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者归来

　　人物档案

　　吴石，1894-1950，福建省福州市人。

　　1911年加入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后进入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受业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

　　1929年以保定军校“状元”身份至日本深造，学习军事。

　　1934年学成回国，历任参谋本部厅长、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国防部参谋次长等要职，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

　　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台湾，继续情报工作，代号“密使1号”。

　　1950年3月因中共台湾地下党书记蔡孝乾叛变被捕，同年6月被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朱谌之，1905-1950，原名朱桂凤，又名朱枫，浙江宁波府人。

　　1927年，嫁给奉天兵工厂总工程师陈傅良（宁波人）做续弦夫人。

　　1932年，丈夫病故，回到浙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投身抗敌救亡运动，协助组建台湾抗日义勇队。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情报工作。

　　1949年奉命前往台湾，成功将吴石获得的绝密军事情报送回大陆。

　　因蔡孝乾叛变，1950年2月在舟山被捕，同年6月与吴石共同被杀害于马场町刑场，遗骸至今没有找到。

　　□陈晓楠

　　在电视剧《潜伏》中，1949年2月解放军攻克天津，余则成在天津陷落前被站长拽上了飞机，仓皇逃亡广州。在飞机上，两人被告知他们作为海峡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将直飞台湾。余则成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他在台湾的继续潜伏则给观众留下了种种猜测。余则成只是一个虚构人物，但他的故事却一直在历史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真实地上演着。在大陆与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武装对峙中，我们不清楚双方到底有多少“余则成”这样的谍报人员在对方的阵营里长期潜伏，许多人为了内心的信仰甚至献出了生命。其中，就有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国民党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以及中共华东局特派员、女共产党员朱谌之。1950年，因为中共台湾地下党书记蔡孝乾的叛变，二人被捕，6月10日被枪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整整50年后，2000年8月25日，一组名为《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的图片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组国民党当年大举枪杀中共地下党人的历史图片在海峡两岸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惊。然而可能没有人知道，它在两个年过半百的人的心底更是掀起了无比巨大的波澜——吴石之子吴韶成，朱谌之之女朱晓枫，50多年前他们在战火中和父母一别，就再也没了音信。50年之后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曾经慈祥亲切的父母，竟是以这样惨烈的形象再次出现在眼前，竟是以如此决绝的方式终于归来。

　　几十年来，吴韶成和朱晓枫曾反复设想，父母究竟是怎样走向了人生的终点？他们不断地在脑海里还原着父母的形象，但是多年以来，由于父母的保密身份，对父母最为清晰的印象其实只停留在童年的记忆里。

　　1894年8月，吴石生于闽县螺洲吴厝村（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螺洲镇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故乡。1901年，陈宝琛在此办公学，聘请吴石的父亲主讲国文。8岁，吴石便跟随父亲入学旁听，“记忆力之强，遂震惊侪辈”。1911年，福州地区的学校倡议组织北伐学生军，18岁的吴石毅然报名参加。

　　北伐学生军解散后，吴石进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就读，结业后被保送入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中有后来担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的白崇禧1①，也有后来投诚共产党的张治中2②。1916年12月毕业考试，应试者八百余人，吴石名列第一。1929年，吴石以福建省军事参谋处处长的身份，受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指派，东渡日本留学，先在炮兵专门学校，翌年考入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绩也都名列榜首，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1934年，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情报一年后，吴石毕业回国。回国后任参谋本部厅长，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他利用日本的书报杂志，又委托留日士官生猎取各种材料，加以整理研究，耗时三年编成《日本作战之判断》及有关材料十余种，名为《参二室蓝皮本》。至“八一三”抗战，“日军一切兵力部署及攻击指向，悉如蓝皮本所判断，即是开战以来，敌人之兵力番号与编制，亦无一不相符”。《参二室蓝皮本》一时间“洛阳纸贵”。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特地每周召见吴石一次，详细咨询，深深嘉许。作为吴石的长子，在吴韶成的记忆里，父亲一天到晚都忙于工作，跟子女们交流极少。在一次家庭作业里，老师画了一张东北铁路图。回家后吴韶成找到父亲了解地图内容，令他没想到的是，父亲这一次却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在他的记忆里，这是父亲话说得最多的一次。

　　吴韶成：我拿着地图对他说，这是我的家庭作业，可是我看不懂。我父亲平常不爱说话，跟我差不多，算比较内向的一个人。结果那一次一看这个地图，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从哈尔滨一直讲到中东铁路，讲东北的情势，讲“九一八”事变如何如何。他说我们整个东北都被日本人占领了，这是国耻，你一定要记得。

　　陈晓楠：他很少一次性跟你说那么多话？

　　吴韶成：那是很难得的一次。平常他很忙，不怎么跟我说话，就那一次谈得细。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我父亲是军人嘛，总是转战各地，我们也一直跟着他到处奔走。有一回上海局势危急，我们就到了上海，在那儿我生平第一次经历了战争。先是听到炸弹响，下楼一看，楼下净是玻璃，地上躺着的全是尸体。我还是小孩，第一次看到这种事，心里非常害怕。我父亲把我们交给母亲就走了，说要去前线视察，在吴淞口那边。当天晚上他回来了，回来以后说牺牲得太惨烈了，他在那边抬尸体，尸骨堆积如山，太惨了！

　　陈晓楠：他的语气很沉重？

　　吴石：很沉重。那是我们第一次受到战争的洗礼。

　　不久吴石升任国民党陆军上校，转战华中、华南各地。1940年底，吴石获好友白崇禧推荐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获悉日寇开始撤退，适逢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1①不在柳州，军情紧急，吴石来不及请示上级，果断作了追击部署，并亲临前线指挥，结果大获胜利。此外他还亲自部署了桂柳大会战和中越边境保卫战，指挥少数长官部直属部队抗击日寇南下大军，以及从越南北上侵犯中越边境的日军，以固守反击战术跟敌人作殊死搏斗，确保了广西龙州至靖西岳圩的中越边境广大地区不被染指。

　　1944年，吴石随部南下桂林。当时桂林守军主要是白崇禧的桂系军队。在此后的桂柳大战中，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之间分歧明显，使得军中政令不一，指挥方面出现严重失误，导致吴石所在的军团遭遇惨败。

　　吴韶成：成千成万的难民，一直往贵州逃。我父亲千方百计想办法，想能救多少算多少。他当时让在军车上挂几列车，把难民运出去。从柳州到贵阳一路上惨得很，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我最小的弟弟就死在贵阳。

　　陈晓楠：因为什么呢？

　　吴韶成：肺炎，缺医少药，他一路上挨着，最后到了贵阳就不行了。所以我父亲这一仗以后，受到很大刺激，他说他再也不想干了。

　　桂柳大战的惨败，让吴石第一次对自己所效忠的党国产生了怀疑。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石随军队一起接收上海。而在接收上海的过程中所目睹的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更是让他对自己所效忠的一切彻底失望。

　　吴韶成：看到接收大员都只顾着发财，根本不管人民死活。当时用的是金元券，一钱不值，物价还成天涨，一天一个变化，人民真是苦不堪言。在那种状况下，我父亲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所以回到南京以后经常在那儿破口大骂，国民党怎么还不亡？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

　　陈晓楠：真的？那时候他就敢公开这样讲？

　　吴韶成：甚至蒋介石都听到我父亲说的这些话。有个文史资料里记载蒋介石当面问了情报部门，说我听说吴石说了这个话，你们听到没有？陈晓楠：他也蛮直率的，自己心里有怒气就会发泄出来。

　　吴韶成：从那时候开始，他的思想就转变得很大了。

　　由于对国民党内部腐败的强烈不满，吴石开始倾向革命，并通过中共地下党人吴仲禧1①的介绍参加“民联”2，投身革命阵线。据吴仲禧回忆：“他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他特别欣赏《论持久战》，认为是了不起的著作，恐怕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甚至建议白崇禧印发给各战区部队长官阅读。我向他叙述我在北伐战争中接触过的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员的事迹，介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赞誉。”在家中吴石还时常收听解放区的广播，甚至有时让已经上大学的吴韶成帮忙记录。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服务。吴仲禧先到南京见了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挚友，请李树正多加关照，给予方便。李树正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为把情报尽快送出，他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把上述情报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作了报告。1949年初，吴石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大军进军顺利。虽然从未挑明身份，但父子二人已深有默契。

　　陈晓楠：你当时在他身边，有没有看出他在做这么危险的工作时有很紧张的感觉？

　　吴韶成：没有。

　　陈晓楠：很平常很从容吗？

　　吴韶成：说起来还挺传奇的。我们住的房子后来搬了一次，搬到国安部分的一套房子里去，隔着一面墙住的就是保密局的毛人凤3。我们住在这一边，但照样说这些。

　　陈晓楠：不会被他们听到吗？

　　吴韶成：没有被他们听到过。不过那时候好像也觉得无所谓，听到就听到吧。

　　陈晓楠：你父亲有没有比较小心，比如在说到相关事情的时候，让你到外面看看有没有眼线？

　　吴韶成：是，有客人来的时候，他很随意地告诉我，你去外面看着，别让人进来。表现得还是挺平淡的。

　　就在吴石倾向共产党的时候，朱谌之早已是活跃于上海和香港之间的老党员了。

　　1905年，朱谌之出生在浙江宁波府镇海县。父亲是当地富商，曾经担任宁波渔商工会会长。后来她到宁波月湖女子师范求学，在学校结识了一批思想进步积极的同学，受同学影响，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27年，朱谌之嫁到沈阳，做奉天兵工厂总工程师陈傅良的续弦夫人。生女陈倬如，后改名为朱晓枫。1932年，陈傅良病故，朱谌之回到镇海娘家孀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后，她毅然投身抗敌救亡洪流，参与救护遭日机轰炸的伤员。其间，她与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婚，后生子朱明。

　　1937年底，朱谌之举家搬去武汉。第二年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并捐款500元。武汉失陷前她返回浙江。当时一批台湾爱国志士正在金华召集旅居大陆的台湾同胞，成立了“台湾少年团”与“台湾抗日义勇队”。朱谌之不仅积极帮助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向台湾少年团捐赠衣物，还捐款800元，使“台湾医院”顺利开幕。为了奔赴抗战前线，朱谌之又将8岁的女儿晓枫寄养在台湾少年团。

　　朱晓枫：台湾少年团是全国最著名的儿童抗日团体之一。我妈妈说她去前线太危险了，带着我也不方便，还会影响我的学习，让我先留在这儿，比较安全，她在前线也能放心。我在这里待了8年，实际上是跟台湾儿童一起长大的。我在少年团里学会了跳舞、唱歌和宣讲，14岁的时候在这儿入了党，能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语。我对台湾最早的印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39年秋，朱谌之与丈夫同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设立随军书店。1940-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她依然坚持在新知书店和书店桂林办事处工作。1941年夏，她化名周爱梅，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朱晓光于次年春越狱成功归队

　　。

　　1944年初，朱谌之来到上海，在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工作，并参与筹组同丰商行。10月，同丰商行遭到敌人破坏，朱谌之被逮捕后关押在日本宪兵队，经受种种酷刑却始终守口如瓶，后经组织营救出狱。

　　因为表现优异，1945年2月，朱谌之在上海经徐雪寒（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史永（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二人介绍，被批准为共产党员。随后她继续在上海党所经营的商贸、金融单位工作，周旋于金融界和国民党党政军警上层之间。1946年2月，台湾少年团因为动荡的时局解散，朱晓枫回到上海家中跟母亲团聚。

　　朱晓枫：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但闭口不谈政治，不过彼此都心知肚明。母亲从来没告诉过我她在从事什么工作，可是我感觉到了。我也从来没跟她说我加入了共产党，但她也明白。从表面上看，她是上海一家公司的会计，我是不谙世事的少女。有一次，我碰到我们台湾义勇队的一个人，就把他带到家里去了。母亲等客人走了以后，问我他是谁？我说我们认识很久了，是义勇队的时候认识的。她淡淡地说，以后不要随便带外面的人到家里来。我马上心里就有数了，很知趣地不再追问。

　　陈晓楠：当时母亲说这话，你能够猜到她是什么意思？

　　朱晓枫：我知道她在暗示我，家里是重要的地下联络点，不能让任何来历不明的人知晓，要注意安全问题。她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意思我都明白。我和她在上海一起生活了三个月，每天中午都去她工作的地方和她一起吃饭。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三个月。

　　1946年5月，朱谌之接受组织安排，前往香港合众公司工作。临行前，出于对女儿的安全考虑，她决定将朱晓枫送到已经获得解放的苏北。朱晓枫进入解放区江苏淮阴后，成为一名军医大学生。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此次一别，竟会成为她们母女的永诀。

　　朱晓枫：她把我送到吴淞口。送我到那儿的时候，给了我一个金锁片。她说给你钱是行不通的，你到里头去钱就没用了，不如给你金锁片，万一需要用钱的话，就一片一片把它弄掉，卖掉可以换点钱用用。她就给了我这么一个东西，我跟我妈妈实际上就在那里分开了，分开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陈晓楠：母亲这一生中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其实非常少。

　　朱晓枫：我们一直聚少离多。她不是个婆婆妈妈的母亲，不会整天把儿女护在身边。她可能也是考虑到我留在她身边太危险。牺牲之前，她曾经两次被捕，因为遭受严刑，拇指落下了残疾。我很少和她在一起，但是她为了我的成长，选择了非常正确的道路。由于长久的分离，她其实一直很想念我。我记得她被派到香港之后，专门买了块手表托人带给我。那块手表两头尖尖的，非常时髦，但我当时在部队里不喜欢这样的款式，她又想办法拿去换，前后换了好几次，才换成我满意的样式。她没有一句怨言。

　　朱晓枫进入解放区没多久，国共内战大规模爆发。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此时，国民党国防部在南京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1①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

　　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是因为他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5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紧接着的一天，吴石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吴石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

　　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呈交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国民党部队留存西北各地的部队番号、驻地、部队长姓名、兵力和配备、准备整编的计划等，另一份是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以南各省的部队建制和兵力。吴石说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仲禧询问吴石去台湾是否有把握，没有把握可以转赴解放区。吴石坚定地表示，自己的决心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他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石即携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登上了飞往台湾的军机。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完好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

　　吴石携妻儿飞往台湾的时候，将在外地上大学的大儿子吴韶成和大女儿吴兰成留在了大陆。此时远在南京的吴韶成根本不知道父亲做出了这样一个改变一家人命运的抉择，直到有一天他在信箱中收到了一张神秘的字条。

　　吴韶成：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我父亲专门委托在南京炮兵司令部的一位老朋友驾车到南京大学接我离开。他是最后一批撤退的，千方百计找到我以后，说你父亲非叫你走，跟我一块儿，就坐这个车走。

　　陈晓楠：他其实一直特别挂念你。

　　吴韶成：一直挂念的。我说一千多个同学都在这儿，怕啥？没事。坚持留下来了，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8月份有一天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突然在我的信箱里收到一张小纸条，是用铅笔写的，也不知道谁给塞进去的。纸条上说，解放以后，有困难找何康1①。就写了这么几个字。

　　陈晓楠：一看就是父亲的字迹。

　　吴韶成：父亲的字迹。

　　陈晓楠：如果你当时跟着父亲的朋友离开南京，还能跟他再见一面的。

　　吴韶成：我们可以一直团聚在一起，一起回到福州，也可能一起全家又到台湾去了。

　　陈晓楠：那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了。

　　吴韶成：到底是对是错现在谁也说不清，反正就那么回事吧，命运就是这样，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陈晓楠：父亲在纸条上没有特别叮嘱你什么吗？

　　吴韶成：没，没说什么。他可能觉得很快就会再见面，也没想到最后会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没想到这些。我父亲诗里自己也说了，如此收场亦太悲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此时，朱晓枫正在华东军医大学学习，朱谌之的丈夫李晓光随野战军南下，已在上海任新华书店经理。朱谌之也已经接到调回上海工作的通知，一家人马上就能团聚。

　　同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先后失利。这两仗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解放军敲响了警钟。攻取台北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获取台湾的军事情报迫在眉睫。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获取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军事情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总参谋部急需选派干员赴台湾，与吴石联系，做情报联络。

　　朱谌之地下工作经验丰富，机智灵活，同时朱谌之前夫的女儿陈莲芳和女婿王朴当时在台湾都是军统干部，夫妻俩与朱谌之感情深厚，并且一直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而朱谌之的妹妹和妹夫也都在台湾情治部门工作。因为有这些良好的社会关系作掩护，组织上决定委以朱谌之此项重大绝密使命，朱谌之毅然接受了任务。

　　朱晓枫：1949年5月份上海解放以后，我收到了一封她从香港寄来的信。那会儿我们已经失散三年多了，等于刚刚联系上。她希望我能到广州和她见上一面。我当时正在读大学，学校里有很严格的纪律规定，平时不能请假，所以就错过这最后一次团聚的机会，我一辈子都觉得遗憾。

　　后来新中国成立了，她特别希望回来，已经决定移交好工作要回来了，哪晓得临时又接受任务要她到台湾去。她原来在信上还给我讲，阿菊（陈莲芳小名）写信来说，做梦梦到我了，女儿也想外婆了，希望我到台湾去和他们一起生活，我才不会去呢！结果没想到还是把她派去了，而且还就是利用这个阿菊。她说这时候个人的事情先放一放，更重要的事情先去做。她信上给我是这样写的。

　　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在给女儿留下一封信后，登上了从香港前往台湾的客轮。潜入台湾的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朱谌之与“老郑”1①在茶食楼秘密接上了头。她向“老郑”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老郑”也向她报告了台湾工作委员会为接应解放军登陆，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她的手中。

　　一个星期后，通过“老郑”的安排，朱谌之和吴石秘密会见，传达上级接应解放军的指示。吴石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的军事情报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朱谌之迅速将资料通过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上的张大副传递给大陆。不久，它就由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妥善运用。当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1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夸奖，嘱咐有关领导要记他们一功。

　　就在大陆方面兴奋地等待更多情报，积极筹备进军台湾的时候，台湾岛上却风云突变。1949年12月10日，台湾当局建立了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特务监控。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了有效的破坏。

　　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供出朱谌之是华东局的特派员。此时，朱谌之在台湾的任务已经完成，打算动身离开台湾返回上海。在她被捕的两星期以前，她还托一位富商朋友带信回上海家中，信上只有七个字：“凤（朱谌之原名朱桂凤）将于月内返里”，她期盼已久的回上海和亲人团聚的梦想即将实现。她还不知道“老郑”已经被捕。

　　1950年2月2日，吴石派遣副官聂曦紧急约见朱谌之，告诉她化名“老郑”的地下党工委书记蔡孝乾已经被保密局抓获，供出了特派员就是朱谌之。当局随时都可能对她下手，情况万分紧急，她必须立即转移！

　　朱谌之迅速离开住所，按吴石的建议转移到了阿里山大酒店。临走前只来得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告知有急事需要离开。此时，台湾的空中、海上航线已被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在4日飞往舟山群岛定海机场。2月4日傍晚，朱谌之拿着吴石冒险签发的一张《特别通行证》，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准备伺机乘船前往上海。

　　与此同时，吴石的身份也暴露了。保密局从蔡孝乾的笔记本上查见有吴石的名字，一开始仍仅是怀疑。所以，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只略提及。而毛人凤在向参谋总长周至柔1①汇报时则较为详细，周至柔令毛人凤先侦查求证。专案小组组长谷正文少将2前去拜访吴石夫人王碧奎，谎称自己是吴石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老部下，以关心为幌子，套出吴石曾会过朱女士的消息。蔡孝乾也供出吴石与朱谌之多次见面。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即呈报蒋介石。蒋介石遂令周至柔马上调查吴石。在搜查吴宅的过程中，查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的《特别通行证》。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的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立即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

　　朱谌之到了舟山以后，正值国共两军隔海对阵，战争气氛紧张。舟山本岛有国军四个军军部驻屯，岗哨密布，特务四出。朱谌之于是装病，住进沈家门私立存济医院。因为医院人员流动大，也不需要出示户口，便于掩饰身份。但即便如此，无处不在的特务还是找到了她的下落。2月18日，朱谌之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此时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谌之从皮衣夹缝中掏出金链、金镯，分4次把二两多重的黄金吞服自杀，但最终自杀未遂，被押解回台湾，与吴石一同受审。

　　在狱中，朱谌之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保密局的报告在提及朱谌之时，曾这样写道“……（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

　　1950年的6月10号，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队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上下来，四个人被强力一字排开跪下。时针指向十六点三十分，宪兵队长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四个人同时向前扑倒。四名执勤的宪兵又趋前各补了一枪，执行完毕。而后记者来到行刑地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吴石在台湾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多次参与重要军事战略部署，所以对吴石案，蒋介石可以说是无比地震惊和愤怒，全程亲自督办。

　　行刑时，朱谌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七弹，英勇就义，终年45岁。吴石在临刑前还写下了一首绝笔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

　　遥遥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

　　如此收场亦太悲！

　　吴石被害后，国民党保密局派人连日搜查他的住所。但在清理这位当时的“国防部”参谋次长的个人家产时，仅查出一根金条，称重四两。连负责搜查的国民党特工也不无感慨：这么大的官，太不值得了！同年6月的一天，吴韶成在图书馆翻阅报纸时，一条消息突然让他眼前一黑。消息的标题是“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加框副题是“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

　　吴韶成：上海那个《字林西报》，豆腐块大小的消息登着。

　　陈晓楠：您是随便翻报纸的时候发现的？

　　吴韶成：随便翻的。看到以后就觉得五雷轰顶，太突然了这个事情。当时我手足无措，我说怎么办呢？心里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就把这条消息剪下来保存起来，这一存就存了60年。其实我很想弄清楚具体情况，但报纸上就这么一条消息，没办法弄清。

　　得知父亲牺牲的消息后，吴韶成立即前往上海，找到何康了解情况。从何康那里，吴韶成除了证实父亲已经牺牲外，没有得到其他任何消息。而在台湾的母亲家人也从此下落不明。

　　吴韶成：他（何康）就交待我毕业参加工作以后，万一组织上有什么事需要审查，我也不要多说这些事，这事牵扯的人太多，台湾还有人呢！

　　陈晓楠：牵扯到其他的地下人员？

　　吴韶成：对，所以能不说尽量不说。他说万一他们要查，就告诉他们华东局台湾工委有档案可查。

　　陈晓楠：你当时没有跟任何人说起父亲的共产党身份？

　　吴韶成：是，一直没说这事，守口如瓶。“文革”的时候，因为我父亲的身份问题，我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了好多年。我那时候才说出来了，但是没人信，一个国民党高官能给共产党办事？不可能。群众各有各的说法，最后结论是说我划不清界限。

　　陈晓楠：那你心里太委屈了吧？

　　吴韶成：没办法，最后生病了，大出血，结果到医院里把牙齿都拔掉了。

　　陈晓楠：那时候多大年纪啊？

　　吴韶成：40多岁，年纪不大，但已经是全口假牙了。现在60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应该解密了，大家应该已经可以公开说了，毕竟没有什么大秘密了。

　　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军区卫生部工作的朱晓枫也很快接到了母亲遇难台北的消息。从此，她将名字从陈倬如改为朱晓枫，作为对母亲的纪念（朱谌之又名朱枫）。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签署，上海市

　　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谌之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但此前朱谌之的入党介绍人、新知书店负责人徐雪寒给朱谌之的丈夫朱晓光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有关同志认为台湾未解放前公开纪念她是不相宜的。我也这样意见。”

　　“文革”期间，身为国际书店总经理的朱晓光被打倒、揪斗，抄家者闯进他家将朱谌之的珍贵遗物查抄带走，还说：“有人在台北街头看见朱枫跟国民党军官手挽手地走路，她已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朱晓光还经常被揪到不同地方批斗，随时可能被打死。但是回到家以后，他就跟孩子

　　们说，如果哪天他失踪或死亡了，一定要坚信烈士妈妈绝对是真正的烈士。

　　朱晓枫因为在台湾少年团待过，也受到“一般性审查”，就在吴韶成被批斗的时候，她被下放到农村医疗队做起了赤脚医生。对于到处张贴的大字报中所提到的她母亲是叛徒的说法，她感到难以接受。

　　朱晓枫：我母亲虽然出生在大户人家，但是没有丝毫富家女的习气。她自己生活很简朴，却舍得把钱花在工作上。我记得在上海的时候，地下工作联络点的桌椅沙发都是她自己出钱买下的；抗战工作没有经费了，她一次就捐出好几百块大洋；新知书店没有纸张印刷进步刊物，她把自己存在上海银行的一枚3克拉的钻戒变卖了。

　　一名同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被捕后释放，组织上派母亲护送他上船去香港。他坐的是四等舱，没有床铺也没有座位，海风一吹，冻得瑟瑟发抖。母亲马上跑到卫生间去，脱下自己里面的毛衣，送给他穿上。母亲牺牲40周年的时候，我还见到了这位同志，40多年来他一直保存着这件已经磨破了的毛衣。他把它赠送给我留作纪念，成了我手头为数不多的母亲的遗物之一。

　　我母亲对待工作对待同志都这样的无私，甘于奉献，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怎么能说她是叛徒呢？我专门给安全部写了信，希望给我妈妈作一个结论，到底我妈妈是怎么牺牲的？要给我妈妈做结论。妈妈都已经死了，还不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结论吗？一定要组织上做这个结论。

　　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吴韶成和朱晓枫始终为了父母的荣誉而艰苦申诉。1973年4月，为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力排众议，在毛泽东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1983年4月，针对“文革”中有人对朱谌之的污蔑之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并指出“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凡因由于对朱枫同志的诬蔑而遭到牵连的亲属，在政治上应恢复他们的名

　　誉和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会议转达了邓颖超对朱枫烈士的怀念和对其后人表达的亲切慰问，与会人士纷纷表达对女杰朱谌之的深切缅怀和敬意。

　　1984年春节前夕，59岁的吴韶成和台湾的小妹最终取得了联系。两人约定好分别启程前往美国旧金山去见他们已经年届80的母亲，此时一家人三地分隔已经34年。吴韶成：我弟弟走的时候才6岁，我们再见的时候他已经40岁了。他到机场接我我都不认识他了。

　　陈晓楠：30多年没有见面了！

　　吴韶成：34年了！千言万语不知从哪儿谈起。我干脆跑过去给我母亲跪下。我母亲80多岁了，亲自下厨为我们几个做了一桌丰盛的福建家乡菜，她就会做福建菜。34年以后我再次吃到了妈妈做的菜。

　　陈晓楠：太复杂了这个味道！

　　吴韶成：就是，甜酸苦辣什么都有。我还专门在桌上给父亲留了一副碗筷，寓意我们一家人团聚。

　　陈晓楠：母亲见到你说了些什么？

　　吴韶成：她说开始被捕的时候，人家24小时不停地轮流问她。当时她不知道任何事情，也交代不出任何事情，我父亲什么事都没和她说。

　　陈晓楠：在狱里他们见过一次面是吧？

　　吴韶成：当时放风的时候见过一面。我父亲就说了一句话：“今天我加菜。”可能那里的伙食很差，想安慰安慰她。

　　陈晓楠：也为了让她安心。

　　吴韶成：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再没见面。

　　陈晓楠：这是他们两个的最后一面。

　　吴韶成：是。过了几天，她把我父亲在狱中写的遗书交给我，里边说：“我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已购书与援助戚友。望儿辈体会我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坚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则吾意足矣。”这是他对我们儿女的交待。

　　陈晓楠：遗书有没有提他在地下党的事？

　　吴韶成：没有。他就一句话：“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就这

　　一句，把所有东西都包括了。

　　陈晓楠：你母亲出来之后生活有来源吗？

　　吴韶成：生活很困难，当时亲戚朋友都不愿意和他们接触太多，怕受连累。我妹妹当时16岁，千方百计维持这个家庭，后来也不念书了，很快就嫁人了。

　　陈晓楠：在台湾社会大家对这种事是避之不及的。

　　吴韶成：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我妹妹一直担惊受怕，心理负担挺重，大陆有人来她都不愿意见，就怕在当地又惹出什么事。犹如惊弓之鸟，这几十年来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的。

　　虽然吴石和朱谌之后来得到了平反，但是在吴韶成和朱晓枫的心中却始终装着巨大的遗憾和谜团。没有太多人知道他们父母的惨烈牺牲，连他们自己也都无法获知父亲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究竟经历了些什么。这两位义无反顾为信仰而牺牲的潜伏者，始终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连他们的故事也没能回来。在父母牺牲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吴韶成和朱晓枫只能在父亲母亲留下的少数书信与照片里回忆父母的音容笑貌。而更让他们痛苦的是，清明节里想为父母扫墓，连可扫的墓都找不到。

　　直到2000年，一组刑场照片的曝光才把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推到人们面前。也正是这一组照片，让朱晓枫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也想找到母亲在台湾的遗骸。她开始委托照片展览的发起者台湾著名记者徐宗懋帮忙寻找。

　　朱晓枫：很多牺牲者的遗骸都有下落了，就我妈妈的遗骸一直没有消息。我想了解一下到底我妈妈有没有遗骸？有没有人给她收尸？我非常希望能够找到她的遗骸，把她运到大陆来，运到家乡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让她能够回来。但是最后寻找的结果是得知我妈妈的尸体没有人收尸，而且也没有着落。从感情上来说，人家吴石毕竟枪毙了以后，马上家人就把他收尸了，我妈妈没有人去给她收尸，死无葬身之地。我也能够理解，我姐姐（陈莲芳）他们当时受到牵连被审查了很久，到现在还不敢提这件事，他们当然也不敢去收尸，怕再被连累。我前后找了3年一直没找到，心也慢慢淡了。我知道这很难，而且中国人有句老话，“青山处处埋忠骨”，找不到就找不到吧。实际上她留给我们的是她的一种精神，其他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们。我想人们不应该忘记她。

　　也是在2000年，随着两岸关系缓和，吴韶成终于能够从台湾小妹那里将父亲的骨灰运回大陆。他将骨灰安放在北京福田公墓，默默地为父亲守灵。50年之后，吴石将军终于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归来。而年过80的吴韶成在人生的晚年终于能够和父亲相聚。

　　吴韶成：我舍不得我父亲，就把骨灰留在家里。

　　陈晓楠：当时把骨灰带回来也是想和父亲以这种方式团聚一下。

　　吴韶成：这样到过年过节过生日的时候，我也可以烧烧香，磕个头。我这一辈子没有对我父亲尽到孝心。

　　陈晓楠：这是您特别大的遗憾。

　　吴韶成：我都不愿意说，想起来就难过……

　　□陈晓楠

　　吴韶成至今还记得，父亲遗愿中对他的嘱托。父亲说自己没有任何财产，唯一可以留下的就是他的那些书，希望在去世之后能够建一座图书馆。但是吴韶成说很多书在“文革”当中都被销毁了，

　　这个遗愿在他的有生之年恐怕很难达成，这也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吴石的骨灰至今安放在北京福田公墓，而朱谌之的骨灰虽然最终没能回到故土，但1995年她的家乡宁波镇海县在镇海中学操场的旁边，也是她的故居旁边建了一个小小的纪念馆。吴石、朱谌之就这样终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到了家乡。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故事，或许在很多人眼中他们是烈士是英雄，但我知道在吴韶成在朱晓枫的心目中，他们始终还是最普通也最不普通的父亲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