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骑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3 07:25:57
鲁万鸿
很难想像，有人一出道就形成自己的风格。一出道就形成风格的作家无疑是幸运的，高鸿就是这么一位幸运的作家。
无论是写父亲的伟大，母亲的坚韧，还是生活的沉重，高鸿就像一个苦日子熬出了头的父亲，饱经沧桑，坐在自家窑前冬日的太阳里，品味着童年的幼稚，少年成长的艰辛，爱情的苦涩与甜蜜，生活的艰难，创业的不易，以及后来儿孙满堂受人敬重的骄傲与自得。有时，他又像一个刚刚成熟，有了些儿自个思考和想法的毛头小伙，慢条斯理向人们讲述父辈那些苦难的过去，那些所经受的风风雨雨和坎坷付出。没有哪个作家，就是女性作家如同高鸿一样心思缜密，把自己的故事，别人的故事，父辈们的故事，如同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事无巨细，娓娓道来。高鸿用朴实而又准确的语言，描述得那么具体传神，这正应证了那句话：“艺术来源于生活。”从这一点上说，并不是高鸿与生俱来就有什么过人之处，饱经苦难的丰富生活阅历，才是他受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也是他一出道就能形成自己风格的原因。
闻高鸿名久唉！高鸿之所以在富县那片很早就有小名，无外乎人因字名，人因画名，人因文名。而富县那些认识高鸿的人，相互间谈起高鸿，也无外乎五个字：“好人，没麻达！”
我不知道大家眼里的好人，是以什么做为衡量标准的，但能被所有相识不相识的人称之为好人，想必如孔子能成为圣人一样，有他的原因，但直到后来有幸结识高鸿，并与之有浅薄的交往，这才明白大家之所以称之为好人，并说他“没麻达“是什么意思。高鸿一见面，给人的印象就是那种温良敦厚，女人可以托付终身，男人可以当做朋友，不必在心里设防，担心他包藏什么祸心的人。这种人，你把他放在官场，他也许做不了官，他不具备政治家那种阴险，善于投机的个性；你把他放在商场，他也许不会经商，他不具备商人那种唯利是图，奸诈刻薄的本性。在我看来，高鸿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创作型的人才。给他一支笔，他就可能写出最好的字，画出最美的画，做出最漂亮的文章。他可以板凳坐得十年冷，一心埋头于艺术创作而两耳不闻窗外事——假如有那么宽松的环境，让他不为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操心的话。
因为家里穷，高鸿从小就经受了比同龄人更多的苦难，而这些苦难在摧残他身心的同时，也磨励了他的意志，形成了他性格中沉稳，坚韧，楔而不舍的品质，也为他后来走上文坛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一个作家，也许在少年高鸿的心中，并不是他当初的志愿，成为一个出色的画家 ，才是高鸿当初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随着《沉重的房子》、《农民父亲》、《血色高原》一部接一部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和文坛震动作品的问世，决定了高鸿注定要成为一位出色的作家而不是画家的命运，也让他无疑成为六十年代生人中又一个富有才情的作家。
作家们大凡要写一部作品前，必须先给作品寻找一个切贴的命题。这是件让人挺感头疼的事。命题定得太高，作品势必会流于假大空；定得太低，则有可能堕入低级媚俗。从这点上说，高鸿的《沉重的房子》无疑是一个做得较好的成功个例。选择房子这么一个关乎百姓生活的思想主题，无疑是整个作品赋予了积极向上的深刻意义，这大慨正是《沉重的房子》引起如此广泛关注和读者共鸣的原因所在。而《农民父亲》和《血色高原》对小人物个性魅力的展现和对草根命运及精神状太的关注，使高鸿的作品更贴近于生活的真实而被广大读者所接受，让他从而成为一个受到大家喜爱的贫民作家。
关于高鸿作品的特色和得失，报刊评论甚多，我在这里就不复蹩述，著名作家陈忠实曾称高鸿先生的《沉重的房子》是一部描写陕北农民命运的原生态小说。原生态小说是个什么样子？那是陈先生对高鸿作品的一个抽象的比喻，但看了《沉重的房子》后，这种抽象的比喻，立刻化为具象的真实。高鸿对生活细节的洞察入微，对农村生活，生产，农民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的理解，使他能够以最传神的语言，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使读者在欣赏的快愉中忘记自己是在阅读而以为置身于生活本身。记不起那个大家，好像是巴尔扎克老人家说过：“小说创作的最高是无。”对于大师的话，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一慨而论，但我在前面说过，高鸿一出道就幸运地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让我们感觉就像一个饱经世故的老人，在给人们不带任何修饰和夸张地讲述那些让人感动的生活往事，老人的讲解总是絮絮叨叨，不带感情色彩，而这种看似平实的讲解和诉说，恰恰使我们看见了生活中最本质，原始，打动人心的东西。我想，这大慨正是高鸿的与众不同之处，一种还原生活真实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刻意的修饰和模仿。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浅薄感受，别人怎么看，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做为高鸿先生的同乡，我在阅读高鸿作品的时候，发现他为许多可能大家不太好懂的方言土语以及一些当地的风许习贯做了许多细心的注解。这样做方便于大家的阅读和理解，但对于我，这完全是不必要的，这正是我比别人更能理解高鸿作品的精髓，常常为他那令人叫绝的独到描写会心一笑的原因。
“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只有深入生活，了解生活，有着丰富的生活积累的作家，才能写出贴近生活，高于生活，让人感到真实和感动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四五十年代生作家比起闭门造车，无病呻吟的八零后九零后作家来说，无疑更具备写作的底蕴和优势，而一个好人，好的六十年代生人，是不是更能写出好的文章，画出更好的画呢？
当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这些陕西文学的骑士们，扛起东征的大旗，吹响陕军东征的号角，让陕西文人和陕西文学为整个中国侧目，其曾经辉煌的光芒还没有褪尽，陕军东征的旗帜还能否继续飘扬，陕西文坛当然更需要有高鸿这样后来的骑手，扛起东征的大旗，把文学的号角继续吹奏下去。陕西人杰地灵，是一个公认出作家的地方，但愿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不是一句妄言！正如高建群先生在为高鸿《沉重的房子》所作的序里所说：“我们行将老去，这场盛宴将接待下一批饕食者！”也如高鸿先生去年在我省青年作家创作会上所说，陕西文坛应尽力扶持基层作家和文学新人，使他们后来居上，成为东征陕军的主力。
万鸿
2001年7月5号
很难想像，有人一出道就形成自己的风格。一出道就形成风格的作家无疑是幸运的，高鸿就是这么一位幸运的作家。
无论是写父亲的伟大，母亲的坚韧，还是生活的沉重，高鸿就像一个苦日子熬出了头的父亲，饱经沧桑，坐在自家窑前冬日的太阳里，品味着童年的幼稚，少年成长的艰辛，爱情的苦涩与甜蜜，生活的艰难，创业的不易，以及后来儿孙满堂受人敬重的骄傲与自得。有时，他又像一个刚刚成熟，有了些儿自个思考和想法的毛头小伙，慢条斯理向人们讲述父辈那些苦难的过去，那些所经受的风风雨雨和坎坷付出。没有哪个作家，就是女性作家如同高鸿一样心思缜密，把自己的故事，别人的故事，父辈们的故事，如同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事无巨细，娓娓道来。高鸿用朴实而又准确的语言，描述得那么具体传神，这正应证了那句话：“艺术来源于生活。”从这一点上说，并不是高鸿与生俱来就有什么过人之处，饱经苦难的丰富生活阅历，才是他受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也是他一出道就能形成自己风格的原因。
闻高鸿名久唉！高鸿之所以在富县那片很早就有小名，无外乎人因字名，人因画名，人因文名。而富县那些认识高鸿的人，相互间谈起高鸿，也无外乎五个字：“好人，没麻达！”
我不知道大家眼里的好人，是以什么做为衡量标准的，但能被所有相识不相识的人称之为好人，想必如孔子能成为圣人一样，有他的原因，但直到后来有幸结识高鸿，并与之有浅薄的交往，这才明白大家之所以称之为好人，并说他“没麻达“是什么意思。高鸿一见面，给人的印象就是那种温良敦厚，女人可以托付终身，男人可以当做朋友，不必在心里设防，担心他包藏什么祸心的人。这种人，你把他放在官场，他也许做不了官，他不具备政治家那种阴险，善于投机的个性；你把他放在商场，他也许不会经商，他不具备商人那种唯利是图，奸诈刻薄的本性。在我看来，高鸿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创作型的人才。给他一支笔，他就可能写出最好的字，画出最美的画，做出最漂亮的文章。他可以板凳坐得十年冷，一心埋头于艺术创作而两耳不闻窗外事——假如有那么宽松的环境，让他不为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操心的话。
因为家里穷，高鸿从小就经受了比同龄人更多的苦难，而这些苦难在摧残他身心的同时，也磨励了他的意志，形成了他性格中沉稳，坚韧，楔而不舍的品质，也为他后来走上文坛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一个作家，也许在少年高鸿的心中，并不是他当初的志愿，成为一个出色的画家 ，才是高鸿当初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随着《沉重的房子》、《农民父亲》、《血色高原》一部接一部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和文坛震动作品的问世，决定了高鸿注定要成为一位出色的作家而不是画家的命运，也让他无疑成为六十年代生人中又一个富有才情的作家。
作家们大凡要写一部作品前，必须先给作品寻找一个切贴的命题。这是件让人挺感头疼的事。命题定得太高，作品势必会流于假大空；定得太低，则有可能堕入低级媚俗。从这点上说，高鸿的《沉重的房子》无疑是一个做得较好的成功个例。选择房子这么一个关乎百姓生活的思想主题，无疑是整个作品赋予了积极向上的深刻意义，这大慨正是《沉重的房子》引起如此广泛关注和读者共鸣的原因所在。而《农民父亲》和《血色高原》对小人物个性魅力的展现和对草根命运及精神状太的关注，使高鸿的作品更贴近于生活的真实而被广大读者所接受，让他从而成为一个受到大家喜爱的贫民作家。
关于高鸿作品的特色和得失，报刊评论甚多，我在这里就不复蹩述，著名作家陈忠实曾称高鸿先生的《沉重的房子》是一部描写陕北农民命运的原生态小说。原生态小说是个什么样子？那是陈先生对高鸿作品的一个抽象的比喻，但看了《沉重的房子》后，这种抽象的比喻，立刻化为具象的真实。高鸿对生活细节的洞察入微，对农村生活，生产，农民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的理解，使他能够以最传神的语言，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使读者在欣赏的快愉中忘记自己是在阅读而以为置身于生活本身。记不起那个大家，好像是巴尔扎克老人家说过：“小说创作的最高是无。”对于大师的话，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一慨而论，但我在前面说过，高鸿一出道就幸运地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让我们感觉就像一个饱经世故的老人，在给人们不带任何修饰和夸张地讲述那些让人感动的生活往事，老人的讲解总是絮絮叨叨，不带感情色彩，而这种看似平实的讲解和诉说，恰恰使我们看见了生活中最本质，原始，打动人心的东西。我想，这大慨正是高鸿的与众不同之处，一种还原生活真实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刻意的修饰和模仿。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浅薄感受，别人怎么看，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做为高鸿先生的同乡，我在阅读高鸿作品的时候，发现他为许多可能大家不太好懂的方言土语以及一些当地的风许习贯做了许多细心的注解。这样做方便于大家的阅读和理解，但对于我，这完全是不必要的，这正是我比别人更能理解高鸿作品的精髓，常常为他那令人叫绝的独到描写会心一笑的原因。
“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只有深入生活，了解生活，有着丰富的生活积累的作家，才能写出贴近生活，高于生活，让人感到真实和感动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四五十年代生作家比起闭门造车，无病呻吟的八零后九零后作家来说，无疑更具备写作的底蕴和优势，而一个好人，好的六十年代生人，是不是更能写出好的文章，画出更好的画呢？
当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这些陕西文学的骑士们，扛起东征的大旗，吹响陕军东征的号角，让陕西文人和陕西文学为整个中国侧目，其曾经辉煌的光芒还没有褪尽，陕军东征的旗帜还能否继续飘扬，陕西文坛当然更需要有高鸿这样后来的骑手，扛起东征的大旗，把文学的号角继续吹奏下去。陕西人杰地灵，是一个公认出作家的地方，但愿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不是一句妄言！正如高建群先生在为高鸿《沉重的房子》所作的序里所说：“我们行将老去，这场盛宴将接待下一批饕食者！”也如高鸿先生去年在我省青年作家创作会上所说，陕西文坛应尽力扶持基层作家和文学新人，使他们后来居上，成为东征陕军的主力。
万鸿
2001年7月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