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胡乔木

我感到在中共历史上，胡乔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特殊到只有唯一一个这样的人物。我记得1940年前后，延安《中国青年》杂志上登过他一首诗，中有“雨后的繁花，笑满了春山”这么明丽生动的句子，一吟及此，就会令人感到绚烂美丽，生意盎然。但是，老年后同一作者却又吟出了“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的诗句来，反差似乎太强烈了。　　胡乔木的特殊是多方面的，并不是说他权大，后来加上位高，言足以动天下，而主要还是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我觉得，胡是中共历史上的才人之一。在中共历史上，有的人不是才学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根本上是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开路先锋，是全民族的优秀代表，他们不是、也不必以才名世。后来一批人，如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这些人是老革命家，也是中共知识分子当中很有才的人，尤其是瞿秋白。但是这些人牺牲得早，他们的才学没有得到发挥。再下来，就是张闻天、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这几个，他们跟胡乔木不同。他们在党内名义上都较早地占过重要的领导地位。他们在党内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学，而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机缘。再下来，就是党内很著名，但没有占重要地位的人，这就很多了，像李一氓、成仿吾、阳翰笙、周扬、夏衍、邓拓这批名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共历史上也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名声都很大，但跟胡乔木的地位不能比，这些人在才学的广度上，可能也比不上胡乔木。我觉得胡乔木的才学，主要是广度，有些地方也有深度，不是泛泛地知道一些。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对马克思的某些著作似乎也不曾用过什么功夫的。中共历史上有个特点，掌宣传大权的人，几乎没有谁认真读过马克思（张闻天读过）。胡乔木另有个最特别的地方，是其他人远远赶不上的，他在品评文字这方面，具有特殊的能力，而且我认为在道理上他都是对的。尽管这样，他本人的文字则并不特别吸引人，远远不及陈伯达。他并未留下个人风格，十分可惜。这是什么道理？他的思想受到了太多的限制，文章写得不放手，并不使人爱读。　　胡乔木在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面的广度上同康生比，恐怕比不上，尤其在甲骨文、金文、版本、戏曲等方面，远不如康生。胡的工作比康生忙十倍，一到了延安，就没有闲的，而且一直到他离开工作。胡工作的紧张程度，是超过常人的。作为职业革命家，他全心全意，呕心沥血，把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生命贡献给了共产党，贡献给了革命。在党内，熟悉胡乔木的人现在还较多。解放后，打倒“四人帮”后，跟他直接长久发生密切关系的，至少几十上百个。我只知道一些过去的琐事。　　胡的知识来源，跟他的学校很有关系。他就读的中学是扬州中学，毕业后，进的是清华大学，后来又转到浙江大学，都是全国最著名的学校。但从根本上讲，是胡本人聪明、用功、求知欲旺盛、思想活泼，他杂书特爱读。他参加革命活动很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致力学问，但他还看偏僻、专门的书。所以，在这些地方，你只有叹服。　　党中央在1937年初迁入延安，算是定下来了。当时特别缺乏文教宣传干部，在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听说就调了陈伯达、周扬、艾思奇、胡乔木等一批著名人物到延安。　　胡乔木在党办的离西安不远的安吴堡安吴青训班当副主任（这个“青训班”是为未获准立即到延安去的进步青年们办的），主任是冯文彬，主持教务的是胡乔木。胡乔木不久后回到延安。一直到1947年延安撤退，他一直在延安。除了那些主要领导人毛、张、周、朱及其他重要领导人外，他实际是延安天空众星当中最亮的一颗星了。他地位不高，岁数不大，不到30岁。但是，当时很多事情都是他做的，1941年毛把他叫去当政治秘书后，就充分起了这个作用。这之后，还相继有中央政治局秘书等名义，我就不清楚了。　　1942年2月初，毛作第一次整风报告《反对党八股》。这个报告前十来天，即1942年1月29日凌晨，张闻天就自觉离开了杨家岭，去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作调查工作了（我是跟着下去的七八个青年之一）。张是被迫但又是主动要求下去的，因为这样便于毛的整风部署——他本人有30年代初的欠账，另一方面又有遵义会议以来的“明君”名义与形象。从大局着想，张作了一个不发宣言的自动全面“引退”。后来听说，张的中宣部部长已于1941年夏免去，由凯丰出任宣传部长。凯丰在党内无威信，长征的同志们都知道1935年遵义会议时，他还在反对毛主席，这事在延安是作为讲课之用的。我的印象，抗日战争后，在延安可以公开点名批判过去犯过错误的，只有李立三、凯丰和邓发三人。凯丰长期多病，中宣部一职，很难视事，此事遂被指定由胡乔木去代行（全文10800字）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