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黑暗的油灯下说过，救救孩子。
如今，我们仍然在喊，救救孩子。
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连发的六起幼儿园惨案，造成死亡19人，伤71人的重大事件，使中国刚迈入的2010年，多了一条条灰色的阴影，给上百个家庭造成了无尽的痛苦深渊。 接二连三出现的校园刺客（突袭而来的校园刀客），他们也曾经是孩子，也曾经在幼儿园和小学校里呆过。他们也有父母孩子，他们吃的是人奶，不是狼奶。
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有什么想不开的问题？他们为何挺而走险，像侵略者一样残忍？
他们敬畏鬼神吗？他们知道天打雷劈的诅咒吗？他们知道什么是人神共愤吗？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
面对无辜凋零的花儿，我们实在无语，无言-----
"偌大的中国，竟放不下一张书桌"
当代课教师被廉价地遣散回家时，历史记住了他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呵护孩子的身影。
净土的校园，竟然保护不了几个孩子
连警察和保安都来保护学校，偌大的费用支出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
没有围墙的不能期望与社会隔绝的学校，
大中小学校园内女学生互殴拍裸照各种门事件连绵不断------
自艳照门后，近期校园非理性事件呈井喷状态进入公众视野：邯郸大学教室做爱门、慈溪职高摸奶门、北京顺义脱裤门、湖南幼师摸鸟门、图书馆飞机门、湖南某学校秋千门、深圳耳光门、厕所门等等，还有视频图片佐证。
而如今幼儿园也陷入了不安之门。
当杀人不再是“冤有头，债有主”式的复仇，而是面向公共群体的武力报复时，就成为一种恐怖性质的犯罪，一些专家称之为“报复社会犯罪”。
法律是什么？普法读本在农村的书屋里不是没有。
谁是执法者？谁是正义的维护者？老百姓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现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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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有一种现象，就是某地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在事件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有关部门对外的公布的情况，“往往是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少数不法分子蒙蔽、煽动利用”云云。
那么现在出现了这种非群体性事件，有关部门又是怎样来报道的的呢？泰州幼儿园杀人事件中，受伤32人，政府和医院一再强调，无一死亡，但是坊间又传说，死了多个孩子。你说我应该相信谁呢？政府处理类似事件的习惯，是七步曲：吃饭喝酒到一半，出事了——隐瞒，隔离，撤媒体，发禁令，发通稿，赔钱，火化——继续吃饭喝酒。他们处理问题的手段不比凶手高尚多少，也难怪在网上看到有幼儿园挂出横幅——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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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什么？对于“郑民生们”来说，可能过于抽象。但比较具体的是，他们多是被边缘化的“失败者”，长期处于被人漠视的境地，渴望受人瞩目，但却总是事与愿违，经济窘迫，婚姻生活不如意，生活圈子狭隘局促。
在复旦大学社会学者滕五晓看来，当前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状，增加了某些底层民众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如果再加上某些不公正待遇，他们的长期压抑很可能因为某一个小事或者突发事件，而最终因“个人仇恨”去“报复社会”。
以郑民生为例，他对社会有诸多不满，却没有明确的仇恨目标，作为绝望的失败者，他最终选择了被认为只有有钱有势人家才能进入的小学的学生来复仇。案发后，被制伏的他仍高声嘶喊：“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你们，你们又是指谁呢？所谓报复社会，在这些凶手眼里，并没有落到某些具体的责任人身上，他们自己甚至都没能弄清楚内心黑暗的根源。就如同艾绪强在被捕后谈到在王府井杀人的原因时说，“因为那里是富人聚集地”，“只能选择在那里与那些富人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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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很好的反思社会对这些报复事件应该承担多大责任，毕竟，并不是每个失败者或反社会人格障碍者都会变成现实中的杀人罪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当前社会，由于公权力和资本对社会无节制的控制和掠夺，造成某些社会个体生活在“恐惧”之中。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3890bf0100iiod.html) - 校园刺客为何接二连三出现？_Mrshimiss_新浪博客 其实，以滥杀无辜方式去报复社会者的产生很难从制度层面加以杜绝，毕竟，再坏的社会制度也顶多是逼你去反抗压迫者，而不是让你去滥杀无辜，但讨论杀人狂产生的社会根源并加以预防对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那些能成为报复社会的极端分子，自然不是天然形成的，他们定然是看到了这个社会的不公之处，自己又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才会成为一名杀手的。如何构建我们的民生社会，赋予每位公民以应有的权利，这才是摆在政府面前的永恒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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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指出，要抑制报复社会犯罪，解决好民生问题都是第一位的。例如，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给弱势群体建立一个不致绝望的生存底线；打破各种掠夺体系，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对工人的扫地出门、医疗房产等领域对百姓财富的掠夺等。此外还需要加强对社会边缘人的物质救济和精神帮助，使他们能有尊严、有希望的生活下去。
此外，也应采取各种办法，使社会各阶层之间更容易流动、更有规则的流动。“只有合理化流动的加强，才能消解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强弱之间的结构对立。”于建嵘说。
于建嵘强调，“应该让每个公民的努力和付出都能有适当的回报，让遵守规则者得利；让每个公民都知道宪法是社会的底线，从而可以合理地预判自己行为的后果。这样才能降低民众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恐惧，避免南平血案式的恶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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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政府也高度重视，对于几起凶杀案，造成的儿童的伤亡，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对于他们家庭出现的这种不幸，心里也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温家宝：袭击儿童案应先解决深层原因》
【引用】
案件反思之记者采访分析：
共性分析
A.多为青壮年男性，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案发凶手多为青壮年男性，他们都生活在社会底层。6人平均年龄为42岁，最小的31岁，最大的48岁。
他们收入状况都不太好，对自身生活环境不满意。6人中，有的是小学公办教师，有的曾是社区大夫，有的曾是保险公司职员，有的是农民，部分人曾有过不错的工作，但案发前都处于无业状态。这部分长期失业在家的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心理状态是最脆弱的，也最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
B.或多或少有一定精神问题，对前景感到失望
这6人中，两人多少有些精神问题。其他几个作案者，精神也处于崩溃边缘。
C.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帮助不够
这些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太强，部分人人格不够健全。面对困难，他们不是做出更多努力改善生活，而是受挫绝望求助无门后，采取极端行为。但不能不提的是，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怀不够。政府对失业者缺少关怀，社会对弱者缺少同情，是“郑民生”们走向消沉、绝望、愤怒的原因之一。
（专家身份：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国家心理咨询师杨勇超）
社会分析
A.社会贫富差距拉大，40、50人员尤待关注
记者：上面的共性特征，能反映什么问题？
李贵成（以下简称李）：作案者都是社会底层人物，都是弱势群体，他们对生活状态不满足。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40、50后人员面临下岗、被淘汰等危险，巨大的生活压力下，有人采取了极端行为。
B.社会贫富悬殊问题，亟待解决
记者：校园惨案接二连三发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郑民生案发生后，社会各界非常关注，公安、教育等多个部门都联手保平安。但现在加强的只是安保问题，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
发生惨案的最根本原因，是在社会转型矛盾纠纷集中的今天，部分底层人物生活得不到满足的现实。社会贫富悬殊，社会分配制度不公，这个问题的解决，却是长期性的。
C.学校和家庭是现阶段安保最重要的元素
记者：有人说现在学校加强安保是治标不治本。
李：我们都希望治本，最好是标本兼治。但一个病人胃出血了，你要先给他止住血，再去给他调理身体。否则，人可能会死掉。所以，我们刚开始只能加强安保，加大力度防范。现阶段，在各级政府和各部门重视之外，学校和家庭恐怕是最重要的两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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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
出现这类暴力事件，个人心理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们更应关注这类事件背后的社会成因和文化意识。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经济和社会被完全分开了，人们制定一项政策时，往往只考虑到经济的利润和效率，完全忽略了人们常说的社会代价。如果一项决策，会引起失业、痛苦、绝望、家庭不合这些社会后果，就是一种极高的社会代价，应引起决策者的充分警觉。在当代的经济理论或决策中，是从来不把这些负面的代价计算在内的。西方社会学早有认知，当一项经济决策以失业、痛苦或不稳定性为潜在力量施加给社会时，社会也会在未来以犯罪、自杀或日常暴力反作用于这项决策。
（叶匡政）
在最近的变态凶手杀人事件中，他们都选择了幼儿园和小学，相信在很多想报复社会的人心中，去幼儿园小学杀人成为了一种时尚，因为在杀人过程中，你将遇到最少的抵抗，杀掉最多的人，造成民间最大的痛苦的恐慌，是最有效的报复社会手段。除了杨佳以外，几乎所有杀手都挑选了向弱者下手。这个社会没有出口，杀害更弱者成了他们唯一的出口。我建议把全国地方政丨府门卫间里的保安们抽调去保护幼儿园，孩子都保护不了的政丨府不需要那么多人保护。
（韩寒）
以经济建设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两句话已经将国家和人民导向了"以经济建设為中心"的价值观。在开放经济发展的同时﹐国家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执法力度抓不上去﹐最终导致的是社会不稳定﹗
在人民法律意识不段提高﹐而法官意识不段落后的今天-官员们用人民内部问题人民币解决的意识来执政~﹗在老百姓没有钱就打不起官司的今天。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只能上访~而不是想著用法律来解决问题。上访也是各地官员最為可怕的一种监督和投诉。而当地司法部门却不是当地官员最怕的一个机构﹗想想中国发展了5000多年的歷史﹐最基本的民生诉求还要通过上访来解决﹗
（周懷英）
在北京，4名村民在火车站被镇长带领的12名工作人员拦住，谈判给予困难补助和承诺“回去后解决”后乘飞机返回。回去后自然是没有解决，于是村民要再次赴京，在兴宁火车站又被拦截、谈判，政府同意村民到广州上访，并由政府人员陪同。3名村民和15人“陪访团”来到广州，吃饭、游玩几天后回村。无论如何，“花钱买稳定”下出现了各种博弈。在一些地方，稳定成了一种“政府消费品”，需要就要花钱。谁上访，请谁吃饭游玩，或解决一下问题，这是“花钱买稳定”；成立专班，严防死守，拦截抓捕，升级装备，昼夜戒备，关押看守，这也是“花钱买稳定”。只是，软手段的购买，“稳定供货商”是上访者或者涉嫌不稳定的人，硬手段的购买，“稳定供货商”是限制上访或涉嫌不稳定的那些人。
（刘洪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第313–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