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前期民族工业的四次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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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前期民族工业的四次热潮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之中,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发展的历程,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诸多重大影响。综观近代前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历程,可归纳为“四次热潮”,现将其作一概括与分析。

一、第一次热潮:兴起时期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在沿海地区兴起,这是中国近代前期民族工业的第一次热潮。

民族工业的兴起,这是近代中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一,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封建经济母体内部早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它虽然尚未形成正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它是中国民族工业赖以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二,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这是民族工业兴起的催化剂。因为它客观上逐步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提供了一定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管理等条件,这是民族工业兴起的最直接原因。第三、洋务企业的诱导。封疆大吏的洋务派作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大胆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最早近代企业——洋务企业,这在客观上必然刺激、诱导着普通官僚、地主、商人亦步亦趋,将剩余资本投入近代企业。

民族工业的兴起,对近代中国产生了诸多影响:经济上,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它会进一步瓦解封建自然经济,动摇封建制度的基础。政治上,诞生了一个新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随后出现了代表其利益的政治派别——早期维新派;还壮大了无产阶级队伍。这两个和新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先进阶级,为中国民主革命注入了新的活力。思想文化上,代表形成中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派宣传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加快了“西学东渐”的进程,有利于近代中国的文明进步。

二、第二次热潮:初步发展时期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民族工业的浪潮,尤以棉纺织业最为引人注目。这是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时期,亦即第二次热潮。

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一是由于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争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市场和劳动力条件。二是由于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允许外资在华设厂制造,无法再禁止国人设厂;同时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三是由于一些爱国志士痛感民族危机深重和国家的贫弱,呼吁“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积极投资办厂。四是由于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破产,一些压制民族工业发展的规定随之失效,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松绑解缚,使中国民族工业初步发展的国内环境有所改善。

随着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队伍有所扩大,在19世纪90年代终于形成为一支新的独立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强烈要求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康梁的领导下发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具有一定群众性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维新变法运动。

三、第三次热潮:较快发展时期 

20世纪初(1901——1911年),民族工业虽然身受多重压迫,但仍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其突出表现是1901——1911年全国新投入资金是以前30余年的两倍多。这是民族工业的第三次热潮。

这一时期民族工业的较快发展,主要原因有四:一是清政府政策的影响,《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放松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鼓励私人投资办厂。二是资产阶级性质运动的鼓舞,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尤其是戊戌变法时颁布了保护工商业的法令,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由立宪派领导的收回利权的斗争,都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三是“实业救国”爱国思潮的推动。四是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资本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客观上为民族工业提供了某种便利。

民族工业的较快发展,使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更加无法忍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救亡图存,他们毅然抛弃了改良道路,确立了武装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长期的不懈努力,最终汇聚成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实现了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首次巨变。

四、第四次热潮:进一步发展时期

1912——1919(一战前后),处于夹缝中的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其发展速度与规模远胜以前,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和面粉加工业。这是民族工业的第四次热潮。

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出现,首先是辛亥革命的功劳,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专制藩篱,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奖励实业的法令,解除了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些障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地位,大大激发了他们投资实业的爱国热忱,投资实业,一时蔚然成风。其次是得益于一战的外部机遇,一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战争,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外国商品输入量下降,改善了中国民族工业品的国内市场环境;同时列强本国工业忙于军需生产,减少了某些轻工业品的生产,增加了对中国某些产品的需求,这在客观上使中国民族工业扩大了国外市场。第三是群众性爱国运动的推动,辛亥革命前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此伏彼起,抵制洋货、倡用国货,这为民族工业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第四是北洋政府的鼓励,北洋政府在政治上是一个反动的政权,但在经济上实行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如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提出了“营业自由”、“实业为先务”的口号,并颁布了一系列发展实业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工业的国内生存环境。第五是上述因素刺激了中国商业资本和民间资本迅速地向工业资本转化,为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提供了一定的资本保障。

民族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增强,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发展成熟,他们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中国近代又一次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同时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成为中国民主革命阵营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以后中国近代历史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提供了必要的阶级基础,这是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近代历史最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近代的民族工业是中国近代前期最为进步和符合时代潮流的生产方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逆境中,每遇合适的机遇,它都能快速发展,显示除了极强的坚韧力与生命力。当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民族工业始终难以充分发展。要使中国民族工业健康、独立、充分的发展,必须首先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