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清末民初：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西北的文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6 06:43:45
研究中国近代史怎么可以不了解莫理循？
王府井追寻莫理循
京报网 www.bjd.com.cn 日期:2006-04-03 15:06 网络编辑 : zhangshuliang
北京著名商业街王府井大街，曾有一个英文街名，叫“莫理循大街”，其英文街名MorrisonStreet的名牌从1915年一直挂到1949年。这一珍贵历史资料，在最近出版的大型图册《莫理循眼理的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得以呈现。
莫理循是一位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澳大利亚人。1897年至1920年，他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购置房产，先担任了《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后受聘民国政府的政治顾问。他在住宅所建的私人图书馆“莫理循文库”，曾使当时到北京的老外大伤脑筋，因为他们一下火车就被人力车夫拉往莫理循家，人力车夫认为，所有来北京的洋人都是冲着莫理循而来。莫理循在中国生活的这20余年，正是中国社会改朝换代大动荡时期: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称帝、巴黎和会等等，莫理循留下的大量相关日记、书信、文件和图片，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外交流史的重要宝库。这些资料在澳大利亚新州米歇尔图书馆沉睡了近百年，莫理循也渐渐被人遗忘。
《莫理循眼理的近代中国》的出版，前后历经将近十年。该书责编林冠珍1997年参加澳大利亚举办的中国书展，第一次听到“莫理循”，后来她翻遍所有的资料，最终在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选》中初识“莫理循”。研读这两本书后，她感慨:“研究中国近代史怎么可以不了解莫理循？”
在她的努力下，福建教育出版社先后组织翻译出版了《北京莫理循》、《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两本书，使这位卷入了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的澳大利亚人显形于历史空间。一位名叫沈嘉蔚的旅澳历史画家，因为长期痴迷莫理循，加入了莫理循的出版工作。他从馆藏的数千张莫理循留下的照片中精选了500多幅，通过认真的分类、考证和说明，编撰成《北京莫理循》、《世纪之交的战乱》、《目击变革》三本一套的大型图册《莫理循眼理的近代中国》，为我国“莫理循研究”做了第一推动。
这本图册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原始资料。如，1905年“新政”时期的照片，可以看出，此时新军
已经普遍剪去了辫子；革命志士秋瑾烈士的墓葬经9次毁建，所以，莫理循收藏的1907年烈士牺牲后的第一个墓葬照片，成了珍贵的文物。至今为止，在所有表述王府井大街的英文街名为什么叫“莫理循大街”时，都说是因为1915年袁世凯奖励莫理循支持他称帝而下令赐名，但在《莫理循眼理的近代中国》中，一张民国二年正月初二(1913年)给莫理循拜年的明信片，却明确写着邮寄地址为“莫理循大街”，说明了“莫理循大街”的街名的存在，早于袁世凯称帝……赵彤宇文并图
《走向共和》与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
林冠珍
日前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59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有个陌生而重要人物“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他成为李鸿章与张之洞争夺的媒体记者；他揭露了户部尚书翁同拨款60万银两给不法奸商购南洋木材建颐和园，而拒绝拨款给李鸿章为北洋水师购炮弹；他对北洋水师的报道加大了日本睦仁天皇强兵侵华的决心；他对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内幕的评说轰传北京城……辜鸿铭说：“他的一篇报道等于10个给朝廷的奏折。”
但电视文艺作品不能等同与历史。清末民初，确实有一位著名的泰晤士报记者活跃在中国舞台上。
与电视剧不同的是，中国近代史上这位著名的泰晤士报记者正确的中文译名是“莫理循”而不是电视剧字幕上的“莫理逊”。“莫理循”这几个汉字是他1894年亲自选定作为中国护照用的中文名字，以后一直沿用，中国政府对他的称谓也以这三个字为准。而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他只是一个喜欢探险、热衷旅游的医学院的大学生，而不是泰晤士报记者。电视剧中关于他1897年以前在中国的活动是虚构的。
莫理循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年生于澳大利亚。清末民初他在中国北京生活了20多年，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窃国、巴黎和会……他对中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作为英帝国主义殖民者，他本能地会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政府雇员，他努力想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
他原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其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
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当时中国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点，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说，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理循”。
1912年他应中国政府的聘约，担任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置有房产，当时的外交圈称王府井大街为“莫理循大街”，其英文街名牌一直挂到1949年。他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2万多册，被称为“莫理循文库”。
莫理循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北京的“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人感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迷雾。
他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他与端纳合作，抢先把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交密件偷盗出来，泄露给外部世界，将日本想灭亡中国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他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认为“协约国”一定能胜利，胜利后，中国就可以参加“和会”，中国就可以在“和会”上要求废除与战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他任《泰晤士报》记者时极力向西方世界吹捧袁世凯，而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又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
他在巴黎和会上尽心为中国代表团所拟各项公文修改底稿，努力为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
其中功过是非还有待学者们研究。
《北京的莫理循》
（澳）西里尔·珀尔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
透过莫理循的眼睛
选自《北京的莫理循》
张海鹏
1996年夏，我有机会出席东京的学术会议，在东洋文库的地下书库里，我发现了“莫理循文库”，其收藏品非常丰富，令我惊异、感叹。“莫理循文库”的收藏品是日本人从莫理循手中购买的。我心中暗想，从甲午战争后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时间，莫理循先是作为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接着在1912年起担任袁世凯和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在中国生活了20年，对中国社会政治上层以及远东国际关系极为了解，他的藏书为什么不能留在中国呢？现在看了《北京的莫理循》中译本，方才知道莫理循在中国的日子里，利用《泰晤士报》的工资和中国政治顾问的丰厚酬金，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自己的居处，建立了个人的图书馆。离开中国前，他本希望把他的图书馆卖给中国政府或者个人，似乎无人应承。他觉得这批图书资料不应该离开亚洲，便以35000英镑卖给了日本。日本人后来把“莫理循文库”扩充为东洋文库。如此区区小事，也是当时国力的反映。
还在20年前，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家骆惠敏教授来华，曾介绍了他搜集莫理循自1895－1920年间与他的上司、同事、亲信、友人的往来函件并编辑《莫理循书信集》的经过。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陈霞飞女士组织北京若干资深翻译工作者把这厚厚两大本《莫理循书信集》译成了中文，1986年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副题为：《〈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这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政情，它提供人们了解那个时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情况和围绕中国问题引起的列强之间的种种斗争。《莫理循书信集》的原编者澳大利亚的骆惠敏教授曾经指出，这本书信集的上半部分展现的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历程”，下半部分则体现了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的故事，莫理循是当时最有势力和影响的人物，尽管莫理循本人对这个虚幻性的职务很厌倦，多次想辞职。
莫理循身后留下了大量书信、日记和备忘录，这些文件大多与他在中国的经历有关，是认识那个动乱时代的中国的重要史料。照骆惠敏教授的说法，已经编辑出版的莫理循书信缺乏莫理循日记所具有的优点——对情况的熟悉和自然的流露。莫理循日记经过整理，一直存放在澳大利亚米歇尔图书馆里，至今未能出版。幸好有一位澳大利亚著名记者、作家西里尔·珀尔在日记解禁后第一个读到了它，并以这些日记为基本资料，撰写了《北京的莫理循》的著作。这本书在1967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看来，莫理循在北京的经历，给了西方的读者很大的兴趣。虽然著者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北京的莫理循》一书更多的带有新闻记者的笔法，可读性强，也许这是它吸引读者的地方。但是它依据的主要资料是莫理循的日记，记载了莫理循在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的活动，通过它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莫理循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以及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在日俄战争期间的活动和见解，他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他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不同态度，确有可以为近代史研究者参考。翻译这本书是很有价值的。尤其与此前翻译的《莫理循书信集》对照起来读，对于研究清末民初历史，研究这个时期列强对华态度，乃至研究莫理循本人，都是很好的素材。
近代中国，被动地融入了世界体系，与西方世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来华的西洋和东洋人士，包括清末民初政府聘请的各种顾问、工程师、学校教员、政府官员，乃至出访外国的代表团团长，许多人都曾经留下了各种文字记录，包括各种历史图片。这些资料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有一些还藏于私人之手。我建议正在努力寻访这些文字记载的学者，多做一些翻译的工作，也建议有眼光的出版者，多出版这样的译著。把它们介绍给中国学者，对于学术界是莫大的恩惠。
转自光明日报2003年5月22日书评周刊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
莫里循为何许人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现在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在1949年前就叫做“莫理循大街”（MorrisonStreet）。一条街道能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可见这个人的影响力在当时是多么的巨大啊！可如今，大家对莫理循这个名字已经陌生了，“莫理循大街”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莫理循，澳大利亚人，1897年，莫理循以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北京，在中国度过了二十多年，直到1919年才离开中国。
一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承皇位，其父被指定为摄政王。摄政王对袁世凯并无好感，特别是他背叛了其哥哥光绪皇帝。摄政王掌权后，于1909年1月就以袁世凯有足疾，宣布免去袁的所有职务。袁被解除职务后，莫理循即给袁拍去电报，表示慰问。袁世凯对他的追随者蔡廷干说，莫理循的电报让他“大为感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危在旦夕。就在这个时候，摄政王醇亲王惊恐万分，只好求助于三年前被自己罢免的袁世凯，命袁为湖广总督，指示袁镇压叛乱。莫理循知道，清廷起用袁世凯肯定是迫于无奈。在起义面前，清政府已无善战的官兵可用了。袁世凯虽然告老疗养了两三年，但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声望在不断增加。美国学者费正清说：“他一度于1909年被清廷革职还乡，这事反使他增加了声望。”〔1〕1910年，天津时闻报馆出版了一本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撰写的《袁世凯》。这本书对袁世凯有详细的记载与评价：“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指在朝鲜时期）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迅，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即我日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飙悍之手腕哉。”〔2〕《袁世凯》书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1895年4月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后，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闲谈，李鸿章面对当时大清国与小日本的地位变化，感叹道：“人才难得啊！”伊藤博文闻听此言，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袁世凯现任何职？”李鸿章答道：“小差使，无足轻重。”伊滕博文说：“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没有人才啊！”在外国人眼中，袁世凯似乎就应该得到重用，甚至可以支撑起整个中国。这位日本记者还在书中责问道：“使当日西太后信袁不专，任袁不力，袁虽有才，亦不能展，支那焉能复有今日？……西山太后不专任袁世凯，焉能有训练纯熟之陆军？……以此类推，西太后稍鲜定力，袁世凯乌能运其手腕？不有陆军，日俄之战焉能严守中立？又焉能复有完全之东三省？此外如天津、北京之警察，与直隶全省之学堂，又焉能有此程度？立宪之制度，又焉能望有萌芽？可以二语括之曰：微袁世凯，支那不能有今日之景象；微西太后，亦不能使袁世凯得运用其手腕也……”〔3〕这位日本记者虽然不免有夸大其辞之笔法，但在当时，袁世凯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与声望。所以，当清政府起用袁世凯时，袁并不急着上任，而是对外宣布说自己“足疾未愈”。袁想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迫使朝廷做出让步，让他全面掌握军权。袁世凯向清廷提出了包括募兵、筹饷、不为遥制、调将三条、宽容被裹胁者、赈灾等共八个条件。随着革命声势日益扩大，朝廷迫于无奈，最后只好向袁世凯妥协了。
袁世凯重新接管军权后，随即奔赴前线指挥军队。尽管莫理循此时正在热恋着蓓西，但袁世凯掌权军队后，他就狂热地投身于新闻报道中。他在11月13日发往《泰晤士报》的报道中详细地介绍了袁世凯乘坐专列抵达北京的气派情形。他希望袁世凯的复出能给中国带来希望。随着混乱局面的继续，莫理循似乎忘记了自己记者的身份，而不断介入到了袁世凯的智囊团中，他和袁世凯的另一名追随者蔡廷干，一起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在袁世凯复出不久，他派蔡廷干与莫理循见面，听取莫理循对局势的意见。后来，袁又派蔡廷干前往武汉与黎元洪和谈。蔡回到北京后，马上向莫理循通报了武汉和谈的情形。蔡说自己在和谈中极力说服对方，要求保留君主制度，效仿英国君主立宪政权。但革命党人显然不同意蔡廷干的主张，要彻底推翻满清王朝，主张建立共和政权。莫理循在听完蔡廷干的介绍后，知道袁世凯、蔡廷干已经陷入了困境。他与蔡廷干分析时局后认为，迫使清帝退位对袁世凯来说或许是最好的策略。
蔡廷干把莫理循的意见转告给了袁世凯。过了些天，袁世凯就再次约见了莫理循。莫理循雇了一辆马车造访袁府。在袁世凯那里，他受到了“热情而友好”的款待。袁世凯与他谈得十分融洽，当他们谈论到眼前的局势时，袁世凯认为只要再施加点压力，清廷就会选择撤往热河。12月13日，莫理循作为袁世凯的客人，前往汉口。此行，他已经完全充当了袁世凯的说客。他在汉口考察后写道：“民众死亡不多，但财产损失惨重；革命军秋毫无犯，清军却恣意淫掠。”他不相信如此的王朝还能保留下来，“对中国来说，袁世凯是做大总统还是做皇帝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清王朝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这似乎是民心所向”。莫理循回到北京后不久，清廷的举动比袁世凯想象的还要理想，清廷准备下诏宣布共和。
莫理循向上海的革命党领袖直言，不要指望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国能早日得到世界列强的承认，因为孙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他还向革命党人游说袁世凯，说只有袁当了总统，共和国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与支持。革命党领袖们也明确表示，只要袁世凯愿意，袁当然会当选为首届总统。而此时，袁世凯却在摆弄假象，袁说，他几代人都是清王朝的忠实臣子，不能因为充当篡位者而遗臭万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莫理循彻底成了袁世凯的幕僚，莫理循提出，当务之急应该设法让皇太后下诏宣布建立共和立宪体制，并口头支持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袁世凯听了莫理循的建议后喜出望外。
作者：洹上钓翁 2007-3-11 19:30回复此发言
2 回复：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
就在政治风云变化莫测的关键时刻，1912年1月14日，袁世凯已经掌握了主动权。清政府和袁世凯私下做好了交易，朝廷将在四天内公布诏书，将政权移交民国……袁世凯将被委任执掌新政权。清廷及亲王们将从新政权中领取岁俸。就在清廷准备退位的最后几天里，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隆裕太后一面答应袁世凯准备退位，一面却给袁世凯授予非常罕见的一等侯爵的封号。隆裕太后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袁世凯陷入尴尬，她要向世人暗示，袁世凯是效忠皇帝的，一定做不出对不起朝廷的事。而事实上，袁世凯就在等着清廷退位了。所以，当隆裕太后四次发布诏书要授予他一等侯爵时，他都委婉拒绝了。最后，隆裕太后终于在袁世凯面前宣布退位。
二
就在清廷退位后三天，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能顺利坐上大总统的交椅，与莫理循、蔡廷干等的极力帮助是分不开的。袁世凯向莫理循表示感谢，感谢莫理循及《泰晤士报》给他的支持。就此事，莫理循写道：“他充分肯定《泰晤士报》曾给予他的帮助，我想他是真诚的，因为自从他返回北京以后，我们经常地、几乎是每天交换一些意见。”莫理循虽然没有从袁世凯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但天生对袁世凯充满好感的他似乎感到自己的工作是相当有意义的。
就在莫理循为袁世凯的胜利而兴奋时，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到南京任职，并把新政权的首都定在南京。袁世凯当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权力控制区，而跑到前途未卜的南京去。莫理循理解袁世凯的担心，并向袁世凯解释说，迁都不仅要花费巨大财力，而且也违反了与各国公使馆的合约。但是，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北京就是满清政府的象征，新政权应该有新的迹象，应该迁都南京。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就迁都问题双方争论不休时，莫理循再次给袁世凯呈献了妙计。莫理循说：“黎元洪已通电力争将首都建在武昌。我想一定还会收到从济南府、开封府、河南府、西安府、成都和广州发来的电报，强调各自城市作为未来国都的优势。在这些城市中，至少有三个条件较为有利，因为他们在清朝以前曾是不同朝代的首都。当你手中有一打申请成为首都的城市时，也许各地都会认为北京将是第二个理想城市。”袁世凯听了此建议以后，可谓豁然开朗。蔡廷干在给莫理循的感谢信中说：“感谢您对定都提出的建议，这才是绝妙的想法，您将被称为中国改革运动中的澳大利亚英雄。”
定都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孙中山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北京，试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在这节骨眼上，袁世凯的嫡系部队第三镇士兵发生了兵变并实行抢劫，对北京城进行洗劫。莫理循在记录这桩事件时说：“街道西边我住所北侧的大杂院着火了，整个街道布满了士兵，而所有的警察都不见踪影……到处都是呼啸的子弹，但似乎没有人受伤。后来，我们才明白开枪只是为了恫吓而已。”莫理循记录得相当客观，那些士兵开枪只是为了“恫吓而已”，事实上，这是袁世凯亲自策划的“北京兵变”事件。袁策划“兵变”的直接动因，就是要向世人表明北京局势紧张，自己不能前往南京。局势正如袁世凯所料，迁都南京的事就此搁浅，他安稳地呆在了北京。但这件事，与袁世凯走得如此近乎的莫理循却不知道其中的真实面目。袁世凯不承认自己亲自策划“兵变”，而莫理循也在四处为袁世凯辩解说，袁没有必要策划“兵变”。他在给福来萨的信中说：“还有比认为袁世凯为了抵制迁都南京而策动兵变的看法更荒谬的事情吗？”莫理循虽然和袁世凯来往密切，但他还是不明白袁的丑陋本性。
莫理循对袁世凯本来是寄予希望的。但“兵变”事件后，他似乎对袁世凯产生了矛盾的心情，尤其是当他努力试图使那些肇事的士兵得到惩罚而袁世凯却有意袒护纵容时，他感到气愤，说：“如果仅仅采取安抚的政策使那些士兵保持沉默，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几年后，莫理循在伦敦商业会所做的演讲中还直言说，“兵变”事件是袁世凯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是袁一生中最糟糕、最令袁后悔的一件事。在莫理循看来，此次“兵变”事件使袁世凯在国内外的声望受到严重的贬损，这为后来袁世凯的种种努力设置了前进的障碍。
作者：洹上钓翁 2007-3-11 19:31回复此发言
3
回复：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国的情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袁世凯的就职典礼并没有开创新局面，中国的灾难还在进一步地严重起来。黎元洪、黄兴和陈其美领导的独立军队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军阀独立山头，袁世凯将面临着混乱局面的考验。此时的袁世凯深知充满智慧的、熟悉中国事务的莫理循对他及中华民国政权的意义，他通过蔡廷干向莫理循发出邀请，邀请莫理循担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虽然莫理循与袁世凯关系密切，但当他接到邀请后还是“大为惊讶”。他在日记中写道：“袁世凯认为我总是给他以帮助，还认为我是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之一，因此他希望我能留下来，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做他的顾问。”对于顾问一职，莫理循似乎没有多么在意，他说自己想离开中国回澳大利亚。但袁世凯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给出了比《泰晤士报》高出四倍的薪水聘请了莫理循。莫理循在给友人白克尔的信中说，袁世凯“为我提供了一些优厚的条件。……南北双方一致希望我能成为替他们工作的第一个外国人”
。1912年8月，莫理循正式接受了中国政府的任命。蔡廷干在给莫理循的信中充满感情地说：“随信附上文件。它不是协议，也不是合同，更不是契约。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主动、由衷地向您发出的一份聘书，已由您签名表示接受和认可。这是中国向外国人发出的最为荣耀的聘书，而且用最礼貌的语言来表达……”此后，莫理循努力工作，更加效忠于袁世凯政权：他为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四处游说，争取列强的承认；他直接参与国家的重建与管理；他极力引荐显赫的外国人来中国投资；他给总统提供内政外交的参谋；他出没于各种活动场所，为中国效力……
就在莫理循接到任命后不久，他离开北京前往伦敦。此时的英国对共和制度是相当抵触的，一些英国人在报纸上成天散布中国内战在即、国家即将崩溃的消息。莫理循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显然对这种“谣言”非常不满。他认为英国是个受报纸舆论影响的国家，当务之急是消除报纸给读者造成的“错觉”，所以莫理循就四处游说，并将自己的观点，通过记者采访发表到了英国的一些报纸上，说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说中国局势日趋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在加强，各地的贸易也在恢复，等等。莫理循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在各种场合演讲，并极力为中国的共和制度辩护，极力为袁世凯塑造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在对中国状况十分清楚的莫理循看来，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而袁世凯是中国未来、是惟一可以胜任的领袖，共和制度是惟一可行的政治模式。所以，在袁世凯上台前，他为袁世凯献计献策，自觉充当袁的“师爷”角色。袁世凯重用莫理循，甚至授予他二等嘉禾勋章、一等嘉禾勋章，并不是要莫理循为共和制度效力，而是要为袁世凯本人效力。一边莫理循在给袁世凯“歌功颂德”；一边袁世凯又在暗中组织杀害革命党人活动，并引起民愤，特别是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总统以后，加紧了独裁统治，时局进一步恶化。
莫理循作为政府的顾问，对时局的日益恶化感到了担心，他多次和袁世凯谈论时局之事，并敦促袁与南方日益壮大的国民党进行对话。袁世凯并没有轻易采纳他的意见，说他们是“厚颜无耻”，并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团体。随着时间的增长，莫理循对袁世凯渐渐感到了失望。说袁世凯“情况糟糕”，“威望没有了”。他在给友人亨利•戈颁的信中说：“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与十五年前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有何不同。”他开始抱怨自己“把时光浪费在政治顾问这个丢脸的职位上”。
随着袁世凯接受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及当皇帝野心的逐渐暴露，莫理循对中国及袁世凯的感情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批评中国政府及袁世凯。当杨度等人极力帮助袁世凯当皇帝时，莫理循在《大陆报》发表文章表示反对，认为称帝是极为不明智的选择。
莫理循虽然对袁世凯政府感到强烈的不满，但他毕竟还是政治顾问，他还天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力为中国政府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理循分析了局势后极力劝说袁世凯参战，加入到协约国行列中。莫理循借助自己的威信，忙着为袁世凯政府与英、法、俄等国游说。在莫理循看来，对于危机四伏的袁世凯政权来说，加入协约国行列并参战，可以“起到提高国家声望的作用”。他还给袁世凯解释说：“中国的民族意识刚刚苏醒，当国民知道他们的国家与世界强国结盟为文明而战时，他们的新生爱国热情将得到鼓舞。另外，中国将通过为协约国制造武器而得到应得的利润；她的兵工厂将得以重组，并装备上现代化武器；在战后涉及中国命运的谈判中，中国会在和会上拥有发言权。”莫理循以一般的政治判断认为，袁世凯要在危局中翻身，应该把心思放在怎样和协约国合作并争取利益上，但他显然不知道，一贯对新事务无知的袁世凯对此并无兴趣。袁世凯一边在和协约国合作上应付了事，一边在加紧镇压内乱，并筹备自己当皇帝的登基事宜。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对外宣布中国民国灭亡，洪宪帝制时代开始。莫理循对袁世凯不顾他及国民的反对，逆历史潮流，葬送共和，恢复帝制感到非常厌恶、痛苦，他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1912年我满怀希望开始为这个政府服务，现在我的失望和当时的希望一样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他称帝八十三天后在紫禁城里死去，洪宪帝制时代也因此结束。在袁世凯死后，莫理循还在为黎元洪、徐世昌等政府效力，但他显然不是出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忠诚而做出的，而是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对共和的希望而努力的。他对黎元洪、徐世昌等人并无好感，认为黎、徐都是“丝毫没有共和思想的人”，但他继续为黎元洪、徐世昌政府献计献策，希望能维护中国的统一；在巴黎和会时，他还极力为中国争取利益而去得罪日本……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努力与“服务”都不能阻止中国军阀混战局面的发生，不能挽救中国继续被列强欺凌的局面，中国在黑暗中积聚力量，在黑暗中等待爆发。
1920年，莫理循这位老牌的中国通在走完了他的五十八年人生经历后，永远离开了尘世。
从八面槽到莫理循大街
王府井大街南段的变迁
本版新闻 从八面槽到莫理循大街(02/06)
◇字体：［大中小］ 本版PDF 北京青年报：(07/02/06 00:00)
1922年，曹汝霖又选定了同福夹道，在这里盖起了一座新楼，在东院还建有戏楼，这座新楼建筑得甚为宏伟。曹家新楼占地很大，后门一直开到了箭厂胡同。直系军阀上台后，曹汝霖遭排挤只好又搬回天津。同福夹道的宅子则租给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只留下后院。1937年曹汝霖就将此处宅院卖掉了。
■门庭显赫的锡拉胡同
锡拉胡同在王府井大街西侧，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明朝胡同属南熏坊，据说此胡同旧时有专为宫廷服务的锡镴作坊，胡同以此得名锡蜡胡同。清朝属镶白旗，宣统时胡同称锡拉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人民路六条，后恢复原名。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清朝“内务府武备院所属帽作局在南”。传说慈禧太后幼年时也曾居此巷。
旧时因胡同地近紫禁城的东华门，所以许多朝廷高官为进宫方便，纷纷选择此胡同居住，因此昔日的锡拉胡同里权贵豪门鳞次栉比。有清末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军机大臣及体仁阁大学士鹿传霖、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还有民国时期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等均曾居于此巷。
■锡拉胡同里的甲骨文发现者
清末锡拉胡同里除了居住着当朝的权贵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光绪年间著名爱国学者、收藏家王懿荣。
王懿荣，山东省福山人，出生于书香官宦家庭，光绪五年中举人、六年中进士，授翰林，后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一生酷爱研究金石，喜欢收藏古玩文物。为了购买这些古玩文物他不仅平日花去自己的薪俸，甚至连妻子的嫁妆，首饰也典当了。在王懿荣一生的研究中最大的成果就是发现了甲骨文。
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懿荣偶然得病，大夫给他看过病后开了药方，药方中有一味药叫“龙骨”，这是一味十分平常的药，吃的人很多，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龙骨有什么特别。当家人从药铺将药买回后交给王懿荣时，他无意中发现龙骨上竟刻有类似篆文的文字。他觉得很奇怪于是就派人将药铺中带字的龙骨全买了回来，后来王懿荣又陆续收集龙骨达1500片之多。经过不断地研究，王懿荣认定，龙骨上的文字是比金文更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而这些龙骨王懿荣为其断代为商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王懿荣被任命为京顺团练大臣，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事件，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西逃。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入东安门，国破城丢，王懿荣不甘心受辱，决定以身殉国。他先喝毒药自尽，结果未死，最后他带继室、长媳等人从容投井而死。据说这口井上还曾建过亭子，立过石碑纪念这位忠烈之臣。
■发生在锡拉胡同19号院的暗杀事件
锡拉胡同19号院现在是幼儿园，如果时间倒流到1948年，这里曾是北平市政府招待。1946年6月，何思源辞去北平市市长之职后，曾经搬到这里居住过，而且也是在这里，他险些遭到特务的暗杀。
当时何思源一家六口搬到锡拉胡同后就住在19号院第二进院落的正房。何思源与两个男孩住在外间，何夫人与两个女孩住在里间。
北平解放前夕，何思源拥护解放军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方案，为此他每天奔走呼吁。何思源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1949年1月16日，特务窥测到了何思源卧室的准确位置，当天夜里，就在何家卧室屋顶上安放了定时炸弹。
1月17日凌晨炸弹起爆，顿时弹片横飞，房倒屋塌。何思源的小女儿何鲁美被炸身亡，何夫人和大女儿及两个儿子均被炸伤，何思源本人胳膊受伤。虽然何家被炸，但是并没有动摇何思源为和平奔走的决心，他继续为和平工作着。最终1月20日，傅作义将军接受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条件，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上一页第 >1 >2 >3 >4 >5 页 下一页>> 北京的莫理循- -
George Ernest Morrison in beijing
by Sean Kelly （Australian）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曾经叫Morrison street;
也叫former Morrison street.
主要为了纪念George Ernest Morrison.
他的在中国的事迹：
1.义和团运动中公使保卫战英勇无畏；
2.1912年，受聘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
3.是他那个时代西方少有的中国通。他也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是少有的相信中国会有美好未来的西方人之一。
97年前莫理循在甘肃遇上了最文明的人
2007-06-12
在去西安路上，常常有老百姓问他是不是来勘察铁路线的，人们对铁路满怀希望，以为铁路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傅国涌 文
在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林冠珍的持续努力下，“莫理循书系”已渐成规模，前几年已陆续出版传记《北京的莫理循》、学术著作《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三卷本历史图片集《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最近我又读到了新版的传记《中国的莫理循》，以及莫理循的旅行实录《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后者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青年莫理循在1894年穿越中国西南到达缅甸的经历，一是他在1910年以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穿越西北到新疆边境的报道。前一部分对于中文读者其实并不陌生，早在1998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就推出过一个中译本《中国风情》，这次的新译本除了在地名、人名等方面做了许多新努力，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增加了许多当年莫理循亲自拍摄的老照片，对于这样一本旅行记来说，这些照片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更留意的是这个新译本中首次呈现给中国读者的后一部分内容，这是莫理循当时在《泰晤士报》发表的系列报道，一共12篇，那是辛亥革命前一年，一个外国记者从河南、陕西、甘肃一路西行到新疆，亲历、亲闻、亲见，留下的可靠记录。对于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提供了非常生动、直接的材料。
莫理循的这次西北之行是从1910年1月15日开始的，他离开北京，乘火车到达郑州，然后前往西安，他遇到的妇女无论老幼都是缠足的，尽管皇帝已发出上谕，劝诫人们停止缠足，但在北方内陆地区，旧习俗的影响太深远了，这种劝诫当时还没有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认为，中国要想在文明国家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停止缠足的陋习。对于学部规定凡是穿外国服装或缠足的女孩不准入学，他以赞许的口吻说这是最明智的条例之一。
在去西安路上，常常有老百姓问他是不是来勘察铁路线的，人们对铁路满怀希望，以为铁路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从陕西、甘肃到新疆，他看到很多邮局，邮政线路畅通，能提供便宜有效的服务。他在新疆甚至感叹：“中国邮政价格显然是世界上内陆邮政最便宜的。”他访问过西安等地的省咨议局，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些选出来的议员在禁止鸦片等问题上有着共识，他赞许“良知和礼节是各省咨议局开会的特点”。警察也是那个时候的新生事物，西安的警务学堂以近代方式培训警察，他们值勤时很有礼貌，工作努力，比旧体制进了一大步。甘肃的每个县都有几个警察，站岗、巡逻，在莫理循眼中，“他们是最文明的人”。
他在兰州不无惊讶地发现比利时的影响很大，这不仅是因为一位比利时传教士在兰州的高等学堂对学生进行全面、良好的法语教学，另外有一位已过世的比利时人林祖美在中国海关税务司任职16年，是甘肃西部肃州洋务局的负责人，娶了中国太太，很受中国人信任，帮助中国的工程师、技工在甘肃办起织呢局、蜡烛厂、肥皂厂，建立实验室、矿业学堂，开办铜矿、金矿。
从铁路、邮局、企业到咨议局和警察，在通往近代化的路上，中国已经开始起步，虽然步履有点蹒跚，节奏有点缓慢。在西北这样远离沿海，没有报纸，信息不灵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透过莫理循的眼睛，看到明显的变化，这是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代不可想象的。
我特别注意到，莫理循一路西行，从西安到兰州，见到了许多新学堂，那个时代新式教育虽然出现不久，但即使偏处西北，新学也已初成规模。他在西安说：
“城内学校很多，高等学堂和一般学堂都出奇的好。学校是近代式样，校舍漂亮，教室整洁，但缺乏师资，亟需更多的教师，尤其是高等学堂的教师。中国人没有意识到拥有好教师的重要性。他们不像日本人用高薪聘请好教师。如果教师比学生多有一点知识，中国人就很满足了。”
“大家普遍都愿意学习英语，大部分学生在上英语课，但教学还处于基础阶段。英文课由中国人教，他们只在上海或日本粗略地学过。”
在乌鲁木齐，三四年前还没有近代化的学校，现在有很多种类，从小学、中学到法律学堂、农学堂、武备学堂。与其他几个地方面临的同样问题是能够胜任的教师很少。
1910年还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起步阶段，透过莫理循的眼睛，我们不难看到，新式教育不仅在遥远的西北萌芽，而且起点不低，在外语等课程设置方面，已经有相当前瞻性的认识。在莫理循笔下，那是一个向世界看齐、热情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中国，即便是站在西北广袤贫瘠的土地上，处于满目风沙之中，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澳］莫理循 著 窦坤 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4/29.00元】
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
莫理循，澳大利亚人。1897年，莫理循以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北京。他的名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现在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在1949年前就叫做“莫理循大街”。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承皇位，其父被指定为摄政王。摄政王对袁世凯并无好感。摄政王掌权后，于1909年1月以袁世凯有足疾，宣布免去袁的所有职务。袁被解除职务后，莫理循即给袁拍去电报，表示慰问。袁世凯对他的追随者蔡廷干说，莫理循的电报让他“大为感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危在旦夕，摄政王醇亲王惊恐万分，只好求助于三年前被自己罢免的袁世凯，镇压叛乱。莫理循知道，袁世凯的再度起用，反倒增加了他的声望。所以，当清政府起用袁世凯时，袁并不急着上任，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全面掌握了军权。袁世凯重新接管军权后，随即奔赴前线指挥军队。莫理循希望袁世凯的复出能给中国带来希望。随着混乱局面的继续，莫理循似乎忘记了自己记者的身份，不断介入到袁世凯的智囊团中。
袁世凯复出不久，他便派蔡廷干与莫理循见面，听取莫理循对局势的意见。后来，袁又派蔡廷干前往武汉与黎元洪和谈。蔡回到北京后，马上向莫理循通报了武汉和谈的情形。蔡说自己在和谈中极力说服对方效仿英国君主立宪政权。但革命党人不同意这个主张。莫理循听完蔡廷干的介绍后，知道袁世凯已经陷入困境。他认为，迫使清帝退位对袁世凯来说或许是最好的策略。蔡廷干把莫理循的意见转告给袁世凯，不久清廷准备下诏宣布共和。
莫理循向上海的革命党领袖直言，不要指望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国能得到世界列强的承认，因为孙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他还向革命党人游说，说只有袁当了总统，共和国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与支持。而此时，袁世凯却说，他几代人都是清王朝的忠实臣子，不能因为充当篡位者而遗臭万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莫理循提出，当务之急应该设法让皇太后下诏宣布建立共和立宪体制，并口头支持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袁世凯听了莫理循的建议后喜出望外。
就在清廷退位后三天，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并向莫理循表示感谢，感谢莫理循及《泰晤士报》给他的支持。莫理循虽然没有从袁世凯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但天生对袁世凯充满好感的他似乎感到自己的工作是相当有意义的。
这时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到南京任职，并把新政权的首都定在南京。袁世凯当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权力控制区，而跑去南京。但是，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北京就是满清政府的象征，新政权应该有新的迹象，应该迁都南京。就在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就迁都问题争论不休时，莫理循再次给袁世凯呈献了妙计。莫理循说：“黎元洪已通电，力争将首都建在武昌。我想一定还会收到从济南府、开封府、河南府、西安府、成都和广州发来的电报，强调各自城市作为未来国都的优势。在这些城市中，至少有三个条件较为有利，因为他们在清朝以前曾是不同朝代的首都。当你手中有一打申请成为首都的城市时，也许各地都会认为北京将是第二个理想城市。”袁世凯听了此建议以后，可谓豁然开朗。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国的情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袁世凯的就职典礼并没有开创新局面，中国的灾难还在进一步地严重起来。黎元洪、黄兴领导的独立军队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这时，他通过蔡廷干向莫理循发出邀请，邀请莫理循担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
1912年8月，莫理循正式接受了中国政府的任命。蔡廷千在给莫理循的信中充满感情地说：“随信附上文件。它不是协议，也不是合同，更不是契约。……这是中国向外国人发出的最为荣耀的聘书，而且用最礼貌的语言来表达。”此后，莫理循努力工作，更加效忠于袁世凯政权：他为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四处游说，争取列强的承认；他直接参与国家的重建与管理；他极力引荐显赫的外国人来中国投资；他给总统提供内政外交的参谋；他出没于各种活动场所，为中国效力……
随着袁世凯接受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及当皇帝野心的逐渐暴露，莫理循对中国及袁世凯的感情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批评中国政府及袁世凯。当杨度等人极力帮助袁世凯当皇帝时，莫理循在《大陆报》发表文章表示反对，认为称帝是极为不明智的选择。
莫理循虽然对袁世凯政府感到强烈的不满，但他毕竟还是政治顾问，他还天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力为中国政府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理循分析了局势后极力劝说袁世凯参战，加入到协约国行列中。莫理循借助自己的威信．忙着为袁世凯政府与英、法、俄等国游说。
但他显然不知道，一贯对新事务无知的袁世凯对此并无兴趣。袁世凯一边在和协约国合作上应付了事，一边在加紧镇压内乱，并筹备自己当皇帝的登基事宜。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对外宣布中国民国灭亡，洪宪帝制时代开始。莫理循对袁世凯不顾他及国民的反对，逆历史潮流，葬送共和，恢复帝制感到非常厌恶。他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1912年我满怀希望开始为这个政府服务，现在我的失望和当时的希望一样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于称帝83天后在紫禁城里死去。在袁世凯死后，莫理循还在为黎元洪、徐世昌等政府效力，但他显然不是出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做出的，而是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对共和的希望而努力的。
1920年，莫理循这位老牌的中国通在走完了他的五十八年人生经历后，永远离开了尘世。
看得见的清末民初
南方周末 2006-02-16 15:32:58
《莫里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沈嘉蔚编撰，窦坤等译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9月，288元
■特别推荐
□李洁
没有一套画册能像新出版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这样引人入胜———居然有500多幅从来没见过的历史图片在强烈地冲击着我的视觉和心灵！一页一页翻下去，百年前的中国，清晰得近乎虚构，真实得惊心动魄。正如这些图片的主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生前所言：这是“一份有关远东历史的有趣的记录，对历史学家颇有价值”。
翻阅三大本沉甸甸的画册，让人无法不对编撰者———旅澳著名画家沈嘉蔚先生的经年努力而感佩。如果不是他于十余年前意外地接触到了莫理循一直未曾曝光于世的大量珍藏，那么，这些有关中国的珍贵史料或许会一直沉寂于悉尼的米歇尔图书馆(Mitchell Library)的某个角落里，直至若干年后被开卷的风儿吹成一阵尘埃。
这些年来，“图说”历史之书充斥坊间，但绝大部分历史照片是二手甚至三手、四手货。被反复翻拍过的那些历史场景和人物，已经漫漶得失了原样，让人益发看不清晚年的大清王朝和初生的中华民国是何模样了。除了孙中山、黄兴、蔡锷等极少数英雄清晰可辨外，其他够得上是“人物”的，形容多在半人半鬼之间，尤其是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段祺瑞等当政者，更已不具“人形”。
这本《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一扫“盗版”成风的出版物积习，相当清冽地将那段被妖魔化的历史还原为人间真实。因为，三大本画册中收集的全是莫理循自己拍摄的照片或藏品。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尤其珍贵的是，这些照片，不仅仅是令普通读者啧啧称奇的稀罕读本，更是近代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们的不可多得的善本———从妻妾成群、儿孙满堂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全家福，到“中国所有总督、巡抚中排外情绪最强烈的一个”(莫理循语)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某位英军高官的矜持合影；从“彰德秋操”清军新军军官的别样风采，到大清王朝最后一次国丧的礼仪阵容；从边城草民的平静生活的画面，到官衙处决众多海盗的血腥的场景；从“庚子之乱”的激烈巷战，到八国联军将帅们的傲然聚首；从在紫禁城墙上俯拍到的“两宫回銮”新闻照片，到穿着清代陆军上将服就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的标准照；从桂林的地方官吏与学子在“立宪万岁”的牌匾下的集会，到山西的学府里着清朝服饰的老师与穿西式制服的学生们的集体照；从蔡锷给莫理循的信函，到北洋政府颁给这位大总统政治顾问的嘉禾勋章……每一页都在展示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极为要紧的历史细节。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值得我们再三默读的珍贵图书！
对有心人来说，“莫理循”已经不再是个陌生的名字。早在1986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就翻译过一本《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骆惠敏编，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但那是为了展现“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历程”。近几年，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编辑独具慧眼，先后促成《北京的莫理循》和《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的出版，使这位卷入了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的澳大利亚人显形于历史空间。这些专著告诉我们：从1897年抵中国以后，莫理循即开始了在华的长达20多年的生涯。作为一个杰出记者，他成了中国晚清时期社会大动荡的见证人，作为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政治观察家，他成了中华民国政府聘任的外国顾问之一。他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和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的同情心，长期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工作，赢得了当时人们的尊重，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因他的入住而被称为“莫理循大街”(Morrison Street)。这位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最后病逝于巴黎和会期间，死前还称“如果死也要死在中国”，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样一位“爱我中华”的外国人留下的稀罕遗物，岂不洋洋大观乎？所以，《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笔者郑重推荐给朋友们的一本好书，一套名副其实的“图”书，一部可以为百年前的那段历史提供最直观佐证的珍贵史籍。
读窦坤著《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
来新夏
莫理循出生于澳大利亚，在清末民初曾以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和北洋政府政治顾问
的身份，居留中国达20余年。他亲身考察和参与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很值
得注意的一个人物。但是以往人们对他的了解并不很够，评论也并不很好，认为他是一个在中国
从事刺探中国政界消息的外国记者，甚至于更有人把他归入“帝国主义分子”一类中去。我对莫
理循的了解并不很多，只是从两件史事的研究中有所接触，一是在研究北洋军阀史时，看过他的
少量原始资料和某些有关他的论者，认为他和袁世凯关系密切，参与了中国政界高层的活动，是
中英间穿针走线人物，对辛亥革命和北洋政府做过一些有利的事，但主要还是为英国政府效劳;
另一是在研究中国藏书史时，了解到他曾将在中国搜集珍藏的藏书，卖给日本三菱财团的岩崎久
弥，后成为日本“东洋文库”的基础，我访问日本时，曾去参观过“东洋文库”，深为这批藏书
未能留在中国而惋惜，并对莫理循有所警议。对这个人物我没有很完整的看法，只觉得他具有某
种不可捉摸的矛盾性格，希望能读到一本有关莫理循的传记。
窦坤女士是2002年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汝丰的介绍，为了商讨莫理循与袁世凯的关系而
亲自来天津相晤时才认识的。她当时任职于北京社科院，家庭负担也较重，但仍不顾辛劳在北京
大学攻读博士，这种好学精神，令我佩服。相形之下，她对莫理循的了解远胜于我，我只能就
所接触过的资料谈些看法而已。尤其是得知她正在建议和努力推动国家图书馆从澳大利亚悉尼
米歇尔图书馆购入“莫理循文件”的英文缩微胶卷一事，更令人对莫理循的研究充满期待。我非
常期望她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能写出一部有关莫理循的传记来充实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果然，
在今年年初就收到她经过5年钻研而写成的新著一一《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
该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所以严格按照学术论文的规范要求，在书前立《引言》与《绪
论》。《引言》作为作者自己的代序，是作者在成书之后所写的一篇概括性文字，其中对莫理
循做了恰如其分的论定，起到导读全书的作用。而《绪论》则是作者开宗明义之篇。绪论包
含研究意义、研究回顾与研究思路3个小目，这是学术专著必不可少的内容，无此不足以称
为学术著作。作者从政治史、社会史、中外关系史和史料等角度，着重探讨莫理循在清末民
初中国政治史中的活动及历史地位，以回答莫理循在中国20年中如何活动、如何认识中国、
产生过怎样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等问题，以此向读者明确揭示这一课题的研究意义。作者
尊重前人研究成果，以较大篇幅，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回顾，既显示自己研究工作的起步
点又为自己提出原创性见解奠定基础。作者更非常简洁地申明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在写作
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注重通过第一手资料，澄清一些史实真相，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
论。”这一篇《绪论》应该说是阅读本书的钥匙，也为本书及其作者确立了遵守学术规范的框
架，这一点恰恰为某些所谓博士论文所忽略了。
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重视搜集和利用资料问题，从全书的论述考察观之，确实达到了资
料丰富的地步。据书尾所附《参考文献》看，共运用了中外文的档案、文献资料和论著等170
余种。有些档案是国内没有收藏,经作者努力奔走游说而看到的,如“莫理循文件”不仅充
实了本书内容，更为后来学者提供了研究条件。因为有丰富的史料基础，所以作者对不同说
法所进行的驳论，都能有理有据，论证有力。她的考证不是只为考订真实而考订，而是将考
订结果与论述结合一起，建立自己的原创性见解。如对莫理循住所的考证，作者经过考证确
定莫理循是1902年以后定居于王府井大街，具体方位是与曾广锉(李鸿章的幕僚)和美国外
交官司戴德为邻，东北是位于东堂子胡同的外务部，南面是使馆区，西面靠近紫禁城。如果
单纯从考证而言，已是非常确切的结果了，但是，作者通过对这一小问题的考证，实为说明
“这是一个可以迅速探得各方动向的理想居住地，’，与莫理循的中心活动紧密联系起来，足见
作者见微知著的功力。在论述方面，作者以第一手资料来写莫理循对中国各地吏治、民情、风
俗、人物等的认识，写了莫理循的社交活动和建立“莫理循文库”的文化事业。作者对于这
一时期莫理循参与的重大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北议和、与袁世凯的关系、曝光21
条的内容、对日施加舆论压力、反对洪宪帝制以及支持参战等，都有深入的补正和解析。使
读者对莫理循能有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人物面貌，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解除了一些疑点。
作者在书中插入了相当数量莫理循的生活照和书影，这完全不同于当前许多图文各半的
书籍，只是为减轻阅读文字的负担以取悦读者，而是真正用图帮助说明历史人物，给读者以
形象的认识。而且，这些照片是来自于澳利亚米歇尔图书馆的珍藏，更增加了其图片史料的
价值。作者在书末编附了一个《莫理循生平简表》，是很可取的一种撰写法，它即可检查传文
对传主大事有无遗漏，又便于读者了解检索本书内容之需。
这部书也不是没有可改进之外，一是作者忽略了学术著作应在书尾有一综合索引，供读
者检索内容，特别是本书所包含的人名、地名、事件等很繁多，如果没有索引，那将为读者
增加不少困难;二是这样一个课题，用这样篇幅进行论述，实为不易，而有些内容似可更为
增强些、丰富些、甚至多深入发掘些史料，更深入地论述辨析问题。衷心希望窦坤能够再接
再厉，在莫理循资料发掘和研究领域取得新的成果。
(作者 来新夏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名誉会长、南开大学教授邮编300071)
王府井追寻莫理循
京报网 www.bjd.com.cn 日期:2006-04-03 15:06 网络编辑 : zhangshuliang
北京著名商业街王府井大街，曾有一个英文街名，叫“莫理循大街”，其英文街名MorrisonStreet的名牌从1915年一直挂到1949年。这一珍贵历史资料，在最近出版的大型图册《莫理循眼理的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得以呈现。
莫理循是一位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澳大利亚人。1897年至1920年，他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购置房产，先担任了《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后受聘民国政府的政治顾问。他在住宅所建的私人图书馆“莫理循文库”，曾使当时到北京的老外大伤脑筋，因为他们一下火车就被人力车夫拉往莫理循家，人力车夫认为，所有来北京的洋人都是冲着莫理循而来。莫理循在中国生活的这20余年，正是中国社会改朝换代大动荡时期: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称帝、巴黎和会等等，莫理循留下的大量相关日记、书信、文件和图片，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外交流史的重要宝库。这些资料在澳大利亚新州米歇尔图书馆沉睡了近百年，莫理循也渐渐被人遗忘。
《莫理循眼理的近代中国》的出版，前后历经将近十年。该书责编林冠珍1997年参加澳大利亚举办的中国书展，第一次听到“莫理循”，后来她翻遍所有的资料，最终在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选》中初识“莫理循”。研读这两本书后，她感慨:“研究中国近代史怎么可以不了解莫理循？”
在她的努力下，福建教育出版社先后组织翻译出版了《北京莫理循》、《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两本书，使这位卷入了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的澳大利亚人显形于历史空间。一位名叫沈嘉蔚的旅澳历史画家，因为长期痴迷莫理循，加入了莫理循的出版工作。他从馆藏的数千张莫理循留下的照片中精选了500多幅，通过认真的分类、考证和说明，编撰成《北京莫理循》、《世纪之交的战乱》、《目击变革》三本一套的大型图册《莫理循眼理的近代中国》，为我国“莫理循研究”做了第一推动。
这本图册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原始资料。如，1905年“新政”时期的照片，可以看出，此时新军
已经普遍剪去了辫子；革命志士秋瑾烈士的墓葬经9次毁建，所以，莫理循收藏的1907年烈士牺牲后的第一个墓葬照片，成了珍贵的文物。至今为止，在所有表述王府井大街的英文街名为什么叫“莫理循大街”时，都说是因为1915年袁世凯奖励莫理循支持他称帝而下令赐名，但在《莫理循眼理的近代中国》中，一张民国二年正月初二(1913年)给莫理循拜年的明信片，却明确写着邮寄地址为“莫理循大街”，说明了“莫理循大街”的街名的存在，早于袁世凯称帝……赵彤宇文并图
《走向共和》与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
林冠珍
日前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59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有个陌生而重要人物“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他成为李鸿章与张之洞争夺的媒体记者；他揭露了户部尚书翁同拨款60万银两给不法奸商购南洋木材建颐和园，而拒绝拨款给李鸿章为北洋水师购炮弹；他对北洋水师的报道加大了日本睦仁天皇强兵侵华的决心；他对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内幕的评说轰传北京城……辜鸿铭说：“他的一篇报道等于10个给朝廷的奏折。”
但电视文艺作品不能等同与历史。清末民初，确实有一位著名的泰晤士报记者活跃在中国舞台上。
与电视剧不同的是，中国近代史上这位著名的泰晤士报记者正确的中文译名是“莫理循”而不是电视剧字幕上的“莫理逊”。“莫理循”这几个汉字是他1894年亲自选定作为中国护照用的中文名字，以后一直沿用，中国政府对他的称谓也以这三个字为准。而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他只是一个喜欢探险、热衷旅游的医学院的大学生，而不是泰晤士报记者。电视剧中关于他1897年以前在中国的活动是虚构的。
莫理循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年生于澳大利亚。清末民初他在中国北京生活了20多年，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窃国、巴黎和会……他对中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作为英帝国主义殖民者，他本能地会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政府雇员，他努力想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
他原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其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
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当时中国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点，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说，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理循”。
1912年他应中国政府的聘约，担任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置有房产，当时的外交圈称王府井大街为“莫理循大街”，其英文街名牌一直挂到1949年。他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2万多册，被称为“莫理循文库”。
莫理循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北京的“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人感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迷雾。
他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他与端纳合作，抢先把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交密件偷盗出来，泄露给外部世界，将日本想灭亡中国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他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认为“协约国”一定能胜利，胜利后，中国就可以参加“和会”，中国就可以在“和会”上要求废除与战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他任《泰晤士报》记者时极力向西方世界吹捧袁世凯，而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又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
他在巴黎和会上尽心为中国代表团所拟各项公文修改底稿，努力为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
其中功过是非还有待学者们研究。
《北京的莫理循》
（澳）西里尔·珀尔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
透过莫理循的眼睛
选自《北京的莫理循》
张海鹏
1996年夏，我有机会出席东京的学术会议，在东洋文库的地下书库里，我发现了“莫理循文库”，其收藏品非常丰富，令我惊异、感叹。“莫理循文库”的收藏品是日本人从莫理循手中购买的。我心中暗想，从甲午战争后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时间，莫理循先是作为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接着在1912年起担任袁世凯和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在中国生活了20年，对中国社会政治上层以及远东国际关系极为了解，他的藏书为什么不能留在中国呢？现在看了《北京的莫理循》中译本，方才知道莫理循在中国的日子里，利用《泰晤士报》的工资和中国政治顾问的丰厚酬金，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自己的居处，建立了个人的图书馆。离开中国前，他本希望把他的图书馆卖给中国政府或者个人，似乎无人应承。他觉得这批图书资料不应该离开亚洲，便以35000英镑卖给了日本。日本人后来把“莫理循文库”扩充为东洋文库。如此区区小事，也是当时国力的反映。
还在20年前，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家骆惠敏教授来华，曾介绍了他搜集莫理循自1895－1920年间与他的上司、同事、亲信、友人的往来函件并编辑《莫理循书信集》的经过。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陈霞飞女士组织北京若干资深翻译工作者把这厚厚两大本《莫理循书信集》译成了中文，1986年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副题为：《〈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这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政情，它提供人们了解那个时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情况和围绕中国问题引起的列强之间的种种斗争。《莫理循书信集》的原编者澳大利亚的骆惠敏教授曾经指出，这本书信集的上半部分展现的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历程”，下半部分则体现了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的故事，莫理循是当时最有势力和影响的人物，尽管莫理循本人对这个虚幻性的职务很厌倦，多次想辞职。
莫理循身后留下了大量书信、日记和备忘录，这些文件大多与他在中国的经历有关，是认识那个动乱时代的中国的重要史料。照骆惠敏教授的说法，已经编辑出版的莫理循书信缺乏莫理循日记所具有的优点——对情况的熟悉和自然的流露。莫理循日记经过整理，一直存放在澳大利亚米歇尔图书馆里，至今未能出版。幸好有一位澳大利亚著名记者、作家西里尔·珀尔在日记解禁后第一个读到了它，并以这些日记为基本资料，撰写了《北京的莫理循》的著作。这本书在1967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看来，莫理循在北京的经历，给了西方的读者很大的兴趣。虽然著者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北京的莫理循》一书更多的带有新闻记者的笔法，可读性强，也许这是它吸引读者的地方。但是它依据的主要资料是莫理循的日记，记载了莫理循在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的活动，通过它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莫理循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以及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在日俄战争期间的活动和见解，他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他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不同态度，确有可以为近代史研究者参考。翻译这本书是很有价值的。尤其与此前翻译的《莫理循书信集》对照起来读，对于研究清末民初历史，研究这个时期列强对华态度，乃至研究莫理循本人，都是很好的素材。
近代中国，被动地融入了世界体系，与西方世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来华的西洋和东洋人士，包括清末民初政府聘请的各种顾问、工程师、学校教员、政府官员，乃至出访外国的代表团团长，许多人都曾经留下了各种文字记录，包括各种历史图片。这些资料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有一些还藏于私人之手。我建议正在努力寻访这些文字记载的学者，多做一些翻译的工作，也建议有眼光的出版者，多出版这样的译著。把它们介绍给中国学者，对于学术界是莫大的恩惠。
转自光明日报2003年5月22日书评周刊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
莫里循为何许人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现在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在1949年前就叫做“莫理循大街”（MorrisonStreet）。一条街道能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可见这个人的影响力在当时是多么的巨大啊！可如今，大家对莫理循这个名字已经陌生了，“莫理循大街”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莫理循，澳大利亚人，1897年，莫理循以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北京，在中国度过了二十多年，直到1919年才离开中国。
一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承皇位，其父被指定为摄政王。摄政王对袁世凯并无好感，特别是他背叛了其哥哥光绪皇帝。摄政王掌权后，于1909年1月就以袁世凯有足疾，宣布免去袁的所有职务。袁被解除职务后，莫理循即给袁拍去电报，表示慰问。袁世凯对他的追随者蔡廷干说，莫理循的电报让他“大为感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危在旦夕。就在这个时候，摄政王醇亲王惊恐万分，只好求助于三年前被自己罢免的袁世凯，命袁为湖广总督，指示袁镇压叛乱。莫理循知道，清廷起用袁世凯肯定是迫于无奈。在起义面前，清政府已无善战的官兵可用了。袁世凯虽然告老疗养了两三年，但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声望在不断增加。美国学者费正清说：“他一度于1909年被清廷革职还乡，这事反使他增加了声望。”〔1〕1910年，天津时闻报馆出版了一本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撰写的《袁世凯》。这本书对袁世凯有详细的记载与评价：“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指在朝鲜时期）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迅，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即我日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飙悍之手腕哉。”〔2〕《袁世凯》书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1895年4月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后，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闲谈，李鸿章面对当时大清国与小日本的地位变化，感叹道：“人才难得啊！”伊藤博文闻听此言，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袁世凯现任何职？”李鸿章答道：“小差使，无足轻重。”伊滕博文说：“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没有人才啊！”在外国人眼中，袁世凯似乎就应该得到重用，甚至可以支撑起整个中国。这位日本记者还在书中责问道：“使当日西太后信袁不专，任袁不力，袁虽有才，亦不能展，支那焉能复有今日？……西山太后不专任袁世凯，焉能有训练纯熟之陆军？……以此类推，西太后稍鲜定力，袁世凯乌能运其手腕？不有陆军，日俄之战焉能严守中立？又焉能复有完全之东三省？此外如天津、北京之警察，与直隶全省之学堂，又焉能有此程度？立宪之制度，又焉能望有萌芽？可以二语括之曰：微袁世凯，支那不能有今日之景象；微西太后，亦不能使袁世凯得运用其手腕也……”〔3〕这位日本记者虽然不免有夸大其辞之笔法，但在当时，袁世凯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与声望。所以，当清政府起用袁世凯时，袁并不急着上任，而是对外宣布说自己“足疾未愈”。袁想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迫使朝廷做出让步，让他全面掌握军权。袁世凯向清廷提出了包括募兵、筹饷、不为遥制、调将三条、宽容被裹胁者、赈灾等共八个条件。随着革命声势日益扩大，朝廷迫于无奈，最后只好向袁世凯妥协了。
袁世凯重新接管军权后，随即奔赴前线指挥军队。尽管莫理循此时正在热恋着蓓西，但袁世凯掌权军队后，他就狂热地投身于新闻报道中。他在11月13日发往《泰晤士报》的报道中详细地介绍了袁世凯乘坐专列抵达北京的气派情形。他希望袁世凯的复出能给中国带来希望。随着混乱局面的继续，莫理循似乎忘记了自己记者的身份，而不断介入到了袁世凯的智囊团中，他和袁世凯的另一名追随者蔡廷干，一起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在袁世凯复出不久，他派蔡廷干与莫理循见面，听取莫理循对局势的意见。后来，袁又派蔡廷干前往武汉与黎元洪和谈。蔡回到北京后，马上向莫理循通报了武汉和谈的情形。蔡说自己在和谈中极力说服对方，要求保留君主制度，效仿英国君主立宪政权。但革命党人显然不同意蔡廷干的主张，要彻底推翻满清王朝，主张建立共和政权。莫理循在听完蔡廷干的介绍后，知道袁世凯、蔡廷干已经陷入了困境。他与蔡廷干分析时局后认为，迫使清帝退位对袁世凯来说或许是最好的策略。
蔡廷干把莫理循的意见转告给了袁世凯。过了些天，袁世凯就再次约见了莫理循。莫理循雇了一辆马车造访袁府。在袁世凯那里，他受到了“热情而友好”的款待。袁世凯与他谈得十分融洽，当他们谈论到眼前的局势时，袁世凯认为只要再施加点压力，清廷就会选择撤往热河。12月13日，莫理循作为袁世凯的客人，前往汉口。此行，他已经完全充当了袁世凯的说客。他在汉口考察后写道：“民众死亡不多，但财产损失惨重；革命军秋毫无犯，清军却恣意淫掠。”他不相信如此的王朝还能保留下来，“对中国来说，袁世凯是做大总统还是做皇帝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清王朝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这似乎是民心所向”。莫理循回到北京后不久，清廷的举动比袁世凯想象的还要理想，清廷准备下诏宣布共和。
莫理循向上海的革命党领袖直言，不要指望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国能早日得到世界列强的承认，因为孙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他还向革命党人游说袁世凯，说只有袁当了总统，共和国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与支持。革命党领袖们也明确表示，只要袁世凯愿意，袁当然会当选为首届总统。而此时，袁世凯却在摆弄假象，袁说，他几代人都是清王朝的忠实臣子，不能因为充当篡位者而遗臭万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莫理循彻底成了袁世凯的幕僚，莫理循提出，当务之急应该设法让皇太后下诏宣布建立共和立宪体制，并口头支持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袁世凯听了莫理循的建议后喜出望外。
作者：洹上钓翁 2007-3-11 19:30回复此发言
2 回复：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
就在政治风云变化莫测的关键时刻，1912年1月14日，袁世凯已经掌握了主动权。清政府和袁世凯私下做好了交易，朝廷将在四天内公布诏书，将政权移交民国……袁世凯将被委任执掌新政权。清廷及亲王们将从新政权中领取岁俸。就在清廷准备退位的最后几天里，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隆裕太后一面答应袁世凯准备退位，一面却给袁世凯授予非常罕见的一等侯爵的封号。隆裕太后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袁世凯陷入尴尬，她要向世人暗示，袁世凯是效忠皇帝的，一定做不出对不起朝廷的事。而事实上，袁世凯就在等着清廷退位了。所以，当隆裕太后四次发布诏书要授予他一等侯爵时，他都委婉拒绝了。最后，隆裕太后终于在袁世凯面前宣布退位。
二
就在清廷退位后三天，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能顺利坐上大总统的交椅，与莫理循、蔡廷干等的极力帮助是分不开的。袁世凯向莫理循表示感谢，感谢莫理循及《泰晤士报》给他的支持。就此事，莫理循写道：“他充分肯定《泰晤士报》曾给予他的帮助，我想他是真诚的，因为自从他返回北京以后，我们经常地、几乎是每天交换一些意见。”莫理循虽然没有从袁世凯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但天生对袁世凯充满好感的他似乎感到自己的工作是相当有意义的。
就在莫理循为袁世凯的胜利而兴奋时，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到南京任职，并把新政权的首都定在南京。袁世凯当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权力控制区，而跑到前途未卜的南京去。莫理循理解袁世凯的担心，并向袁世凯解释说，迁都不仅要花费巨大财力，而且也违反了与各国公使馆的合约。但是，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北京就是满清政府的象征，新政权应该有新的迹象，应该迁都南京。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就迁都问题双方争论不休时，莫理循再次给袁世凯呈献了妙计。莫理循说：“黎元洪已通电力争将首都建在武昌。我想一定还会收到从济南府、开封府、河南府、西安府、成都和广州发来的电报，强调各自城市作为未来国都的优势。在这些城市中，至少有三个条件较为有利，因为他们在清朝以前曾是不同朝代的首都。当你手中有一打申请成为首都的城市时，也许各地都会认为北京将是第二个理想城市。”袁世凯听了此建议以后，可谓豁然开朗。蔡廷干在给莫理循的感谢信中说：“感谢您对定都提出的建议，这才是绝妙的想法，您将被称为中国改革运动中的澳大利亚英雄。”
定都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孙中山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北京，试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在这节骨眼上，袁世凯的嫡系部队第三镇士兵发生了兵变并实行抢劫，对北京城进行洗劫。莫理循在记录这桩事件时说：“街道西边我住所北侧的大杂院着火了，整个街道布满了士兵，而所有的警察都不见踪影……到处都是呼啸的子弹，但似乎没有人受伤。后来，我们才明白开枪只是为了恫吓而已。”莫理循记录得相当客观，那些士兵开枪只是为了“恫吓而已”，事实上，这是袁世凯亲自策划的“北京兵变”事件。袁策划“兵变”的直接动因，就是要向世人表明北京局势紧张，自己不能前往南京。局势正如袁世凯所料，迁都南京的事就此搁浅，他安稳地呆在了北京。但这件事，与袁世凯走得如此近乎的莫理循却不知道其中的真实面目。袁世凯不承认自己亲自策划“兵变”，而莫理循也在四处为袁世凯辩解说，袁没有必要策划“兵变”。他在给福来萨的信中说：“还有比认为袁世凯为了抵制迁都南京而策动兵变的看法更荒谬的事情吗？”莫理循虽然和袁世凯来往密切，但他还是不明白袁的丑陋本性。
莫理循对袁世凯本来是寄予希望的。但“兵变”事件后，他似乎对袁世凯产生了矛盾的心情，尤其是当他努力试图使那些肇事的士兵得到惩罚而袁世凯却有意袒护纵容时，他感到气愤，说：“如果仅仅采取安抚的政策使那些士兵保持沉默，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几年后，莫理循在伦敦商业会所做的演讲中还直言说，“兵变”事件是袁世凯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是袁一生中最糟糕、最令袁后悔的一件事。在莫理循看来，此次“兵变”事件使袁世凯在国内外的声望受到严重的贬损，这为后来袁世凯的种种努力设置了前进的障碍。
作者：洹上钓翁 2007-3-11 19:31回复此发言
3
回复：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国的情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袁世凯的就职典礼并没有开创新局面，中国的灾难还在进一步地严重起来。黎元洪、黄兴和陈其美领导的独立军队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军阀独立山头，袁世凯将面临着混乱局面的考验。此时的袁世凯深知充满智慧的、熟悉中国事务的莫理循对他及中华民国政权的意义，他通过蔡廷干向莫理循发出邀请，邀请莫理循担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虽然莫理循与袁世凯关系密切，但当他接到邀请后还是“大为惊讶”。他在日记中写道：“袁世凯认为我总是给他以帮助，还认为我是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之一，因此他希望我能留下来，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做他的顾问。”对于顾问一职，莫理循似乎没有多么在意，他说自己想离开中国回澳大利亚。但袁世凯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给出了比《泰晤士报》高出四倍的薪水聘请了莫理循。莫理循在给友人白克尔的信中说，袁世凯“为我提供了一些优厚的条件。……南北双方一致希望我能成为替他们工作的第一个外国人”
。1912年8月，莫理循正式接受了中国政府的任命。蔡廷干在给莫理循的信中充满感情地说：“随信附上文件。它不是协议，也不是合同，更不是契约。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主动、由衷地向您发出的一份聘书，已由您签名表示接受和认可。这是中国向外国人发出的最为荣耀的聘书，而且用最礼貌的语言来表达……”此后，莫理循努力工作，更加效忠于袁世凯政权：他为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四处游说，争取列强的承认；他直接参与国家的重建与管理；他极力引荐显赫的外国人来中国投资；他给总统提供内政外交的参谋；他出没于各种活动场所，为中国效力……
就在莫理循接到任命后不久，他离开北京前往伦敦。此时的英国对共和制度是相当抵触的，一些英国人在报纸上成天散布中国内战在即、国家即将崩溃的消息。莫理循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显然对这种“谣言”非常不满。他认为英国是个受报纸舆论影响的国家，当务之急是消除报纸给读者造成的“错觉”，所以莫理循就四处游说，并将自己的观点，通过记者采访发表到了英国的一些报纸上，说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说中国局势日趋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在加强，各地的贸易也在恢复，等等。莫理循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在各种场合演讲，并极力为中国的共和制度辩护，极力为袁世凯塑造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在对中国状况十分清楚的莫理循看来，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而袁世凯是中国未来、是惟一可以胜任的领袖，共和制度是惟一可行的政治模式。所以，在袁世凯上台前，他为袁世凯献计献策，自觉充当袁的“师爷”角色。袁世凯重用莫理循，甚至授予他二等嘉禾勋章、一等嘉禾勋章，并不是要莫理循为共和制度效力，而是要为袁世凯本人效力。一边莫理循在给袁世凯“歌功颂德”；一边袁世凯又在暗中组织杀害革命党人活动，并引起民愤，特别是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总统以后，加紧了独裁统治，时局进一步恶化。
莫理循作为政府的顾问，对时局的日益恶化感到了担心，他多次和袁世凯谈论时局之事，并敦促袁与南方日益壮大的国民党进行对话。袁世凯并没有轻易采纳他的意见，说他们是“厚颜无耻”，并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团体。随着时间的增长，莫理循对袁世凯渐渐感到了失望。说袁世凯“情况糟糕”，“威望没有了”。他在给友人亨利•戈颁的信中说：“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与十五年前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有何不同。”他开始抱怨自己“把时光浪费在政治顾问这个丢脸的职位上”。
随着袁世凯接受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及当皇帝野心的逐渐暴露，莫理循对中国及袁世凯的感情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批评中国政府及袁世凯。当杨度等人极力帮助袁世凯当皇帝时，莫理循在《大陆报》发表文章表示反对，认为称帝是极为不明智的选择。
莫理循虽然对袁世凯政府感到强烈的不满，但他毕竟还是政治顾问，他还天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力为中国政府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理循分析了局势后极力劝说袁世凯参战，加入到协约国行列中。莫理循借助自己的威信，忙着为袁世凯政府与英、法、俄等国游说。在莫理循看来，对于危机四伏的袁世凯政权来说，加入协约国行列并参战，可以“起到提高国家声望的作用”。他还给袁世凯解释说：“中国的民族意识刚刚苏醒，当国民知道他们的国家与世界强国结盟为文明而战时，他们的新生爱国热情将得到鼓舞。另外，中国将通过为协约国制造武器而得到应得的利润；她的兵工厂将得以重组，并装备上现代化武器；在战后涉及中国命运的谈判中，中国会在和会上拥有发言权。”莫理循以一般的政治判断认为，袁世凯要在危局中翻身，应该把心思放在怎样和协约国合作并争取利益上，但他显然不知道，一贯对新事务无知的袁世凯对此并无兴趣。袁世凯一边在和协约国合作上应付了事，一边在加紧镇压内乱，并筹备自己当皇帝的登基事宜。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对外宣布中国民国灭亡，洪宪帝制时代开始。莫理循对袁世凯不顾他及国民的反对，逆历史潮流，葬送共和，恢复帝制感到非常厌恶、痛苦，他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1912年我满怀希望开始为这个政府服务，现在我的失望和当时的希望一样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他称帝八十三天后在紫禁城里死去，洪宪帝制时代也因此结束。在袁世凯死后，莫理循还在为黎元洪、徐世昌等政府效力，但他显然不是出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忠诚而做出的，而是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对共和的希望而努力的。他对黎元洪、徐世昌等人并无好感，认为黎、徐都是“丝毫没有共和思想的人”，但他继续为黎元洪、徐世昌政府献计献策，希望能维护中国的统一；在巴黎和会时，他还极力为中国争取利益而去得罪日本……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努力与“服务”都不能阻止中国军阀混战局面的发生，不能挽救中国继续被列强欺凌的局面，中国在黑暗中积聚力量，在黑暗中等待爆发。
1920年，莫理循这位老牌的中国通在走完了他的五十八年人生经历后，永远离开了尘世。
从八面槽到莫理循大街
王府井大街南段的变迁
本版新闻 从八面槽到莫理循大街(02/06)
◇字体：［大中小］ 本版PDF 北京青年报：(07/02/06 00:00)
1922年，曹汝霖又选定了同福夹道，在这里盖起了一座新楼，在东院还建有戏楼，这座新楼建筑得甚为宏伟。曹家新楼占地很大，后门一直开到了箭厂胡同。直系军阀上台后，曹汝霖遭排挤只好又搬回天津。同福夹道的宅子则租给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只留下后院。1937年曹汝霖就将此处宅院卖掉了。
■门庭显赫的锡拉胡同
锡拉胡同在王府井大街西侧，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明朝胡同属南熏坊，据说此胡同旧时有专为宫廷服务的锡镴作坊，胡同以此得名锡蜡胡同。清朝属镶白旗，宣统时胡同称锡拉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人民路六条，后恢复原名。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清朝“内务府武备院所属帽作局在南”。传说慈禧太后幼年时也曾居此巷。
旧时因胡同地近紫禁城的东华门，所以许多朝廷高官为进宫方便，纷纷选择此胡同居住，因此昔日的锡拉胡同里权贵豪门鳞次栉比。有清末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军机大臣及体仁阁大学士鹿传霖、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还有民国时期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等均曾居于此巷。
■锡拉胡同里的甲骨文发现者
清末锡拉胡同里除了居住着当朝的权贵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光绪年间著名爱国学者、收藏家王懿荣。
王懿荣，山东省福山人，出生于书香官宦家庭，光绪五年中举人、六年中进士，授翰林，后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一生酷爱研究金石，喜欢收藏古玩文物。为了购买这些古玩文物他不仅平日花去自己的薪俸，甚至连妻子的嫁妆，首饰也典当了。在王懿荣一生的研究中最大的成果就是发现了甲骨文。
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懿荣偶然得病，大夫给他看过病后开了药方，药方中有一味药叫“龙骨”，这是一味十分平常的药，吃的人很多，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龙骨有什么特别。当家人从药铺将药买回后交给王懿荣时，他无意中发现龙骨上竟刻有类似篆文的文字。他觉得很奇怪于是就派人将药铺中带字的龙骨全买了回来，后来王懿荣又陆续收集龙骨达1500片之多。经过不断地研究，王懿荣认定，龙骨上的文字是比金文更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而这些龙骨王懿荣为其断代为商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王懿荣被任命为京顺团练大臣，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事件，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西逃。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入东安门，国破城丢，王懿荣不甘心受辱，决定以身殉国。他先喝毒药自尽，结果未死，最后他带继室、长媳等人从容投井而死。据说这口井上还曾建过亭子，立过石碑纪念这位忠烈之臣。
■发生在锡拉胡同19号院的暗杀事件
锡拉胡同19号院现在是幼儿园，如果时间倒流到1948年，这里曾是北平市政府招待。1946年6月，何思源辞去北平市市长之职后，曾经搬到这里居住过，而且也是在这里，他险些遭到特务的暗杀。
当时何思源一家六口搬到锡拉胡同后就住在19号院第二进院落的正房。何思源与两个男孩住在外间，何夫人与两个女孩住在里间。
北平解放前夕，何思源拥护解放军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方案，为此他每天奔走呼吁。何思源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1949年1月16日，特务窥测到了何思源卧室的准确位置，当天夜里，就在何家卧室屋顶上安放了定时炸弹。
1月17日凌晨炸弹起爆，顿时弹片横飞，房倒屋塌。何思源的小女儿何鲁美被炸身亡，何夫人和大女儿及两个儿子均被炸伤，何思源本人胳膊受伤。虽然何家被炸，但是并没有动摇何思源为和平奔走的决心，他继续为和平工作着。最终1月20日，傅作义将军接受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条件，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上一页第 >1 >2 >3 >4 >5 页 下一页>> 北京的莫理循- -
George Ernest Morrison in beijing
by Sean Kelly （Australian）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曾经叫Morrison street;
也叫former Morrison street.
主要为了纪念George Ernest Morrison.
他的在中国的事迹：
1.义和团运动中公使保卫战英勇无畏；
2.1912年，受聘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
3.是他那个时代西方少有的中国通。他也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是少有的相信中国会有美好未来的西方人之一。
97年前莫理循在甘肃遇上了最文明的人
2007-06-12
在去西安路上，常常有老百姓问他是不是来勘察铁路线的，人们对铁路满怀希望，以为铁路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傅国涌 文
在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林冠珍的持续努力下，“莫理循书系”已渐成规模，前几年已陆续出版传记《北京的莫理循》、学术著作《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三卷本历史图片集《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最近我又读到了新版的传记《中国的莫理循》，以及莫理循的旅行实录《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后者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青年莫理循在1894年穿越中国西南到达缅甸的经历，一是他在1910年以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穿越西北到新疆边境的报道。前一部分对于中文读者其实并不陌生，早在1998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就推出过一个中译本《中国风情》，这次的新译本除了在地名、人名等方面做了许多新努力，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增加了许多当年莫理循亲自拍摄的老照片，对于这样一本旅行记来说，这些照片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更留意的是这个新译本中首次呈现给中国读者的后一部分内容，这是莫理循当时在《泰晤士报》发表的系列报道，一共12篇，那是辛亥革命前一年，一个外国记者从河南、陕西、甘肃一路西行到新疆，亲历、亲闻、亲见，留下的可靠记录。对于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提供了非常生动、直接的材料。
莫理循的这次西北之行是从1910年1月15日开始的，他离开北京，乘火车到达郑州，然后前往西安，他遇到的妇女无论老幼都是缠足的，尽管皇帝已发出上谕，劝诫人们停止缠足，但在北方内陆地区，旧习俗的影响太深远了，这种劝诫当时还没有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认为，中国要想在文明国家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停止缠足的陋习。对于学部规定凡是穿外国服装或缠足的女孩不准入学，他以赞许的口吻说这是最明智的条例之一。
在去西安路上，常常有老百姓问他是不是来勘察铁路线的，人们对铁路满怀希望，以为铁路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从陕西、甘肃到新疆，他看到很多邮局，邮政线路畅通，能提供便宜有效的服务。他在新疆甚至感叹：“中国邮政价格显然是世界上内陆邮政最便宜的。”他访问过西安等地的省咨议局，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些选出来的议员在禁止鸦片等问题上有着共识，他赞许“良知和礼节是各省咨议局开会的特点”。警察也是那个时候的新生事物，西安的警务学堂以近代方式培训警察，他们值勤时很有礼貌，工作努力，比旧体制进了一大步。甘肃的每个县都有几个警察，站岗、巡逻，在莫理循眼中，“他们是最文明的人”。
他在兰州不无惊讶地发现比利时的影响很大，这不仅是因为一位比利时传教士在兰州的高等学堂对学生进行全面、良好的法语教学，另外有一位已过世的比利时人林祖美在中国海关税务司任职16年，是甘肃西部肃州洋务局的负责人，娶了中国太太，很受中国人信任，帮助中国的工程师、技工在甘肃办起织呢局、蜡烛厂、肥皂厂，建立实验室、矿业学堂，开办铜矿、金矿。
从铁路、邮局、企业到咨议局和警察，在通往近代化的路上，中国已经开始起步，虽然步履有点蹒跚，节奏有点缓慢。在西北这样远离沿海，没有报纸，信息不灵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透过莫理循的眼睛，看到明显的变化，这是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代不可想象的。
我特别注意到，莫理循一路西行，从西安到兰州，见到了许多新学堂，那个时代新式教育虽然出现不久，但即使偏处西北，新学也已初成规模。他在西安说：
“城内学校很多，高等学堂和一般学堂都出奇的好。学校是近代式样，校舍漂亮，教室整洁，但缺乏师资，亟需更多的教师，尤其是高等学堂的教师。中国人没有意识到拥有好教师的重要性。他们不像日本人用高薪聘请好教师。如果教师比学生多有一点知识，中国人就很满足了。”
“大家普遍都愿意学习英语，大部分学生在上英语课，但教学还处于基础阶段。英文课由中国人教，他们只在上海或日本粗略地学过。”
在乌鲁木齐，三四年前还没有近代化的学校，现在有很多种类，从小学、中学到法律学堂、农学堂、武备学堂。与其他几个地方面临的同样问题是能够胜任的教师很少。
1910年还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起步阶段，透过莫理循的眼睛，我们不难看到，新式教育不仅在遥远的西北萌芽，而且起点不低，在外语等课程设置方面，已经有相当前瞻性的认识。在莫理循笔下，那是一个向世界看齐、热情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中国，即便是站在西北广袤贫瘠的土地上，处于满目风沙之中，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澳］莫理循 著 窦坤 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4/29.00元】
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
莫理循，澳大利亚人。1897年，莫理循以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北京。他的名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现在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在1949年前就叫做“莫理循大街”。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承皇位，其父被指定为摄政王。摄政王对袁世凯并无好感。摄政王掌权后，于1909年1月以袁世凯有足疾，宣布免去袁的所有职务。袁被解除职务后，莫理循即给袁拍去电报，表示慰问。袁世凯对他的追随者蔡廷干说，莫理循的电报让他“大为感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危在旦夕，摄政王醇亲王惊恐万分，只好求助于三年前被自己罢免的袁世凯，镇压叛乱。莫理循知道，袁世凯的再度起用，反倒增加了他的声望。所以，当清政府起用袁世凯时，袁并不急着上任，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全面掌握了军权。袁世凯重新接管军权后，随即奔赴前线指挥军队。莫理循希望袁世凯的复出能给中国带来希望。随着混乱局面的继续，莫理循似乎忘记了自己记者的身份，不断介入到袁世凯的智囊团中。
袁世凯复出不久，他便派蔡廷干与莫理循见面，听取莫理循对局势的意见。后来，袁又派蔡廷干前往武汉与黎元洪和谈。蔡回到北京后，马上向莫理循通报了武汉和谈的情形。蔡说自己在和谈中极力说服对方效仿英国君主立宪政权。但革命党人不同意这个主张。莫理循听完蔡廷干的介绍后，知道袁世凯已经陷入困境。他认为，迫使清帝退位对袁世凯来说或许是最好的策略。蔡廷干把莫理循的意见转告给袁世凯，不久清廷准备下诏宣布共和。
莫理循向上海的革命党领袖直言，不要指望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国能得到世界列强的承认，因为孙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他还向革命党人游说，说只有袁当了总统，共和国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与支持。而此时，袁世凯却说，他几代人都是清王朝的忠实臣子，不能因为充当篡位者而遗臭万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莫理循提出，当务之急应该设法让皇太后下诏宣布建立共和立宪体制，并口头支持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袁世凯听了莫理循的建议后喜出望外。
就在清廷退位后三天，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并向莫理循表示感谢，感谢莫理循及《泰晤士报》给他的支持。莫理循虽然没有从袁世凯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但天生对袁世凯充满好感的他似乎感到自己的工作是相当有意义的。
这时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到南京任职，并把新政权的首都定在南京。袁世凯当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权力控制区，而跑去南京。但是，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北京就是满清政府的象征，新政权应该有新的迹象，应该迁都南京。就在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就迁都问题争论不休时，莫理循再次给袁世凯呈献了妙计。莫理循说：“黎元洪已通电，力争将首都建在武昌。我想一定还会收到从济南府、开封府、河南府、西安府、成都和广州发来的电报，强调各自城市作为未来国都的优势。在这些城市中，至少有三个条件较为有利，因为他们在清朝以前曾是不同朝代的首都。当你手中有一打申请成为首都的城市时，也许各地都会认为北京将是第二个理想城市。”袁世凯听了此建议以后，可谓豁然开朗。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国的情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袁世凯的就职典礼并没有开创新局面，中国的灾难还在进一步地严重起来。黎元洪、黄兴领导的独立军队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这时，他通过蔡廷干向莫理循发出邀请，邀请莫理循担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
1912年8月，莫理循正式接受了中国政府的任命。蔡廷千在给莫理循的信中充满感情地说：“随信附上文件。它不是协议，也不是合同，更不是契约。……这是中国向外国人发出的最为荣耀的聘书，而且用最礼貌的语言来表达。”此后，莫理循努力工作，更加效忠于袁世凯政权：他为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四处游说，争取列强的承认；他直接参与国家的重建与管理；他极力引荐显赫的外国人来中国投资；他给总统提供内政外交的参谋；他出没于各种活动场所，为中国效力……
随着袁世凯接受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及当皇帝野心的逐渐暴露，莫理循对中国及袁世凯的感情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批评中国政府及袁世凯。当杨度等人极力帮助袁世凯当皇帝时，莫理循在《大陆报》发表文章表示反对，认为称帝是极为不明智的选择。
莫理循虽然对袁世凯政府感到强烈的不满，但他毕竟还是政治顾问，他还天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力为中国政府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理循分析了局势后极力劝说袁世凯参战，加入到协约国行列中。莫理循借助自己的威信．忙着为袁世凯政府与英、法、俄等国游说。
但他显然不知道，一贯对新事务无知的袁世凯对此并无兴趣。袁世凯一边在和协约国合作上应付了事，一边在加紧镇压内乱，并筹备自己当皇帝的登基事宜。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对外宣布中国民国灭亡，洪宪帝制时代开始。莫理循对袁世凯不顾他及国民的反对，逆历史潮流，葬送共和，恢复帝制感到非常厌恶。他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1912年我满怀希望开始为这个政府服务，现在我的失望和当时的希望一样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于称帝83天后在紫禁城里死去。在袁世凯死后，莫理循还在为黎元洪、徐世昌等政府效力，但他显然不是出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做出的，而是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对共和的希望而努力的。
1920年，莫理循这位老牌的中国通在走完了他的五十八年人生经历后，永远离开了尘世。
看得见的清末民初
南方周末 2006-02-16 15:32:58
《莫里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沈嘉蔚编撰，窦坤等译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9月，288元
■特别推荐
□李洁
没有一套画册能像新出版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这样引人入胜———居然有500多幅从来没见过的历史图片在强烈地冲击着我的视觉和心灵！一页一页翻下去，百年前的中国，清晰得近乎虚构，真实得惊心动魄。正如这些图片的主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生前所言：这是“一份有关远东历史的有趣的记录，对历史学家颇有价值”。
翻阅三大本沉甸甸的画册，让人无法不对编撰者———旅澳著名画家沈嘉蔚先生的经年努力而感佩。如果不是他于十余年前意外地接触到了莫理循一直未曾曝光于世的大量珍藏，那么，这些有关中国的珍贵史料或许会一直沉寂于悉尼的米歇尔图书馆(Mitchell Library)的某个角落里，直至若干年后被开卷的风儿吹成一阵尘埃。
这些年来，“图说”历史之书充斥坊间，但绝大部分历史照片是二手甚至三手、四手货。被反复翻拍过的那些历史场景和人物，已经漫漶得失了原样，让人益发看不清晚年的大清王朝和初生的中华民国是何模样了。除了孙中山、黄兴、蔡锷等极少数英雄清晰可辨外，其他够得上是“人物”的，形容多在半人半鬼之间，尤其是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段祺瑞等当政者，更已不具“人形”。
这本《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一扫“盗版”成风的出版物积习，相当清冽地将那段被妖魔化的历史还原为人间真实。因为，三大本画册中收集的全是莫理循自己拍摄的照片或藏品。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尤其珍贵的是，这些照片，不仅仅是令普通读者啧啧称奇的稀罕读本，更是近代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们的不可多得的善本———从妻妾成群、儿孙满堂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全家福，到“中国所有总督、巡抚中排外情绪最强烈的一个”(莫理循语)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某位英军高官的矜持合影；从“彰德秋操”清军新军军官的别样风采，到大清王朝最后一次国丧的礼仪阵容；从边城草民的平静生活的画面，到官衙处决众多海盗的血腥的场景；从“庚子之乱”的激烈巷战，到八国联军将帅们的傲然聚首；从在紫禁城墙上俯拍到的“两宫回銮”新闻照片，到穿着清代陆军上将服就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的标准照；从桂林的地方官吏与学子在“立宪万岁”的牌匾下的集会，到山西的学府里着清朝服饰的老师与穿西式制服的学生们的集体照；从蔡锷给莫理循的信函，到北洋政府颁给这位大总统政治顾问的嘉禾勋章……每一页都在展示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极为要紧的历史细节。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值得我们再三默读的珍贵图书！
对有心人来说，“莫理循”已经不再是个陌生的名字。早在1986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就翻译过一本《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骆惠敏编，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但那是为了展现“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历程”。近几年，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编辑独具慧眼，先后促成《北京的莫理循》和《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的出版，使这位卷入了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的澳大利亚人显形于历史空间。这些专著告诉我们：从1897年抵中国以后，莫理循即开始了在华的长达20多年的生涯。作为一个杰出记者，他成了中国晚清时期社会大动荡的见证人，作为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政治观察家，他成了中华民国政府聘任的外国顾问之一。他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和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的同情心，长期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工作，赢得了当时人们的尊重，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因他的入住而被称为“莫理循大街”(Morrison Street)。这位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最后病逝于巴黎和会期间，死前还称“如果死也要死在中国”，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样一位“爱我中华”的外国人留下的稀罕遗物，岂不洋洋大观乎？所以，《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笔者郑重推荐给朋友们的一本好书，一套名副其实的“图”书，一部可以为百年前的那段历史提供最直观佐证的珍贵史籍。
读窦坤著《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
来新夏
莫理循出生于澳大利亚，在清末民初曾以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和北洋政府政治顾问
的身份，居留中国达20余年。他亲身考察和参与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很值
得注意的一个人物。但是以往人们对他的了解并不很够，评论也并不很好，认为他是一个在中国
从事刺探中国政界消息的外国记者，甚至于更有人把他归入“帝国主义分子”一类中去。我对莫
理循的了解并不很多，只是从两件史事的研究中有所接触，一是在研究北洋军阀史时，看过他的
少量原始资料和某些有关他的论者，认为他和袁世凯关系密切，参与了中国政界高层的活动，是
中英间穿针走线人物，对辛亥革命和北洋政府做过一些有利的事，但主要还是为英国政府效劳;
另一是在研究中国藏书史时，了解到他曾将在中国搜集珍藏的藏书，卖给日本三菱财团的岩崎久
弥，后成为日本“东洋文库”的基础，我访问日本时，曾去参观过“东洋文库”，深为这批藏书
未能留在中国而惋惜，并对莫理循有所警议。对这个人物我没有很完整的看法，只觉得他具有某
种不可捉摸的矛盾性格，希望能读到一本有关莫理循的传记。
窦坤女士是2002年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汝丰的介绍，为了商讨莫理循与袁世凯的关系而
亲自来天津相晤时才认识的。她当时任职于北京社科院，家庭负担也较重，但仍不顾辛劳在北京
大学攻读博士，这种好学精神，令我佩服。相形之下，她对莫理循的了解远胜于我，我只能就
所接触过的资料谈些看法而已。尤其是得知她正在建议和努力推动国家图书馆从澳大利亚悉尼
米歇尔图书馆购入“莫理循文件”的英文缩微胶卷一事，更令人对莫理循的研究充满期待。我非
常期望她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能写出一部有关莫理循的传记来充实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果然，
在今年年初就收到她经过5年钻研而写成的新著一一《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
该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所以严格按照学术论文的规范要求，在书前立《引言》与《绪
论》。《引言》作为作者自己的代序，是作者在成书之后所写的一篇概括性文字，其中对莫理
循做了恰如其分的论定，起到导读全书的作用。而《绪论》则是作者开宗明义之篇。绪论包
含研究意义、研究回顾与研究思路3个小目，这是学术专著必不可少的内容，无此不足以称
为学术著作。作者从政治史、社会史、中外关系史和史料等角度，着重探讨莫理循在清末民
初中国政治史中的活动及历史地位，以回答莫理循在中国20年中如何活动、如何认识中国、
产生过怎样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等问题，以此向读者明确揭示这一课题的研究意义。作者
尊重前人研究成果，以较大篇幅，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回顾，既显示自己研究工作的起步
点又为自己提出原创性见解奠定基础。作者更非常简洁地申明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在写作
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注重通过第一手资料，澄清一些史实真相，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
论。”这一篇《绪论》应该说是阅读本书的钥匙，也为本书及其作者确立了遵守学术规范的框
架，这一点恰恰为某些所谓博士论文所忽略了。
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重视搜集和利用资料问题，从全书的论述考察观之，确实达到了资
料丰富的地步。据书尾所附《参考文献》看，共运用了中外文的档案、文献资料和论著等170
余种。有些档案是国内没有收藏,经作者努力奔走游说而看到的,如“莫理循文件”不仅充
实了本书内容，更为后来学者提供了研究条件。因为有丰富的史料基础，所以作者对不同说
法所进行的驳论，都能有理有据，论证有力。她的考证不是只为考订真实而考订，而是将考
订结果与论述结合一起，建立自己的原创性见解。如对莫理循住所的考证，作者经过考证确
定莫理循是1902年以后定居于王府井大街，具体方位是与曾广锉(李鸿章的幕僚)和美国外
交官司戴德为邻，东北是位于东堂子胡同的外务部，南面是使馆区，西面靠近紫禁城。如果
单纯从考证而言，已是非常确切的结果了，但是，作者通过对这一小问题的考证，实为说明
“这是一个可以迅速探得各方动向的理想居住地，’，与莫理循的中心活动紧密联系起来，足见
作者见微知著的功力。在论述方面，作者以第一手资料来写莫理循对中国各地吏治、民情、风
俗、人物等的认识，写了莫理循的社交活动和建立“莫理循文库”的文化事业。作者对于这
一时期莫理循参与的重大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北议和、与袁世凯的关系、曝光21
条的内容、对日施加舆论压力、反对洪宪帝制以及支持参战等，都有深入的补正和解析。使
读者对莫理循能有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人物面貌，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解除了一些疑点。
作者在书中插入了相当数量莫理循的生活照和书影，这完全不同于当前许多图文各半的
书籍，只是为减轻阅读文字的负担以取悦读者，而是真正用图帮助说明历史人物，给读者以
形象的认识。而且，这些照片是来自于澳利亚米歇尔图书馆的珍藏，更增加了其图片史料的
价值。作者在书末编附了一个《莫理循生平简表》，是很可取的一种撰写法，它即可检查传文
对传主大事有无遗漏，又便于读者了解检索本书内容之需。
这部书也不是没有可改进之外，一是作者忽略了学术著作应在书尾有一综合索引，供读
者检索内容，特别是本书所包含的人名、地名、事件等很繁多，如果没有索引，那将为读者
增加不少困难;二是这样一个课题，用这样篇幅进行论述，实为不易，而有些内容似可更为
增强些、丰富些、甚至多深入发掘些史料，更深入地论述辨析问题。衷心希望窦坤能够再接
再厉，在莫理循资料发掘和研究领域取得新的成果。
(作者 来新夏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名誉会长、南开大学教授邮编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