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和责任的现实考量！

　   国庆60周年前夕，两个“有关穷人”的案子宣判。一是深圳机场工友梁丽“捡得”和 “转移”旅客巨额财物案。检察机关最终认定为“职务侵占罪”而不是盗窃罪，属“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失主”亦表示“不追究责任”，梁丽获得了自由。第二个是“两兄弟劫人质筹钱救母案”，一审判决绑架罪名成立，哥哥张方述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弟弟张方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000元。张氏兄弟当庭表示服判。

　　这两个案子在案发时都早已轰动一时，它的判决也就一直在人们的猜测和推想中。现在判决既出，各方的评论基本上认为，两个判决都“引入了人文的因素”，“迁就了弱者的命运”，“符合和谐理论”。对于应该被信仰的法律来说，这属于负面评价了。

　　关于梁丽“职务侵占罪”的处理结果，何兵教授评论说，从法律上没有问题，但应该警惕它可能导致的道德风险。“有人将会贼心频起。他们的兴趣将不是提供良好的服务，而是发现‘遗失或遗弃的物品’。乘客们将会发现，稍微离开自己的物品一段距离和时间，物品就被认为‘遗失或遗弃’”。这样的推论应该是符合逻辑的，但这样的结果却是很不妙的。

　　而“兄弟劫人质救母案”的判决，虽然法官表示，“救母动机”并未纳入刑罚考量，是因为犯罪行为和悔罪表现符合轻判条件，但网络上还是有相当多的意见认为轻判了。的确，劫持人质的社会危害性是很大的。在这个案子中，人质并不“谅解”，完全可以理解，经历了那样的恐惧，她的感受不一样。

　　但是，案件有的兄弟俩和母亲，本身是处在非常无助的悲情之中，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仅仅是因为他们拿不出救命的医疗费。兄弟俩自幼失怙，母亲艰难地养育了他们，他们要外出打工挣钱为母亲检查身体，可是，母亲的身体却等不及了，母亲躺在医院里，如果在那天上午十点以前，医院没有获得一万八千元的费用保障，即将放弃治疗。就在那天上午十点以前，在千里之外的两个儿子，举起“我只求有关部门能够贷款给我 18000”字样的纸牌开始了劫持人质的行动。犯罪过程表明兄弟俩的精神处于崩溃状态。人心都是肉长的，法官虽说在量刑上没有考虑“救母”的悲情，但这样的“法外情”，谁能不“考虑”呢。

　　这起被人认为轻判了的劫持人质案，舆论担忧的仍然是它的“示范效应”。如果说“捡金”或者“藏金案”的社会效应有可能引起“贼心频起”，后者会不会引起“劫持频起”呢？！这样的担忧同样不无理由。当兄弟俩以挟持人质的方式把他们的命运公之于世后，获得了公众的同情和帮助。就这一点来说，想必是令他们深感安慰的。他们在精神崩溃之下的惟一诉求，不正是期待获得救母的帮助吗。令人担忧的是，这个社会像他们那样悲哀无助的事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此时此刻也正在发生，有的母亲可能处于同样的绝境，但并无这样骠捍两个儿子，而只能独自等待命运的处决。那么，当张氏兄弟以那样暴力的犯罪手段获得“成功”之后，另外这些人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引起社会的注意，从而获得社会的同情和帮助呢？第一个“跳楼讨薪”获得“成功”之后，不是全国各地的“跳楼秀”就此起彼伏络绎不绝了吗？

　　当然，有这样的担忧，并不一定就导致梁丽和张氏兄弟应该被重判的主张。应该说，如果这两个判决真的“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那么，这种出发点，终归是善意的。问题是，穷人总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当他们人数过多并且太穷，法律拿他们真没办法！所谓进退两难，宽严皆误。梁丽属于“无知民妇”，她和她所属的那个群体，她们的生活和所受的教养，她的生活跟她服务的机构，实际上隔得非常远。我甚至设想，你就宣布那一包黄金饰品归她所有，叫她以后什么也不用做了，如果不找人帮忙，她也可能做不成食利者，而是被饿死。所以，你无论怎么判，她可能不知道你们在判什么！

　　许多法律上的代价，甚至严刑峻法，穷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愿意接受，甚至成为他们的一种“次错”的选择。饥饿年代，会发生试图违法犯罪去监狱“吃固定伙食”的事件，就是这个道理。而在新时期，以“跳楼秀”讨薪的办法，因为效法的人太多，不仅被各地迅速“封杀”，并且辅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加以拘留，仍然无法阻止。因为这样的处罚，比起他们所希望的收获来说，都是值得付出的成本。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跳楼秀”已经失去轰动效应，无法成为社会焦点，张氏兄弟当时登上高楼，或者拉个标语，表示绝望已极，有可能跳下，也可能达到效果的。无法避免的是，这样的方法，没有可重复性，后来者的门槛越来越高。

　　穷人有穷人的逻辑。他们的牌打出来，照正常的逻辑，都可能被认为“不值”。原因是他们手上握着一把没法玩好的牌，连自暴自弃，重新洗牌的想法都有，最好是让你觉得“不值”，以便推倒重来。对于现实社会来说，梁丽和张氏兄弟无论被重判或是轻判，他们那个阶层都是一个庞大的存在，他们的命运是既定的。但事情到了违法犯罪的地步，任何社会都只能以法律侍候。“贼心”和“劫持”会不会“频起”，那不是法律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