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扩时评 -- 腾讯博客 - 上访“被内参”背后的利益问题人治化 - Qzone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8 15:30:24
上访“被内参”背后的利益问题人治化
叶扩
近日，一份“内参”出现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人群中。访民们称，只要交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编辑部”就会向地方甚至国家分管部委发“内参”。对于这种说法，最高院办公厅有关人士称“肯定是诈骗!”（《新京报》8月2日）
http://news.sohu.com/20100802/n273912959.shtml
上访其实就是利益诉求，是社会弱势群体通过向上反映情况以达到个人利益被重视解决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基于人治思维的产物。
正是因为充满着浓厚的人治色彩，上访者往往都有企盼“包青天”的封建思想，或拦路告状，或上京鸣冤，也正是因为“人治”，上访的规则往往被人扭曲利用，甚至在某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上访已呈现出专业化、经济化、产业化的趋势，其中既有所谓的上访专业户，有上访专业户和上访群体以及拦截上访者带动下的复印业、旅馆业、饮食业等产业链的兴旺发达，也有如这次曝光出来的假内参事件。
假内参事件，在笔者看来，无非就是另类的上访“被经济化”罢了。那些署名为“《中国司法维权内参》编辑部”之类的货色，无非就是巧舌如簧，谋取上访者的钱财。他们利用的正是上访人治规则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感，易言之，因为在中国底层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本身就很不完善，很弱势，法治的构建和对民众利益的维护上也很不完善，很弱势，于是两者的结合形成的双重弱势，便天然地留出了巨大的空档任由发挥了。有媒体调查还发现，一部分群众在利益冲突中遭受损失后，虽也经由以上各种途径四处奔波寻求权利的自我救济，但这些表达机制却往往“失灵”，或者只是简单地“打回原地”，群众的利益诉求最终还是难以撼动当地的“现管”。于是，上访者和拦截上访者，无休无止地进行着“猫捉老鼠”的传统游戏，而某些别有用心者更可以从中渔利。一份所谓的“内参”可以让上访者直接与中央发生联系，产生隔空对话的效应，利益的诉求艰难地自下而上地走向京城，利益的诉求又可以因为中央某个领导的“高度重视”得到解决。诈骗者很显然是利用了上述所提到的规则空间，和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而上访者则在绝望和希望的崩溃边缘上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寄托于“内参”这一独特的利益向上诉求的管道。“内参”在这里成为白纸黑字式的“尚方宝剑”，和公堂之下击鼓鸣冤的绝佳媒介。当上访问题“被内参”，利益问题便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
著名学者孙立平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建设和谐社会，首要的问题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就无从谈起。他认为，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一种务实的、理性的对待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态度。而在过去，人们往往将利益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将利益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使利益关系问题变成一个无法进行就事论事讨论的敏感性话题。众多上访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上访往往成为政治化的命题，动辄就会与维护社会稳定挂上钩，原本一个再平常简单不过的民事问题，也有可能因为基层的不当态度，转化成为大大小小的上访问题。
因此，当务之急的是，我们需要对利益关系问题去敏感化，转而采取一种就事论事的务实态度，这可能会更加有利于我们对所面对的这些问题的认识，从而采取更加有利于矛盾和冲突解决的措施。当底层群体的利益表达更为顺畅，当法治的阳光完全照耀在上访者身上，他们也就无须总是把希望放在一层层的上级身上，此时或许人治的色彩会逐渐淡去，上访也就没有问题孵化的适当温度，那些把上访当成生意来做的人，也就没有生存的市场
叶扩
近日，一份“内参”出现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人群中。访民们称，只要交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编辑部”就会向地方甚至国家分管部委发“内参”。对于这种说法，最高院办公厅有关人士称“肯定是诈骗!”（《新京报》8月2日）
http://news.sohu.com/20100802/n273912959.shtml
上访其实就是利益诉求，是社会弱势群体通过向上反映情况以达到个人利益被重视解决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基于人治思维的产物。
正是因为充满着浓厚的人治色彩，上访者往往都有企盼“包青天”的封建思想，或拦路告状，或上京鸣冤，也正是因为“人治”，上访的规则往往被人扭曲利用，甚至在某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上访已呈现出专业化、经济化、产业化的趋势，其中既有所谓的上访专业户，有上访专业户和上访群体以及拦截上访者带动下的复印业、旅馆业、饮食业等产业链的兴旺发达，也有如这次曝光出来的假内参事件。
假内参事件，在笔者看来，无非就是另类的上访“被经济化”罢了。那些署名为“《中国司法维权内参》编辑部”之类的货色，无非就是巧舌如簧，谋取上访者的钱财。他们利用的正是上访人治规则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感，易言之，因为在中国底层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本身就很不完善，很弱势，法治的构建和对民众利益的维护上也很不完善，很弱势，于是两者的结合形成的双重弱势，便天然地留出了巨大的空档任由发挥了。有媒体调查还发现，一部分群众在利益冲突中遭受损失后，虽也经由以上各种途径四处奔波寻求权利的自我救济，但这些表达机制却往往“失灵”，或者只是简单地“打回原地”，群众的利益诉求最终还是难以撼动当地的“现管”。于是，上访者和拦截上访者，无休无止地进行着“猫捉老鼠”的传统游戏，而某些别有用心者更可以从中渔利。一份所谓的“内参”可以让上访者直接与中央发生联系，产生隔空对话的效应，利益的诉求艰难地自下而上地走向京城，利益的诉求又可以因为中央某个领导的“高度重视”得到解决。诈骗者很显然是利用了上述所提到的规则空间，和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而上访者则在绝望和希望的崩溃边缘上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寄托于“内参”这一独特的利益向上诉求的管道。“内参”在这里成为白纸黑字式的“尚方宝剑”，和公堂之下击鼓鸣冤的绝佳媒介。当上访问题“被内参”，利益问题便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
著名学者孙立平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建设和谐社会，首要的问题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就无从谈起。他认为，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一种务实的、理性的对待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态度。而在过去，人们往往将利益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将利益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使利益关系问题变成一个无法进行就事论事讨论的敏感性话题。众多上访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上访往往成为政治化的命题，动辄就会与维护社会稳定挂上钩，原本一个再平常简单不过的民事问题，也有可能因为基层的不当态度，转化成为大大小小的上访问题。
因此，当务之急的是，我们需要对利益关系问题去敏感化，转而采取一种就事论事的务实态度，这可能会更加有利于我们对所面对的这些问题的认识，从而采取更加有利于矛盾和冲突解决的措施。当底层群体的利益表达更为顺畅，当法治的阳光完全照耀在上访者身上，他们也就无须总是把希望放在一层层的上级身上，此时或许人治的色彩会逐渐淡去，上访也就没有问题孵化的适当温度，那些把上访当成生意来做的人，也就没有生存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