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的明朝与清朝之比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3 05:29:35
我们有着一个固有的观念，那便是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后来的总是比以前的要好。拿明朝和清朝来说，我们感到明朝太专制，一想到明朝就想到锦衣卫、东厂、西厂黑暗的特务统治，而清朝在这方面似乎要宽松得多。再说明朝有“洪武之治”，时间最多三十来年，而清朝“康乾盛世”却整整多出一百年。那是不是说清朝就比明朝繁荣发达呢？其实不然。下面我们来看看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国家人是怎么描述明清两个朝代的情况的。
先看明朝的情况： 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记载“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于1548年从欧洲来到印度果阿，开始了他的东方传教生涯。1556年他曾造访中国。在他的《中国志》中，关于中国的造船水平，克鲁斯着重介绍了中国船队的庞大规模，甚至比喻说，中国皇帝能够用船在中国与马六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并对中国船只的类型以及龙骨水车的应用做了说明。这有力的反驳了许多大肆宣扬明朝禁海对贸易的影响，而即便在禁海期间，中国的大航海时代也蓬勃发展，和清朝“禁海、毁船、禁船、迁界”完全扼杀航海是两个概念。
明朝的禁海于1567年解除了，可在此之前，私掠贸易船队规模不小。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人的舰队，是具有“商业―舰队”复合体的特征的。克鲁斯于1556年访问中国时留下的记录充分的说明明朝海禁的力度远没有清朝“禁海、毁船、禁船、迁界”完全扼杀航海的程度，明朝的禁海只是针对海盗的戒备。
1585年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出版，该书是16世纪有关中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经济等概况最全面、最详尽的一部著述，也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发表以前，在欧洲最有影响的一部专论中国的百科全书。书中记录了中国幅员辽阔，有15个省（南、北二直隶，13承宣布政使司），每省的大小都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道路系统完备，官道可容15匹马并行，如罗马大道，路边商铺林立，还有类似威尼斯的水城，北京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国住宅犹如庄园，长城雄伟，建筑水平高超。农业发达，盛产丝绸、天鹅绒，纺织水平精湛。1582年西班牙国王喜获中国床单，织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惊叹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来观赏、借鉴。瓷器很便宜。欧洲人原来以为瓷器是用粉碎的贝壳做的。最精致的瓷器是贡品，薄如玻璃。商业发达，而且同行的手工业作坊集中于一个街区。军队有步兵，有骑兵，也有战舰，4天内可征集600艘。门多萨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造船的艌缝技术，由于填缝使用的添加剂十分合理，不但防水还可防虫，使中国船只使用寿命比欧洲长两倍。中国士兵在数量上多于欧洲，在器械上处于均势地位。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门多萨特别指出，在中国人所有的发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震惊的是中国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欧洲人之前已经使用火炮了。
欧洲人一向以印刷术的应用而自豪，“然而中国人早在德国人谷腾堡（Joan Gutenbergo）发明印刷术500年前已经用印刷术印制图书了。”门多萨认为印刷术是经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传入德国的。但他也不否认另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图书经海路（红海）传到欧洲，从而启发了谷腾堡。
欧洲人对明朝那个时期火炮技术认识极不相同，拉达认为中国火炮陈旧，制造粗糙。而另一位船长阿尔蒂埃达（Artieda）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却写道：“……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关于明朝那个时期的火炮，我们可以用郑成功曾在泉洲发现一门明朝嘉靖年间（1521年—1567年）制造的“发熕”来作参考，其“重千斤，弹重二十四斤，远至四五里”，嘉靖年间正是《中华大帝国史》所描述的中国明朝时期，从“发熕”的射程和弹丸重量来看，绝不亚于同期的西方火炮。以1815年英国海军的24磅炮或32磅炮为例，射角4度时，射程为1350米，射角抬高到8度，射程为2250米。这种射程并不算远，1350米仅有2.7里，2250米也不过4.5里，“发熕”的“弹重二十四斤”，相当于26.45磅，从威力上来看比24磅炮的弹丸厉害。虽然所谓“发熕”“远至四五里”的射程不见得是发射的“弹重二十四斤”的炮弹（古书记载习惯语言精炼，多取最大值，所以24斤是最大的弹丸，但“远至四五里”却并非一定是24斤弹丸的射程），但是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英国海军的24磅炮或32磅炮是1815年的水平，比明朝嘉靖年间已经迟了整整248年！
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在中国呆了22年之多，跨越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时代，基本已经属于明朝灭亡的前夜，但他所记载的中国绝不是清朝御用文人笔下，在明廷极端黑暗腐败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极端痛苦的场景。相反，那时候的明朝依然是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如果把他笔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国和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记载下满清统治的中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明朝末期的中国居然远比那个所谓康乾盛世的中国富裕文明得多，各方面都优越得多！他写道：
“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
“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
“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指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浙江）论富庶它超过许多其他省，可以称作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它的特产是丝绸，无论生丝还是成品，也不管是茧还是原料，都运往各地。总之，中国输出的丝绸，都产自该省”。
“南方九省的最后一省是南京，……是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精华。……其西部地区最富庶，盛产棉纱，……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由于织布机小巧，一间屋子内常常安放许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
“南京城……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无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
“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再看清朝的情况：
本来16、17世纪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是各有所长，一方对另一方并没有形成一种优势。而18世纪，当欧洲已经走出“17世纪危机”的低谷，经济全面复苏，海外殖民扩张取得辉煌的“战绩”时，中国却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此时，“欧洲中心论”弥漫在整个西方世界，后来西方产业革命以后，“中华帝国”的光环在欧洲人眼中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光辉。尽管在18世纪的欧洲一度掀起“中国热”，但同时对中国的批评已经开始。后来，有了中国社会“停滞”论的一片喧嚣……
这是为什么呢？简单地说，因为明朝已经于1644年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朝。这个时期外国人的记录，有力地驳斥了虚假的所谓“康乾盛世”。经过“康乾盛世”的“励精图治、文治武功”，中国最终落后贫穷到什么程度，引用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话来看便一目了然：“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诗人唐甄在山西做过知县，亲眼目睹了清朝统治之下的痛苦生活，他著有《潜书》，里面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可见所谓的“康雍乾”，其实都是被拔高的侏儒，在满族的统治下，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相当痛苦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所谓“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的描述与唐甄的记载完全吻合，可见确实是实情。
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此时距离郑和宝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距离万历年间明军500艘舰艇歼灭日本海军450艘战船于露梁海战195年，距离明朝水师五度击败荷兰海上马车夫确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154年，中国航海已经衰落到被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了……
《爱丁堡评论》文章提到，虽然“乾
先看明朝的情况： 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记载“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于1548年从欧洲来到印度果阿，开始了他的东方传教生涯。1556年他曾造访中国。在他的《中国志》中，关于中国的造船水平，克鲁斯着重介绍了中国船队的庞大规模，甚至比喻说，中国皇帝能够用船在中国与马六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并对中国船只的类型以及龙骨水车的应用做了说明。这有力的反驳了许多大肆宣扬明朝禁海对贸易的影响，而即便在禁海期间，中国的大航海时代也蓬勃发展，和清朝“禁海、毁船、禁船、迁界”完全扼杀航海是两个概念。
明朝的禁海于1567年解除了，可在此之前，私掠贸易船队规模不小。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人的舰队，是具有“商业―舰队”复合体的特征的。克鲁斯于1556年访问中国时留下的记录充分的说明明朝海禁的力度远没有清朝“禁海、毁船、禁船、迁界”完全扼杀航海的程度，明朝的禁海只是针对海盗的戒备。
1585年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出版，该书是16世纪有关中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经济等概况最全面、最详尽的一部著述，也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发表以前，在欧洲最有影响的一部专论中国的百科全书。书中记录了中国幅员辽阔，有15个省（南、北二直隶，13承宣布政使司），每省的大小都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道路系统完备，官道可容15匹马并行，如罗马大道，路边商铺林立，还有类似威尼斯的水城，北京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国住宅犹如庄园，长城雄伟，建筑水平高超。农业发达，盛产丝绸、天鹅绒，纺织水平精湛。1582年西班牙国王喜获中国床单，织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惊叹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来观赏、借鉴。瓷器很便宜。欧洲人原来以为瓷器是用粉碎的贝壳做的。最精致的瓷器是贡品，薄如玻璃。商业发达，而且同行的手工业作坊集中于一个街区。军队有步兵，有骑兵，也有战舰，4天内可征集600艘。门多萨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造船的艌缝技术，由于填缝使用的添加剂十分合理，不但防水还可防虫，使中国船只使用寿命比欧洲长两倍。中国士兵在数量上多于欧洲，在器械上处于均势地位。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门多萨特别指出，在中国人所有的发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震惊的是中国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欧洲人之前已经使用火炮了。
欧洲人一向以印刷术的应用而自豪，“然而中国人早在德国人谷腾堡（Joan Gutenbergo）发明印刷术500年前已经用印刷术印制图书了。”门多萨认为印刷术是经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传入德国的。但他也不否认另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图书经海路（红海）传到欧洲，从而启发了谷腾堡。
欧洲人对明朝那个时期火炮技术认识极不相同，拉达认为中国火炮陈旧，制造粗糙。而另一位船长阿尔蒂埃达（Artieda）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却写道：“……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关于明朝那个时期的火炮，我们可以用郑成功曾在泉洲发现一门明朝嘉靖年间（1521年—1567年）制造的“发熕”来作参考，其“重千斤，弹重二十四斤，远至四五里”，嘉靖年间正是《中华大帝国史》所描述的中国明朝时期，从“发熕”的射程和弹丸重量来看，绝不亚于同期的西方火炮。以1815年英国海军的24磅炮或32磅炮为例，射角4度时，射程为1350米，射角抬高到8度，射程为2250米。这种射程并不算远，1350米仅有2.7里，2250米也不过4.5里，“发熕”的“弹重二十四斤”，相当于26.45磅，从威力上来看比24磅炮的弹丸厉害。虽然所谓“发熕”“远至四五里”的射程不见得是发射的“弹重二十四斤”的炮弹（古书记载习惯语言精炼，多取最大值，所以24斤是最大的弹丸，但“远至四五里”却并非一定是24斤弹丸的射程），但是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英国海军的24磅炮或32磅炮是1815年的水平，比明朝嘉靖年间已经迟了整整248年！
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在中国呆了22年之多，跨越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时代，基本已经属于明朝灭亡的前夜，但他所记载的中国绝不是清朝御用文人笔下，在明廷极端黑暗腐败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极端痛苦的场景。相反，那时候的明朝依然是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如果把他笔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国和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记载下满清统治的中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明朝末期的中国居然远比那个所谓康乾盛世的中国富裕文明得多，各方面都优越得多！他写道：
“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
“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
“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指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浙江）论富庶它超过许多其他省，可以称作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它的特产是丝绸，无论生丝还是成品，也不管是茧还是原料，都运往各地。总之，中国输出的丝绸，都产自该省”。
“南方九省的最后一省是南京，……是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精华。……其西部地区最富庶，盛产棉纱，……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由于织布机小巧，一间屋子内常常安放许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
“南京城……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无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
“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再看清朝的情况：
本来16、17世纪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是各有所长，一方对另一方并没有形成一种优势。而18世纪，当欧洲已经走出“17世纪危机”的低谷，经济全面复苏，海外殖民扩张取得辉煌的“战绩”时，中国却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此时，“欧洲中心论”弥漫在整个西方世界，后来西方产业革命以后，“中华帝国”的光环在欧洲人眼中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光辉。尽管在18世纪的欧洲一度掀起“中国热”，但同时对中国的批评已经开始。后来，有了中国社会“停滞”论的一片喧嚣……
这是为什么呢？简单地说，因为明朝已经于1644年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朝。这个时期外国人的记录，有力地驳斥了虚假的所谓“康乾盛世”。经过“康乾盛世”的“励精图治、文治武功”，中国最终落后贫穷到什么程度，引用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话来看便一目了然：“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诗人唐甄在山西做过知县，亲眼目睹了清朝统治之下的痛苦生活，他著有《潜书》，里面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可见所谓的“康雍乾”，其实都是被拔高的侏儒，在满族的统治下，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相当痛苦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所谓“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的描述与唐甄的记载完全吻合，可见确实是实情。
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此时距离郑和宝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距离万历年间明军500艘舰艇歼灭日本海军450艘战船于露梁海战195年，距离明朝水师五度击败荷兰海上马车夫确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154年，中国航海已经衰落到被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了……
《爱丁堡评论》文章提到，虽然“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