的阻力，这个阻力来自于中国城市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持什么态度。
十二五规划讨论的时候，李铁听到一个特大城市的市长说，按照该市现有的财政能力，可以让现有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达到一个中等收入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如果把八百多万农民工加进来，他就一筹莫展。
他到中西部一个靠石油发财的地方调研，该地实行全民医疗，其本地人口20万，外来打工者30万，但他们仍然说，即使财政有钱也不包括外来打工者。
本来为进城的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是城市的责任，但现在，农民要想获得这样的服务，必须要靠出卖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来赎买。“这说明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是一个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经济学范畴，超过了我们现有的社会学范畴，是一个广泛、严重的社会利益调整问题。”在上个月召开的“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与未来”研讨会上，李铁这样说。“只有真正解决了城市化问题，中国所谓的和谐，才可能有一个开始。”他说。
要把选择权留给农民”
——访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
南方周末记者 邓瑾 发自武汉
中国城市化的独特之处
南方周末：在您刚刚出版的新书《地权的逻辑》中，对新一轮的土地改革与城市化战略进行了反思，这也是多年来您一直坚持的研究方向。
要加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但您为什么认为城乡二元结构迄今仍具有其合理性？
贺雪峰：城乡二元结构，至少到最近几年前，还提得比较客观，现在已经成了很负面的词，包括户籍制度。
今天的农民进城越来越容易，特别是收容遣送制度取消后，几乎没有限制。户籍制度基本不影响赚钱，除了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以外。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中国农民的收入结构非常特别：具体来讲，当前在沿海外向型企业工作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同时，农民家庭中，年龄比较大外出务工已经无优势的中老年人，可以在家从事小农经营。
正是通过代际分工，一家两代人同时务农和务工，因此同时有两笔收入来源，而使农民家庭可以温饱有余。这两笔收入缺一不可，不然，农民的经济状况并不会得到改善。
正是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流动，可以有城市和农村的两笔收入，可以为进城之后却不能获得足够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即可以返回家的制度安排，而使进城农民工的劳动力可以继续廉价，从而可以为“中国制造”继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我这里并非是说不应该提高农民工的报酬，而是说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尤其重要的是，我认为一方面政府应更加关怀农民和农民工，一方面要进一步调整中国不同阶层的利益分配，要扩大弱势群体的收入份额。
这项特别的制度安排，是中国城市化的独特之处。
两种政策选择
南方周末：这种独特之处会对城市化的政策设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贺雪峰：除了两笔收入对农民来说缺一不可，讨论城市化，还必须明确另一个问题，即城市就业机会。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只有10％左右，而且今后还会下降，如此之低的产值与如此之多的农业人口，构成了中国“三农”成为问题的一对基本矛盾。
显然，农民要大量转移出来。农民是否能转移出去，又要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构成中国GDP最大比重的是第二产业，其中外向型的“中国制造”又是其中最大一块。恰恰因为中国劳动力廉价，且要素制度有优势导致成本低，而使中国可以生产出几乎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消费品。
在“中国制造”仍未成功变身“中国创造”前，中国第二产业（工业）的发展受制于资源等要素，新增就业机会将遇到天花板。
而即使其有巨大的GDP，也往往不能带动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制造”无法承担起工人较高的工资和社会保障，第二产业的就业者因此无法为第三产业提供消费能力。消费性的第三产业就发展不起来，服务业的高就业就没有前提。
城市就业机会因此不多，大量农民进城的结果可能就是大量失业。
对于当前经济处境下的中国城市化，可能的政策选择有二，一是农民不可逆的进城从而推动较高的城市化率，其结果是因为大量进城农民在城市失败后不再有维持体面生活的条件，而因此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二是农民可逆的进城，即当农民进城失败，他们即返回农村家乡过依旧的生活，城市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同时城市化率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