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与战的抉择－（4）

          然而，经过了几次政策反复和交涉失败之后，这个时候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于此次谈判都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相对而言，由于此次谈判的背景是蒋介石有《开罗宣言》和因开罗会谈提升起来的大国领导人地位，因此中共的应对明显处于被动状态。故中共中央最初的决策还是预定向着“协调”的方向发展，并不主张谈判破裂。毛泽东1月间甚至明确告诉国民党联络参谋称：谈判可以1940年何、白皓电，即所谓《中央提示案》的要求为基础，西北问题可通过反攻时胡宗南部与中共边区部队按比例开赴前方来解决。《毛泽东关于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林伯渠本着这一精神于4月29日离开延安经西安，赴重庆谈判，自然也是向着和平的方向努力的。
          意想不到的是，谈判还没有开始，4月20日日军就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首先攻击了国民党在河南黄河一线的守军。不数日，国民党数十万大军丧城失地，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使得国民党在国际国内舆论面前顿时威信扫地。毛泽东对国共两党实际力量对比和对当前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也立即发生了变化。
          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电告华中局不要乘河南失守派军进入，称：“国民党在敌人进攻及国内国外各种压力之下，最近又向我党表示好感，林伯渠、王若飞同志已应国民党之邀请前赴重庆进行谈判。目前我们在各方面应避免刺激国民党，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目前决不应向河南推进，以免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摩擦，妨碍大局。”《中央书记处关于向河南发展方针的指示》，1944年5月1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231－232页。
             四天之后，毛泽东已改变了谈判的策略，全面废弃了林彪一年前的条件和林伯渠带去的条件，洋洋洒洒提出了关于全国政治者三条，即：“（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并提出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要求给予中共军队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中共在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根据地政府及其各项设施；恢复接济粮饷弹药；公平获得盟国援助之武器装备；通令取消各种侮辱和污蔑中共及军队的称号；停止特务人员对中共的各种破坏活动；释放所有中共被俘和被捕人员；禁止发表造谣文字；允许中共在各地办党办报；恢复中共在重庆和西安办事处的电台等。《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目前急切问题二十条意见致林伯渠电》，1944年5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30－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