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鱼洲“5.7”干校(下)
第33节:鲤鱼洲“5.7”干校(下)
“双抢”期间，清华和北大还联合作战，相互支援。有一次清华的支援队伍开到我们10连的田头上。田头路边上停着救护车，稻地旁边搭着凉棚，以便随时将昏倒在地的人抬到凉棚里苏醒，或抬上救护车。这种时候，宣传队的军代表很少下地干活，他们总是在田埂上大声地高喊：“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哭’。”那时，只有工人宣传队的师傅们经常跟我们一起劳动，他们不会空叫喊。记得法律系有一位工人师傅，可能是首钢的，个子不高，身体不好，但坚持跟大家一起下地干活，而且真干，挑的土很重，使我们很感动。那位师傅后来劳累病倒被送回了工厂。
双抢时，插秧是最繁重的劳动，要一天到晚弯腰泡在水田里。那些从未下过水田，从未干农活的老先生们，更是难熬了，他们的手浸泡在水里，指尖破了流着血，也只能忍气吞声像木头一样毫无表情地继续苦干。张友仁一直挑土，他不紧不慢地挑着担子，以中等速度移动着双脚，低着头默不作声，只想事不说话，像钟表一样有节奏地摆动着。生活在那种环境中，这可能是最聪明最得体的生存方式了。有的人因看不惯，或因为憋不住做不到沉默不语，随便说话，结果常引来灾祸，轻则在队前点名批判，重则批斗加体罚。法律系龚祥瑞老先生在私下闲谈中把送北大教师来鲤鱼洲比作拿破仑流放圣海仑娜岛，被人揭发后，就狠挨了一顿批判。只因他年岁已老，没有罚他干重活。经济系教授陈振汉因老实汇报思想，把自己比作四害之一的麻雀，说自己虽是右派，还可能有用。结果本来快要摘的右派帽子，又多带了好几年。
我虽然爱说话，但因为坐过牢，已经成了“死老虎”，又不争当“五好战士”，一般的点名批判对我的压力不大。有人说我已看破红尘，其实我离那水平还差十万八千里。我只不过是凭直觉随便说说，如在下面说过不相信在鲤鱼洲呆一辈子等等。我最看不惯的是军宣队那帮人，他们不干活，天天坐在屋子里琢磨着整人。工人师傅们只不过是傻跟军宣队罢了。我不明白，把大家送到这鬼地方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说锻炼，在这里连一个江西老表也没见过，怎么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是办分校，却不招学生，直到1970年秋天才招来了几十个工农兵学员。但这些学生是来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而不是来向老师学习的。相比之下，1957年下放劳动，还能接近农民群众，而且明确宣布为期一年。现在把几千教师送上这荒岛，还说要呆一辈子。我自然想到，一辈子有几十年，怎么可能几十年在这里过这种生活？我逐渐明白了他们的整人动机和骗人鬼话，于是一切都不以为然。最后，一种模糊的对立情绪终于不可遏制地滋生了。
1970年以后，北大干部在鲤鱼洲主要是批判聂孙，清查校文革的罪行。这时生活条件已大大改善，不仅有了砖房和石路，也有了瓜菜和鱼肉。这时反聂派得势，宣传队把我当成依靠力量，政治处境改善，几乎没有什么压力了。但是，我还是无法紧跟他们，无法同他们保持一致，无法赞同他们那样对待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如王铁崖、龚祥瑞、陈振汉等人。记得1945年，我在抗日根据地曾看过一本关于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小书，揭露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内幕，有时竟不自觉地联想到那本书里描写的可怕情节，怀疑是否有人假借毛主席的名义迫害知识分子。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党和毛主席的政策，不相信我们会长期呆在这荒岛上。于是，行动上尽量设法应付，如果晚上集合列队唱歌，为了不被点名，就故意大声喊几句好让军代表听见，即使点名批评我也学会硬着头皮听，不予理睬。
在鲤鱼洲，最苦的是那些有“小辫子“的老实人。那些出身好头脑又灵活的人是比较容易混的，他们只要对宣传队表示驯服靠拢，就可以被指派为副连长、排长、班长之类的小头目，协助军宣队管制大家。这些人经常开会，可以不下地干活，可以比我们多有些自由活动时间。最可恶的是，有的人为了往上爬，不惜牺牲大家去讨好宣传队，他们不顾别人死活加倍整人，揭发并汇报别人的活思想，还故意延长大家的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如十连副连长张纯元，就将宣传队规定的下午上工时间由1：30提前到1点。要知道，在鲤鱼洲，中午这半小时正是最难熬的啊！军宣队规定每10天休息一天，他们为了表现自己，又将这一天扣除一半，整个上午安排大家学雷锋做好事，不是叫大家到房前铲草皮，就是到工地上捡废料等。这样，实际上就只有半天休息了。
把北大清华的6000教师赶到鲤鱼洲，是迟群、谢静宜他们的部署，说当时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那时我还未怀疑毛主席，无法解释面前的现实，心中很苦。我是革命者，受难受苦理所当然，但让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去受这种苦，遭这种罪，未免太过分了。我是抗日战争时期接受共产党的，那时党对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是何等器重啊！后来，我越想越明白：任何政党，夺取权力和掌握权力时的心理和行为是根本不同的。掌了权的，需要别人服从，也有条件强制别人服从了。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最简单的办法，无非是不让人吃饭和不准人说话。但知识分子们不仅要吃饭，而且他们更要想事和说话。于是，他们成了掌权者的整治对象是很自然的！来北大清华掌权的8341部队的干部们，一般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文化水平低，假如他们不用这种极其粗暴的办法和手段，他们在大学里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吗？强权高压是他们实现统治的需要啊！
两年的劳改和两年的监牢有很大的不同。劳改生活是紧张的，忙碌得几乎每分钟都在争夺，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奇缺；监牢的日子闲得发慌，几乎整日整月都是死一样的寂静。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时间的难熬、难忍。为了打发那些难熬的时光，我学会了各种取巧的办法，如上工前必须先站队读语录，为了不致迟到挨批，就不顾一切抢先站在队伍里，等列队念完语录后，再溜出来上厕所。这样可以为自己争取到四五分钟的自由支配时间。原来所谓自由，无非就是自由支配时间空间啊！
不管时间怎样难熬，两年多的苦日子总算一天天过去了。到1971年春天，鲤鱼洲的砖房一排排地建起来了，一条条的石头路铺起来了，每连的猪场里都有几头肥猪，鸡鸭已成群。新北大一号、二号船打来的鱼满仓满罐，各种瓜菜也长满地，怎么吃都吃不完了。当地群众路过鲤鱼洲，无不树起大拇指，夸北大清华的人能干。在这里劳改的人们也很得意：臭老九能改天换地，创造出了丰盛的物质世界。1971年5月7日晚上，全校开大会庆祝“5.7指示发表周年”。十几个连队集合在荒野里举行文娱晚会。记不得是那个连队演出了一个男生集体朗诵的节目，那首长诗的名字是《鲤鱼洲的路》。那诗句很有感染力，至今仍然响在我耳边：“鲤鱼洲的路啊是革命的路，鲤鱼洲的路啊是光明的路。”说只要走过鲤鱼洲的路，世界上就再没有任何不能走的路了。事实正是这样，在鲤鱼洲上锻炼过的人们，一切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了。
1971年初秋，稻田里播放着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的乐曲。还播放着批判“回城风”的吼声。高音喇叭里喊道：“有人造谣要回北京了。”我像从梦中醒来一样暗暗窃喜，心想这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劳改生活要结束了。这消息是这样的打动人心，不管是真是假我都相信。在信息封闭的那种环境中，任何一点声音都是可贵的。也不知什么人想出来这一招：通过广播批判回城歪风，把这喜人的信息传给大家。
过了不几天，撤离回京的消息终于被证实了。“5.7”战士们，每人发给一个用床板钉的大木箱和一条竹扁担。竹扁担上用红漆写着“挑革命重担”五个大字，还许诺回校后每人再发10块木床板。鲤鱼洲只有木床板，没有别的东西可发。这所北大劳改分校以财产作价80万元交给了江西省，对我们还有用的可能就是那些木床板了。教师们亲手建的砖房、石路，养的猪鸡，种的瓜菜，只能弃之不顾了。那些冬瓜长得像大枕头一样地躺在菜地上，谁也不管它们了。
我们的撤退也是军事行动，甚至比来时还要神速，那是1971年9月。据说，这鲤鱼洲在我们撤走后第二年，就被鄱阳湖水淹没了。湖水超过了大堤坝的高度，大片的稻田和房屋泡在水里，整个鲤鱼洲成了汪洋。当初彭佩云在大堤上放牛，赖荣源在坝上守坝，现在湖水冲来，大坝大堤都不见了。
9月下旬我们急急忙忙回到学校。几天后，在朗润园北招给中层干部秘密地传达了关于“9.13事件”的中央文件。原来1969年一号战备命令是林彪搞的。林彪爆炸了，鲤鱼洲上的“5.7”战士解放了，北大清华6000教师的两年劳改结束了。
1976年“四人帮”跨台后，我在北京广播电台里听到过一篇“5.7风云”的小说。其中有一章的题目是《打倒假威》，淋漓尽致地描述鲤鱼洲劳改的故事。听说，作者是清华的教师。可惜，那篇东西只播了几次就停了，可能是因为内容太尖锐了。
林彪自我爆炸对我并无直接震动，而杨炳章反林彪的罪行在那之后就不存在了。这当然也减轻了我的压力。这期间我的主要问题是敌我不分，资产阶级人性论。1970年进校的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主要是管教师，改造教师，我成了他们的改造对象。我经常被工农兵学员揭发出错误言论并汇报到军代表老蔡那里。有一次我见到报上有一段关于张铁生的报导，顺手指着报纸说了一句：“张铁生就是大学迷。”结果，引来了军代表组织全班对我批判和大字报讨伐。不过这时，我已是相当成熟的老运动员了，对这种无理批判能做到不屑一顾了。后来又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我的人性论。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严厉反驳军代表：“人性总比兽性好！”他们说杨勋是“死老虎”、“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工农兵学员傲慢地说，他们都是万里挑一进入大学的。我对他们讲，这里的教师也是精选出来的，只是挑选的标准跟你们不同罢了。这当然使他们反感，更得挨他们批判。但我不跟青年们计较，只觉得对他们负有责任。但他们哪里听得进臭老九的劝告，轻则嘲笑，重则向军代表汇报揭发你的反动言行。这时虽然没有铁门镣铐，但周围的气氛依然像铁牢房一般。人们的心被紧箍着，嘴被紧闭着。在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人活着真是太没意思、太痛苦了。心和口都要紧锁着、封闭着，随时提防着恶意的攻击和伤害，那种人际环境，正是真善美的监牢啊！
1971年鲤鱼洲的劳改生活结束了，但检查医治血吸虫病的活动持续了好几年。听说，清华得病的人远比北大多。我有幸没有染上血吸虫病。小冬1971年暑假前跟赵履宽回了北京，分别时挑着小扁担，依依不舍，眼泪汪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