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精神的衰落？——论许知远的无识

1． 北大蔡元培校长之后，二、三十年代蒋梦麟、胡适诸人执掌北大，其时无论气象还是学术并不输清华，如果不说在其之上。
2． 1952年院系调整的背景：
A． 哲学基础为建构理性主义：认为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真理），从而在经济、意识形态各方面进行大规模改造性质的“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B． 经济政策：借鉴苏联模式，快速工业化，重视重工业，尤其是与国防相关的重工业（牺牲农业和与国民生活消费相关的轻工业）。
C． 中国的教育理念为重视工科，忽略人文科学和基础学科（理科）。
在此等背景下，大批人文学者和自然基础学科的专家集中北大，这决不意味北大是“行政体制的最大受益者（清华才是当时真正受益者，只是现在反思，才有历史的悖论之感）。”恰好相反，这是一种变相的“集中营”式的管理，以便于对众多“王八”（毛泽东的名言：北大池浅，王八多）进行洗脑和改造，这是对北大精神一次最大的侮辱和阉割。此时已无学术独立和竞争可言，又何言“基础学科上获得空前实力”？
3． 大学，无论中、西，都必须面对“祛魅”后的世俗化社会(尤其是Jameson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文化逻辑)的影响和渗透，可参照Weber, Marcuse, Adorno, 以及Leo Strauss等人的分析和批评。这点许知远并没有详细论述，也非其重点。
4． 许氏认为：“更值得关注的危险来自大学内部的固步自封——教师自身与知识结构的僵化，产生了令人窒息的空气，她比世俗更有力地扼杀了年轻的心灵。”
这是典型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极权体制下，以暴力和恐惧达成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公民社会完全遭到破坏，大学沦为国家官僚机构（官僚机制的特点，尤其是其等级性，可以见Weber、Tullock等人的论述）的一部分，丧失其自由思考和批判的功能，公民和民族的创造性所留无几。试观中外，二十世纪极权体制下，有所成就、具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顾准、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巴赫金、哈维尔、昆德拉），大多游离体制之外，他们正是在和现存非人道的体制相对抗的过程和苦难中方才有思想和学术上的建树。批评官僚体制中一部分的北大“内部的固步自封”，以及“教师自身与知识结构的僵化，”这是否将问题过于简单化？
5． 北大精神（我个人认为此精神最完整体现于蔡先生所言“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许氏对此没有界定，故不知其所指）并没有“自蔡元培以降，[北大精神]一直在走向封闭。”与此相反，北大精神，这么多年来，一直是黑暗中的明灯（虽然也许缺乏太阳的炙热，却多了一份亲切和明晰）——之于众多中国大学和学人。
6． 我否定北大精神之衰落，并不是肯定北大之现状（一种神话之产生，正源于现状之不如意）：绝大部分北大教员均平庸之辈（其实50年来中国才俊又有几许？）。也认可北大改革之必要，只是认为应当认清问题的根源，如此方能进行有成效的变革（张维迎等人在教师层面引入竞争机制并无不妥，但经济学上的市场的自由竞争是预设法律和经济制度的相对完善，这点正为张等人的方案所忽略，没有涉及制度层面的改革，当然，这也许是一种策略和权宜之计）。
7．北大再次有学术独立和自由（也即中国公民社会重建）之日，乃北大精神之灯更加明亮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