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偶得（11）：“以今例古”

读书偶得（11）：“以今例古”

中国有史学家，而无史论家。千年兴替，原因为何？说的人不少，并无一人说到点子上。从贾谊《过秦论》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都难让人信服。历史唯物主义之兴起，以为找到钥匙，结果是徒增烦恼。人民温饱之后，又有了解历史的兴趣，于是“讲古”的人又多起来了。

当初，曹操灭了袁绍，曹丕抢了袁绍的儿媳妇。孔融就憋着坏一本正经地讲“历史”：“周灭商后，武王以妲己赐周公。”曹操好学呀，忙问：“出自何典？”孔融道：“以今例古，想当然耳。”现今较新潮之“讲古”，从潇水到赫连勃勃大王，再到当年明月，包括百家讲坛的诸公，走的都是“以今例古”的路数。此固然符合文化与娱乐相结合之要求，然于历史，并无认识之提高，于现实，反有助于继承我祖宗“勇于私斗”之传统，起到所谓“逆向镜鉴效应”。从《雍正王朝》学习为政之道；从《红顶商人》学习经商之法，看过《集结号》，知道组织并不可靠；看过《潜伏》，明办公室政治之诀窍；好人无下场，千万别把岳飞当；坏人生前爽，做了秦桧也无妨；反学韩信：谋逆要趁早；正学始皇：够狠才会赢。如此，国家幸甚？百姓幸甚？

还有的学者，不知是何居心：言张献忠、李自成残忍，朱明害民，则轻轻带过；夸睿亲王之神武，圈地捕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称在所难免；大言康乾盛世，文字狱寥寥数言；盛赞《四库全书》，能不知其大肆篡改，实为文化之浩劫吗？太平天国、义和团专事泄愤，斥其为“造反无理”，曾国藩、李鸿章一心中兴，说其是“卖国有因”；慈禧太后，忍辱负重，康梁等人，操之过急；袁世凯之野心，是其“理性思考”，蒋介石之屠杀，应属“政见不同”。此等学问，佩服，佩服。改革渐进，矛盾纷起，有人提醒，要防止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学者们急着为慈禧、李鸿章翻案，莫非是想预先为今日之执政者挡骂？忠心啊忠心，然诸常委谁也不会领情的的！

幸有吴思先生，发现了“潜规则”、“血酬”等历史现象，兴亡之因果，略有思路了。余以为再加上人性、民族性等因素，拨云见日，为时不远矣。但“潜规则”一出，即广泛应用于今日各种社会现象的描述，且真切无比。这就把所谓“新中国”马上打回了“欠文明国家”的原形。疾病得到诊断，方能医以药石，治史而有益于当世者，吴先生之谓也。

（新潮之“讲古”者，优点也不少，试说两点：（1）其对于历代统治者之揶揄，是不遗余力。此固市民需求所致，然“历史无神圣”，是民本社会必要的共识。（2）对于民族“血性”的赞扬，是有现实意义的。但对这一点，也不要夸大：鲁迅先生就说市民爱听“为王前驱”的故事。当初我们还不是一边听《岳飞传》、《杨家将》，一边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