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幸福,越追求越焦虑
伪幸福,越追求越焦虑
2010-06-20 09:14:00 来源: 文汇报(上海)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打拼、升职、加薪,买房、买车、送孩子留洋,当目标一个个实现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深陷恶劣情绪而难以自拔。最新公布的本市精神卫生健康现状调查显示,上海人的心理问题发生率约为10.94%,也就是说,10个人里有1个存在心理问题。
负责此次调查的何燕玲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教授,她指出,10.94%是心理问题发生率,而在“病态”人群和健康人群之间,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处于过度焦虑状态:“虽说焦虑是人的一种正常情绪,是七情六欲的一部分,但如今很多人过度焦虑。”
“关键在于,一定要重新定义‘幸福’!”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肖泽萍教授急切地说。
经济思维主导生活和社会文化
刘先生是一家民营企业的中层干部,年薪30多万,在市中心拥有两套住房,3岁的儿子健康聪明……可他感觉“不幸福”:“我压力很大!晚上常常加班,不是开会,就是应酬。上了饭桌,我就难以自控地喝酒,这样才有放松感。”他妻子也说“不幸福”:“他一天从早忙到晚,儿子上幼儿园从来不管接送,我找不到一家人的感觉。”
刘先生夫妇的生活状态和感受,出现在很多家庭中。何燕玲调查发现,很多男性依赖吸烟、喝酒等等解压,而女性则更多地把不快淤积在内心。
“多年来,经济思维主导了我们的生活和社会文化,对人们的思维、行为方式产生了强烈影响,比如事事量化成数字以便相互比较,比如时时在攀比和竞争。”肖泽萍教授说。
在这样的现实生活状况和社会文化下,许多人的价值观就被引导成——并不关注自己拥有什么,而一定要看自己比别人多拥有什么。马丁·赛利格曼的“积极心理学”有个观点,由此带来的快感其实并非幸福,但现在的人们经常把它们混淆。
于是,焦虑。焦虑情绪会由上而下地传递和蔓延:“很多人的焦虑来自领导,而大部分当领导的要比员工更加焦虑。”肖泽萍说。
看得清楚的未来让人心安稳
社会和企业还必须回答人们一个问题:“我的未来是什么?”富士康公司的极端事件是个值得研究的样本,那里的很多年轻人谈到未来,都非常茫然。
“18—25岁正是怀有美好梦想的年龄,但他们日复一日机械化的生活与想象相去甚远,失落难免。”瑞金医院临床心理科史以珏教授分析道。
更多的人则担心养老、医保,还不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足以消除大家因感觉未来难以确定而产生的忧虑。何燕玲教授分析道:“变化太快。当人们刚刚适应了一种变化,制度却又启动了新一轮调整,大家必须再次适应。”
“SARS造成社会焦虑,首先并不是因为致死率较高,而是因为科学家们一时说不清它来自哪里,会变异成什么模样。”人如果不清楚社会和企业等等的变化趋势,无法预判自己的未来,就容易焦虑。专家发问,在设计新制度或推出新政策、新措施的时候考虑过人的心理因素和适应能力吗?一味求新、求变并不能保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相对稳定的制度和环境才能让人心安稳,而这是发展的一大前提。
按照心理学原理,人在实现温饱之后,开始进入追求自我实现、体现价值的阶段,这个阶段人们的精神状态会变得更加敏感,更容易感受到压力和不快。
如何应对?肖泽萍认为,不可能只靠精神科医生或者心理门诊,主要取决于包括制度设计在内的能给予人们安定感和信心的社会大环境,还有企业小环境。
亟需重塑互相信任的人际网络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将提升到对安全感的需求。除了个人和家庭的财务安全,还需要亲朋好友的情感支持,需要社区和谐、治安良好、社会保障可靠,等等。
在诸多国家为GDP相互计较的时候,人均GDP仅1000美元的小国不丹却推行国民幸福总值。国民幸福总值包括9方面,分别是心理幸福、健康、时间使用、教育、生态、生活标准、社区活力、文化和良好的管理。依据这套衡量标准,人们应该互相关心,养成身体力行帮助别人的习惯。
反观富士康公司,员工之间的关系紧张甚至相互警戒,彼此缺乏信任,住在同一屋檐下却很少交谈……看经济指标,富士康是优秀企业,但以“幸福总值”为标尺,它很差。
社会或者企业的制度设计者、管理者理应为人们营造有安全感的港湾,包括倡导重建善意和互相信任的人际关系。
人在内心深处都需要支持,支持系统是家庭、企业和社会。多得到支持,就能减少焦虑。
本报记者施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