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说 连 载 远 方 四 部 曲 第 二 部 第 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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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国家在山东省开工治理黄河，山东省梁山县许庄一带的老百姓全部移民到黑龙江国营农场开荒，许庄几乎全村人都迁到了滨江农场。农场这时候已经有了十八个生产队，在这十八个生产队序列中，靠江屯生产队被排在末尾“打狼”，也就是十八队。
老常头退休了，每月有三十几元退休金。但这老头因为无所事事地闲着难受，就跟胡贵清死缠活泡，缠得胡贵清实在是没招了，只好跟农场行政科联系，把他安排在场部招待所打更。
于是在场部地区每天日落之后，都会出现一位背着破旧的“七九”步枪、拎着马灯到处转的老者的身影。
胡贵清陪着赵旺跟车把分配在十八队的移民送到靠江屯。赵旺事先嘱咐于婶搁食堂多蒸了几屉馒头，整了一大锅猪肉粉条子，叫那些移民可劲造。
当于婶和几名妇女把馒头和菜抬出来，再把装碗筷的笸箩搬出来。那些山东移民望着白白的大馒头和流着油的猪肉粉条，一个个两眼发呆，许多人直咽吐沫，奇怪的是半天也没人敢动手抓馒头，孩子们闹着喊饿，家里大人狠狠地瞪他一眼，于是孩子们只好看着饭笸箩干着急。
有人怯怯地望着于婶问她：“俺们上哪弄饭票去？”
于婶大声说：“啥饭票？赶紧的，动手！”
话未落音，那些人一涌而上，你抢我夺地大嚼起来。于婶愣住了：这些人咋了，没吃过饭？
来的这些山东移民几乎都姓许。其中那个叫许武君的家伙大大地出了个风头：他左右看了看，拿碗先盛上小半碗菜赶快往嘴里扒，待大伙儿都盛完菜，他又过去狠狠地盛了冒尖一大碗，然后跑到馒头笸箩那边用两手一搂，抓过十个馒头跑回去坐下就往嘴里塞。胡贵清和赵旺在一边端着碗都忘了吃，他俩目瞪口呆地看着武君，眼看着他一个一个地真的把十个馒头都吃下去！武君嘴里吃着还不管不顾地对同伴说：“你就是缺心眼，在食堂吃饭，那杓子得往锅底上捞，要不净喝米汤！”说完他又跑过去抓了两个馒头！
胡贵清悄悄地叫过于婶，让她赶快去找农机手，把“罗马”发动着了，准备送武君去场部医院灌肠子。后来眼看着他心满意足地拍拍肚皮，又上水缸那边喝了一碗水，居然没啥事，胡贵清才放心。赵旺看着许武君，又回过头来看看胡贵清，摇了摇头。
有人悄悄地告诉胡贵清，这都是当地搞“大跃进”闹的：村里把各家各户的铁锅、菜刀甚至门鼻儿都收去“大炼钢铁”了，全村吃食堂。往上报产量说是亩产万斤，食堂又没整好，成天净喝稀的，整得老百姓连饭也吃不饱。如今见了大白馒头和猪肉粉条，不抢才怪。那个许武君因为吃不饱饭，偷了食堂的饭票，差点儿判刑。尤其是武君他爹，那个老许头挺复杂的——本来他也是三代贫农，民兵英雄，又在淮海大战当中当过营级干部，后来又做过县委组织部长，偏不知咋的鬼迷心窍，先是土改那前儿替地主说话，让当时的省长康生亲笔写信把他撤了职；后来又反对三面红旗，成了个右倾机会主义，如今这个老右倾连党籍都开除了。
胡贵清和赵旺听了也没敢说啥，那“三面红旗”谁能说个“不”字？不过胡贵清挺同情这家伙，因为“三反”运动那时候他觉得农场里没有“老虎”可抓，开荒任务又紧，就没特意往下布置，结果叫局里来检查工作的工作队狠批了一通，工作队里有个人挺有心计，竟把材料上报到农垦局党委。那王志听说了，急忙带人来到滨江农场，在全场干部大会上当众指着他的鼻子臭骂他一顿，说是这种右倾思想的苗头要不得，并叫大伙讨论，一定要纠正这种右倾思想的倾向。工作队的人接着又上台狠狠地数落他一顿，胡贵清不得已再上台当众检讨，“三反”工作队才算罢休。胡贵清心里有数：他跟王志跑交通多年，知道这家伙的手腕——要不是王志这一顿骂叫工作队解了气，那帮人也非得整他的右倾材料不可，跟这老许头一样。
黑龙江一带的土地真是多，光是十八队就有一万多亩地，还不算沿江一带大片的杂木林子和草甸。可是整个十八队才有百十号人（连女人和孩子）。移民们吃完饭后，围着生产队转了一圈，个个啧啧连声。他们老家山东梁山县许庄几千口人，才有六千亩地。
靠江屯如今是今非昔比了，这些年下来，竟开垦了一万多亩地。赵旺成天在地里转，他发现地势有高有低，逢雨天有的地方仍然积水，他动了动脑子，把周围的土地分成六块，从一号地到六号地。认为地号之间得用排水支渠分开，并且支渠能向干渠排水才行。如今又来了这些移民，劳力不成问题，想到这里他对自己的规划挺得意。
那许武君能吃，所以能干。
第二天赵旺带着大伙挖渠，他分配好了每个人的地段，大声说：“每人每天至少挖七方土，行不？”
武君插嘴说：“七方得多少土，还让人活不？”移民们听了哧哧地笑，他们看着赵旺——除了许武君，别人不会当众跟队长抬杠。
赵旺瞪他一眼说：“你吃馒头咋吃十二个？”
武君看看大伙儿，似乎从众人哧哧的笑声中受到了鼓舞，接着咧开嘴笑笑说：“那我也能挖十二方土——挖到过年呗！”众人哄笑起来。武君更得意了，可是他看见赵旺的脸色不对，就赶紧往手里啐口吐沫，狠狠地挖下去一锹说：“七方就七方，咋也得把馒头钱挣出来。”
有人怕赵队长不高兴，赶紧向武君使个眼色说：“快挖吧，闭上嘴才能闷住劲，七方土呐，麻溜的。”
武君昨天出洋相吃了十二个馒头，今天又当大伙的面跟他抬杠，赵旺算是记住他了。临收工时他对统计说：“盯着点许武君，看他定额完成没？——那小子可有点嘎咕。”
没一会统计跑过来对赵旺说：“你净瞎操心，那家伙挖了二十一方还不止呐！”
赵旺一愣，跟着统计跑过去。武君正坐在土堆上抽自卷的旱烟，他看见赵旺过来，得意地对他说：“赵队长，咱没给你丢人吧？”
赵旺看着他扬出来的比别人多出两三倍的大土堆，惊讶地叹道：“好小子，行啊！今晚上在食堂打算吃多少馒头？”
武君笑笑说：“你老心疼你那馒头，其实有四五个馒头就够。昨天那是好久没见细粮啦，让你笑话。”
赵旺心想，啥时候叫老于也给这壮牛整个野味啥的，这家伙！想到这儿他又问统计：“他爹——那个老许头挖了多少？”
统计看了一眼记录，说：“十一方。”
赵旺说：“真是的，爷俩都不善！”
武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他呀，挖多少土方也是个老右倾，康生那王八省长一瞧他就不顺眼。”
赵旺瞪他一眼说：“说话注意点你！那老革命家也是你骂的？”
武君不吱声了。
赵旺去找武君他爹老许头的时候，不仅不对这老人有啥坏印象，面对着笑眯眯沉静地望着他的老人，赵旺反而对他那洞察一切的气质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敬佩感，所以他不知不觉地竟向他敬礼，整得老许头一愣。
赵旺说：“你在部队职务比我高，我可以给你敬礼吧？——就这一回。”
老许头问他：“赵队长，有事？”
赵旺说：“你有些年纪了，上马号跟老于当车老板子吧，别跟大伙一起耍大锹了。”他本来想夸奖他几句，说他那么大年纪还超额完成挖土方任务，可是一见面，不知咋的竟改了口。
老许头说：“队长，俺挖这也中，没啥。”
赵旺说：“马号缺人，你要是能过去队里多放心呐！”
老许头笑了，说：“谢谢赵队长，那俺明天就去找老于报到？”
赵旺说：“嗯哪。”然后转身走了。
一九四三年那时候，许武君他爹许文治那时候三十来岁，而且他在山东梁山县许庄乡那一带赫赫有名。抗日政府那边授予他民兵模范称号；日本警备队则到处贴布告通缉他。
那天鬼子又到许庄扫荡。
民兵小队接到通知，立刻派人打锣，挨户动员，把乡亲们从庄里转移出去。当他们把最后一个乡亲转移了之后，在房顶上放哨的人已经能看到远处日本人的队伍正向许庄这方向赶来。民兵小队长许文治带了几个人在庄子周围的青纱帐里不走，不停地围着许庄转，想找机会伺侯伺侯鬼子也好闹些个武器弹药啥的，他这个人还就是闲不住。并且许文治他们那仅剩三发子弹的两支破枪和一把老年间的大刀片子也该换换新了，然而鬼子如今也防备得紧了，许文治他们转了半天，始终不得机会下手。
许文治说：“我摸进庄里看看！”
那几个人不同意说：“快别闹了，多危险呀！”
“没鸟事，你们看我的！”一把没拉住他，许文治就溜进许庄了。
鬼子每次来都扑空，他们对许庄这种有组织的抵抗行为恼火透了。于是又像往常一样在庄里翻箱倒柜地折腾。许文治发现他家门口有一匹大洋马，而看马的日本兵耐不住寂寞，正挨家翻弄鸡窝，想找洋涝。许文治悄悄地摸过去解开拴在树上的缰绳牵上马就走。走到井边时，没想到从另一幢房子里走出一个日本兵来，想躲可是来不及了。
“嘿，你什么的干活？”日本兵用剌刀抵住他的胸膛。
“别喊，看马那家伙听见可就坏了。”许文治心里也有点慌乱。但他被井栌橹碰了一下之后马上就有词了：“太君的马，水。”他指了一下井口。
别提有多凑巧，那日本兵正好渴了，就对他说：“你的打水我的咪西，快快的！”
许文治两手一摊：“水桶的没有。”然后他又一指井绳：“你的水壶的拿来，用这个也可以打水！”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用井绳和水壶背带打结的动作。
日本兵乐了：“大大的好。”那家伙走上井台，解下军用水壶递给他。
这时候他家那方向突然传来看马的鬼子叽哩哇啦的喊声，那日本兵不由得向传来喊声的方向望去。等不得了！许文治右腿猛一扫那家伙的后脚根，那家伙猝不及防两腿一滑竟“扑嗵”一声掉进井里。许文治什么也顾不得想，拿起那家伙的三八大盖枪往马背上一蹿，再用枪托一捣马屁股，那马大叫一声飞一般地向庄外跑去。
庄口站岗的日本兵拦在街心让他站住，并且用手搬弄枪栓推弹上膛。他来不及细想只是下意识地向对方扬了一把沙土，这种光屁股小孩就会使的“先进武器”竟使得那日本兵扔掉枪就去揉眼睛。后面枪声大作，受了惊的大洋马反而跑得更快了。许文治觉得两耳呼呼生风，那洋马一窜一窜地颠得他屁股疼。他伏在马背上又用枪托捣了一下马屁股，脑后响起枪声，子弹“嗖、嗖”地贴着他的身体划过。也许其他那些鬼子的眼睛也都被沙子迷得流泪，枪法真不怎么样，他竟毫发无损。
那天许文治一口气跑出十几里地才算把马勒住，他不敢回许庄，于是干脆找到区长那里。
区长隐蔽在离许庄不远的一栋草房里正在想办法打探许庄的情况，屋外的院墙后头有一个暗哨。
那放哨的听见马嘶声，探头望去。只见一个人骑在马上向他们飞奔而来，当马临近这栋草房时放慢了速度，像是要找人。那放哨的区小队员立刻推弹上膛，厉声喊道：“什么人，再往前走就开枪了！”
许文治一听，这声音好熟悉，就喊道：“是我，许庄的许文治！”嘴里说着，人也就从马上下来，牵着马走进院子。
那放哨的听罢，收枪退弹，嘴里还说：“哎嘿，是咱们民兵大模范来啦！”
许文治说：“别扯闲篇，区长呐？”
那人说：“屋里不是？”
区长迎出来，看见他牵着马，打哈哈说：“你看，咱们的大模范升官啦，没见是骑马来的？县太爷也不过如此。”正说着，又看见许文治手里拿着一支三八大盖枪，不由得拍了他一下说：“你这家伙今天咋啦？又骑洋马又挎洋枪的，还真浪得不行！”
许文治说：“报告区长，鬼子也没啥闹的，群众都转移完啦，他们只能像前几回那样，翻箱倒柜呗，完事就滚蛋！”
区长却打上他的主意了，不怀好意地盯着他的脸问他：“知道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你这两样东西得留一样给区上！”
许文治愣了一下，他看看手里的枪又看看院子里的马，最后实在是舍不得那条枪，只好无奈地说：“把马给你吧。”
大家都笑了。
区里得了一匹大洋马大伙都乐得不行。区长咳嗽一声，一本正经地说：“我代表区里把那三八枪奖给你们村民兵小队。”然后从旁边一个区小队员的子弹袋里拿出两夹子弹递给他再对他说：“要是没有子弹，你那枪还不如烧火棍哩——再奖你十发子弹。”
许文治却拉开枪栓，退出枪里的几发子弹说：“这里的不算！”
这回轮到区长无奈了，他说：“这许文治，鬼难拿！”
日本鬼子这回的扫荡又没捞着便宜。
许庄民兵小队的人得了一杆三八式大盖枪。鬼子走后他们回到庄里，发现被许文治扔进井里的那个鬼子已经不在井里了，而那家伙却的水壶被丢在井边的草垛旁。不知咋回事，鬼子这次走得可真够急的，也许他们的指挥官觉得无聊，每次扫荡都无功而返，实在是一分钟也不想在村里多呆。
于是以后他们村委会的墙上就老是挂着个日本军用水壶了。
等到了一九四五年九月，他们村民兵小队全体带着十二支三八枪、一百七十多发子弹和十几颗日式手榴弹集体参加了正规部队。
到了部队上不用问，谁也没让他许文治闲着。他跟着部队东征西讨，身经百战，从班长升到连长，到淮海大战时，他已经是副营长了。
他总是福星高照。全营两次打得只剩下几个人，每次剩下的那几个人里都有他这一号，并且每次他都毫发无损。淮海大战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役。也难怪，在总体上解放军是以六十万人攻击国民党王牌部队八十万人，是进行攻击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灵活地周旋。这次总攻黄庄，他又奉命带领全营担任主攻。
炮火延伸以后，部队冲了上去。他带个通讯员顺着交通沟也往前跑。
现在指挥部队有些不方便，因为除了各连连长以及部分班排长以外，他能记住的人不多。全营两次被打光又两次基本上从俘虏中补充，真正从解放区参军补充上来的没多少人。部队不光是来不及整训，许多人连军装还来不及换，那些解放战士只不过是把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揪下来扔了。双方搅到一起混战的时候，他也头疼，因为有时候他实在分不清谁是谁。光凭胳膊上扎个白毛巾不行，好多人在激战中把毛巾打掉了自己都不知道。况且人一上战场，浑身滚得像个泥猴，不到近处谁也看不清谁扎个毛巾呢。
枪炮声震得他什么也听不见，在硝烟里他也看不清什么，他全凭着地图上所标的敌军指挥部的方向来确定部队行进方向。遇上穿敌军官服装的人扑过来他抬起驳壳枪就射击；遇上穿士兵服装的人可不行，他先大吼一声：“哪一部分？”一般来说，全营四百多人倒是基本上能认得他这个带队主攻的副营长，起码他穿的是一身正规八路的军装。
壕沟拐角处有一个穿士兵服的人正从被炮弹炸松了的土里用手往外刨出一支冲锋枪，他一步上前用驳壳枪对准他：“哪一部分的？”
那人楞了一下，文不对题地说：“我的枪打坏了。”
他没注意这个人的文不对题，不过他想不起这人是哪个连的，就说：“赶快回归建制，别跑散了。”
那人敬了个礼说：“是，营长。”有时候当兵的也这么叫，嫌多喊那一声“副”字麻烦。他也没往心里去，对通讯员一挥手说：“快，部队冲上去了！”
但是没走几步，背后响起冲锋枪的狞笑声，通讯员一头扎下去就不动了；他只觉得双腿一阵剧痛就扑倒在地，但他在倒下的那一刹那间迅速地用右手从左肩膀上向后伸出驳壳枪顺着枪响的方向开了火，冲锋枪声停止了。他失去了知觉。
半年以后，他怀里揣着残废证随着大批民工一拐一拐地回到家乡。
那天他到县里转组织关系，一个人走过来打量他一下子，然后拍他一下说：“这家伙从哪儿钻出来的？”
他回头一看，竟是当年的老区长——奖励他一支三八枪的那位，不由得惊喜地问：“你咋跑这来啦？”
正在替他填表的女同志说：“你真是‘拿豆包不当干粮’——这是咱们梁山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
他听罢惊喜地说：“我的天，县太爷啦？”
老区长仔细地上下打量他一遍，又摸了摸他那致残的腿，说：“营级个老八路了，总算还活着，就留在县里吧。”于是他成为县委组织部长。
他没想到，他已经走到一生中仕途的顶峰了。从那以后，他一步一步地从革命干部向革命对象开始转化。
忘记是什么时候了，中央那个长期搞保卫工作的姓康的大理论家来到山东省当省长。这人的革命警惕性可高了，对钻进革命队伍里的异已分子从不放过。
许文治这个农家出身，从民兵干到正规部队副营长的人对敌人有时候会来些狡猾招数，但是在他认为是自己人的圈子里，他从来都是直来直去。凡是他认为对的他就坚决支持，反之他就当众批评。他没想到会吃亏。
他“衣锦还乡”那次身着的“锦”是一身洗得发白、领口上打着补丁的旧军装。见过家人和亲戚们之后，他开始到处走走看看。那天他到邻村去见一个老战友，所见所闻让他气愤不已。
那老战友本来已经提拔到正营级，因为回乡时打了土改中斗争过他爹的农民被部队开除了党籍送回村里。
许文治说：“活该！谁让你阶级立场站错来。”
“啥鸟立场，你看看我爹！”老战友悲愤地拉住他进了屋。
老头子怯生生地缩在炕上看着他这个县里来的大干部，不敢高攀说认识他。其实当年他当民兵时在他家隐蔽过。他家是老开明士绅了，当年不仅为抗战出过力，而且送儿子当了八路军。他那位老战友在淮海大战前与他在一个团里一同被提拔为副营长。
“咋啦？”许文治惊异地看着瘫在炕上的老人。
“你他娘的看看，这是土改时斗争的。”老战友气愤地说。
土地改革时，上边说他这个村光分土地不斗地主，太右倾了。于是村长狠了狠心领着一群年轻人闯进他家把老人拉出去批斗。当时老人有些想不通，说自己也对革命有过贡献，并且积极支持土改。村里人说他态度不好，就动手打他，他分辨了几句，几个二流子竟冲上来把老人塞进麻袋，然后抛向天空，重重地摔在地下。这种刑罚叫“凌空飞燕”，当年日本鬼子常常拿来对付中国人。
当老人被家里人从麻袋里扶出来时已经腿骨骨折并且口眼歪邪半身不遂了。老战友回乡后一时气愤去找村长评理，村长没法解释一时恼羞成怒就找来民兵要抓他。他拳打脚踢并掏出驳壳枪与对方僵持。后来村长一纸状子上去，转到部队后他就被开除党籍遣送回乡了。
许文治到县里反映情况，县委书记叹了一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不是个人的事情是阶级斗争！你当我不认识那个人？他当年也掩护过我哩！不要感情用事。”他没对许文治说，处理这个营长是那位康省长亲自给部队去的信。
他不服气，逐级写信反映，结果康省长在济南一次省委扩大会上专门点了他的名。他被撤销了县委组织部长职务，回到村里当支书。在那种年代替地主阶级说话这种处分可不算重，他没有被开除党籍还能当支书，看来那位县委书记帮了大忙。
后来又因为大跃进。
公社挡不住上边的压力，于是就召集各生产队负责人开会落实农业放卫星的指标。
许文治端着个烟袋吧哒吧哒地抽，心里实在是不屑一顾。那些年轻人可真敢干，一张嘴就来个亩产过万斤，拿气吹吗？如果是城里来的学生干部也罢了，热情可嘉呗。而这些家伙从小在农村里长大，怎么就不知道一棵麦子出几个穗呢，到了秋天你咋交代！
可惜这是上边的意思，少说为妙。上回为老战友的事屁股坐错了地方叫上边给撸了，这还是小事，万一真当成革命的对象可不是闹着玩的，自己当年出生入死是为谁呢？
他不想说，有人可非得让他说。
康省长有一个讲话精神，说是各个地区和单位要注意抓右倾机会主义典型，只有这样，大跃进的步伐才迈得开。往下传达的时候不知啥时候口气变了，说是如果哪个地方揪不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其实这些地方的领导自己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如今地委顶不住压力，干脆给各县下了一个指标——每个公社要是抓不出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公社一级就得自己揪一个出来。这就叫那些公社干部伤脑筋了，难道让这几个公社干部抓阄吗？
许庄公社的几位领导把各村的干部排了一下队，硬着头皮瞄准了一个目标——许文治当初为地主阶级鸣不平，大炼钢铁那时候他家的锅和菜刀也没交上来，他这个人再当上一回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倒是真合适。
得叫他说，说上几句准有把柄！老许，对不起了。
于是公社书记点了老许的将：“老许呀，你老同志带个头。你们许庄大队那卫星小不了吧？”
许文治本来已经胸有成竹了，于是他发言：“没有啥说的。别人能出一万斤，咱许庄咋能出九千九呢？放个卫星啥的咱许庄大队不能拉后！”这可不是老许一贯的作风。
书记又问：“有把握吗，这可得有依据才行哩？”
“啥依据呀，跟大家说的都差不多。凭党的领导、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还有全国各地的大好形势。”
“光说热情还不够，还得有事实做依据哩。”书记“好心”地引导他。
这个老许还真是“狗肚子装不下二两香油”，人家一“引导”，他就露了馅：“这个事实咱说不好，都说亩产一万斤，咱长这么大可还没见过哩！”
“看你说的，那人民日报上登的还能有假了？” 书记步步紧逼。
许文治说：“那报上登的是外地的经验，咱更没见过。反正我长这么大，一亩地没种出过一万斤来。”把柄终于露出来了。
后来老许一句接一句地跟在座的多数人话不投机以至吵了起来，公社书记的策略成功了。再后来其他公社干部鼓捣大家一起哄把老许拉出去戴上高帽子游街，公社里那几位领导松了一口气。
公社书记姓张，其实与老许挺熟的。他抓老许个右倾机会主义不光是因为上级有指标，也因为另一件事。
老张原来在沈楼乡，解放前是雇农。他参加革命工作挺积极的，当民兵时也和许文治一起打过游击。唯有一件事让老许看不起他，就是他那老婆。
老张扛长工时那东家的女儿葛妮儿跟他有点扯不清。葛妮儿特别爱上地里去给长工们送饭，而且每次送饭以后都爱叫老张帮她敛碗拿桶到河边去洗。有一次东家偶然钻到河边的的苇滩里要去解手，谁知一眼就看见苇丛中有一个男人的大光屁股伏在那里一动一动的，不用问那男人身子下边一定还压着个女人。东家想好好地开个玩笑，就故意不吱声，看着他们连哼带喘地干完好事再狠劲地咳了一嗓子，那男人一激灵跳了起来，这下子东家可气坏了，原来压在下边的那女的是他那宝贝闺女葛妮儿！结果葛妮儿挨了一顿打，老张也被东家轰回了家。抗战胜利后东家被政府枪决了，因为他通敌当了汉奸。而每次日本军官到葛家去，都是葛妮儿伺候：陪吃陪喝不说，要是太君一高兴缠住她，还得陪着上炕。葛妮儿她爹死后葛妮儿就不见了，有人说老张把她送到邻县他的一个远亲家里。土改时葛家被定个富农成份，而葛妮儿在邻县却被定了个贫农成份。后来老张调到县里工作，他的夫人就是葛妮儿。
这事后来不知叫谁给捅了，老张降职到区里当了办事员。后来不知咋弄的，没多久又升为公社的书记。
老张一直弄不清这事是谁给捅出去的，反正老许当初不赞成他这事，于是不知不觉地就迁怒于他。这次也不算是害他，不过略施小计罢了。
许庄大队当初办公共食堂时被当作典型上过地区的小报。后来就越办越不行。老许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食堂当然就更没人管了。他儿子武君那时候才二十几岁正是能吃的时候，喝稀汤吃定量时间长了顶不住劲，有一天夜里他爬进食堂会计室偷了一大把饭票。第二天被老许发现了要打他，他顶嘴说：“咱家好歹也是贫下中农哩，都叫你闹的，成个坏蛋了！”老许心一酸就没打他。当然大队终于还是捉住武君整了他一顿。后来老许的媳妇死了，是因为营养不良。武君也变得桀傲不训，还有个小偷小摸的毛病。
许文治成了个车老板子。就凭档案里那些个材料，他永远被打入另册了。虽然他曾是民兵模范，虽然他还曾经是淮海大战中的副营长，更别提他当过县委组织部长了，这些材料只能叫组织部门的人认为“这个人挺复杂的”。
到了东北以后，赵旺叫他和老于一起在马号喂马。这俩人倒挺合得来。
老于说：“俺俩平级，你是副营长，我当过营附。现在一起当车老板子。”
老许说：“啥平级？你多指教就是！”
六块地号之间的排水渠挖完了，从此每逢雨天地里头积水就少得多不误车了。而这些山东移民毕竟是老革命根据地那边过来的，觉悟高，干活不惜力，赵旺直后悔：每人每天七方土定额定得保守了。
赵旺算计了一下，离下霜还早些。他把这些山东人分成三拨，一拨脱坯，一拨上草甸子里打草，另外叫老于带几个年轻力壮的人去山里伐木——总不能让他们在食堂里过冬吧。
队里的统计叫武君脱坯，他不愿意，说是大老爷们不干弯腰的活。
统计不耐烦地说：“就你的瑟，走哪都抬杠！爱干不干，反正下晚我来验收，每人每天五百块坯，完不成扣你工资。”然后扬长而去。
武君望着统计的背影，对同伴撇了撇嘴说：“我日他先人，一天五百块坯？还让人活不！”说完挑了一叉羊角泥扣进模子。
一边的同伴说：“活都叫你干了，人也叫你得罪完了——撅嘴骡子！”
武君不屑地笑笑说：“你倒不撅嘴，不也得五百块定额？他娘的，我叫你来验收！”然后闷声不响地干活。还没到中午，他喊一声：“完成喽，吃饭！”然后洗洗手得意地向食堂走去。
统计碰见赵旺，不免添技加叶地学说许武君一通。
赵旺说：“这小子总这么嘎牯，走，瞧瞧去。”
他们来到许武君脱好的一大片坯那儿，认真地数了数，五百零一块。再看看别人，顶多也就三百块。
赵旺说：“不好，下午他敢不来上班你信不？”
统计说：“他真敢这么干！”
赵旺瞪起眼睛说：“反了他了！”然后对一个山东移民说：“你去告诉他，下午他要敢不来干活，今天就别拿工资！”
那人笑笑转身去找他。
下午收工时，统计专门来到武君这里，问坐在一边叨着烟与别人胡吹乱侃的武君说：“咋样，定额完成没？”
武君赶紧停住话头说：“报告领导，完成了，一共五百零二块。”
也就是说整整一下午这家伙只脱了一块坯。统计啥也没说，又跑去向赵旺告状。
其实赵旺挺喜欢武君，准备房子盖好以后，跟场部联系联系把他送到农机培训班，让他学机务。这个武君要是干点啥活比谁也不差。虽然这家伙粗粗拉拉的有点不着调，怪话太多不说，有时候干活饿了，还跑到食堂里偷馒头吃，可谁没点毛病呢？
赵队长万万没有想到人与人不一样——实在要是赖狗，你硬扶是扶不上墙的。
于婶急勿勿地跑到队部，气哼哼地冲着赵旺就喊：“那家伙没皮没脸的偷东西吃你管不管？”
赵旺一愣，问她：“咋回事呀就叫我管？”
老于在树林子里边下了几个套，那天套住一只狍子，剥了皮之后，他把肉晾起来，准备抽空送到场部孝敬老常头，给老爷子下酒。可是头天晚上晾出去，第二天就没了影，这可是自靠江屯生产队成立以来就没有过的。老于气得骂骂咧咧半天，于婶心里有数：食堂要是丢了馒头，除了武君那家伙，就没别人！于是她暗暗地留心，当武君喝了酒满脸通红地从食堂晃晃悠悠地走出来的时候，她上去冷不防在他怀里抓了一把，结果不光抓出一只狍蹄筋来，还有一个大鹅蛋。同为山东移民的三利他娘一见那个鹅蛋，马上破口大骂，原来那个鹅蛋是她花钱从家属房里买来留给她那十岁的儿子三利的。
赵旺说了他几次，可他嘻皮笑脸地不当回事。有一次竟把赵旺从战场上缴获的日式打火机也给摸了去。赵旺气得直骂，这种人怎么能去培训班学习机务？等不到结业他就能把全培训班的人都偷一遍。赵旺再没提这事。
由于苏联的援助，现在国内有自己生产的“东方红”牌54马力拖拉机了，并且优先供应北大荒国营农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回农垦局王志真大方，一次就给滨江农场批了三十六台“东方红——54”，还带着配套的农机具。并且农垦局下文件让农场赶紧培训人，把过去那种大规模集中机耕作业方式停止，而在每个生产队成立机务队。“东方红”拖拉机运到鹤岗火车站时，胡贵新整了三十六名农机手，每人开一台“东方红”，排头那台车上打起一面印有“国营滨江农场”的大红旗，车头上扎了一朵大红花，三十六台拖拉机排成长长的一列，后边跟着十几辆拉农机具的汽车，巨大的车队轰鸣着扬起飞尘开回农场。而王德明在农场这边组织人敲锣打鼓热烈迎接。整个农场的人围着中国自产的拖拉机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着实兴奋了好几天。
老常头退休了，每月有三十几元退休金。但这老头因为无所事事地闲着难受，就跟胡贵清死缠活泡，缠得胡贵清实在是没招了，只好跟农场行政科联系，把他安排在场部招待所打更。
于是在场部地区每天日落之后，都会出现一位背着破旧的“七九”步枪、拎着马灯到处转的老者的身影。
胡贵清陪着赵旺跟车把分配在十八队的移民送到靠江屯。赵旺事先嘱咐于婶搁食堂多蒸了几屉馒头，整了一大锅猪肉粉条子，叫那些移民可劲造。
当于婶和几名妇女把馒头和菜抬出来，再把装碗筷的笸箩搬出来。那些山东移民望着白白的大馒头和流着油的猪肉粉条，一个个两眼发呆，许多人直咽吐沫，奇怪的是半天也没人敢动手抓馒头，孩子们闹着喊饿，家里大人狠狠地瞪他一眼，于是孩子们只好看着饭笸箩干着急。
有人怯怯地望着于婶问她：“俺们上哪弄饭票去？”
于婶大声说：“啥饭票？赶紧的，动手！”
话未落音，那些人一涌而上，你抢我夺地大嚼起来。于婶愣住了：这些人咋了，没吃过饭？
来的这些山东移民几乎都姓许。其中那个叫许武君的家伙大大地出了个风头：他左右看了看，拿碗先盛上小半碗菜赶快往嘴里扒，待大伙儿都盛完菜，他又过去狠狠地盛了冒尖一大碗，然后跑到馒头笸箩那边用两手一搂，抓过十个馒头跑回去坐下就往嘴里塞。胡贵清和赵旺在一边端着碗都忘了吃，他俩目瞪口呆地看着武君，眼看着他一个一个地真的把十个馒头都吃下去！武君嘴里吃着还不管不顾地对同伴说：“你就是缺心眼，在食堂吃饭，那杓子得往锅底上捞，要不净喝米汤！”说完他又跑过去抓了两个馒头！
胡贵清悄悄地叫过于婶，让她赶快去找农机手，把“罗马”发动着了，准备送武君去场部医院灌肠子。后来眼看着他心满意足地拍拍肚皮，又上水缸那边喝了一碗水，居然没啥事，胡贵清才放心。赵旺看着许武君，又回过头来看看胡贵清，摇了摇头。
有人悄悄地告诉胡贵清，这都是当地搞“大跃进”闹的：村里把各家各户的铁锅、菜刀甚至门鼻儿都收去“大炼钢铁”了，全村吃食堂。往上报产量说是亩产万斤，食堂又没整好，成天净喝稀的，整得老百姓连饭也吃不饱。如今见了大白馒头和猪肉粉条，不抢才怪。那个许武君因为吃不饱饭，偷了食堂的饭票，差点儿判刑。尤其是武君他爹，那个老许头挺复杂的——本来他也是三代贫农，民兵英雄，又在淮海大战当中当过营级干部，后来又做过县委组织部长，偏不知咋的鬼迷心窍，先是土改那前儿替地主说话，让当时的省长康生亲笔写信把他撤了职；后来又反对三面红旗，成了个右倾机会主义，如今这个老右倾连党籍都开除了。
胡贵清和赵旺听了也没敢说啥，那“三面红旗”谁能说个“不”字？不过胡贵清挺同情这家伙，因为“三反”运动那时候他觉得农场里没有“老虎”可抓，开荒任务又紧，就没特意往下布置，结果叫局里来检查工作的工作队狠批了一通，工作队里有个人挺有心计，竟把材料上报到农垦局党委。那王志听说了，急忙带人来到滨江农场，在全场干部大会上当众指着他的鼻子臭骂他一顿，说是这种右倾思想的苗头要不得，并叫大伙讨论，一定要纠正这种右倾思想的倾向。工作队的人接着又上台狠狠地数落他一顿，胡贵清不得已再上台当众检讨，“三反”工作队才算罢休。胡贵清心里有数：他跟王志跑交通多年，知道这家伙的手腕——要不是王志这一顿骂叫工作队解了气，那帮人也非得整他的右倾材料不可，跟这老许头一样。
黑龙江一带的土地真是多，光是十八队就有一万多亩地，还不算沿江一带大片的杂木林子和草甸。可是整个十八队才有百十号人（连女人和孩子）。移民们吃完饭后，围着生产队转了一圈，个个啧啧连声。他们老家山东梁山县许庄几千口人，才有六千亩地。
靠江屯如今是今非昔比了，这些年下来，竟开垦了一万多亩地。赵旺成天在地里转，他发现地势有高有低，逢雨天有的地方仍然积水，他动了动脑子，把周围的土地分成六块，从一号地到六号地。认为地号之间得用排水支渠分开，并且支渠能向干渠排水才行。如今又来了这些移民，劳力不成问题，想到这里他对自己的规划挺得意。
那许武君能吃，所以能干。
第二天赵旺带着大伙挖渠，他分配好了每个人的地段，大声说：“每人每天至少挖七方土，行不？”
武君插嘴说：“七方得多少土，还让人活不？”移民们听了哧哧地笑，他们看着赵旺——除了许武君，别人不会当众跟队长抬杠。
赵旺瞪他一眼说：“你吃馒头咋吃十二个？”
武君看看大伙儿，似乎从众人哧哧的笑声中受到了鼓舞，接着咧开嘴笑笑说：“那我也能挖十二方土——挖到过年呗！”众人哄笑起来。武君更得意了，可是他看见赵旺的脸色不对，就赶紧往手里啐口吐沫，狠狠地挖下去一锹说：“七方就七方，咋也得把馒头钱挣出来。”
有人怕赵队长不高兴，赶紧向武君使个眼色说：“快挖吧，闭上嘴才能闷住劲，七方土呐，麻溜的。”
武君昨天出洋相吃了十二个馒头，今天又当大伙的面跟他抬杠，赵旺算是记住他了。临收工时他对统计说：“盯着点许武君，看他定额完成没？——那小子可有点嘎咕。”
没一会统计跑过来对赵旺说：“你净瞎操心，那家伙挖了二十一方还不止呐！”
赵旺一愣，跟着统计跑过去。武君正坐在土堆上抽自卷的旱烟，他看见赵旺过来，得意地对他说：“赵队长，咱没给你丢人吧？”
赵旺看着他扬出来的比别人多出两三倍的大土堆，惊讶地叹道：“好小子，行啊！今晚上在食堂打算吃多少馒头？”
武君笑笑说：“你老心疼你那馒头，其实有四五个馒头就够。昨天那是好久没见细粮啦，让你笑话。”
赵旺心想，啥时候叫老于也给这壮牛整个野味啥的，这家伙！想到这儿他又问统计：“他爹——那个老许头挖了多少？”
统计看了一眼记录，说：“十一方。”
赵旺说：“真是的，爷俩都不善！”
武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他呀，挖多少土方也是个老右倾，康生那王八省长一瞧他就不顺眼。”
赵旺瞪他一眼说：“说话注意点你！那老革命家也是你骂的？”
武君不吱声了。
赵旺去找武君他爹老许头的时候，不仅不对这老人有啥坏印象，面对着笑眯眯沉静地望着他的老人，赵旺反而对他那洞察一切的气质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敬佩感，所以他不知不觉地竟向他敬礼，整得老许头一愣。
赵旺说：“你在部队职务比我高，我可以给你敬礼吧？——就这一回。”
老许头问他：“赵队长，有事？”
赵旺说：“你有些年纪了，上马号跟老于当车老板子吧，别跟大伙一起耍大锹了。”他本来想夸奖他几句，说他那么大年纪还超额完成挖土方任务，可是一见面，不知咋的竟改了口。
老许头说：“队长，俺挖这也中，没啥。”
赵旺说：“马号缺人，你要是能过去队里多放心呐！”
老许头笑了，说：“谢谢赵队长，那俺明天就去找老于报到？”
赵旺说：“嗯哪。”然后转身走了。
一九四三年那时候，许武君他爹许文治那时候三十来岁，而且他在山东梁山县许庄乡那一带赫赫有名。抗日政府那边授予他民兵模范称号；日本警备队则到处贴布告通缉他。
那天鬼子又到许庄扫荡。
民兵小队接到通知，立刻派人打锣，挨户动员，把乡亲们从庄里转移出去。当他们把最后一个乡亲转移了之后，在房顶上放哨的人已经能看到远处日本人的队伍正向许庄这方向赶来。民兵小队长许文治带了几个人在庄子周围的青纱帐里不走，不停地围着许庄转，想找机会伺侯伺侯鬼子也好闹些个武器弹药啥的，他这个人还就是闲不住。并且许文治他们那仅剩三发子弹的两支破枪和一把老年间的大刀片子也该换换新了，然而鬼子如今也防备得紧了，许文治他们转了半天，始终不得机会下手。
许文治说：“我摸进庄里看看！”
那几个人不同意说：“快别闹了，多危险呀！”
“没鸟事，你们看我的！”一把没拉住他，许文治就溜进许庄了。
鬼子每次来都扑空，他们对许庄这种有组织的抵抗行为恼火透了。于是又像往常一样在庄里翻箱倒柜地折腾。许文治发现他家门口有一匹大洋马，而看马的日本兵耐不住寂寞，正挨家翻弄鸡窝，想找洋涝。许文治悄悄地摸过去解开拴在树上的缰绳牵上马就走。走到井边时，没想到从另一幢房子里走出一个日本兵来，想躲可是来不及了。
“嘿，你什么的干活？”日本兵用剌刀抵住他的胸膛。
“别喊，看马那家伙听见可就坏了。”许文治心里也有点慌乱。但他被井栌橹碰了一下之后马上就有词了：“太君的马，水。”他指了一下井口。
别提有多凑巧，那日本兵正好渴了，就对他说：“你的打水我的咪西，快快的！”
许文治两手一摊：“水桶的没有。”然后他又一指井绳：“你的水壶的拿来，用这个也可以打水！”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用井绳和水壶背带打结的动作。
日本兵乐了：“大大的好。”那家伙走上井台，解下军用水壶递给他。
这时候他家那方向突然传来看马的鬼子叽哩哇啦的喊声，那日本兵不由得向传来喊声的方向望去。等不得了！许文治右腿猛一扫那家伙的后脚根，那家伙猝不及防两腿一滑竟“扑嗵”一声掉进井里。许文治什么也顾不得想，拿起那家伙的三八大盖枪往马背上一蹿，再用枪托一捣马屁股，那马大叫一声飞一般地向庄外跑去。
庄口站岗的日本兵拦在街心让他站住，并且用手搬弄枪栓推弹上膛。他来不及细想只是下意识地向对方扬了一把沙土，这种光屁股小孩就会使的“先进武器”竟使得那日本兵扔掉枪就去揉眼睛。后面枪声大作，受了惊的大洋马反而跑得更快了。许文治觉得两耳呼呼生风，那洋马一窜一窜地颠得他屁股疼。他伏在马背上又用枪托捣了一下马屁股，脑后响起枪声，子弹“嗖、嗖”地贴着他的身体划过。也许其他那些鬼子的眼睛也都被沙子迷得流泪，枪法真不怎么样，他竟毫发无损。
那天许文治一口气跑出十几里地才算把马勒住，他不敢回许庄，于是干脆找到区长那里。
区长隐蔽在离许庄不远的一栋草房里正在想办法打探许庄的情况，屋外的院墙后头有一个暗哨。
那放哨的听见马嘶声，探头望去。只见一个人骑在马上向他们飞奔而来，当马临近这栋草房时放慢了速度，像是要找人。那放哨的区小队员立刻推弹上膛，厉声喊道：“什么人，再往前走就开枪了！”
许文治一听，这声音好熟悉，就喊道：“是我，许庄的许文治！”嘴里说着，人也就从马上下来，牵着马走进院子。
那放哨的听罢，收枪退弹，嘴里还说：“哎嘿，是咱们民兵大模范来啦！”
许文治说：“别扯闲篇，区长呐？”
那人说：“屋里不是？”
区长迎出来，看见他牵着马，打哈哈说：“你看，咱们的大模范升官啦，没见是骑马来的？县太爷也不过如此。”正说着，又看见许文治手里拿着一支三八大盖枪，不由得拍了他一下说：“你这家伙今天咋啦？又骑洋马又挎洋枪的，还真浪得不行！”
许文治说：“报告区长，鬼子也没啥闹的，群众都转移完啦，他们只能像前几回那样，翻箱倒柜呗，完事就滚蛋！”
区长却打上他的主意了，不怀好意地盯着他的脸问他：“知道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你这两样东西得留一样给区上！”
许文治愣了一下，他看看手里的枪又看看院子里的马，最后实在是舍不得那条枪，只好无奈地说：“把马给你吧。”
大家都笑了。
区里得了一匹大洋马大伙都乐得不行。区长咳嗽一声，一本正经地说：“我代表区里把那三八枪奖给你们村民兵小队。”然后从旁边一个区小队员的子弹袋里拿出两夹子弹递给他再对他说：“要是没有子弹，你那枪还不如烧火棍哩——再奖你十发子弹。”
许文治却拉开枪栓，退出枪里的几发子弹说：“这里的不算！”
这回轮到区长无奈了，他说：“这许文治，鬼难拿！”
日本鬼子这回的扫荡又没捞着便宜。
许庄民兵小队的人得了一杆三八式大盖枪。鬼子走后他们回到庄里，发现被许文治扔进井里的那个鬼子已经不在井里了，而那家伙却的水壶被丢在井边的草垛旁。不知咋回事，鬼子这次走得可真够急的，也许他们的指挥官觉得无聊，每次扫荡都无功而返，实在是一分钟也不想在村里多呆。
于是以后他们村委会的墙上就老是挂着个日本军用水壶了。
等到了一九四五年九月，他们村民兵小队全体带着十二支三八枪、一百七十多发子弹和十几颗日式手榴弹集体参加了正规部队。
到了部队上不用问，谁也没让他许文治闲着。他跟着部队东征西讨，身经百战，从班长升到连长，到淮海大战时，他已经是副营长了。
他总是福星高照。全营两次打得只剩下几个人，每次剩下的那几个人里都有他这一号，并且每次他都毫发无损。淮海大战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役。也难怪，在总体上解放军是以六十万人攻击国民党王牌部队八十万人，是进行攻击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灵活地周旋。这次总攻黄庄，他又奉命带领全营担任主攻。
炮火延伸以后，部队冲了上去。他带个通讯员顺着交通沟也往前跑。
现在指挥部队有些不方便，因为除了各连连长以及部分班排长以外，他能记住的人不多。全营两次被打光又两次基本上从俘虏中补充，真正从解放区参军补充上来的没多少人。部队不光是来不及整训，许多人连军装还来不及换，那些解放战士只不过是把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揪下来扔了。双方搅到一起混战的时候，他也头疼，因为有时候他实在分不清谁是谁。光凭胳膊上扎个白毛巾不行，好多人在激战中把毛巾打掉了自己都不知道。况且人一上战场，浑身滚得像个泥猴，不到近处谁也看不清谁扎个毛巾呢。
枪炮声震得他什么也听不见，在硝烟里他也看不清什么，他全凭着地图上所标的敌军指挥部的方向来确定部队行进方向。遇上穿敌军官服装的人扑过来他抬起驳壳枪就射击；遇上穿士兵服装的人可不行，他先大吼一声：“哪一部分？”一般来说，全营四百多人倒是基本上能认得他这个带队主攻的副营长，起码他穿的是一身正规八路的军装。
壕沟拐角处有一个穿士兵服的人正从被炮弹炸松了的土里用手往外刨出一支冲锋枪，他一步上前用驳壳枪对准他：“哪一部分的？”
那人楞了一下，文不对题地说：“我的枪打坏了。”
他没注意这个人的文不对题，不过他想不起这人是哪个连的，就说：“赶快回归建制，别跑散了。”
那人敬了个礼说：“是，营长。”有时候当兵的也这么叫，嫌多喊那一声“副”字麻烦。他也没往心里去，对通讯员一挥手说：“快，部队冲上去了！”
但是没走几步，背后响起冲锋枪的狞笑声，通讯员一头扎下去就不动了；他只觉得双腿一阵剧痛就扑倒在地，但他在倒下的那一刹那间迅速地用右手从左肩膀上向后伸出驳壳枪顺着枪响的方向开了火，冲锋枪声停止了。他失去了知觉。
半年以后，他怀里揣着残废证随着大批民工一拐一拐地回到家乡。
那天他到县里转组织关系，一个人走过来打量他一下子，然后拍他一下说：“这家伙从哪儿钻出来的？”
他回头一看，竟是当年的老区长——奖励他一支三八枪的那位，不由得惊喜地问：“你咋跑这来啦？”
正在替他填表的女同志说：“你真是‘拿豆包不当干粮’——这是咱们梁山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
他听罢惊喜地说：“我的天，县太爷啦？”
老区长仔细地上下打量他一遍，又摸了摸他那致残的腿，说：“营级个老八路了，总算还活着，就留在县里吧。”于是他成为县委组织部长。
他没想到，他已经走到一生中仕途的顶峰了。从那以后，他一步一步地从革命干部向革命对象开始转化。
忘记是什么时候了，中央那个长期搞保卫工作的姓康的大理论家来到山东省当省长。这人的革命警惕性可高了，对钻进革命队伍里的异已分子从不放过。
许文治这个农家出身，从民兵干到正规部队副营长的人对敌人有时候会来些狡猾招数，但是在他认为是自己人的圈子里，他从来都是直来直去。凡是他认为对的他就坚决支持，反之他就当众批评。他没想到会吃亏。
他“衣锦还乡”那次身着的“锦”是一身洗得发白、领口上打着补丁的旧军装。见过家人和亲戚们之后，他开始到处走走看看。那天他到邻村去见一个老战友，所见所闻让他气愤不已。
那老战友本来已经提拔到正营级，因为回乡时打了土改中斗争过他爹的农民被部队开除了党籍送回村里。
许文治说：“活该！谁让你阶级立场站错来。”
“啥鸟立场，你看看我爹！”老战友悲愤地拉住他进了屋。
老头子怯生生地缩在炕上看着他这个县里来的大干部，不敢高攀说认识他。其实当年他当民兵时在他家隐蔽过。他家是老开明士绅了，当年不仅为抗战出过力，而且送儿子当了八路军。他那位老战友在淮海大战前与他在一个团里一同被提拔为副营长。
“咋啦？”许文治惊异地看着瘫在炕上的老人。
“你他娘的看看，这是土改时斗争的。”老战友气愤地说。
土地改革时，上边说他这个村光分土地不斗地主，太右倾了。于是村长狠了狠心领着一群年轻人闯进他家把老人拉出去批斗。当时老人有些想不通，说自己也对革命有过贡献，并且积极支持土改。村里人说他态度不好，就动手打他，他分辨了几句，几个二流子竟冲上来把老人塞进麻袋，然后抛向天空，重重地摔在地下。这种刑罚叫“凌空飞燕”，当年日本鬼子常常拿来对付中国人。
当老人被家里人从麻袋里扶出来时已经腿骨骨折并且口眼歪邪半身不遂了。老战友回乡后一时气愤去找村长评理，村长没法解释一时恼羞成怒就找来民兵要抓他。他拳打脚踢并掏出驳壳枪与对方僵持。后来村长一纸状子上去，转到部队后他就被开除党籍遣送回乡了。
许文治到县里反映情况，县委书记叹了一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不是个人的事情是阶级斗争！你当我不认识那个人？他当年也掩护过我哩！不要感情用事。”他没对许文治说，处理这个营长是那位康省长亲自给部队去的信。
他不服气，逐级写信反映，结果康省长在济南一次省委扩大会上专门点了他的名。他被撤销了县委组织部长职务，回到村里当支书。在那种年代替地主阶级说话这种处分可不算重，他没有被开除党籍还能当支书，看来那位县委书记帮了大忙。
后来又因为大跃进。
公社挡不住上边的压力，于是就召集各生产队负责人开会落实农业放卫星的指标。
许文治端着个烟袋吧哒吧哒地抽，心里实在是不屑一顾。那些年轻人可真敢干，一张嘴就来个亩产过万斤，拿气吹吗？如果是城里来的学生干部也罢了，热情可嘉呗。而这些家伙从小在农村里长大，怎么就不知道一棵麦子出几个穗呢，到了秋天你咋交代！
可惜这是上边的意思，少说为妙。上回为老战友的事屁股坐错了地方叫上边给撸了，这还是小事，万一真当成革命的对象可不是闹着玩的，自己当年出生入死是为谁呢？
他不想说，有人可非得让他说。
康省长有一个讲话精神，说是各个地区和单位要注意抓右倾机会主义典型，只有这样，大跃进的步伐才迈得开。往下传达的时候不知啥时候口气变了，说是如果哪个地方揪不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其实这些地方的领导自己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如今地委顶不住压力，干脆给各县下了一个指标——每个公社要是抓不出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公社一级就得自己揪一个出来。这就叫那些公社干部伤脑筋了，难道让这几个公社干部抓阄吗？
许庄公社的几位领导把各村的干部排了一下队，硬着头皮瞄准了一个目标——许文治当初为地主阶级鸣不平，大炼钢铁那时候他家的锅和菜刀也没交上来，他这个人再当上一回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倒是真合适。
得叫他说，说上几句准有把柄！老许，对不起了。
于是公社书记点了老许的将：“老许呀，你老同志带个头。你们许庄大队那卫星小不了吧？”
许文治本来已经胸有成竹了，于是他发言：“没有啥说的。别人能出一万斤，咱许庄咋能出九千九呢？放个卫星啥的咱许庄大队不能拉后！”这可不是老许一贯的作风。
书记又问：“有把握吗，这可得有依据才行哩？”
“啥依据呀，跟大家说的都差不多。凭党的领导、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还有全国各地的大好形势。”
“光说热情还不够，还得有事实做依据哩。”书记“好心”地引导他。
这个老许还真是“狗肚子装不下二两香油”，人家一“引导”，他就露了馅：“这个事实咱说不好，都说亩产一万斤，咱长这么大可还没见过哩！”
“看你说的，那人民日报上登的还能有假了？” 书记步步紧逼。
许文治说：“那报上登的是外地的经验，咱更没见过。反正我长这么大，一亩地没种出过一万斤来。”把柄终于露出来了。
后来老许一句接一句地跟在座的多数人话不投机以至吵了起来，公社书记的策略成功了。再后来其他公社干部鼓捣大家一起哄把老许拉出去戴上高帽子游街，公社里那几位领导松了一口气。
公社书记姓张，其实与老许挺熟的。他抓老许个右倾机会主义不光是因为上级有指标，也因为另一件事。
老张原来在沈楼乡，解放前是雇农。他参加革命工作挺积极的，当民兵时也和许文治一起打过游击。唯有一件事让老许看不起他，就是他那老婆。
老张扛长工时那东家的女儿葛妮儿跟他有点扯不清。葛妮儿特别爱上地里去给长工们送饭，而且每次送饭以后都爱叫老张帮她敛碗拿桶到河边去洗。有一次东家偶然钻到河边的的苇滩里要去解手，谁知一眼就看见苇丛中有一个男人的大光屁股伏在那里一动一动的，不用问那男人身子下边一定还压着个女人。东家想好好地开个玩笑，就故意不吱声，看着他们连哼带喘地干完好事再狠劲地咳了一嗓子，那男人一激灵跳了起来，这下子东家可气坏了，原来压在下边的那女的是他那宝贝闺女葛妮儿！结果葛妮儿挨了一顿打，老张也被东家轰回了家。抗战胜利后东家被政府枪决了，因为他通敌当了汉奸。而每次日本军官到葛家去，都是葛妮儿伺候：陪吃陪喝不说，要是太君一高兴缠住她，还得陪着上炕。葛妮儿她爹死后葛妮儿就不见了，有人说老张把她送到邻县他的一个远亲家里。土改时葛家被定个富农成份，而葛妮儿在邻县却被定了个贫农成份。后来老张调到县里工作，他的夫人就是葛妮儿。
这事后来不知叫谁给捅了，老张降职到区里当了办事员。后来不知咋弄的，没多久又升为公社的书记。
老张一直弄不清这事是谁给捅出去的，反正老许当初不赞成他这事，于是不知不觉地就迁怒于他。这次也不算是害他，不过略施小计罢了。
许庄大队当初办公共食堂时被当作典型上过地区的小报。后来就越办越不行。老许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食堂当然就更没人管了。他儿子武君那时候才二十几岁正是能吃的时候，喝稀汤吃定量时间长了顶不住劲，有一天夜里他爬进食堂会计室偷了一大把饭票。第二天被老许发现了要打他，他顶嘴说：“咱家好歹也是贫下中农哩，都叫你闹的，成个坏蛋了！”老许心一酸就没打他。当然大队终于还是捉住武君整了他一顿。后来老许的媳妇死了，是因为营养不良。武君也变得桀傲不训，还有个小偷小摸的毛病。
许文治成了个车老板子。就凭档案里那些个材料，他永远被打入另册了。虽然他曾是民兵模范，虽然他还曾经是淮海大战中的副营长，更别提他当过县委组织部长了，这些材料只能叫组织部门的人认为“这个人挺复杂的”。
到了东北以后，赵旺叫他和老于一起在马号喂马。这俩人倒挺合得来。
老于说：“俺俩平级，你是副营长，我当过营附。现在一起当车老板子。”
老许说：“啥平级？你多指教就是！”
六块地号之间的排水渠挖完了，从此每逢雨天地里头积水就少得多不误车了。而这些山东移民毕竟是老革命根据地那边过来的，觉悟高，干活不惜力，赵旺直后悔：每人每天七方土定额定得保守了。
赵旺算计了一下，离下霜还早些。他把这些山东人分成三拨，一拨脱坯，一拨上草甸子里打草，另外叫老于带几个年轻力壮的人去山里伐木——总不能让他们在食堂里过冬吧。
队里的统计叫武君脱坯，他不愿意，说是大老爷们不干弯腰的活。
统计不耐烦地说：“就你的瑟，走哪都抬杠！爱干不干，反正下晚我来验收，每人每天五百块坯，完不成扣你工资。”然后扬长而去。
武君望着统计的背影，对同伴撇了撇嘴说：“我日他先人，一天五百块坯？还让人活不！”说完挑了一叉羊角泥扣进模子。
一边的同伴说：“活都叫你干了，人也叫你得罪完了——撅嘴骡子！”
武君不屑地笑笑说：“你倒不撅嘴，不也得五百块定额？他娘的，我叫你来验收！”然后闷声不响地干活。还没到中午，他喊一声：“完成喽，吃饭！”然后洗洗手得意地向食堂走去。
统计碰见赵旺，不免添技加叶地学说许武君一通。
赵旺说：“这小子总这么嘎牯，走，瞧瞧去。”
他们来到许武君脱好的一大片坯那儿，认真地数了数，五百零一块。再看看别人，顶多也就三百块。
赵旺说：“不好，下午他敢不来上班你信不？”
统计说：“他真敢这么干！”
赵旺瞪起眼睛说：“反了他了！”然后对一个山东移民说：“你去告诉他，下午他要敢不来干活，今天就别拿工资！”
那人笑笑转身去找他。
下午收工时，统计专门来到武君这里，问坐在一边叨着烟与别人胡吹乱侃的武君说：“咋样，定额完成没？”
武君赶紧停住话头说：“报告领导，完成了，一共五百零二块。”
也就是说整整一下午这家伙只脱了一块坯。统计啥也没说，又跑去向赵旺告状。
其实赵旺挺喜欢武君，准备房子盖好以后，跟场部联系联系把他送到农机培训班，让他学机务。这个武君要是干点啥活比谁也不差。虽然这家伙粗粗拉拉的有点不着调，怪话太多不说，有时候干活饿了，还跑到食堂里偷馒头吃，可谁没点毛病呢？
赵队长万万没有想到人与人不一样——实在要是赖狗，你硬扶是扶不上墙的。
于婶急勿勿地跑到队部，气哼哼地冲着赵旺就喊：“那家伙没皮没脸的偷东西吃你管不管？”
赵旺一愣，问她：“咋回事呀就叫我管？”
老于在树林子里边下了几个套，那天套住一只狍子，剥了皮之后，他把肉晾起来，准备抽空送到场部孝敬老常头，给老爷子下酒。可是头天晚上晾出去，第二天就没了影，这可是自靠江屯生产队成立以来就没有过的。老于气得骂骂咧咧半天，于婶心里有数：食堂要是丢了馒头，除了武君那家伙，就没别人！于是她暗暗地留心，当武君喝了酒满脸通红地从食堂晃晃悠悠地走出来的时候，她上去冷不防在他怀里抓了一把，结果不光抓出一只狍蹄筋来，还有一个大鹅蛋。同为山东移民的三利他娘一见那个鹅蛋，马上破口大骂，原来那个鹅蛋是她花钱从家属房里买来留给她那十岁的儿子三利的。
赵旺说了他几次，可他嘻皮笑脸地不当回事。有一次竟把赵旺从战场上缴获的日式打火机也给摸了去。赵旺气得直骂，这种人怎么能去培训班学习机务？等不到结业他就能把全培训班的人都偷一遍。赵旺再没提这事。
由于苏联的援助，现在国内有自己生产的“东方红”牌54马力拖拉机了，并且优先供应北大荒国营农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回农垦局王志真大方，一次就给滨江农场批了三十六台“东方红——54”，还带着配套的农机具。并且农垦局下文件让农场赶紧培训人，把过去那种大规模集中机耕作业方式停止，而在每个生产队成立机务队。“东方红”拖拉机运到鹤岗火车站时，胡贵新整了三十六名农机手，每人开一台“东方红”，排头那台车上打起一面印有“国营滨江农场”的大红旗，车头上扎了一朵大红花，三十六台拖拉机排成长长的一列，后边跟着十几辆拉农机具的汽车，巨大的车队轰鸣着扬起飞尘开回农场。而王德明在农场这边组织人敲锣打鼓热烈迎接。整个农场的人围着中国自产的拖拉机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着实兴奋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