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永：王幸福——宪法给我的权利(中国青年报 200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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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给我的权利
2004年07月14日 03:04:07
本报记者 刘万永
一个农民，历时10个月，自费秘密调查230多起“暴力抗税”事件。但他调查的结果却颠覆了原有的结论：“暴力抗税”变成了“暴力征税”。
调查中，他被乡政府和派出所人员盘查：“你是哪的？”“我是高村乡的王幸福。”“那你来干什么？”“我来调查去年收农业税的事儿。”“你高村乡的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你们不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盘上吗？我就有权利来。”“谁给你的权利？”这个农民说——宪法给我的权利。
51岁的农民王幸福这两天在北京“很幸福”：他身后排着一长串等着采访的各类媒体。他走马灯似地从这家宾馆被转移到那家宾馆，让跟踪不紧的媒体突然失去联系。而一年前的情形，却是另一番样子：他主动跑到北京来，登门拜访各大媒体，结果被各种理由一一“搪塞”过去。
几天前，王幸福的故事刊登在新华社的《半月谈》上，经各大网站转载，一夜之间，王幸福成了“名人”。那些天，家住河南省宜阳县高村乡的王幸福，家里的门坎被各种媒体的记者踩了又踩，他家的电话铃声也一直响个不停。
其实，王幸福的故事，说简单也简单：他用10个多月的时间，秘密调查了宜阳县14个乡镇的230户“暴力抗税”事件，并写成了100多页的调查报告。
但说不简单也很不简单：一个农民，不好好料理自家的地，以“管闲事”为己任。辛苦、冒风险不说，自己还要不断地往里搭钱。他最终揭开了230户所谓“暴力抗税”的真相，并引起国务院有关领导和河南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面对各种疑惑和不解，王幸福早已深思熟虑：“我是一个农民，但农民也是公民。我是在行使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
宜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02年开始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减负的福音。按照政策，以前农民所欠税费先“挂”起来，这使乡村两级的债务压力骤增。
2002年11月，征税工作进入“攻坚”阶段，乡镇抽调、雇佣数百人的“突击队”和数十人的“小分队”，进入村庄收税。一时间，传言四起：有的村被公安、武警包围了，不交税就打；有人被抓到了派出所，交了税，还要交罚款；公检法的汽车在公路上警笛长鸣，县电视台播放的抓捕“暴力抗税”分子的新闻不绝于耳。
一向“好管闲事”的王幸福，到当地新华书店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等小册子。他想对照着搞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年12月，他先从离家最近的高村乡、石村乡和韩城镇展开调查。“这个风头不好出。”有人劝他。王幸福也深知其中的风险。他睡觉时枕头边随时备着“自卫的家伙”。
每到一村，为防止遇上村干部，王幸福都是找衣服穿的最破的人。他一般这样开始访问：“你们这征税了吗？我们那可文明了。”听到这些，多数人会说：“你们那文明，我们这可不文明。”王幸福就接着问：“怎么不文明，能不能带我看看？”
了解完一个村，王幸福会询问有没有别的村的亲戚朋友被打、被抢的，如果有就接着调查。
宜阳县属于丘陵地带，当地人不兴骑自行车。为节省开支，王幸福经常在山路上步行走访。有时，受害人不在家，他不得不翻山越岭四五次。
高村乡叶沟村村民叶彦智是王幸福调查的第一人。
2002年11月12日上午，高村乡几名乡干部来到叶彦智家，通知第二天缴农业税。
“今年农税改革，正税是多少，附加税是多少？”48岁的农民叶彦智询问。
“反正就是这一疙瘩，写在纸上的全是农业税。”乡干部很不高兴地回答。
叶彦智不满意乡干部的回答，随口说：“你们弄的这是个球！”
“不怕你不交，有人来收拾你。”乡干部气哼哼地走了。
第二天是叶沟村赶集的日子，一大早，叶彦智按照乡里定的农业税税额把钱交给了村干部。当叶彦智回到家门口时，发现一大群身穿迷彩服的征税小分队成员。
“你去哪儿了？”有人质问。“我去交税了。”
“交了也不行。”不容分说，小分队把叶彦智扭上车，拉到了高村乡派出所。从早上9时到晚上11时多，家人交了200元罚款，叶彦智被迫在《悔过书》上签了字，才被放了出来。次日，叶彦智的《悔过书》被大量复印，贴遍全乡。
几天后，王幸福找到叶彦智，让他说说事情的经过。
一个普通农民调查农民的事“管个屁用”？叶彦智最初很疑虑，但他也多多少少听说过一些有关王幸福的“传闻”。知道他“能写写画画，会打拳，是个有本事的人”。
高中毕业的王幸福，也正是凭着“写写画画”，赢得十里八乡“能人”的赞誉。他那首长篇自传体七言古诗，有的乡亲至今能脱口念出：“大地茫茫连太阴，恶风骤雨降世尘”。但更让王幸福声名远扬的是，他“爱管闲事”、“麻烦不断”。
王幸福曾为本村小学的危房问题，直书中央领导，后来有关部门责成当地教育局尽快修缮。他还屡次向上反映拖欠教师工资等问题，并部分得到了解决。
基于此，叶彦智最终向王幸福讲出了实话。直到今天，两人仍称兄道弟。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叶彦智。很多人担心说了也白说，事情解决不了，再遭到打击报复。每遇这种情况，王幸福就说：“我也是农民，问题解决了我也不收你的钱。成不了，遭打击的也不是你一个人。”
有一次，韩城镇征税小分队到东桃村突击收税。李石碰偏瘫在家，妻子头一天知道乡里来人收税，到同村借钱还没有回来。小分队不由分说开始卸李家的铁门，李石碰的孩子大叫：“我妈一会儿就回来。”没人理会。李石碰妻子回来时，铁门已被卸走。
“头一回老王来时，我不敢说。”李石碰妻子略带愧意说。可王幸福没有放弃，第二天再次上门。李石碰妻子问：“你有啥办法？”
王幸福说：“我帮帮看，你有啥说啥。”李石碰两口子才含着眼泪讲述了全过程。事实上，多数调查结果，正是靠老王一而再，再而三上门才得到的。
“像我这种身份的人，搞这种调查，保密是第一位的。不讲点谋略，再正义的事也不行。”王幸福得意地向记者介绍经验。
有一次，他走了40里雪路到盐镇调查。路上，诗兴大发：“大意失荆州，谨慎为万全。胸装正义事，子胥过昭关。”
即使“谨慎为万全”了，有时，麻烦照样找上门来。
有一天，他正在石村乡河战村调查，住在一个老乡家里。乡里知道后，来人问这家人：“有没有人到这儿来调查东西？”
主人说有。乡干部问：“调查什么？”
“调查去年收农业税的时候，你们抢我东西，我说了说。”
“你给别人说什么了？”“该咋说咋说。”
“这个人走了吗？”“没有，在我家后面屋睡觉呢。”
乡干部没再问就走了，回去之后乡政府和派出所来了6个人。
“你是哪的？”“我是高村乡的王幸福。”“还以为是记者。”乡干部说。“你们说是记者，我是王幸福，我是农民。”
“那你来干什么？”“我来调查去年收农业税的事儿。”“你高村乡的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
王幸福说：“你们不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盘上吗？我就有权利来。”
“谁给你的权利？”“是宪法给我的权利！”“哪一条有这个权利？”“你回去好好查一下。”
此时，王幸福的调查在河南省已经出了名，石村乡干部也没把他怎么样。当时正在闹“非典”，乡干部就带王幸福去做检查。
到了石村乡医院，有人暗示那个医生把王幸福的温度写高一点。王幸福获知后对那名医生说：“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地写我的温度，你要是弄虚作假，将来我也不会放过你。”最后那名医生如实写上：36．4℃。
从2002年11月起，历时10个月，王幸福自费在宜阳县19个乡镇中的14个乡镇进行调查，一一核实了230多起“暴力抗税”事件。调查结论连王幸福自己也想不到：这230多起所谓的“暴力抗税”事件，没有一例是真正抗交农业税的，根本不应该当成“钉子户”来实施肉体惩罚和经济惩罚。
在王幸福的调查中，不但“暴力抗税”的说法不成立，相反，从始到终充满着“暴力征税”的色彩。征税过程中，遭殴打的上至81岁老人，下至13岁少年。其中，有党员、干部、教师、大学生、解放军战士、精神病患者和偏瘫患者。有的门牙被打掉，有的耳膜穿孔，有的胸椎压缩性骨折。
被充税的东西五花八门：耕牛、拖拉机、电视机、洗衣机、喷灌机、铝合金门窗、水泵、自行车、电刨子、摩托车、席梦思床、玉米、谷子、绿豆、小麦、棉花、棉花籽、酒、洗衣粉等等。
王幸福将这些含辛茹苦得来的鲜为人知的真相和数据写成调查报告，他复印了上百份，向中央、省相关部门广泛投递。为防止所寄材料被扣押，他常常跑到洛阳或邻县去寄挂号信和特快专递。
2003年2月底，这份由农民秘密完成的调查报告，引起国务院有关领导及河南省政府的重视。河南省农监办派人到宜阳县专门了解情况。
这年3月26日，宜阳县县长谭建忠专门接见了王幸福，并代表县政府对王幸福的工作表示感谢。5月15日，谭建忠第二次接见王幸福，告知他县里就此已召集各乡镇主要领导开了三次会议，要求各乡镇认真排查，纠正错误。
此次见面，王幸福还被告知，县政府已决定聘请他为“农业税征管监督员”。王幸福也从县财政分几次领取了1200元，从本乡镇领取了3000元。
根据县政府几次会议的精神，大部分乡镇把当时的罚款及扣押物资返还给了农民。调查中存在的问题，70％左右获得了解决。
但在王幸福看来，此事未了。“因为没解决的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看到党纪国法能够在基层百分之百得到执行。”
他请求县政府应该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处理相关责任人，对被打伤的农民按国家伤残标准给予经济补偿，对虚假数字进行纠正，对个别拒不退赔款物的乡镇领导给予必要处分。但这一要求一直被拖到今天都没有正面答复。
本月7日，记者到王幸福所在村采访，同时，邂逅了多家媒体在此采访。宜阳县有关部门热情地把记者请回50公里外的县城，安排食宿。
8日凌晨5时，记者乘车返回王幸福家，和王幸福一起回访被调查的农户。7点左右，记者到高村乡沈沟村不到10分钟，几名乡干部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对王幸福这个人，不同位置上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宜阳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就认为，征税时发生一些问题是当时对税费改革的政策没有吃透。“他是一个上访户，后来在上访中找到了一种成就感。”这位宣传部负责人说。他还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判决书，上面表明王幸福曾因协助他人强奸妇女被判刑。
对此，王幸福气愤极了。他一口咬定“这是个冤案”。因为他屡屡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问题遭人嫉恨诬陷。“即使我过去真的是个犯罪分子，但我现在也是个合格的公民呀！这跟调查报告有什么关系呢？”王幸福不解地问道。
这位宣传部负责人还出面澄清：县里聘请王幸福为“农业税征管监督员”，只是对他的行为表示肯定，并不表示认同他的调查内容。发给王幸福的钱，是给他的困难补助，也不是什么工资。“一个农民怎么能搞得了调查报告呢？”这位负责人同样不解地问道。
2004年07月14日 03:04:07
本报记者 刘万永
一个农民，历时10个月，自费秘密调查230多起“暴力抗税”事件。但他调查的结果却颠覆了原有的结论：“暴力抗税”变成了“暴力征税”。
调查中，他被乡政府和派出所人员盘查：“你是哪的？”“我是高村乡的王幸福。”“那你来干什么？”“我来调查去年收农业税的事儿。”“你高村乡的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你们不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盘上吗？我就有权利来。”“谁给你的权利？”这个农民说——宪法给我的权利。
51岁的农民王幸福这两天在北京“很幸福”：他身后排着一长串等着采访的各类媒体。他走马灯似地从这家宾馆被转移到那家宾馆，让跟踪不紧的媒体突然失去联系。而一年前的情形，却是另一番样子：他主动跑到北京来，登门拜访各大媒体，结果被各种理由一一“搪塞”过去。
几天前，王幸福的故事刊登在新华社的《半月谈》上，经各大网站转载，一夜之间，王幸福成了“名人”。那些天，家住河南省宜阳县高村乡的王幸福，家里的门坎被各种媒体的记者踩了又踩，他家的电话铃声也一直响个不停。
其实，王幸福的故事，说简单也简单：他用10个多月的时间，秘密调查了宜阳县14个乡镇的230户“暴力抗税”事件，并写成了100多页的调查报告。
但说不简单也很不简单：一个农民，不好好料理自家的地，以“管闲事”为己任。辛苦、冒风险不说，自己还要不断地往里搭钱。他最终揭开了230户所谓“暴力抗税”的真相，并引起国务院有关领导和河南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面对各种疑惑和不解，王幸福早已深思熟虑：“我是一个农民，但农民也是公民。我是在行使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
宜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02年开始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减负的福音。按照政策，以前农民所欠税费先“挂”起来，这使乡村两级的债务压力骤增。
2002年11月，征税工作进入“攻坚”阶段，乡镇抽调、雇佣数百人的“突击队”和数十人的“小分队”，进入村庄收税。一时间，传言四起：有的村被公安、武警包围了，不交税就打；有人被抓到了派出所，交了税，还要交罚款；公检法的汽车在公路上警笛长鸣，县电视台播放的抓捕“暴力抗税”分子的新闻不绝于耳。
一向“好管闲事”的王幸福，到当地新华书店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等小册子。他想对照着搞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年12月，他先从离家最近的高村乡、石村乡和韩城镇展开调查。“这个风头不好出。”有人劝他。王幸福也深知其中的风险。他睡觉时枕头边随时备着“自卫的家伙”。
每到一村，为防止遇上村干部，王幸福都是找衣服穿的最破的人。他一般这样开始访问：“你们这征税了吗？我们那可文明了。”听到这些，多数人会说：“你们那文明，我们这可不文明。”王幸福就接着问：“怎么不文明，能不能带我看看？”
了解完一个村，王幸福会询问有没有别的村的亲戚朋友被打、被抢的，如果有就接着调查。
宜阳县属于丘陵地带，当地人不兴骑自行车。为节省开支，王幸福经常在山路上步行走访。有时，受害人不在家，他不得不翻山越岭四五次。
高村乡叶沟村村民叶彦智是王幸福调查的第一人。
2002年11月12日上午，高村乡几名乡干部来到叶彦智家，通知第二天缴农业税。
“今年农税改革，正税是多少，附加税是多少？”48岁的农民叶彦智询问。
“反正就是这一疙瘩，写在纸上的全是农业税。”乡干部很不高兴地回答。
叶彦智不满意乡干部的回答，随口说：“你们弄的这是个球！”
“不怕你不交，有人来收拾你。”乡干部气哼哼地走了。
第二天是叶沟村赶集的日子，一大早，叶彦智按照乡里定的农业税税额把钱交给了村干部。当叶彦智回到家门口时，发现一大群身穿迷彩服的征税小分队成员。
“你去哪儿了？”有人质问。“我去交税了。”
“交了也不行。”不容分说，小分队把叶彦智扭上车，拉到了高村乡派出所。从早上9时到晚上11时多，家人交了200元罚款，叶彦智被迫在《悔过书》上签了字，才被放了出来。次日，叶彦智的《悔过书》被大量复印，贴遍全乡。
几天后，王幸福找到叶彦智，让他说说事情的经过。
一个普通农民调查农民的事“管个屁用”？叶彦智最初很疑虑，但他也多多少少听说过一些有关王幸福的“传闻”。知道他“能写写画画，会打拳，是个有本事的人”。
高中毕业的王幸福，也正是凭着“写写画画”，赢得十里八乡“能人”的赞誉。他那首长篇自传体七言古诗，有的乡亲至今能脱口念出：“大地茫茫连太阴，恶风骤雨降世尘”。但更让王幸福声名远扬的是，他“爱管闲事”、“麻烦不断”。
王幸福曾为本村小学的危房问题，直书中央领导，后来有关部门责成当地教育局尽快修缮。他还屡次向上反映拖欠教师工资等问题，并部分得到了解决。
基于此，叶彦智最终向王幸福讲出了实话。直到今天，两人仍称兄道弟。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叶彦智。很多人担心说了也白说，事情解决不了，再遭到打击报复。每遇这种情况，王幸福就说：“我也是农民，问题解决了我也不收你的钱。成不了，遭打击的也不是你一个人。”
有一次，韩城镇征税小分队到东桃村突击收税。李石碰偏瘫在家，妻子头一天知道乡里来人收税，到同村借钱还没有回来。小分队不由分说开始卸李家的铁门，李石碰的孩子大叫：“我妈一会儿就回来。”没人理会。李石碰妻子回来时，铁门已被卸走。
“头一回老王来时，我不敢说。”李石碰妻子略带愧意说。可王幸福没有放弃，第二天再次上门。李石碰妻子问：“你有啥办法？”
王幸福说：“我帮帮看，你有啥说啥。”李石碰两口子才含着眼泪讲述了全过程。事实上，多数调查结果，正是靠老王一而再，再而三上门才得到的。
“像我这种身份的人，搞这种调查，保密是第一位的。不讲点谋略，再正义的事也不行。”王幸福得意地向记者介绍经验。
有一次，他走了40里雪路到盐镇调查。路上，诗兴大发：“大意失荆州，谨慎为万全。胸装正义事，子胥过昭关。”
即使“谨慎为万全”了，有时，麻烦照样找上门来。
有一天，他正在石村乡河战村调查，住在一个老乡家里。乡里知道后，来人问这家人：“有没有人到这儿来调查东西？”
主人说有。乡干部问：“调查什么？”
“调查去年收农业税的时候，你们抢我东西，我说了说。”
“你给别人说什么了？”“该咋说咋说。”
“这个人走了吗？”“没有，在我家后面屋睡觉呢。”
乡干部没再问就走了，回去之后乡政府和派出所来了6个人。
“你是哪的？”“我是高村乡的王幸福。”“还以为是记者。”乡干部说。“你们说是记者，我是王幸福，我是农民。”
“那你来干什么？”“我来调查去年收农业税的事儿。”“你高村乡的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
王幸福说：“你们不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盘上吗？我就有权利来。”
“谁给你的权利？”“是宪法给我的权利！”“哪一条有这个权利？”“你回去好好查一下。”
此时，王幸福的调查在河南省已经出了名，石村乡干部也没把他怎么样。当时正在闹“非典”，乡干部就带王幸福去做检查。
到了石村乡医院，有人暗示那个医生把王幸福的温度写高一点。王幸福获知后对那名医生说：“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地写我的温度，你要是弄虚作假，将来我也不会放过你。”最后那名医生如实写上：36．4℃。
从2002年11月起，历时10个月，王幸福自费在宜阳县19个乡镇中的14个乡镇进行调查，一一核实了230多起“暴力抗税”事件。调查结论连王幸福自己也想不到：这230多起所谓的“暴力抗税”事件，没有一例是真正抗交农业税的，根本不应该当成“钉子户”来实施肉体惩罚和经济惩罚。
在王幸福的调查中，不但“暴力抗税”的说法不成立，相反，从始到终充满着“暴力征税”的色彩。征税过程中，遭殴打的上至81岁老人，下至13岁少年。其中，有党员、干部、教师、大学生、解放军战士、精神病患者和偏瘫患者。有的门牙被打掉，有的耳膜穿孔，有的胸椎压缩性骨折。
被充税的东西五花八门：耕牛、拖拉机、电视机、洗衣机、喷灌机、铝合金门窗、水泵、自行车、电刨子、摩托车、席梦思床、玉米、谷子、绿豆、小麦、棉花、棉花籽、酒、洗衣粉等等。
王幸福将这些含辛茹苦得来的鲜为人知的真相和数据写成调查报告，他复印了上百份，向中央、省相关部门广泛投递。为防止所寄材料被扣押，他常常跑到洛阳或邻县去寄挂号信和特快专递。
2003年2月底，这份由农民秘密完成的调查报告，引起国务院有关领导及河南省政府的重视。河南省农监办派人到宜阳县专门了解情况。
这年3月26日，宜阳县县长谭建忠专门接见了王幸福，并代表县政府对王幸福的工作表示感谢。5月15日，谭建忠第二次接见王幸福，告知他县里就此已召集各乡镇主要领导开了三次会议，要求各乡镇认真排查，纠正错误。
此次见面，王幸福还被告知，县政府已决定聘请他为“农业税征管监督员”。王幸福也从县财政分几次领取了1200元，从本乡镇领取了3000元。
根据县政府几次会议的精神，大部分乡镇把当时的罚款及扣押物资返还给了农民。调查中存在的问题，70％左右获得了解决。
但在王幸福看来，此事未了。“因为没解决的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看到党纪国法能够在基层百分之百得到执行。”
他请求县政府应该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处理相关责任人，对被打伤的农民按国家伤残标准给予经济补偿，对虚假数字进行纠正，对个别拒不退赔款物的乡镇领导给予必要处分。但这一要求一直被拖到今天都没有正面答复。
本月7日，记者到王幸福所在村采访，同时，邂逅了多家媒体在此采访。宜阳县有关部门热情地把记者请回50公里外的县城，安排食宿。
8日凌晨5时，记者乘车返回王幸福家，和王幸福一起回访被调查的农户。7点左右，记者到高村乡沈沟村不到10分钟，几名乡干部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对王幸福这个人，不同位置上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宜阳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就认为，征税时发生一些问题是当时对税费改革的政策没有吃透。“他是一个上访户，后来在上访中找到了一种成就感。”这位宣传部负责人说。他还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判决书，上面表明王幸福曾因协助他人强奸妇女被判刑。
对此，王幸福气愤极了。他一口咬定“这是个冤案”。因为他屡屡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问题遭人嫉恨诬陷。“即使我过去真的是个犯罪分子，但我现在也是个合格的公民呀！这跟调查报告有什么关系呢？”王幸福不解地问道。
这位宣传部负责人还出面澄清：县里聘请王幸福为“农业税征管监督员”，只是对他的行为表示肯定，并不表示认同他的调查内容。发给王幸福的钱，是给他的困难补助，也不是什么工资。“一个农民怎么能搞得了调查报告呢？”这位负责人同样不解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