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树:少了一个北京娃娃,多了一个国际主义者--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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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树:少了一个北京娃娃,多了一个国际主义者
2010-7-21 7:21:29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1479跟帖 1 条
春树:“原来觉得腐败得很严重,但我去了基层后觉得没那么严重,还挺井井有条的。《南方周末》约我写文章,后来毙了,觉得我立场太偏向政府了,但我也不能改变我的立场啊。”

春树
女,北京人,1983年出生,2000年从高中辍学,开始自由写作。已出版小说《北京娃娃》 、《长达半天的欢乐》、《抬头望见北斗星》等,主编《80后诗选》。2004年2月成为美国《时代》亚洲版的封面人物,美国人称她为“新激进份子”。
“北京娃娃”春树从美国回来了,也变了。过去她抒写残酷青春,现在则关注种族平等、环保、绿色和平组织……时髦的社会问题,她一个都没落下,俨然已从叛逆青年转型而为“国际主义者”,对种种大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无论如何,五六年来春树也在成长,关注一下这位曾经的“中国80后代表人物”的变化,其实是蛮有趣的事情。
文_侯子英 摄影_于东东
在美国住了大半年的春树回来了,带着她的新书《光年之美国梦》。
2002出版《北京娃娃》、2004年年初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并被选为“中国80后代表人物”,那三四年的时间里春树的名字炽手可热,在人们的印象里,有个叛逆的北京孩子,从高中退学,书写十几岁少年残酷的青春,几乎是一夜成名。那时候还像个男孩子的春树拥有大批少年粉丝,获得叔叔们的赞赏,随时准备以冷淡倔强的表情出现在各类媒体的封面上。
接下来的五六年里,春树的名字似乎渐渐退出了公众视野,长大了的粉丝们心里,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年热爱过的偶像。只听有人说,春树去美国了。
这年头去了美国的,十有八九就不会回来了。但是春树回来了,她似乎迫不及待,要和昔日粉丝们分享她在美国的经历和感受。但是老粉丝们可能会有些困惑。春树在新书里,书写一个女孩子恋爱和旅行的故事,背景在中国以外的世界穿梭互换。叛逆的春树不见了,有些段落偶尔还会让人想起青春文学掌门人饶雪漫。封皮封底的宣传,也在传达一个信息:“昔日狂野的朋克女孩,从青春期中全身而退,长大后的北京娃娃春树,抒写‘彻底而完整的幸福’。”
噢,原来春树也在“转型”。
崛起大国的年轻人应有的姿态是?
在一篇谈论80后三十而立的文章里,春树分析了80后的种种精神萎缩,最后给出建议:补上家庭和友情的裂痕、多发展朋友和兴趣爱好、把时间用在为爱情朝思暮想为社会不良风气而愤怒上。《光年之美国梦》里她又提出:“不要再为悲剧找借口,人只能为自己负责”等等生活法则。她解释,知道自己追求什么,勇敢去做,不靠别人帮助,不埋怨生活,就是彻底而完整的幸福。
这些明显给人劝世感的带有廉价说教意味的内容,让人想起《菜根谭》。春树反对这种说法:“我只是把理想主义者要遭遇的东西奉上而已,我掉进了一个坑,爬出来告诉别人这里有个坑啊,我甚至没有想指明方向”。春树知道要是一本书很励志,其文学价值就值得怀疑,所以她强烈抗议这种解读。
今年上半年春树去了南非,作为预热世界杯的某项目邀请的客人之一,她的目的是了解“新南非”。那次除了感受异域风情欣赏风景,她亲身体会了一次在国内体会不到的种族歧视,目睹点点滴滴的不平等,让她对占南非富人绝大多数的南非白人很是怀疑。是不是消除种族隔离留下的阴影还需要更多时间?总之这一段时间,种族问题是春树新的关注点。
除了亲身经历,她这两年也偏好阅读一些以色列、土耳其作家的作品,继续思考种族问题:“我觉得现在只有一个真正的世界问题:种族平等”。对这个问题长久地思考后,春树认为“现在再也没有文学拯救政治了,应该是政治拯救文学”,于是关心政治关心种族问题成了她的功课,“我要不了解我就是无知,也不再有一个崛起大国的年轻人应有的姿态了”。
采访中,因为提到了“左”和“右”,春树激动了起来,觉得这样的划分太简单了,但当她说到她最喜欢的作家安·兰德时,她也用了“右派”一词。春树掏出一个小本,上面抄下了“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温和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反动主义者”这个政治光谱,还抄写了激进主义者的定义,春树让记者读了那个定义,指着激进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说:“我在这俩之间”。
春树有个计划,是在30岁前成立一个基金,去世界上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帮助别人,但具体去哪里和帮助谁则语焉不详,她说现在还没有力量,只能通过写博客来关注弱势群体,“目前我只能帮助一些文学青年”。
祖国在国外是这样一个地位
之前大半年时间,春树生活在美国,那些经历帮她完成了《光年之美国梦》一书的大部分内容,作为中国80后的代表,她碰撞性地接触了美国80后:“与中国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年轻人乐观,身上完全没有过去的束缚和阴影,中国青年太沉重,背负了五千年的压抑,太TMD丢人了”。她用愤怒的口吻谈起中国的80后遭遇过的东西:哪怕心里没有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但仍有为家庭奋斗,心里时时想到父母说的“你要争气啊”……与中国80后相比,美国年轻人家庭压力很小,而且“美国本身就在世界中心,中国假装是世界的中心!”
春树有位美国80后朋友,那人曾在中国旅游十几天,中文说得特别好,可以帮春树把她的诗歌翻译成英文,“他英文功底也好”,春树解释,“不是所有的美国人英文书面语言都很好”,他的理想是做外交官,大学毕业后在捷克实习,简直像是把自己发配到那里一样,学习当地语言,了解东欧社会。春树认为他代表美国80后的很大一部分:有梦想,有野心,并有机会实现它。春树假设置换一下他的身份,“以他的能力,就算他是中国人也能生活得很好,但他还是亲自去了解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位英国的80后朋友,也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却在好几个发展中国家呆过,不但学习好,而且对体育锻炼也很看重,这样也锻炼出了较强的意志力。
春树在纽约的那段时间,可以用兴致勃勃来形容。纽约生活节奏很快,快节奏中新事物也多,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我当时在家里就呆不住,为什么啊,因为我一想到外面有那么多好玩的事发生,就无法宅在家里。这跟北京完全不一样,在北京你会浪费很多时间在路上,于是就减少出门,可纽约地铁发达,去哪都方便,年轻人没有呆在家里的习惯”。让春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纽约年轻人的乐观意识和积极进取感染了她:在街上放眼望去,从来看不到他们愁眉苦脸焦虑的表情,而中国年轻人,满脸都写着教育带来的责任与压力。
中国年轻人聚会常常是吃喝玩乐,但在纽约,春树惊讶年轻人每天忙碌着,却不仅仅是玩,他们在社交、沟通、展示、锻炼、累积资本……没有单纯的玩,任何行动都不是只出于一个目的,都是一举多得。春树滔滔不绝介绍年轻人的纽约时,突然蹦出一句“那城市也挺压抑的,他们老看心理医生”,不过这是她猜的,“竞争激烈,人情冷漠,除了看心理医生,我猜他们没有其他方法了”。
纽约是春树很喜欢的城市,但她也有点犹豫,因为那里的年轻人被顽强的野心和抱负驱动,始终会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即使面对爱情。而且,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虽说足够多元,却并非平等,很多方面还是精英的玩法。春树把更肯定的语气给了香港80后,“香港年轻人还是很棒的,我看行”!春树认识一个在香港的她的读者,那人给春树的感觉是“前途无量”。最让春树赞叹的是香港完善的义工体制,这让年轻人很容易就进入社会参与的空间中去。
春树接触的不管欧美还是香港80后,都是明显的精英阶层或准精英阶层,她最深的感触是,他们都有全球眼光和国际化意识,春树对内地80后给出的建议也是精英式的:多旅行,多了解世界这个大社会。这可能也是春树居住在美国的乡愁后遗症的反弹,“有身份焦虑感,在那里才发现,祖国在国外是这样一个地位”。
南都周刊×春树
我想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
南都周刊:现在你会读自己以前的作品吗?怎么看待几年前的自己?
春树:偶尔怀旧时会看,看完两种反应,一是原来我写得这么好,二是我还真敢写啊。我不会否定过去,我很尊重自己,无论哪个时候的自己。那时我做的事是杀出一条地下文学的血路,没有勇气是干不了的。这中间我有三年的迷茫期,迷茫的是要不要过世俗的生活,结婚生孩子找工作不瞎发表意见,也就是只关注自己……很长时间我还想要不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性格,后来觉得没必要。
南都周刊:“理想主义”是你对自己的认识也是要求,具体你会怎么达到要求?
春树:不妥协。哪怕要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强迫自己不妥协呗!妥协很容易,比如臣服于享受的念头。我喜欢看书或电影里的理想主义者,尤其在迷失时会看一些特定的书和电影来寻找力量,看到前行者碰到了类似问题,起码你心里有了底。
南都周刊:不妥协的对象是什么?
春树:就是社会所要求你变成的角色和形象,对我来说,就是变成芸芸大众中的一员,没有自己的声音,吃喝玩乐,别发表什么议论。我觉得王悦(摇滚主唱)没妥协,她一直按自己心目中的生活来过,勇敢追求自己要的。我是带着报复性的恨还有报复性的爱生活着,狠狠的报复性,因为我的理想还没有完成呢——让中国变得更美好一些。
南都周刊:这个小说集里很奇怪有个短篇具有佛的色彩,瓦雷里评述波德莱尔及他的时代说,那时年轻人中有两大潮流,一是自杀一是宇宙,而“佛”,几乎是现在年轻人的潮流。
春树:我觉得佛是认识自己的方法,我了解得不够多,不太敢多说。目前为止我还是个激进主义者,永远站在弱者一边——但自己不要变成弱者,这样我就不能帮助他们了!我们是佛教大国啊,到了这个年龄也该对它有好奇心了。我写了寺院和军队,它们其实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像个寓言一样,寓言什么我还不知道。
南都周刊:你讲着英语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身份上很像“世界公民”,但你一再提到“左”,引用红色语言,表达民族情感。这是为什么?
春树:我也是慢慢才成为世界公民的,以前我只关心自己,至多关心身边跟我差不多的人,后来我知道这世界上跟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也值得关注。但更准确地说,我想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也就是胸怀要大,不局限在自己的圈子和自己的国家,至于怎么才能成为国际主义者,我要慢慢学,我目前还不是。你说的不矛盾啊,就像我一面是激进分子一面是世界公民,激进是方式,世界是选择的范围。民族情感也不对,应该说国家情感,不矛盾,我喜欢我的小区,不意味着我不喜欢杭州。
南都周刊:在年轻女作家里,你是少有的比较有社会意识的,与你对应的是韩寒。你拿自己和他做过比较吗?
春树:我以前老在博客上写私人生活,搞得记者们都会问我私生活,以后不会多写了,会多写点社会类的。是个人性格决定了会对什么感兴趣,但我和韩寒是泾渭分明的,我们倒是有些相同点,比如博客读者可能不会看小说,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们很分裂。我和他可能审美爱好不同,但社会参与没什么不同。我不提公民,我不愿意直说出来,大家应能感觉得到。
南都周刊:你经常浏览新闻,为什么?有哪些具体的思考而不是感受?
春树:我关心国家大事,也好奇,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你说的思考是什么意思?我也暂时找不到方法啊,现在就是更多地了解,在累积的过程中找方法。思考要下结论的,可这个社会就会发生这些呀。每件事都费劲思考我还能写小说吗?关心世界只是我的一部分,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诗人和作家。
南都周刊:地震后你去了甘肃,从社会参与的角度说,那次行动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春树:我觉得还是深入到基层,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原来觉得腐败得很严重,但去了后觉得没那么严重,还挺井井有条的。《南方周末》约我写文章,后来毙了,觉得我立场太偏向政府了,但我也不能改变我的立场啊。感人的是当地人的热情纯朴,乐天知命,人文上对我教育很大。
南都周刊:有没有同时为自己在社会上的阶层位置感到空虚?
春树:没有,怎么可能有呢,只有小说写不下去,我才最空虚。我从来没让自己生活在真空里,虽然我不是底层青年,但我从没把自己和他们割裂开,从没自绝于人民,哪怕主流媒体都在批判我时,我也没觉得孤独过。我不是富二代,也不是既得利益者,有什么空虚的。
南都周刊:你参与了绿色和平组织,都做过什么,有什么新的体会或认识?
春树:我参与过去印尼保护热带雨林的行动,平常和他们经常联系,在《女友》上还有个环保专栏。我参加绿色和平,一是为了锻炼自己,二是了解环保知识。绿色和平很激进的,就是直接行动,非暴力不合作。我们抗议时,有人用手铐把自己拷在一个牢固的东西上,这样警察就不会带走他了,这种精神让我热血沸腾。我也会想到地球、人类,这是件正确的事,也是我感兴趣的事,我还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让别人关注。
南都周刊:你常上豆瓣吗?怎么看豆瓣上的年轻人?
春树:我可以在豆瓣上找到很多资料,非常好。但豆瓣青年太无关痛痒了,没有真正的发言,陷入虚无的小圈子,陷入形式化的、语言的游戏中,很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