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之女：父亲被特赦后曾独自到戴笠墓前祭奠

沈醉之女：父亲被特赦后曾独自到戴笠墓前祭奠 2010年09月06日 08:11 环球人物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25条核心提示：父亲被特赦后，对戴笠个人的感情依然念念不忘。他还曾经独自一人跑到南京戴笠墓地去祭奠他。只不过，父亲已认识到：戴笠和自己曾经对共产党和革命人士残酷迫害，确实是罪不可赦，令人痛恨。虽说戴笠的知遇之恩使他在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深渊里越陷越深，但当年若不是自己那么野心勃勃，那么死心塌地地效忠蒋家王朝，也不至于最后落得个身陷囹圄、妻离子散。这也是咎由自取， 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的名字，对我来说曾经非常陌生。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坠机身亡时，我还不到半岁。1949年8月，云南和平解放前夕，母亲带着我们6个孩子去了香港，当时我4岁。1949年12月，父亲被云南省主席卢汉当成“被俘战犯”交给了解放军，进了监狱，从此与母亲失去了联系。

我是在1964年上高中时，才听说戴笠的名字，知道他是蒋介石侍从副官，1930年建立了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我也听说了他与父亲的关系。不过，当时我只认为父亲是戴笠信赖的心腹。直到“文革”后，我在帮父亲整理撰写回忆录《我这三十年》和《魔窟生涯》时，才认识到，戴笠对父亲的影响是何等的举足轻重。可以说，戴笠曾是父亲命运的主宰。

从高呼抗日到投奔特务

事情还要从父亲被抓说起。1950年，母亲让大舅带着我和大姐回长沙打听父亲的下落。大舅听说父亲被捕，就把我寄养在长沙的伯外公(外公的哥哥)家里。那时候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伯外公一家人不敢把父亲的事情告诉我，甚至连父亲的名字都不提，更别说他与戴笠的渊源了。伯外公说，我的父母已经死了，我也信以为真。

1960年底，父亲作为第二批战犯被特赦，伯外公从报纸上得知后，才告诉我父亲的名字叫“沈醉”，曾是国民党军统云南站少将站长，而且还活着。当时，我并没有什么感觉，更没想要去找父亲。几个月后，父亲从香港母亲的信中知道了我的地址，主动来信跟我取得了联系。1961年暑假，他把我接到北京玩了一个礼拜，十分宠爱我。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父亲被安排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刚刚初中毕业的我，在长沙参加完中考后，也破例转学到北京上了高中。这时，我才对“父亲”有了一点感性认识。

父亲191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国民党陆军中将，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戴笠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副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

父亲少年时，一直对比他大10来岁的姐夫余乐醒极为敬佩。余乐醒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最早的党员。北伐时，他曾担任北伐军叶挺独立团的团教导员，后又被党组织派去苏联学习情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正在上初中的父亲积极跟着同学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与前来镇压的军警打斗，因此被学校开除。1932年初，“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消息传到湖南，父亲便决定去上海，投奔定居上海的余乐醒，想追随他去抗日、干革命。可是，等他到上海时，淞沪抗战早已结束，余乐醒也已脱党，被戴笠请去担任了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父亲依然对他敬佩有加，一心要跟随他干。余乐醒拗不过他，就安排他在身边当了个联络员，负责给上海特区管辖的四个情报组送文件，取情报。可是，余乐醒没有想到，父亲这个小联络员，很快就被戴笠看中了。

伪装记者搞情报

复兴社刚成立时，戴笠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思想复杂，有些人的资历比戴笠还老，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戴笠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急需培养心腹。

戴笠在杭州警官学校办了一个特训班，自己兼任特训班特派员，办公室就设在警官学校里。父亲一次奉余乐醒之命到杭州去给戴笠送信，戴笠一见父亲那么年轻、单纯，还带几分孩子气，就很感兴趣，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戴笠一改往日对部下的严肃，对父亲格外和蔼。除了邀请他共进午餐，还破例给了父亲100元钱。戴笠说自己的儿子与父亲同岁，正在上海读大学，邀请父亲与他儿子放假一起到南京玩。

戴笠的态度让父亲受宠若惊，他一回上海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余乐醒。余乐醒也很奇怪，他估计这是戴笠有心要栽培父亲。不出所料，几个月后，上海法租界原情报组组长情报不实，被解职关押，戴笠指定父亲接替了他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