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间如梦的嗟叹 一、叹仕途的坎坷
苏轼在其词《满庭芳·归去来兮》[11]中写到：“问何事人间？久戏风波。”
在他去世前两个月，看到李公麟作的苏轼画像，遂题诗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政治风波里“久戏”，是苏轼坎坷的仕途生涯的真实写照。
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从徐州被调往湖州。因为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他已经从杭州至密州，密州至徐州，一迁再迁。
在徐州两年的时间里，苏轼政绩斐然。
熙宁十年四月（1077年），他由密州迁至徐州。是年，“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决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苏轼带领着全城的老百姓，抗击水灾，“至十月五日，水渐退，城以全”。元丰元年，建黄楼。
元丰元年（1078年）十二月，苏轼派人在徐州西南找出了石炭，“冶铁作兵，犀利胜常”[12]。此时的苏轼并不知道，元丰二年，不是他流乱旅程的结束，而是真正漂泊人生的开始。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从徐州往湖州途中，写下了《江城子·别徐州》：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过去二年，他在徐州，爱护百姓，固有深情；又结交好友，如陈师道、云龙山人张天骥等；又遍览徐州山水，心中不可能无一丝依恋，因此怀念徐州，属人之常情。但他写这首词又不仅是怀念徐州那么简单。从熙宁四年（1071年），他便被一贬再贬，至今已经八年，他自然是想回到朝廷中去的，而如今却迁向了更远的湖州。贬到杭州，还可以说是个美差，毕竟那里是“天堂”，但现在，苏轼开始怀疑自己会不会被召回朝廷。在这种情况下，贬谪之人的共同情感，在苏轼身上也体现了出来。
这首词首句便是“天涯流落思无穷”。“天涯流落”者，“同是天涯沦落人”也。后苏轼有诗云：“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空咏连珠吟叠壁，已亡飞鸟失惊蛇。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浥山姜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涕横斜”[13]，把自己比作白居易。而白居易《长恨歌》有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又有“江州司马青衫湿”，苏轼词《满庭芳·三十三年》中则说“故人惊怪，憔悴老青衫” ，在此，苏轼是实实在在地承认自己是个“迁客”了。
《江城子·别徐州》一词，虽然有离别的忧思惆怅，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悲哀。此时苏轼虽又遭贬谪，但还没有遭逢人生的巨变。而这巨变，就像酝酿已久的暴风雨，当头把他给浇了个淋漓尽致，险些送命。
元丰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苏轼到湖州任。这一年，有人告发他的《湖州到任谢表》是诽谤朝廷，于是神宗命人到湖州把抓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十二月出狱，谪黄州。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后，他的境遇，越发坎坷起来。
苏轼的《黄州上文潞公书》讲述了他初因乌台诗案被捕时的情状：“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箸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 。其祸厉害至此！
在黄州呆了五年多之后，苏轼终于在宋哲宗赵煦元佑元年(1086年)回到了朝廷。此时宋神宗刚逝世， 哲宗赵煦年幼，由高太后执政。
到了元祐八年，高太后死，哲宗亲政，复王安石新法，贬苏轼、苏辙等旧党人士。元祐九年，哲宗三贬苏轼，先贬至定州，后又改为英州（岭南之地），未到英州又改为惠州，越贬越远。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又被贬到儋州——海南的昌化军，这是他被放逐的最后一个贬所。在儋州，苏轼一贫如洗，“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14] 。他一边读书，读柳诗和陶诗（他只带了这两本书），一边作诗自娱；同时，他结交平民朋友，辅之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他在艰苦的生活条件面前仍能泰然自若，自得其乐。“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样的超然自若，是历经风雨后的淡定，而谁，又知这是词人无可奈何后的自解？他谅解了不平的遭遇，因此也就掉出宦海沉浮俯视生命本身。后四年，哲宗死，苏轼终于可以北归。但北归途中，他就故去了。
下狱、贬谪的劫难经历，使苏轼对政治与人生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在思想上缓入佛、老哲学作为对儒家信仰的补充。旷达虚静，随遇而安，而又桀骜倔强，不改正直的品性、济世的初衷，坦荡堂正，从而形成了苏轼最为世人崇敬的人格魅力。他躬耕农事，耕作东坡，“幅巾芒屣，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借天地山川维养其胸中浩然之气，克服了逆境中的政治高压与生活困苦。
在苏轼66年的生命里，或许波澜重重，或许生活困窘，但他未曾颓唐丧志，一直致力于仕途，而最难得的，应属他始终保有的那颗温柔细腻的诗人心。他看得开生死，看得开离别，看得开奔波劳苦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到处萍飘泊”。
二、叹人生无常
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二十二岁，和弟弟苏辙一起及进士第，深为欧阳修所赞。欧阳修曾有语：“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当是时，苏氏父子三人名满京城。此时的苏轼，自是意气风发。及至后来，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从此贬谪数十年，漂泊后半生，看遍了人世的沧桑。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15]。“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16]、“笑劳生一梦”[17]、“万事到头都是梦”[18]、“世事一场大梦”[19]、“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20]、“身外傥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21] 、“只堪妆点浮生梦”[22] ，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归临皋》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人生如梦”的思想，在苏轼的词里不断出现。
苏轼慨叹着时光的流逝和人世的无常。“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 、“与君各记少年时，须信人生如寄” 、“人生几度秋凉” 、“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无不在感叹着人生易老，韶华易逝。几许悲凉，几许无奈。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23]
他低吟：“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乾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24]在一贬再贬的仕途生涯中，他尝够了漂泊，看惯了无常，“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他已经不想再争什么名什么利，他不想再“说短论长”，他“幸对清风皓月”只想来个“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然而，“谁解其中味”呢？“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渐入中年，苏轼依然念念不忘他“齐家治国平天下”、“致君尧舜”的理想，《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当然已无法相契，学士自我勉励，暗示自己青春还在、豪气依旧。然而，此时已经三十九岁的他，将入古人所说的“不惑之年”，青春已随流年去，此身不过区区一小太守？谁服！而现实终归是现实，他当然不知道自己此后的仕途会越走越坎坷，“致君尧舜”之凌云壮志愈加暗淡，长叹“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而最难得的当属他的政治理想，不容于朝中的岁月，在远离政权中心的贬所依然不忘济世、服务百姓，在事业上成就一番作为，他所到之处，都积极为民众办实事，处处留有“政声”。在风翔他被称为：“苏贤能”；在杭州疏浚西湖，修建苏堤；在海南他又建医院，学校等。在文明创作上，他的最优秀诗篇都是在贬所中写就；在生活方面，所到之处都能密切联系群众，深得当地人民爱戴。苏轼在民间影响极大，东坡巾、东坡帽、东坡扇、东坡酒等等，或时髦一时，或流传至今。足见苏轼在民间影响之大。
从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变成被一贬再贬的“天涯流落客”，苏轼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面对逆境，一般人或许早已承受不住。然而苏轼却选择了用乐观、豁达的态度来看待人生的风风雨雨，就算时光易逝，依然高唱“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鼓舞着自己；自我宽慰：“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情耳” ，人生，不过求个“自乐”。
这种悟，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呢？
三、叹“佳人相见一千年”
苏轼一生两妻一妾，暮年却以鳏夫身份飘零人世、陨落阴府。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十六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后病逝。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官海沉浮中，与之同甘共苦。25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苏轼的侍妾王朝云，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词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也先于苏轼在惠州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人生得如此娇妻美妾，夫复何求？她们贤淑、知书达理，与苏子相濡以沫，在苏子坎坷的仕途生涯中舍命陪君子、湖海相随，可是，终究一个个都先作了土，留给苏子深切的疼痛和哀思。中国自古有“三悲”一说：幼年丧父，中年丧夫，晚年丧子。苏子三丧其爱侣，雁要成阵，蝶亦双飞，何况万物之灵长？苏子之痛尽在不言中矣。命运如此，天地同悲。如此，他思念她们，用文字缅怀她们，用深邃的内心思考生命。“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25]、“ 轻云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26]，茫茫人生路，“二十五弦弹不尽，空感慨，惜余情”[27]，“一盏寿觞谁与举”[28]？“高情已逐晓云空”[29]，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後风流陌上花”，唯有“对清风皓月”、“一曲满庭芳”，“还酹江月”。
第二章 超然自适与儒道释思想的关系
一、超然自适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读书人都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所谓“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当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或遭遇挫折时，会有以下表现：一、殉道。即用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如屈原自沉汨罗江。二、抱怨。即在诗中抒发穷困愁苦、怀才不遇的怨气。
陶渊明的诗多有贫病愁苦之叹，以及对仕途郁郁不得志的抱怨。以李白的豪放也不免颓废；杜甫关心国计民生，但抱负不能施展，多有失意的悲愁之吟。像《登高》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陈子昂之“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李白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等。
但到了苏轼则完全成就了一派豪放超然、飘逸豁达的词风，对人生的富泰穷通充满谅解，表现出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同样有所作为”的胸怀。
苏轼从小就有“奋厉有当世志”的儒家济世的志向，即“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十六岁时，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宋史·苏轼传》中有这样的记述：苏轼少时，母亲程氏教其汉书《范谤传》。范谤是东汉党争时受迫害的一个忠臣，任命为清诏使的时候，慨然有澄清天下的志向。后受迫害时，不苟且偷生，宁愿付出生命。临别辞母时说：“为儿不孝，没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范母说：“一个人既想成就名节，又想富贵寿考，岂能两全？母亲愿你去完成理想。”读到这里时，小苏轼发誓长大了也要做范谤。而当现实命运是“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的时候，他并不消沉悲观，其诗词显出了黑色幽默的味道，“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30]，“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31]，“生逢尧舜仁，得作岭海游”[32]，他把贬谪岭海这样的不幸当成君恩，使他得以游山玩水，这样飘然旷达的胸襟何尝不是一种适世的智慧呢？
二、超然自适与道家思想的关系
苏轼少年时代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他自幼喜欢《庄子》。在其诗词中随处可见道家思想的影子。“方士三山路，渔人一叶家”[33]，“方士三山”，道家语也。“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34]，“姑射仙人”是《庄子·逍遥游》中的故事：“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这个故事是比喻一种很高的修养。说是在藐姑射的山上，有一得道真人，肌肤像冰雪样洁白，姿态像处女样美丽，洪水滔天而不会被淹死，大旱使金石融化、土山枯焦而他不会被伤害。——这实际上表达的是道家在精神上自我保全的一种操守。此外，《庄子·养生主》中还讲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今臣之刀近十九年矣，所解牛数千矣，而刀刃如新发于硎。”这讲的是修养的问题。《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这种高远的、不受拘束的、超远旷达的思想，《庄子》里还讲了很多。苏轼小时侯读《庄子》，他说：“吾昔有见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35]说明苏子对道家学说精髓早悟。而“造物本无物，忽然非所难”、“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身外徜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这种忘情物我、超脱物外、人生如梦的感叹，深受道家的超脱物我的思想影响。道家的“空无”指的是外物的空无。“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 、“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 ，道家语也。前者典出《庄子·齐物论》，“虚舟” 出自《庄子·山木》。在这里，“虚舟”代表的是一种内心的宁静与淡泊。
道家思想的另一个精髓就是“逍遥”。在苏轼的诗词里，这种“逍遥”是由“谪仙”李太白所表现的。李白性不羁而好老、庄，人称“谪仙”。苏轼词云：“临江一见，谪仙风采，无言心许”[36] 。道家的思想里，也有“空”和“无”。与佛家的“空”和“无”不同的是，道家的“空无”指的是外物的空无，而佛家则是一切皆空无。在词中，苏轼多次用“狂”字，如“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奔走尘凡”[37] 、“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38] 、“老夫聊发少年狂”[39]、“美酒一杯谁与共。尊前舞雪狂歌送”[40] 、“垂杨系马恣轻狂”[41]、“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42]、“谁怜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忆孟诸”[43]，此“狂”，即源自李太白“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之狂。李白近于癫狂，而苏轼疏狂，二者程度不同，但“逍遥”、“潇洒”之意，二者同源于老、庄。苏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中说“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他只想“万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闲挂百钱游”，这样的仙风道骨正是道家思想对苏轼的渗透，从而成就苏轼豪放超然、飘逸豁达的修行。
三、超然自适与释家思想的关系
苏轼有一诗：“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44]其诗句清丽脱俗，婉如出水莲花，佛家之空灵跃然纸上。
苏轼的超然自适里，有着几分儒家济世之苦心，几分道家“逍遥”，又有着释家的睿智和空灵。
“寓身此世一尘沙” ，禅家语也；“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取慧能偈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45]之意，亦是禅家语。“人生如梦”，“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本来就是佛家的思想。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苏轼妾朝云卒，苏轼作诗悼之，并作墓志，于惠州栖禅寺大圣塔葬处作亭覆之，名之“六如亭”。“六如”，出自《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万事万物，于佛家看来，不过是空，以此眼光看世界，则一切忧惧，都是尘土。苏轼的洒脱里，带着佛家的淡然和空灵，“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他从来就认为“万事从来风耳过，何用不著心里”，“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46]。他认为，凡事只有“游于自然”“忘情物我”达到“无愁可解”的境界才是最上乘。所以他虽被贬南荒儋州，却有“三适”—— 就物质生活讲，苏轼父子在儋州确实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但就精神生活讲，苏轼仍“超然自得，不改其度”[47]。组诗《谪居三适》集中表现了他这种“超然自得”的生活情趣。一是《旦起理发》：“少年苦嗜睡，朝谒常匆匆。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何异服辕马，沙尘满风鬃。鞍响珂月，实与竏械同。”年轻时候，睡眠很好而忙于朝谒，痒未搔足就要衣冠楚楚地朝谒上司，拜会同僚，如服辕之马，如竏械加身，很不自由。现在好了，每天可以“安眠”到“日出”，才起来梳头，清爽极了：“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 ”二是《午窗坐睡》，两脚盘在蒲团上，两肘靠着竹几，沉沉入睡，重游“无何有”之乡：“蒲团盘两膝，竹几阁两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三是《夜卧濯脚》：“长安大雪年，束薪抱衾。云安市无井，斗水宽百忧”，长安柴贵，云安水贵，都不可能舒畅地濯足。儋州虽然米贵，“得米如得珠”；但柴水不缺，可任情“濯足”：“瓦盎深及膝，时复冷暖投。”这里虽然缺药，但洗脚就可疗脚疾：“土无重讲(脚肿)药，独以薪水疗。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谁还会再次把足裹起来，去做虚有仪表的猕猴呢?以上《三适》，都是在官场中享受不到、也体会不到的人生之趣，所以他说：“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公(腰悬金印的人)?”
苏轼的这种忘情物我，无愁可解的达观性格是与佛家的“静而达”思想影响有关的。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人生是无常的，充满痛苦，只有信奉佛教，努力修行，才能彻底摆脱苦恼，进去涅槃境界。佛教的基本学说有“四谛”[48]、“八正道”[49]、“五蕴”[50]、“十二因缘”[51]、“三法印”[52]、“三学”[53]等。而三学是佛教修行的根本之道。三学即是戒定慧。而苏轼忘情物我主要受戒定慧之一的“定”的影响。定是指精神的安定统一，但心静为方法有种种程度的不同，普通人日常心静的欲境界，并不是真正的精神统一；真正的精神统一称为根本静。修心禅定主要目的是使心统一，从而能以明镜止水般的心，观察诸法实相，获得正确的智慧；使心空明，从而能采取适切的判断，作出迅速确切的处置。禅定的目的，即在依定得慧。[54]
由此可见，苏轼之“左角看破楚，南柯闻长滕。钩帘出乳燕，穴纸出痴蝇。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55]已深悟佛家以慈悲为怀之思想。他了悟人生实相，“万事从来风耳过，何用不著心里”、 “寓身此世一尘沙” ，只愿“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56]，只愿挂“累累一串珠”，“遗响下清虚”[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