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一个话痨的十年(新周刊 200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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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一个话痨的十年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2月14日10:06

新周刊2008004封面图
最具平民意识的新锐人物。
——2000年十大新锐人物之窦文涛评语
他让中国电视开始说“人话”。
——2004年“新锐200”窦文涛评语
“窦氏脱口秀”开启了中国电视的“三人谈”模式,到今天依然是中国知道分子客厅中的功夫茶。他独创的这种江湖话语,让F40心领神会,让F4们耳目一新。
——2004中国电视节目榜之最佳谈话节目主持人评语
他有效地令电视与生活中的知道分子们互换着谈资和学识,并使各种官方消息和民间话语找到了一个相得益彰的表达出口。
——2004中国年度新锐榜之优化生活特别贡献奖评语
在众声喧哗的中国电视界,他以清醒的入世精神和默契的谈话格调示范了主流之外的观点价值。
——2004中国电视节目榜之“15年来中国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和主持人”评语
谈话节目的低成本引发群起效应,凸显了对主持人内在功力和话题控制力的要求。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同行者没有被后起者淹没掉,反而因为对时事和世事的精到点评,继续赢得意见领袖们的青睐。
——2006中国电视节目榜之最佳谈话节目主持人评语
锵锵经济学:一张嘴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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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三人行》做的是一张嘴的生意,3把椅子和3个杯子的“话痨”节目,十年里套回了上亿元的广告投放。
文/何雄飞
这个世界上有几种人靠嘴吃饭:老师、律师、成功学大师和主持人。
1989年,窦文涛武汉大学毕业,跑到广州“抓现金”,广东电台呆过,广东电视台干过,属羊的窦文涛因为做主持人,在羊城捧到了“金话筒”。
1996年3月,窦文涛带着他的那张嘴加盟刚刚创办的凤凰卫视,“从广州去凤凰,是因为香港的工资要高好几倍。”窦文涛说。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的月收入有4万港币。
在凤凰卫视,窦文涛先是主持《相聚凤凰台》,次年蹦到《时事直通车》报新闻。1998年4月,刘长乐吐出一句“凤凰于飞,和鸣锵锵”,窦文涛坐到《锵锵三人行》台前。
脱口秀可能是电视节目中制作成本最低的一种。“为什么好多台有一阵都做,因为投入少,没广告也亏不了什么。”窦文涛分析。
“小桌子做道具是我想出来的,”导演梁锦晖说,“你注意到没有,通常香港ICAC(廉政公署)审犯人时,都是用类似三角形的桌子,三个人刚好合用,”三角形桌子不好摆摄像机位,梁锦晖决定把桌角去掉,改成梯形桌,为了做这张桌,梁画好图纸,跑遍了红磡、土瓜湾的家具店。
窦文涛笑称,《鲁豫有约》有专门的录制棚,是美国兵,《锵锵三人行》与几十个节目共用20平方米的录制棚,属于游击队。节目组没有固定资产,就连嘉宾坐的3把椅子也不是自己的,“后来有个潮州的观众看我们穷,自己烧了点瓷器给寄来,说看你们太惨了,老是那几个杯子。”
十年来,除了背景和音乐换过之外,过节时加点红灯笼、圣诞树,《锵锵三人行》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做过嘉宾的台湾导演李国修建议,《锵锵三人行》要像台湾一些节目一样,允许主持人跟嘉宾喝酒聊天,“喜欢喝洋酒倒洋酒,喝白干倒白干,喝啤酒倒啤酒,一人一边,敞开了谈。”殊不知,《锵锵三人行》向来精打细算,并没有那么阔气。主编邹倚天有一次买了一瓶真的香槟,嘉宾们说:“倚天,我们以前喝的都是假的,就是汽酒。”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大卫•莱特曼的深夜秀》(港译名:《大卫牙擦骚》)的主持人大卫•莱特曼,不但年入4000万美元,节目所占用的演播室也奢华到令人吃惊:一个金碧辉煌能容纳数千名现场观众的剧场;主持人舞台旁有大型乐池,10人左右的爵士乐队现场助兴;在二楼还有不小的包厢,包厢里是衣冠楚楚、兴高采烈的绅士。
除了道具低廉,《锵锵三人行》的人员成本也非常低,窦文涛说正式在编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在北京负责发通告的助理,一个是同时还要负责《有报天天读》的邹倚天,“一个月有十天给我干活,只能算半个人”,其他几个是实习生。除此之外,邀请嘉宾既不负责往返机票,也不负责食宿,只有少量的车马费。
《锵锵三人行》开播的前半年,没见着一个广告。窦文涛说:“按我们的规矩要撤掉,当时刘长乐在会上讲,就说文涛不容易,这个节目给他留着,就这样又留了一个月,有广告,能挣到钱了。”凤凰卫视言论部总监曹景行的解释是,“台里说,这么好的节目不急着卖出去。”
窦文涛的一张嘴在《锵锵三人行》中一炮而红,不但顺势衍生出《明星三人行》、《老窦一家亲》、《老窦酒吧》、《文涛拍案》等,还让他一举获得《新周刊》2004、2006年度“中国电视排行榜”中的“最佳谈话节目主持人”,2004年度《新周刊》“15年来中国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第三名。在2006年,窦文涛以3.2亿的品牌价值位列《蒙代尔》杂志《2006年度中国最具价值主持人》排行榜第三名。
一张嘴到底会有多大的生产力?对《锵锵三人行》十年所创下的广告业绩,凤凰卫视深圳运营中心以及旗下的广告公司认为这是个“内部机密”不便公开,但是从邹倚天和窦文涛嘴里,还是能获知一个大概。
“广告收入每个阶段不一样,我知道的一年有过五六千万,四五千万,三四千万,冠名一直都有,不会有特别大的断档。”邹倚天说。窦文涛给出的数字是一年3000万元,“准确的我不知道,十年下来估计至少有上亿了。”
谁在看《锵锵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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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痨的力量是无穷的,十年来影响了一大批学舌者、贩口水族和嘴上杠爷。
文/胡赳赳 柯勇
《美国受众成长记》一书的作者布茨引导人们发现,正是因受众的主动性下降、个人空间被割裂得越来越小而产生的忧虑,导致了“对电视品位的不满”成为人们争论的“永恒主题”。而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中开创了一路新的电视文风,你可以称之为“亲爱的坏品位”。在电视上侃侃而谈,这种具有绅士风度和正襟危坐效果的局面被窦文涛演绎为谈话密宗学和电视私聊家。
窦文涛说人话、鬼话,但不说神话。窦文涛说生活正确的话,但不说政治正确的话。窦文涛说讨好的话,但不说卖乖的话。窦文涛说聪明而卖弄的话,但不说愚蠢而不自知的话。窦文涛说庸俗的话,但不说高尚的话。窦文涛说反讽的话,但不说愤怒的话。在娱乐受众的同时,他自己身心也得到清洗,受众在被娱乐的同时,发现愤怒已被消解殆尽。
“锵锵”的收视率源于窦文涛的“掰扯”,“锵锵”爱好者在内地的诞生得益于凤凰中文台的落地。“锵锵”小将们读王朔的书、看窦文涛的“三人行”、唱周杰伦的歌,嘻皮雅脸,混入社会,长大成人。老“锵锵”们则有台必凤凰、凤凰必锵锵,混迹餐桌、遗情酒店。
“锵锵”是最不愤怒的节目。这里没有义愤填膺的谈话嘉宾,只有强烈表述欲的主角。“锵锵”不反智、不反信息量、不反世界观,不反动。所以,它的智慧是世俗的智慧,是通透的结果。越是俗人,越是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人,越是把自己姿态放低,越能在这档节目中找到共鸣。
在新周刊对《锵锵三人行》的网络受众调查中,“锵锵”观众的男女比例达到可贵的平衡,分别占到一半(女50.75%)对一半(男49.25%),这个观众群体的生态平衡来自“锵锵”在嘉宾上的明智选择:既有聪明男性,也有生猛女人。
有77%的人热爱“锵锵”是因为其话题的热辣和主持人的风格,同时有78%的人表示,窦文涛离开后“锵锵”将再无颜色。
尤其值得浓墨重彩一笔的是,有56%的观众认为“锵锵”影响了自己生活中的谈话风格,教会了他们怎么有趣怎么来说、更加愿意与朋友交谈以及谈性不是禁忌。
“锵锵”受众在变化。老“锵锵”们为F40,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老“锵锵”们追捧三人行。70年代生人从上学时就听说这一档节目,一直到行走江湖进入社会,依然买账。而新的一代小朋友们则在视频网上能够轻易捕捉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和节目单,网络电视和即时通信让他们在观看和观感时保持同步。
在地域上,每个城市都有“锵锵三人行”,随时在餐桌上展开话题,在街边店路演。既有京普,也有粤言。不一定长期固定看“锵锵”,但姿态、语气、语速的拿腔弄调皆已“锵锵化”。
继续消费窦文涛,一档小众节目的受众管理,就在于粗痞地消费后,自个儿遇人锵人、遇鬼锵鬼,浑不吝也锵,越拧巴越锵。
90%的香港人听不懂
李锦恒 中华商务网技术总监
香港
《锵锵三人行》这样的节目,只有当你认同它观点的时候才会觉得开心,它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了,它主要是针对国内观众,所以它讲话的力度还是比较适合的,没有太激进。社会应该是多元化的,要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中国已经有能力面对一个更多元的社会。
《锵锵三人行》没有离开香港和台湾脱口秀的模式,如果香港和台湾的脱口秀节目像《锵锵三人行》这样来讲,不要说十年,可能连10个月也做不了,不会有人看的,因为像这样的信息太多了。香港曾经有个脱口秀节目《风波里的茶杯》办了快十年,是香港商业电台的皇牌烽烟节目,自1994年启播以来,一直是十大全港收听率最高的节目之一。当时的主持人为郑经翰和林旭华,每天上午8点半左右,大部分人都会听他的声音,主持人打电话给某个官员,那个官员不敢不接的,如果他的某一期节目没有得到政府回应,那么香港市民都会去谴责政府。这个节目主持人还曾经多次被人殴打,窦文涛好像从来没有被人打过。
窦文涛的节目,香港人看不习惯。凤凰卫视代表了内地中产阶级和年龄比较大的一代人,在香港,除非他是内地过来的,否则是不会看的,我从来没有听说一个香港人有定期看凤凰卫视的习惯。而且《锵锵三人行》是没有字幕的节目,所以90%的香港人是听不懂的。
是了解国内现今状况的一个渠道
李陶 留学生
加拿大 埃德蒙顿
海外观众收看中文节目一般有点难度,网上看凤凰的人很多,也有通过YouTube看的,有卫星天线的家里一般看CCTV-4的《艺术人生》,还有就是《锵锵三人行》,算是了解国内现今状况的一个渠道吧。
大约十年前开始看这个节目的,两年前开始用Podcast听,上班的时候挂个耳机一个人听,听Podcast的海外华人遍布全球,澳洲、日本、南非、欧洲、北美都有。这个节目独特的地方是把大家关注的问题拿到台面上来,汇集各种人对问题的看法观点,包容各种见解,并且很随意、没有门槛、很轻松的闲谈。算是国内第一敢说话的节目吧,虽然大部分社会、政治等问题点到即止,但是也已经很难得了。
加拿大脱口秀节目还是比较热的,但年轻人还是喜欢偶像剧和综艺节目的多,看《锵锵三人行》会感觉很充实,对时政、娱乐、文化动态一举掌握,而且嘉宾都请得非常好,最喜欢梁文道,温文尔雅又不失锋利。
典型河北人说话的风格
王俊岭 杂志编辑
北京
《锵锵三人行》虽然是个南方的节目,但更加适合北方观众的口味,可能与凤凰的定位有关系,它非常照顾北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我认为南方人很难欣赏窦文涛,因为他北方人的印记太明显了,跟人寒暄的方式,与人侃的方式等等。他很不严肃,你反而会觉得他很真诚,这种态度是北方人很喜欢看到的。他有时候会把一个问题用比较俗的方式来解释,把体制内的一些话语消解掉。
窦文涛是石家庄人,典型河北人说话的风格,比较放松,代表了某种河北人的主持习惯。他长得就比较像河北人,个儿不高、眼睛小,五官比较没有立体感。和人说起话来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用河北话讲就是非常“嘎”,但可能他内心会是一个很腼腆、很内向的人,这些都是河北人的特点。
他的主持风格是由河北人做人的态度决定的,河北人最大的特点是老实,窦文涛在节目里表现的那种油滑更多是一种敬业的表现,比较塌实,以前大学招研究生就喜欢招河北的,因为听话。
老窦是牛人
上海
老窦是牛人,容易让不同层次的人对他有不同的看法,我身边的人,有的认为其大奸,有的认为其大善等等,我个人认为他是个非常聪明(或说狡猾)但真实的人,自我的人但不缺乏爱心的人,思维极其敏捷的人,还是他自己在一次节目中说自己比较形象,那就是现代版的阿庆嫂。
最喜欢的嘉宾是许子东,他是个非常真实的人,能够做自我解剖并和观众赤裸相见,印象很深的几次,他讲到自己女儿的时候发出声声叹息,讲到他小时候在看着父亲被批斗时的无动于衷而感到内疚和心痛,讲到以对工作的态度来划分新老一代人时脱口而出,“糟了糟了,我是老一代人了”,露出认真可爱的表情。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王朔那几期,让人没有准备的天真的怪笑,加上无所不在的粗口,加上梁文道的瞠目结舌,加上让很多人觉得比较新鲜的感悟,让人印象极深。
台湾流行乱讲话节目
也芳 电台DJ
台南
在台湾一般有线电视是看不到凤凰卫视的,就像HBO一样要另外付费,台湾像《锵锵三人行》这样的节目非常多,每天晚上9点之后都是这种节目,基本上是一个小时,比《锵锵三人行》做得更加深入,讨论的范围更加广泛,时效性更强一些。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节目叫《新闻挖哇哇》,主持人是郑宏仪和于美人,一男一女,一个是知名作家,一个是知名的补习班老师。
《锵锵三人行》很像《新闻挖哇哇》,每天都会把一些社会新闻拿出来讲,讨论一些社会现象,比如“为什么他会开枪杀人,为什么这一家人会这样”等等。
现在台湾这种乱讲话的节目越来越多,蔡康永在《康熙来了》之前做过一个很红的节目叫《两代电力公司》,陶子在台湾主持一个节目叫《你大学生的美》,找来的嘉宾都是一些大学生。现在很多大学生大都很白痴,在看这种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台湾真的没救了,每个人都顺便爆料,这些年轻人都敢于乱讲一些男女生活之类的东西,男女开放的关系呀,另外还会请一些60年代的人,他们会表示很惊讶,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台湾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了拼的状态,所以他们喜欢看与他的感情生活、物质生活有关的脱口秀节目,年轻人看的就是那些乱讲话的节目。
在台湾,脱口秀节目都在9点以后,9点之前不可以讲一些奇怪的话题,而且9点之后酒商、烟商就可以进来了,这样的节目基本上不适合小朋友看的。
看不出谁是嘉宾、谁是主持
张银铃 四川外国语大学南方翻译学院学生
重庆
从进大学开始看这个节目,经常一个人在熄灯之前看,不太喜欢与大家一起看这个节目,不过之后会与别人讨论讨论。
正如一个朋友说的那样,唯一可以看出文涛是主持的迹象便是在他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的时候。但看得久了,慢慢知道了文涛引导嘉宾说话的伎俩,比如将自己放在普通人的立场来讲,说出普通人的观点,让嘉宾给他启示或是反驳。
最喜欢的嘉宾是文道,因为他的儒雅、博学,又不失俏皮风趣,不是那种很古板的知识分子,又有点先锋意识。正如很多锵锵的Fans一样,我也喜欢锵锵的经典组合,文涛、文道和许子东。各个年龄段的三个人,各自拥有代表性的时代背景,各自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让观者获益匪浅。
《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形式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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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聊了十年
梁文道认为“两个人聊会很累,三个人就很轻松,不用抢着说话”。而另一个常客许子东则发现“其他脱口秀都是说给观众听,我们是聊给自己听”。
文/胡尧熙
《锵锵三人行》的十年,嘉宾像流水一样来来去去,当中混得最脸熟的是许子东和梁文道。《锵锵三人行》主编邹倚天把这两个人和窦文涛比作节目的铁三角,很多临时发挥的即兴话题都不敢交给面生的嘉宾,非要这三个人坐在一起才能指望可以聊出世态百相。
聊给谁听
比《锵锵三人行》早出生两年的《实话实说》被认为是内地第一档脱口秀,制片人齐含笑认为是社会变化过快给脱口秀带来了出头的机会,因为跟不上变化节奏的人太多,大家面对未来都辨不清方向,这时候就需要有公众人物来提醒你怎么做选择题,“我们的节目很简单,就是告诉你别人想什么和怎么想”。这个初衷一开始就决定了《实话实说》不像是百无禁忌的脱口秀,更像是一碗每周准时煲好的心灵鸡汤,人们在崔永元身上寻找社会共识,在嘉宾身上投射自己的人生经验。
邹倚天认为“锵锵”其实和《实话实说》一样,也是一场面向观众的谈话,但道具和形式可能是最简单的:三把椅子、三个人,围着一张只能放三个杯子的圆桌讨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没有热线电话,没有现场观众,真正能指望的只有镜头上的三张嘴。
这种简易模式的好处是节约了成本,又能真正形成聊天的效果,问题是宝都押到了主持人身上。邹倚天说:“比如‘矿难’出来之后,我们知道这个话题是大家都关心的,希望通过它体现主持人和嘉宾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一定要真诚。通常我们都能达到效果,但有时候遇到嘉宾陷在一个问题里出不来,就需要窦文涛把嘉宾的思维揪回来。在这种节目形式当中,唯一不能取代的就是一个好的主持人。”
有时候窦文涛也会放嘉宾一马,任其自由发挥。邹倚天说:“很多电影人上节目都希望宣传自己的作品,我们也乐意配合。”但导演们一旦说起中国电影就会义愤填膺地跑题,有几次说得兴起,冯小刚就胀得一脸通红,滔滔不绝地表示拍好电影要用心。遇到这种情况,窦文涛就端起笑容,等待对方把话说完,然后开始另一个话题。因为他知道,冯导说的话,其实是电视机前面的人感兴趣的,私人聊天中的个人状态对观众来说,永远是最生动的东西。
自由度的惊喜
有故事的普通人都被请上了《鲁豫有约》,在现场观众面前和陈鲁豫讲述自己的百味人生,他们的现实生活则投射在现场大屏幕上,这种双管齐下很快就能让观众沉浸在节目创造出来的暖色调当中。
“《鲁豫有约》可以讲故事,我已经有你的资料了,只要想从哪几个角度来问你,片子什么的组里的人也都准备好了。”邹倚天强调的是另一个问题:“从主持人的角度,鲁豫比窦文涛轻松多了,我们没故事可讲,只有一个线头,你想把它发展下去,弄成一件衣服,就得自己掏出东西来。”
窦文涛不在的时候,节目组曾经找过陈鲁豫和梁文道来代班,播出后反响一般。掏出来的东西多了,节目的个人气质也就被固化了。邹倚天也承认这点:“这是他原创的节目,风格特别适合他的气质和个性,所以后来有电视台模仿,但都超不过‘锵锵’。”
这种有强烈主持人烙印的节目在美国的代表是奥普拉的脱口秀和大卫•莱特曼的《深夜秀》(又译《大卫牙擦骚》)。许子东认为,美国的大牌节目和“锵锵”比起来,也显得很有形式上的局限。“美国的谈话节目都不是三个人的,要么是两个人,要么是一个圆桌,很多人。欧洲也一样。美国的电视工业这么强大,他们一定什么形式都尝试过,偏偏这种形式没有出来。这种形式能在中文电视圈流行,说明电视文化虽然是普世的,但是它毕竟有各个民族文化的特点在里面。”
和大多数谈话节目一样,“锵锵”事先也会给节目设好话题,给嘉宾分配“方向”,但一上了镜头,话题就被放开了。有一次何平上节目聊自己的《天地英雄》,但最后在椅子上对中国的发展过快表示忧虑,“我们怎么就成了睡不着的国家?”这些亮点在梁文道看来都是自由度带来的惊喜:“大卫•莱特曼那么优秀的人,但他的脱口秀都是有几十个编剧给他写台本。所以美国编剧一罢工,他就有点顶不住。而我们没有台本,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这反而是优势。”
没有一成不变的脱口秀
杨晖曾是湖南卫视谈话节目《新青年》的制片人,后来辞职去了上海,为第一财经制作了《波士堂》,谈话的主角从上世纪70年代生的普通青年变成了王石这样的商业巨头,杨晖称它是“中国第一档财经脱口秀”。
《波士堂》的主持人曹启泰认为自己起的只是引导作用,真正的交锋在现场的三个观察员和嘉宾之间展开,财富的话题不一定用财经的方式完成,但专业人士必不可少。杨晖认为,这是由内容决定了形式。事实上,真正的难点在于让那些商业大佬能够无所顾忌地表达观点,杨晖特意在嘉宾的沙发上做了手脚,那张红色沙发凹凸不平,形状也不对称,但是“在牛根生努力调整身位,让自己坐得更舒服的过程中,他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如果这套行不通,就只能在摄影棚外面想办法,采访盛大唐骏的时候,杨晖派了一队编导去拍他打篮球,玩的人和拍的人都挥汗如雨,出来的效果很让唐骏惊讶,“你们通过篮球读懂了我。”他说。
《锵锵三人行》远没有这么多机关设计,许子东认为其他脱口秀都还在着眼于还原人和故事,而“锵锵”只需要复制一个谈话的氛围,“所有其他的节目都是准备好要说什么。我们的节目没有字幕,谈话之前并不知道要说什么。”
杨晖也承认节目内核对形式的重要性:“现在让我再做《新青年》,我不会重复以前的形式,以前是做给70年代生人看,现在是做给90年代生人看。社会变了,人变了,你也要投其所好。”
事实也是这样,从社会话题的《实话实说》到催泪型的《艺术人生》,再到围炉氛围的《锵锵三人行》和财经气质的《波士堂》,无论是谈话节目还是脱口秀,它们的形式变化都是快中国在社会变迁中的镜像。
《锵锵三人行》十年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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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想要改变一种电视说话的方式,不要按照台本来演给观众看,而是很真实、很自然的聊天。所以这个节目经常跑题跑不停,也无所谓,要的就是这个状态。
文/胡斐
2008年1月16日,《锵锵三人行》正在香港凤凰卫视的摄影棚里录接下来几天要播的节目。趁着录影的间隙,新周刊进入棚里拍摄窦文涛和嘉宾聊天的画面,孟广美面对摄影师感到好奇,她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有人来拍照。窦文涛说:“我们节目到3月份就满十周年了。”孟广美和梁文道都大为吃惊,心生感慨,这个他们经常来“串门”的节目,不知不觉就走过十个年头了。
“很不容易啊。”孟广美说。窦文涛回应:“是啊,十年了,到处都在变,我们算是以不变应万变吧。”
聊天,开麦拉
“锵锵”在香港的导演黎锦晖负责的是技术活,是除了窦文涛以外,十年来始终一直在和这个节目打交道的人。他的印象里,只有一次他把片头的音乐重新拿去混了一下音,以及把背后的实景换成了3D背景之外,再没有大的变化了,始终都是一个铁打的窦文涛、两个流水的嘉宾,三个水杯,开聊。
1997年年底,曹景行来到台里,次年3月份开始给“锵锵”做策划。“台里对文涛的潜能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之前窦文涛和吴小莉一起主持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凤凰卫视做了一个“60个小时说不停”的节目,6个主持人,窦文涛是从头撑到尾,一人就说了6到8个小时,“台里开始认识到,他说话的本事特别大。文涛当时就跟老板谈,想做一个脱口秀的节目。”
刘长乐替这个节目起了名字,到了1998年4月,节目正式开播。曹景行回忆说,之前只做了一次样片,并没有太多的准备,因为这个节目要营造的就是老朋友聊天的气氛,话题也都是嘉宾提前碰一下,“老朋友聊天还需要准备什么呢?”
最早的嘉宾组合有三对:张坚庭和李纯恩,马家辉和郑沛芳,曹景行和潘洁。在节目还没有正式定型的时候,讨论很多都是新闻话题,但是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当时作为窦文涛助手的张小蓓说,剪新闻片是她的一项大工作:“每次用的片子要找好,一些新闻片要重新剪接的话都要弄,用的大部分片子都是《时事直通车》的。”曹景行说:“刚开始还很严肃,经常讨论重大话题,我记得刚开始就做印尼总统苏哈托下台。”然而这个节目的目的是让话题更松弛,此后就加入了很多软性的话题。
从小圈子开始忧国忧民
“锵锵”现在的主编邹倚天说,在她还在美国上学那会儿,窦文涛是她的偶像。在她的记忆里,最早开始喜欢“锵锵”的是一个小圈子,不是主流人群。“北京那一帮以前在88号里混的人全看这节目,觉得话题全聊他们心坎里去了,终于有一个节目不‘装’了。” 在她开始关注“锵锵”的时候,这个节目已经脱离了早期还带点严肃的新闻话题,原来星期六的时候有一个浓缩版,把精彩的片段在星期六重放一次,张小蓓说:“当时文涛对这个浓缩版也感到比较苦恼,因为这就意味着每到周四周五就要把之前录好的节目再重看一次,看完再剪出来,很辛苦。后来我们就想不如做《明星三人行》试一下。”于是很多天王级的嘉宾,比如王菲、刘嘉玲、黎明、刘德华都来参与节目,一下子就把招牌做响了。
之后有一段时间,窦文涛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很多时候都是聊自己的事,比如昨天晚上在哪儿玩了,遇到了什么人,这都可以聊一集。那个时候又流行“段子”,窦文涛就经常在节目里引用,“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节目,所以‘锵锵’一出来给人感觉特别不一样。有人说让文涛写博客,文涛说:‘我不写,我每天都在那儿说半个小时呢。’多少有点真人秀的感觉。靠着一个主持人的魅力来撑起整个节目。”
时间长了,节目又需要转型。“不能光聊个人的东西,要关心大家关心的事。”邹倚天说,“文涛说是别人‘忽悠’他了,要他忧国忧民,其实也是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有这个良心和责任感吧,所以现在聊的话题面也广了,各个层面的人都能找到他们想听的。”这么一来,“锵锵”的工作量也开始大了,“后来的工作方式就是我先看所有的新闻、事件,然后整理出一个提案来跟文涛商量,不停地沟通不停地调整,一直要到录像之前才定下来。那时候我们几乎每周末都要通很长时间话,聊到很晚,星期一一早就来录节目。”
到首都去
在香港的时候,电视台一直把人手控制得很严,邹倚天说除了主持人窦文涛之外,负责内容的也就是她一个“光杆司令”,而她也是3年前才参与“锵锵”。“锵锵”真正有了节目组是在2006年春节以后,这个组在北京负责准备资料、联系嘉宾和后期合成剪辑,但也只有一个“半脱产”的制片人(他还负责其他节目),加上一个正式员工和三四个实习生。
“这个变动是我提出来的,”窦文涛说,“因为老节目的发展是一个问题,十年来的形式一成不变。过去是‘老友记‘,天天是文道、子东、广美几个人。但人会喜新厌旧嘛,总是这几个人,会呈现一种稳步下滑的态势。我们想到北京去找新的嘉宾。”
然而北京的嘉宾不如想象中的好用、好请。一周五集,光是找嘉宾就让节目组快吐血了。邹倚天说:“去的时候还想应该很容易,现在除了查建英之外,还没有特别合适的。很多嘉宾其实是有多方面障碍的,一些北京的嘉宾会回避一些话题,特别多顾虑;还有一些是紧张,底下聊得特别好,一上镜头就不行了。虽然它让人感觉像是私人性质的聊天,其实不是,这里面是有技巧的。”
2006、2007这两年的实验,让窦文涛感到“改革也要渐进式的”,重心一下子全移到北京之后,天天都是新嘉宾,过去这种“老友记”聊天的气场没有了,找来很多明星、很多“腕”,观众又觉得变成访谈了。“所以现在就像钟摆一样,要往回退半步,要‘坐港望京’,一半保底,一半创新。”窦文涛目前不得不每个月两次在香港、两次去北京录制节目。
十年之后
“现在到了第十年,也挺难的,就是一个瓶颈,文涛觉得没什么新意,再这样做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收视率也一般,在北京做也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新嘉宾很难找,要依靠原来的老嘉宾能依靠多长时间?要知道美国的一些大的节目有多少人在背后工作?我们就这几个酸瓜烂枣,挺了这么长时间。文涛自己有时候都说,能不能不做了?”站在十年的节骨眼上,主编邹倚天说。“但是老板不同意,老板觉得这是一个品牌,而且是完全原创的,怎么可以随便丢了呢?能坚持就坚持,对于凤凰来说,没有《锵锵三人行》,观众可能会觉得:凤凰出事了。”
于是“锵锵”还在努力着往前走,“常任嘉宾”许子东说,他觉得这个节目能够坚持做到现在,回头看是件极有意义的事:“有的作家,人们对他最高的评价就是:‘他几十年前写的文章,现在不用改就能出版。’这句话分量很重。因为社会环境、历史、公众场合,于公于私,能够一辈子说的话不脸红,其实是一个挺高的要求。尤其是面对大众传媒,传媒的口味天天在变,风气、潮流、口号、政策也天天在变,我们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将来如果人们对这个时代的风土人情感兴趣的话,他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朴素的人,哪怕当时我们的说法都错了,哪怕我们的见解是非常幼稚的,那也没关系。”
http://news.sina.com.cn/c/2008-02-14/1006149374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