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后的喀什：政府统一组织外出务工并登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2 18:22:20
7·5后的喀什：政府统一组织外出务工并登记
2010年10月24日 19:42凤凰网专稿【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2条
10月22日，喀什浩罕乡的村民正在接受职业技能培训。
“零散朝觐是非法宗教活动“，喀什北郊乃则尔巴格乡6村的民房上写有这样宣传标语。在喀什的农村 ，类似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核心提示：
南疆重镇喀什，多年来一直存在“路条制度”，村民外出，需要相关部门开具“路条”。否则，不但货物会被没收，甚至还会被公安机关遣返。这在很长时间，影响了村民外出。上世纪90年中后期，“路条制度”逐渐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村民外出，要到乡政府登记，外出打工需要家属签同意书，外出打工绝大多数要政府统一组织。由此，外媒报道，新疆少数民族村民外出打工不自由。
少数民族普遍语言、技能较差，政府统一组织培训、外出打工，会更有保障。新疆发改委和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解释说，统一组织，并不意味不自由。相对来说，少数民族受限于视野、知识水平等，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不愿外出打工，这些“思想路条”才是急需解禁的。当然，类似，七五事件参与者这批人，不经过批准是不能出村，更不能外出打工。
“我们世代都生活在这里，我当年是村子里第一个到乌鲁木齐的人，现在小儿子在南方做玉器生意。”10月19日清晨，年近七旬的维吾尔族老人阿尔莫盖着一件毛毯斜躺在长椅上，指挥家人用砖块建造一个烤馕的炉子。阿尔莫最近很忙，经商在外的小儿子巴布尔过几天就要带着汉族未婚妻回来了。在维吾尔族文化中，馕是招待客人的佳品之一。
阿尔莫老人所在的江巴孜乡兰干村，距离喀什城区60多公里，东部和北部为塔克拉玛干戈壁滩环绕。三三两两的泥胚房依坡而建，小块的麦田和挺拔的胡杨树掩映其中，偶尔会有几个孩童站在半人高的土墙上玩耍。
这是一个远离现代社会的世界，随着喀什经济特区的设立，这片古老而封闭的土地正在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
“路条”制度悄然消失
多数兰干村的村民不会讲汉语，他们获取外界讯息的主要渠道是当地政府的维语广播节目。此外，就是那条通往外界的乡间道路，轰鸣的拖拉机过去之后通常是漫天尘土。
“我种庄稼，栽果树，也做过生意。”阿尔莫向凤凰网介绍说，维吾尔人历来不擅长种庄稼，只会种些小麦、玉米之类的作物，从不使用化肥和农药，自然产量不高，仅能养家糊口，而不需要太多人力的果树倒是硕果累累。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尔莫曾带领家人用毛驴车把村里的苹果、无花果等农产品统一收购运到喀什市场，甚至还曾雇汽车运到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这生意倒也能赚钱，但最终却没有坚持下来。除了颠簸的道路使水果破损得体无完肤之外，更大的障碍就是当时农民进城卖菜、卖水果要受到诸多的政策限制。
“去一趟喀什城，要到公社开'路条'，如果要去乌鲁木齐，那就得去伽师县开'路条'，还要盖好几个章子。”阿尔莫所说的'路条'是一种特殊的通行证，政策制定者的原意是控制人口的无序流动，企图以此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路条”有着久远的历史，在1927年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明确地把“打算盘、记账、写信、写路条”列为农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在历史上，如果没有“路条”，不仅货物会被没收，甚至还可能遭到公安机关的关押和遣返。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地陆续取消了“路条”制度，但由于民族问题等原因，新疆地区的“路条”制度直到90年代中期才陆续取消。
阿尔莫老人与“路条”渊源颇深。他向凤凰网回忆说，1989年夏天，迫于生活压力，他第一次离开村子，去乌鲁木齐做建筑工。一天晚上，疲惫的阿尔莫在睡梦中被人强行拉了起来，好几支手电筒齐刷刷地照着他的眼睛，他说自己有“路条”，但最终还是被当作流窜人口遣返回了老家，一个多月的工钱也没来得及领取。阿尔莫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盖了红章子的'路条'不好使了?”其实，这事出有因，当年，乌鲁木齐发生了严重的“5·19”骚乱事件，三千余名暴徒挥舞着刀棍等凶器冲击了自治区党政机关，无辜的阿尔莫正是这一事件的间接受害者之一。
时过境迁。2005年冬天，小儿子拉布尔要南下深圳打工时，阿尔莫很担心自己的遭遇会在孩子身上重演。于是，他急匆匆地赶到老阿訇家中开了证明，再套上毛驴跑到乡上派出所盖章。结果，当地派出所的同志告诉阿尔莫，“路条”已经废除了，外出打工只需要到乡政府登记一下就可以。
存在数十年的“路条”制度真的取消了？阿尔莫老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至于小儿子拉布到达深圳数月后，老人还数次写信询问是否有人查“路条”。
外出务工须政府统一组织并登记
“路条”制度已成昨日黄花。如今，全疆每年有15万人次外出务工，新疆正以开放的姿态迎接现代化的世界。
新疆自治区发改委党组书记吾买尔·阿不都拉接受凤凰专访时也证实，“路条”制度已经不存在了，新疆各地政府还积极组织培训外出务工人员。但少数民族人员外出打工要靠政府统一组织，这主要是因为南疆的大部分老百姓不懂汉语，如果单独出去自谋生路，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当地政府积极进行技术、体能和语言等方面的培训。
在南疆，政府统一组织的外出务工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转移就业”。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外出打工有别于内地，内地多数是自发的，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自己出去就业，而新疆是以县乡为单位，有组织的到内地去就业。
“我们对南疆三地州农民加大了培训力度，一个是语言培训，另一个就是技能培训。”新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杨勇向凤凰网介绍说，南疆三地州是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相对聚集的地区，很多少数民族毕业生对汉语言的运用还不是很熟练，交流存在一定困难。对此，政府对此提供免费的教材，免费的师资，免费培训，还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此外,南疆各县市还设有实训基地和培训机构，目前正在向乡一级延伸，确保外出务工者有一技之长。经过多年的努力，各级政府已累计培训了近2000万人次，其中1700多万是少数民族群众。
“维吾尔族年轻人经常被政府强迫到遥远的省份打工。”这是美国《费城问询者报》2009年7月19日的一篇报道。对于美国媒体的报道，阿尔莫老人听后一笑表示，“没有这回事情！是我们自己想出去赚钱！”政府组织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务工都是自愿的，除了本人要同意之外，还必须征求父母的意见，他当初就在乡政府自愿在儿子外出务工的志愿书上按了手印。
当然，阿尔莫老人也坦言，在感情上并不愿意儿子远走他乡打工，这是人之常情。孩子打电话说自己在外面生活吃住很好之后，老人就放心了。去年春节，孩子还给家里寄了1万多元钱，把泥胚房子推掉，建了一座气派的砖瓦房。邻居们看到阿尔莫家生活越来越好，封闭的乡土观念开始走向开放，开始主动要求政府把孩子送出去打工，也有不少村民还到阿尔莫家打听外出务工的情况，阿尔莫老人俨然成了村里外出务工项目的首席咨询师。
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外出打工正在慢慢增多。新疆人社厅副厅长杨勇认为，政府统一组织培训，统一组织外出打工，加上还要到乡政府登记等手术，可能不如个人外出打工自由，但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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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散朝觐是非法宗教活动“，喀什北郊乃则尔巴格乡6村的民房上写有这样宣传标语。在喀什的农村 ，类似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核心提示：
南疆重镇喀什，多年来一直存在“路条制度”，村民外出，需要相关部门开具“路条”。否则，不但货物会被没收，甚至还会被公安机关遣返。这在很长时间，影响了村民外出。上世纪90年中后期，“路条制度”逐渐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村民外出，要到乡政府登记，外出打工需要家属签同意书，外出打工绝大多数要政府统一组织。由此，外媒报道，新疆少数民族村民外出打工不自由。
少数民族普遍语言、技能较差，政府统一组织培训、外出打工，会更有保障。新疆发改委和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解释说，统一组织，并不意味不自由。相对来说，少数民族受限于视野、知识水平等，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不愿外出打工，这些“思想路条”才是急需解禁的。当然，类似，七五事件参与者这批人，不经过批准是不能出村，更不能外出打工。
“我们世代都生活在这里，我当年是村子里第一个到乌鲁木齐的人，现在小儿子在南方做玉器生意。”10月19日清晨，年近七旬的维吾尔族老人阿尔莫盖着一件毛毯斜躺在长椅上，指挥家人用砖块建造一个烤馕的炉子。阿尔莫最近很忙，经商在外的小儿子巴布尔过几天就要带着汉族未婚妻回来了。在维吾尔族文化中，馕是招待客人的佳品之一。
阿尔莫老人所在的江巴孜乡兰干村，距离喀什城区60多公里，东部和北部为塔克拉玛干戈壁滩环绕。三三两两的泥胚房依坡而建，小块的麦田和挺拔的胡杨树掩映其中，偶尔会有几个孩童站在半人高的土墙上玩耍。
这是一个远离现代社会的世界，随着喀什经济特区的设立，这片古老而封闭的土地正在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
“路条”制度悄然消失
多数兰干村的村民不会讲汉语，他们获取外界讯息的主要渠道是当地政府的维语广播节目。此外，就是那条通往外界的乡间道路，轰鸣的拖拉机过去之后通常是漫天尘土。
“我种庄稼，栽果树，也做过生意。”阿尔莫向凤凰网介绍说，维吾尔人历来不擅长种庄稼，只会种些小麦、玉米之类的作物，从不使用化肥和农药，自然产量不高，仅能养家糊口，而不需要太多人力的果树倒是硕果累累。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尔莫曾带领家人用毛驴车把村里的苹果、无花果等农产品统一收购运到喀什市场，甚至还曾雇汽车运到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这生意倒也能赚钱，但最终却没有坚持下来。除了颠簸的道路使水果破损得体无完肤之外，更大的障碍就是当时农民进城卖菜、卖水果要受到诸多的政策限制。
“去一趟喀什城，要到公社开'路条'，如果要去乌鲁木齐，那就得去伽师县开'路条'，还要盖好几个章子。”阿尔莫所说的'路条'是一种特殊的通行证，政策制定者的原意是控制人口的无序流动，企图以此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路条”有着久远的历史，在1927年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明确地把“打算盘、记账、写信、写路条”列为农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在历史上，如果没有“路条”，不仅货物会被没收，甚至还可能遭到公安机关的关押和遣返。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地陆续取消了“路条”制度，但由于民族问题等原因，新疆地区的“路条”制度直到90年代中期才陆续取消。
阿尔莫老人与“路条”渊源颇深。他向凤凰网回忆说，1989年夏天，迫于生活压力，他第一次离开村子，去乌鲁木齐做建筑工。一天晚上，疲惫的阿尔莫在睡梦中被人强行拉了起来，好几支手电筒齐刷刷地照着他的眼睛，他说自己有“路条”，但最终还是被当作流窜人口遣返回了老家，一个多月的工钱也没来得及领取。阿尔莫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盖了红章子的'路条'不好使了?”其实，这事出有因，当年，乌鲁木齐发生了严重的“5·19”骚乱事件，三千余名暴徒挥舞着刀棍等凶器冲击了自治区党政机关，无辜的阿尔莫正是这一事件的间接受害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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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数十年的“路条”制度真的取消了？阿尔莫老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至于小儿子拉布到达深圳数月后，老人还数次写信询问是否有人查“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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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疆，政府统一组织的外出务工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转移就业”。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外出打工有别于内地，内地多数是自发的，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自己出去就业，而新疆是以县乡为单位，有组织的到内地去就业。
“我们对南疆三地州农民加大了培训力度，一个是语言培训，另一个就是技能培训。”新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杨勇向凤凰网介绍说，南疆三地州是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相对聚集的地区，很多少数民族毕业生对汉语言的运用还不是很熟练，交流存在一定困难。对此，政府对此提供免费的教材，免费的师资，免费培训，还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此外,南疆各县市还设有实训基地和培训机构，目前正在向乡一级延伸，确保外出务工者有一技之长。经过多年的努力，各级政府已累计培训了近2000万人次，其中1700多万是少数民族群众。
“维吾尔族年轻人经常被政府强迫到遥远的省份打工。”这是美国《费城问询者报》2009年7月19日的一篇报道。对于美国媒体的报道，阿尔莫老人听后一笑表示，“没有这回事情！是我们自己想出去赚钱！”政府组织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务工都是自愿的，除了本人要同意之外，还必须征求父母的意见，他当初就在乡政府自愿在儿子外出务工的志愿书上按了手印。
当然，阿尔莫老人也坦言，在感情上并不愿意儿子远走他乡打工，这是人之常情。孩子打电话说自己在外面生活吃住很好之后，老人就放心了。去年春节，孩子还给家里寄了1万多元钱，把泥胚房子推掉，建了一座气派的砖瓦房。邻居们看到阿尔莫家生活越来越好，封闭的乡土观念开始走向开放，开始主动要求政府把孩子送出去打工，也有不少村民还到阿尔莫家打听外出务工的情况，阿尔莫老人俨然成了村里外出务工项目的首席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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