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抢占东北先到先得：曾克林四小时横跨“天下第一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9/30 01:28:03
【摘要】：率军进驻东北的第一人，就是9岁时就失去双亲的农家儿郎，后来的海军航空兵司令员曾克林将军，当年刘少奇同志称他是抢占东北的“先锋官”……
曾克林（中）在东北与指战员在一起，右二为罗荣桓 进关前，曾克林（中立者）向战士们做动员
拉响抢占东北战争导火索的人物，是一个9岁时就失去双亲的农家儿郎。他就是海军航空兵原司令员曾克林将军，是我党率军进驻东北的第一人，当年刘少奇同志称他是抢占东北的“先锋官”。
绕过山海关，只用四小时解放“天下第一关”，这是我军与苏联红军在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次合作。
1938年8月1日，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一大队在瓦窑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不久，派曾克林带领200多名同志到冀东北工作。
冀东是制我的故乡唐山地区，这里北据长城，南临渤海，西控京津，东至山海关，是东北联系华北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45年，抗日战争迎来了黎明前的黑暗。1月，十二团在滦东（今天的滦县）扩大成立了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曾克林任司令。
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9日清晨，苏联百万红军兵分东、北、西三路，突破日本法西斯和伪满三千公里防线进入东北。8月10日，朱德总司令代表八路军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发布了第一号大反攻的命令，所有抗日武装部队“依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期投降。……”第二天，又发布了第二号命令，指出为配合苏联红军作战，“现驻河北、辽宁边境的……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曾克林——抢占东北“先锋官”
8月25日，十六军分区由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麾下十二团、十八团、朝鲜支队和分区直属队4000人，从抚宁县出发，向锦州、沈阳方向前进。
当时，山海关驻有日军600多人，伪军1000多人，还有警察大队及敌宪兵、特务等防守，且离重要港口秦皇岛敌伪据点很近。而在长城内外还有敌人的19个旅、27个讨伐队、两个骑兵团和华北伪“治安军”3个团，共有10万人。虽然日本已宣布投降，但并没有放下武器，而许多日伪军按蒋介石的“命令”仍固守据点，完整地保持着战斗力，拒绝向我军投降。
曾克林分析形势当即决定:避开山海关，绕道北边的九门口长城关隘，速向锦州、沈阳挺进。
8月28日，曾克林率军一路势如破竹，所遇敌人纷纷缴械，并占领了柳江和日伪盘踞的石门寨煤矿，截断了秦皇岛、山海关敌人的燃料基地。
这时，军分区副参谋长罗文送来重要情报:有一支苏联红军侦察小分队从林西、赤峰方向经柏寿、前所，向山海关奔来。曾克林接到报告激动万分，立即决定以隆重的方式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
谁知道由于语言不通，苏联红军一见面就将曾克林所属欢迎部队团团围住，并要缴械。后经苏军的蒙籍翻译才解除误会，大家互相握手亲切拥抱，共庆胜利会师。
两军会师后，曾克林增添了更大的信心和力量，突发奇想：“我们何不来一个回马枪?”
曾克林迅速将这一想法用电台报告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现仍然健在，去年还参加了纪念唐山抗震救灾30周年的活动），得到了批准。接着，曾克林和唐凯就请求苏联红军一起攻打山海关。
可偏偏苏军不同意，理由是：“我们的任务是到东北作战，山海关属于华北，我们不能去。”
“我们是受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来的，任务是配合你们作战，收复东北失地，接管东北主权。而山海关是我军通往东北的要道，还有日军的战斗部队没有缴械投降，不打败他们，怎么谈得上配合?”曾克林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了苏军，由我军主攻，苏军配合。
因为山海关是历史古城，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曾克林决定“先礼后兵”，先后两次向日伪军发出了“受降通牒”，均遭敌人拒绝。
下午5点，曾克林下达了总攻命令，战斗开始。经过4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解放了山海关。
“山海关之战”是我军与苏联红军在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与外军的并肩战斗。
沈阳：一支没有军衔的部队进驻
“山海关之战”后，曾克林一路接管绥中、兴城、锦西和锦州。9月5日早晨，沈阳铁西区高耸入云的烟囱已经映入官兵的眼帘。
沈阳是8月21日由苏联红军解放的。当曾克林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八路军部队进来时，苏军事先没有接到我军的照会及联系，所以就感到非常突然。当他们看到一支没有军衔的部队来得这么迅速，就非常怀疑，速调部队将我们的火车包围起来，不准曾克林部下车。
在这关系到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曾克林和同志们迅速作出决定:一定要争取留下来。于是，他就和张化东、刘云鹤等5名地方干部，前往苏军驻沈阳城防司令部交涉。
苏军城防司令卡夫通少将一见面就十分傲慢地责问曾克林:“你们是什么部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冀热辽地区抗日的部队。我们是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挺进东北，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收复失地，接管东北，维持东北秩序的。”曾克林心平气和地说。
“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高统帅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第一次交涉不了了之。
曾克林回到火车上，和唐凯等商量。经过讨论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虽然中苏条约限制了我们的行动，但八路军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军队，是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武装，有权进驻沈阳，接管东北。况且我们有中央的二号命令，一定要和苏军力争。
然而，卡夫通仍然固执己见，蛮不讲理，坚持不让曾克林部下车。
这时，曾克林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你们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领导的部队；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部队，我们中苏两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什么对我们发脾气?我们提出抗议!”
紧绷着脸的卡夫通两手一摊，耸耸肩。第二次交涉还是没有结果。
可是部队已经在车上停留一天，吃喝拉撒睡都成了难题。怎么办?下午三点，曾克林和唐凯第三次找卡夫通交涉。
这一次，曾克林和唐凯的态度都很强硬。一见到卡夫通时，唐凯伸出手，捋起衣袖，指着参加革命后手臂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一边比画一边大声说:“毛泽东!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
曾克林据理力争:“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战斗过了，又在锦州与你们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要我们来，让谁来?”
“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问莫斯科……”
连珠炮般的质问，令卡夫通哑口无言，十分尴尬。卡夫通感到很有道理，但他又感到很为难。经过商量，最后终于同意部队下车，但要驻到离沈阳30多公里外的苏家屯。尽管这种安排不能令人满意，但也算是取得了初步胜利。
当日傍晚，部队接到下车命令，行动非常迅速，两千人的队伍一下子就集合得整整齐齐，实枪荷弹，威武雄壮。
八路军进入沈阳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沈阳的大街小巷。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店员、市民冲破汉奸、特务、国民党地下军的阻挠，潮水般地拥向车站、街头，三四万群众挥动着旗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不愿当亡国奴!”、“抗日胜利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十分感人。
此情此景也感动了苏军。卡夫通马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度，通知曾克林：“你们不是一般的队伍，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
9月7日，苏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军事委员图马尼扬中将和各兵种军长接见并宴请了曾克林和唐凯。席间，苏军不仅对他们过去的行为表示道歉，还换以“同志”互相称呼。经双方研究，为照顾苏军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限制的处境，八路军将对外的称呼改成东北人民自治军。这样，曾克林率领的第一支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就取得了合法而有利的地位，并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区司令部。曾克林任司令，唐凯任政委。两三天内就解除了沈阳15000多伪军、宪兵的全部武装。
曾克林，1913年出生于江西兴国，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历任连指导员、团参谋长、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副军长、海军航空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后来，苏军要我军离开沈阳，曾克林飞回延安汇报，他的延安之行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分量。
著名的“杨家岭会议”上，中央及时改变战略方向，作出了新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中央改变南下意图，将原来计划从延安等地派到中南华东的部队和干部一律改派东北；并准备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干部到东北；中央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临时东北局，由彭真同志任书记，并派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同志由曾克林陪同，立即乘飞机到东北工作，并令在途中的林彪不再去山东，转赴东北，统一领导军事工作。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战略决策的转变是伟大的，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它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在这个转变的关键时刻，曾克林提供的重要情报坚定了中央的信心和决心，其历史贡献将永载史册!
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曾克林
【附：曾克林将军生平】
曾克林，江西省兴国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班长、排长、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参加了红军长征和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学员、队长、军分区参谋长、军分区参谋长兼团长、军分区司令员、沈阳卫戍司令部司令员等职。
参加了潘家峪、山海关、兴城、绥中、锦州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纵队副司令员、东北军区辽东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纵队司令员、辽南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纵队副司令员、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师师长等职，参加了辽阳、本溪、四平、通化、四保临江和辽沈、平津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奉命参加空军组建工作，后历任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兼航一师师长，海军后勤部副部长等职，参与组织指挥了解放一江山岛等战役战斗，为海军航空兵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曾克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7年3月1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曾克林（中）在东北与指战员在一起，右二为罗荣桓 进关前，曾克林（中立者）向战士们做动员
拉响抢占东北战争导火索的人物，是一个9岁时就失去双亲的农家儿郎。他就是海军航空兵原司令员曾克林将军，是我党率军进驻东北的第一人，当年刘少奇同志称他是抢占东北的“先锋官”。
绕过山海关，只用四小时解放“天下第一关”，这是我军与苏联红军在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次合作。
1938年8月1日，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一大队在瓦窑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不久，派曾克林带领200多名同志到冀东北工作。
冀东是制我的故乡唐山地区，这里北据长城，南临渤海，西控京津，东至山海关，是东北联系华北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45年，抗日战争迎来了黎明前的黑暗。1月，十二团在滦东（今天的滦县）扩大成立了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曾克林任司令。
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9日清晨，苏联百万红军兵分东、北、西三路，突破日本法西斯和伪满三千公里防线进入东北。8月10日，朱德总司令代表八路军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发布了第一号大反攻的命令，所有抗日武装部队“依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期投降。……”第二天，又发布了第二号命令，指出为配合苏联红军作战，“现驻河北、辽宁边境的……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曾克林——抢占东北“先锋官”
8月25日，十六军分区由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麾下十二团、十八团、朝鲜支队和分区直属队4000人，从抚宁县出发，向锦州、沈阳方向前进。
当时，山海关驻有日军600多人，伪军1000多人，还有警察大队及敌宪兵、特务等防守，且离重要港口秦皇岛敌伪据点很近。而在长城内外还有敌人的19个旅、27个讨伐队、两个骑兵团和华北伪“治安军”3个团，共有10万人。虽然日本已宣布投降，但并没有放下武器，而许多日伪军按蒋介石的“命令”仍固守据点，完整地保持着战斗力，拒绝向我军投降。
曾克林分析形势当即决定:避开山海关，绕道北边的九门口长城关隘，速向锦州、沈阳挺进。
8月28日，曾克林率军一路势如破竹，所遇敌人纷纷缴械，并占领了柳江和日伪盘踞的石门寨煤矿，截断了秦皇岛、山海关敌人的燃料基地。
这时，军分区副参谋长罗文送来重要情报:有一支苏联红军侦察小分队从林西、赤峰方向经柏寿、前所，向山海关奔来。曾克林接到报告激动万分，立即决定以隆重的方式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
谁知道由于语言不通，苏联红军一见面就将曾克林所属欢迎部队团团围住，并要缴械。后经苏军的蒙籍翻译才解除误会，大家互相握手亲切拥抱，共庆胜利会师。
两军会师后，曾克林增添了更大的信心和力量，突发奇想：“我们何不来一个回马枪?”
曾克林迅速将这一想法用电台报告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现仍然健在，去年还参加了纪念唐山抗震救灾30周年的活动），得到了批准。接着，曾克林和唐凯就请求苏联红军一起攻打山海关。
可偏偏苏军不同意，理由是：“我们的任务是到东北作战，山海关属于华北，我们不能去。”
“我们是受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来的，任务是配合你们作战，收复东北失地，接管东北主权。而山海关是我军通往东北的要道，还有日军的战斗部队没有缴械投降，不打败他们，怎么谈得上配合?”曾克林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了苏军，由我军主攻，苏军配合。
因为山海关是历史古城，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曾克林决定“先礼后兵”，先后两次向日伪军发出了“受降通牒”，均遭敌人拒绝。
下午5点，曾克林下达了总攻命令，战斗开始。经过4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解放了山海关。
“山海关之战”是我军与苏联红军在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与外军的并肩战斗。
沈阳：一支没有军衔的部队进驻
“山海关之战”后，曾克林一路接管绥中、兴城、锦西和锦州。9月5日早晨，沈阳铁西区高耸入云的烟囱已经映入官兵的眼帘。
沈阳是8月21日由苏联红军解放的。当曾克林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八路军部队进来时，苏军事先没有接到我军的照会及联系，所以就感到非常突然。当他们看到一支没有军衔的部队来得这么迅速，就非常怀疑，速调部队将我们的火车包围起来，不准曾克林部下车。
在这关系到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曾克林和同志们迅速作出决定:一定要争取留下来。于是，他就和张化东、刘云鹤等5名地方干部，前往苏军驻沈阳城防司令部交涉。
苏军城防司令卡夫通少将一见面就十分傲慢地责问曾克林:“你们是什么部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冀热辽地区抗日的部队。我们是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挺进东北，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收复失地，接管东北，维持东北秩序的。”曾克林心平气和地说。
“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高统帅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第一次交涉不了了之。
曾克林回到火车上，和唐凯等商量。经过讨论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虽然中苏条约限制了我们的行动，但八路军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军队，是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武装，有权进驻沈阳，接管东北。况且我们有中央的二号命令，一定要和苏军力争。
然而，卡夫通仍然固执己见，蛮不讲理，坚持不让曾克林部下车。
这时，曾克林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你们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领导的部队；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部队，我们中苏两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什么对我们发脾气?我们提出抗议!”
紧绷着脸的卡夫通两手一摊，耸耸肩。第二次交涉还是没有结果。
可是部队已经在车上停留一天，吃喝拉撒睡都成了难题。怎么办?下午三点，曾克林和唐凯第三次找卡夫通交涉。
这一次，曾克林和唐凯的态度都很强硬。一见到卡夫通时，唐凯伸出手，捋起衣袖，指着参加革命后手臂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一边比画一边大声说:“毛泽东!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
曾克林据理力争:“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战斗过了，又在锦州与你们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要我们来，让谁来?”
“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问莫斯科……”
连珠炮般的质问，令卡夫通哑口无言，十分尴尬。卡夫通感到很有道理，但他又感到很为难。经过商量，最后终于同意部队下车，但要驻到离沈阳30多公里外的苏家屯。尽管这种安排不能令人满意，但也算是取得了初步胜利。
当日傍晚，部队接到下车命令，行动非常迅速，两千人的队伍一下子就集合得整整齐齐，实枪荷弹，威武雄壮。
八路军进入沈阳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沈阳的大街小巷。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店员、市民冲破汉奸、特务、国民党地下军的阻挠，潮水般地拥向车站、街头，三四万群众挥动着旗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不愿当亡国奴!”、“抗日胜利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十分感人。
此情此景也感动了苏军。卡夫通马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度，通知曾克林：“你们不是一般的队伍，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
9月7日，苏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军事委员图马尼扬中将和各兵种军长接见并宴请了曾克林和唐凯。席间，苏军不仅对他们过去的行为表示道歉，还换以“同志”互相称呼。经双方研究，为照顾苏军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限制的处境，八路军将对外的称呼改成东北人民自治军。这样，曾克林率领的第一支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就取得了合法而有利的地位，并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区司令部。曾克林任司令，唐凯任政委。两三天内就解除了沈阳15000多伪军、宪兵的全部武装。
曾克林，1913年出生于江西兴国，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历任连指导员、团参谋长、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副军长、海军航空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后来，苏军要我军离开沈阳，曾克林飞回延安汇报，他的延安之行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分量。
著名的“杨家岭会议”上，中央及时改变战略方向，作出了新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中央改变南下意图，将原来计划从延安等地派到中南华东的部队和干部一律改派东北；并准备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干部到东北；中央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临时东北局，由彭真同志任书记，并派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同志由曾克林陪同，立即乘飞机到东北工作，并令在途中的林彪不再去山东，转赴东北，统一领导军事工作。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战略决策的转变是伟大的，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它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在这个转变的关键时刻，曾克林提供的重要情报坚定了中央的信心和决心，其历史贡献将永载史册!
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曾克林
【附：曾克林将军生平】
曾克林，江西省兴国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班长、排长、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参加了红军长征和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学员、队长、军分区参谋长、军分区参谋长兼团长、军分区司令员、沈阳卫戍司令部司令员等职。
参加了潘家峪、山海关、兴城、绥中、锦州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纵队副司令员、东北军区辽东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纵队司令员、辽南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纵队副司令员、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师师长等职，参加了辽阳、本溪、四平、通化、四保临江和辽沈、平津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奉命参加空军组建工作，后历任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兼航一师师长，海军后勤部副部长等职，参与组织指挥了解放一江山岛等战役战斗，为海军航空兵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曾克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7年3月1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