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做法遭质疑

　　思 考

　　三亚的做法，是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拆迁安置捆绑挂牌出让，事实上是把一级开发、二级开发一揽子出让，但是在土地出让扣除拆迁费用之后，政府又对拆迁部分实行了“次市场化”处理———拆迁费用必须“经政府科学的总体评价后，出台总体拆迁指导价格”，拆迁操作又多半必须交给“地块所在居委会成立的拆迁公司”。

　　这样的改革思路，确实前所未有，其优点也是明显的。其中最大的好处，是政府不再和一家一户的被拆迁户打交道，转而交给地块所在居委会办的拆迁公司。而这种公司运作拆迁事务，最大的优点是人头熟、地面熟，哪一家的违章建筑是什么时候建的，怎么建起来的，是否应该付给拆迁补偿，他们往往比政府部门更清楚。更重要的是，由于其主体地位是“公司”，节约出来的拆迁费用可以“拿出一定比例发展社区经济”，因此与拆迁户讨价还价的动力要比政府人员足，从总体来讲将会节余拆迁费用。

　　但如此改革令人担忧之处也有不少。其中最大的担忧，还是上述的“次市场化”处理。人们有理由质疑：既然政府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拆迁安置捆绑挂牌出让，也就意味着拆迁费用要由土地竞得人自己来出，而这样的“政府制定”是否涉嫌以公权插手市场呢？

　　另一个让人担心的是，注册资本50万元的“居委会拆迁公司”，却要运作高达数千万元的拆迁业务，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能量？谁来为他们提供资金运作担保？此外，拆迁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绝不是“我给钱、你走人”那么简单。如果遇到经济方式无法解决的现实困难，“居委会拆迁公司”又怎么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协调资源、解决被拆迁户的问题呢？

　　由此看来，在拆迁问题上，政府虽然交出了与一家一户补偿谈判的棘手问题，但是责任同样不轻。其一，拆迁费用的估值问题，由于涉及到价值评价权的认定，所有解决起来未必很轻松；其二，“居委会拆迁公司”由于前所未有，其官商、民商混合的特殊身份，政府有责任对其进行规范化监督；其三，拆迁补偿由“政府———民众”改为“公司———民众”，政府的角色应该更加中立，拆迁中的违法行为，显然是政府应该特别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