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毛泽东联手 促使刘伯承在职权斗争中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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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扬子晚报》B6版
人们大多以为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为民“鼓与呼”的彭德怀是第一个含冤蒙垢的老帅。其实不然,2006年6月中央档案馆解密的部分中央高层领导档案显示: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和罢官的人,是曾被誉为一代“战神”,解放后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刘伯承。1957年,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刘伯承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
被批教条主义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5周年的校庆,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共中央不能接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1956年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刘伯承敏锐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3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校5年多来,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向刘伯承反映: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学院对学员要求太严。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信里还说,学校里甚至出现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3位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进驻军事学院。
调查组最后给军委的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的必要,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调查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此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恰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毛泽东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当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刚好在北京开会,他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因此,学院借鉴苏联经验是多了些。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没有问题。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1958年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
抱病作检讨
毛泽东定调后,彭德怀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原来,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明敏捷,作战勇敢,刚刚2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但最终他竟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校长何畏将他关了短期禁闭。然而,谁也没料到,余天云事后想不开,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事,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的。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受到冲击。
萧克遭到连续4个多月的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的老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发言,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和帽徽,关押了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了方向。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到军委指示,拖着病体回到北京出席会议。在回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讨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央**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协和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代写,写100个字就行了。”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沉重气氛。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因而,每当说到委屈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台下的人自然能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刘伯承检讨的本意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愈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搏斗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参谋长立即说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是,批斗会又接连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被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一代“战神”挂印罢官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教官和学员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望着凛冽寒风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将军怆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呵!”
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闲居,数十载兵戎生涯遂告结束。
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运动是错误的。徐向前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军事院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刘伯承以94岁高龄逝世。党中央在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他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的错误处分,全部撤销。总算还了刘伯承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人们大多以为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为民“鼓与呼”的彭德怀是第一个含冤蒙垢的老帅。其实不然,2006年6月中央档案馆解密的部分中央高层领导档案显示: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和罢官的人,是曾被誉为一代“战神”,解放后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刘伯承。1957年,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刘伯承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
被批教条主义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5周年的校庆,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共中央不能接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1956年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刘伯承敏锐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3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校5年多来,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向刘伯承反映: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学院对学员要求太严。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信里还说,学校里甚至出现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3位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进驻军事学院。
调查组最后给军委的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的必要,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调查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此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恰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毛泽东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当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刚好在北京开会,他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因此,学院借鉴苏联经验是多了些。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没有问题。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1958年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
抱病作检讨
毛泽东定调后,彭德怀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原来,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明敏捷,作战勇敢,刚刚2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但最终他竟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校长何畏将他关了短期禁闭。然而,谁也没料到,余天云事后想不开,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事,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的。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受到冲击。
萧克遭到连续4个多月的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的老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发言,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和帽徽,关押了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了方向。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到军委指示,拖着病体回到北京出席会议。在回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讨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央**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协和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代写,写100个字就行了。”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沉重气氛。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因而,每当说到委屈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台下的人自然能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刘伯承检讨的本意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愈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搏斗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参谋长立即说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是,批斗会又接连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被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一代“战神”挂印罢官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教官和学员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望着凛冽寒风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将军怆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呵!”
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闲居,数十载兵戎生涯遂告结束。
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运动是错误的。徐向前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军事院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刘伯承以94岁高龄逝世。党中央在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他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的错误处分,全部撤销。总算还了刘伯承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