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也闹“养生大师” 科学传播专家细批公民素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1 13:04:05
专访美国科学传播专家，解析科学与公众的真实关系 科学传播专家细批公民素养
早很多年，大众文化领域中的科学常常被冠上“科学普及”的帽子。不过，随着越来越多诸如“科学松鼠会”这样的新兴科学团体的出现，“科学传播”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原先自上而下的灌输式的言说，逐渐被主动、活泼的表达和互动内容所取代。
作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传播教授，布鲁斯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不过，即使在美国，专门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也很少。最近，他来到中科院研究生所做了一系列讲座。本报记者也与他就科学传播、科学素养等概念进行了对话。
【人物名片】
布鲁斯·勒温斯基Bruce Lewenstein
美国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科学与技术研究专业科学传播教授，曾获宾州大学历史与科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多个美国科学媒体工作。曾研究过美国科学发展史、公共科学理解等课题，就转基因和纳米技术的科学传播进行过个案调查，现致力于“公民科学”项目，基因研究伦理等研究。
科学与传播 科学也是公共议题
新京报：你说的“科学传播”是什么意思？
布鲁斯：在过去100年中，媒体有报道科学发展的传统，主要是新的研究，比如某些医疗、物理方面的新发现，这些研究可能没有即刻的作用，但会是未来科技发展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有一个短暂的科学报道媒体繁荣期，突然涌现了一大批科学杂志，吸引了很多人到这个领域来。但是也出现了对于科学传播概念的分歧。一部人认为科学只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部人认为，科学是一类公共议题，如学术不端、技术冲突等争议等等，而当开始谈论环保、干细胞、生物能源等话题时，这不光牵扯到政策，也牵扯到个人的决定，比如，是否要给汽车更换能源？科学传播除了解释科学之外，还应该告诉公众，谁在获益，谁得到更多的利益……
新京报：你提到“科学素养”这个概念，我可以把这个概念认为是“必须掌握的科学知识”的意思吗？
布鲁斯：传统上，人们认为有一些科学知识必须知道，比如，地球和太阳是怎么转的，抗生素是杀细菌还是病毒，大陆是否在漂移等等。科学家做过一个调查，将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来问，同时也问人们对科学的态度、兴趣，比如人们是否认为科学让世界更好还是更糟，是否愿意为科学承担风险，当一个公司决定使用某种药物时，是相信样本结果还是实验结果，所有的调查综合得出一个数字：只有6%的美国人才具有“科学素养”。10年以后，这个数字才变成12%。
我们可以先决定每个人必须了解的知识，但是，人们是否知道大陆漂移有用吗？当然，我也可以反驳说，知道大陆漂移就可以知道地震，可以决定是否应该在学校教授演化论，但是你还是必须弄清楚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
新京报：有时，当人们不了解一个技术的时候，它不会遇到任何阻力；一旦人们开始了解它，抵制也就开始了？
布鲁斯：我同意。转基因技术就是这样，信息的增多反而让一些原本不关心它的人开始反对它。有一个国家性的调查发现，通常而言，随着人们知识教育水平的增长，对科学的支持也在增长，在最后可能会有点波折，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反而会有所退缩，不太支持科学技术了，担心科技出现风险，被利用，这是最后在最高知识阶层发生的小小转折，但普通大众的趋势很明显，越多教育和信息，就有越多对科学的支持。
科学与争议 知识其实一直在变
新京报：你曾说，过去20年中，美国人只在“抗生素只能杀死细菌不是病毒”，“宇宙来自大爆炸”两个问题的认识上略有提高，悲哀吗？
布鲁斯：（笑）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问题。美国已经算是中上水平了。这个问题你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过去20年中，我们在科学传播上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或许都白费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些努力，情况或许会更糟。
有人曾经这样分析，不同文化对具体问题会造成理解上的影响。比如中国是个传统医学很发达的国家，人们对抗生素的理解就不足。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抗生素，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疾病的理解与现代医学不同。
新京报：在中国，有人说科学是西方的概念，东方有东方的体系。也有人认为，传统医学也应在科学范畴内讨论。
布鲁斯：我不想说科学就是真理，科学知识一直在变。我更愿说，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可靠的方式。传统医学在过去几百年中有效，那么应该承认，它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可靠性。出现了两个可靠，怎么办？关于传统医学和现代科学的讨论，应该是建立在科学检验、批评、公开、引用等基础上的可靠的系统，让人们自己来判断哪种更可靠。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关于“转基因”的讨论上。转基因大米和传统技术改造的大米有什么区别？操纵细胞是什么概念？种子公司拥有专利是否是好事？媒体就要持续不断地提供信息，让人们自己做出判断。
新京报：当前人们在判断一个科学事件时，往往碰到一个问题，即，现在没有实验证明这个科学技术是有害的，但能证实在未来它一定也无害吗？
布鲁斯：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答案。很多药物事实上都没有系统地测量过就存在了很多年，但我们还在使用，只是因为它看上去还比较可靠。在转基因问题上，目前还没有实验证实其是有害的。要知道，转基因作物各不相同，有的转基因作物如一些转基因木瓜，等到产品出来的时候，“转基因”早就消失了。对这样的作物，科学家完全可以说，“从科学角度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一般不会预测到未来会出现有害的结果。”也有一些通行原则，比如“预防性原则”。其核心概念是，如果我们不确定后果的话，那么就应该更谨慎。科学技术是和风险相关的，风险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公共政策执行者就是得冒风险。我们能决定的是究竟能冒多大的风险。
科学与生活 鉴别“养生迷信”有技巧
新京报：在某些领域，信息再多也不够。比如健康问题，就容易出现迷信。最近的“张悟本事件”影响就很大。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吗？有没有鉴别方法？
布鲁斯：美国的迷信和伪科学多着呢。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人们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判断能力。要判断相信谁，这个人是谁，他从哪儿得来的信息，如果我去他的网站，我是否可以区分出他的背景是什么，其他科学家怎么说他，是否同意他，他是否只是想向我销售某种产品？如果答案是“是”，警报就拉响了！
新京报：人们也会因过于相信科学，反而“不科学”了。
布鲁斯：很多美国人理解科学，但是选择不相信它。有人说，你如果理解，就不可能不选择它。但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美国80%的人知道科学的好处大于风险，国会总会提供更多的科研投入，所以总的来说美国是相当重视、尊重科学的国家。但在一些特定的话题上，比如演化论，人们会拒绝科学。
科学深深植根于一个文化中，你没法离开科学谈任何一个话题。美国虽然极其重视科学，但显然没有这点文化。比如，50%的美国人相信人和恐龙同时存在于地球，我称为之“摩登原始人效应”。我的一个同事的观点是，伪科学存在于美国，是因为美国流行文化过于强烈。他认为，人们相信科学，但却并不理解科学。人们把科学看成魔术一样，以为一定能给你答案，结果反而变成一种信仰。
新京报：所以，在美国流行文化中有大量的科学元素，但反而出现了负面的“CSI效应”。
布鲁斯：流行文化有很多的证据显示科学总是相当受尊重的，《CSI》解决案件，《数字追凶》也火了5年，《生活大爆炸》显然在这儿更火（笑）。在很多电影如《阿凡达》、《后天》等里面，科学家也可以是英雄。但是，一谈到一些特定的问题，如纳米技术、干细胞等，问题就来了。人们开始说“我相信科学，但科学家疯了。”或者说“我相信科学，但不相信转基因。”在科学的理念和单独的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差距。“CSI效应”显然让很多孩子希望成为法医学家，但过于强调甚至杜撰新技术，也在陪审团中产生了副作用。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
早很多年，大众文化领域中的科学常常被冠上“科学普及”的帽子。不过，随着越来越多诸如“科学松鼠会”这样的新兴科学团体的出现，“科学传播”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原先自上而下的灌输式的言说，逐渐被主动、活泼的表达和互动内容所取代。
作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传播教授，布鲁斯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不过，即使在美国，专门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也很少。最近，他来到中科院研究生所做了一系列讲座。本报记者也与他就科学传播、科学素养等概念进行了对话。
【人物名片】
布鲁斯·勒温斯基Bruce Lewenstein
美国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科学与技术研究专业科学传播教授，曾获宾州大学历史与科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多个美国科学媒体工作。曾研究过美国科学发展史、公共科学理解等课题，就转基因和纳米技术的科学传播进行过个案调查，现致力于“公民科学”项目，基因研究伦理等研究。
科学与传播 科学也是公共议题
新京报：你说的“科学传播”是什么意思？
布鲁斯：在过去100年中，媒体有报道科学发展的传统，主要是新的研究，比如某些医疗、物理方面的新发现，这些研究可能没有即刻的作用，但会是未来科技发展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有一个短暂的科学报道媒体繁荣期，突然涌现了一大批科学杂志，吸引了很多人到这个领域来。但是也出现了对于科学传播概念的分歧。一部人认为科学只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部人认为，科学是一类公共议题，如学术不端、技术冲突等争议等等，而当开始谈论环保、干细胞、生物能源等话题时，这不光牵扯到政策，也牵扯到个人的决定，比如，是否要给汽车更换能源？科学传播除了解释科学之外，还应该告诉公众，谁在获益，谁得到更多的利益……
新京报：你提到“科学素养”这个概念，我可以把这个概念认为是“必须掌握的科学知识”的意思吗？
布鲁斯：传统上，人们认为有一些科学知识必须知道，比如，地球和太阳是怎么转的，抗生素是杀细菌还是病毒，大陆是否在漂移等等。科学家做过一个调查，将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来问，同时也问人们对科学的态度、兴趣，比如人们是否认为科学让世界更好还是更糟，是否愿意为科学承担风险，当一个公司决定使用某种药物时，是相信样本结果还是实验结果，所有的调查综合得出一个数字：只有6%的美国人才具有“科学素养”。10年以后，这个数字才变成12%。
我们可以先决定每个人必须了解的知识，但是，人们是否知道大陆漂移有用吗？当然，我也可以反驳说，知道大陆漂移就可以知道地震，可以决定是否应该在学校教授演化论，但是你还是必须弄清楚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
新京报：有时，当人们不了解一个技术的时候，它不会遇到任何阻力；一旦人们开始了解它，抵制也就开始了？
布鲁斯：我同意。转基因技术就是这样，信息的增多反而让一些原本不关心它的人开始反对它。有一个国家性的调查发现，通常而言，随着人们知识教育水平的增长，对科学的支持也在增长，在最后可能会有点波折，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反而会有所退缩，不太支持科学技术了，担心科技出现风险，被利用，这是最后在最高知识阶层发生的小小转折，但普通大众的趋势很明显，越多教育和信息，就有越多对科学的支持。
科学与争议 知识其实一直在变
新京报：你曾说，过去20年中，美国人只在“抗生素只能杀死细菌不是病毒”，“宇宙来自大爆炸”两个问题的认识上略有提高，悲哀吗？
布鲁斯：（笑）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问题。美国已经算是中上水平了。这个问题你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过去20年中，我们在科学传播上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或许都白费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些努力，情况或许会更糟。
有人曾经这样分析，不同文化对具体问题会造成理解上的影响。比如中国是个传统医学很发达的国家，人们对抗生素的理解就不足。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抗生素，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疾病的理解与现代医学不同。
新京报：在中国，有人说科学是西方的概念，东方有东方的体系。也有人认为，传统医学也应在科学范畴内讨论。
布鲁斯：我不想说科学就是真理，科学知识一直在变。我更愿说，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可靠的方式。传统医学在过去几百年中有效，那么应该承认，它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可靠性。出现了两个可靠，怎么办？关于传统医学和现代科学的讨论，应该是建立在科学检验、批评、公开、引用等基础上的可靠的系统，让人们自己来判断哪种更可靠。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关于“转基因”的讨论上。转基因大米和传统技术改造的大米有什么区别？操纵细胞是什么概念？种子公司拥有专利是否是好事？媒体就要持续不断地提供信息，让人们自己做出判断。
新京报：当前人们在判断一个科学事件时，往往碰到一个问题，即，现在没有实验证明这个科学技术是有害的，但能证实在未来它一定也无害吗？
布鲁斯：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答案。很多药物事实上都没有系统地测量过就存在了很多年，但我们还在使用，只是因为它看上去还比较可靠。在转基因问题上，目前还没有实验证实其是有害的。要知道，转基因作物各不相同，有的转基因作物如一些转基因木瓜，等到产品出来的时候，“转基因”早就消失了。对这样的作物，科学家完全可以说，“从科学角度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一般不会预测到未来会出现有害的结果。”也有一些通行原则，比如“预防性原则”。其核心概念是，如果我们不确定后果的话，那么就应该更谨慎。科学技术是和风险相关的，风险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公共政策执行者就是得冒风险。我们能决定的是究竟能冒多大的风险。
科学与生活 鉴别“养生迷信”有技巧
新京报：在某些领域，信息再多也不够。比如健康问题，就容易出现迷信。最近的“张悟本事件”影响就很大。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吗？有没有鉴别方法？
布鲁斯：美国的迷信和伪科学多着呢。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人们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判断能力。要判断相信谁，这个人是谁，他从哪儿得来的信息，如果我去他的网站，我是否可以区分出他的背景是什么，其他科学家怎么说他，是否同意他，他是否只是想向我销售某种产品？如果答案是“是”，警报就拉响了！
新京报：人们也会因过于相信科学，反而“不科学”了。
布鲁斯：很多美国人理解科学，但是选择不相信它。有人说，你如果理解，就不可能不选择它。但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美国80%的人知道科学的好处大于风险，国会总会提供更多的科研投入，所以总的来说美国是相当重视、尊重科学的国家。但在一些特定的话题上，比如演化论，人们会拒绝科学。
科学深深植根于一个文化中，你没法离开科学谈任何一个话题。美国虽然极其重视科学，但显然没有这点文化。比如，50%的美国人相信人和恐龙同时存在于地球，我称为之“摩登原始人效应”。我的一个同事的观点是，伪科学存在于美国，是因为美国流行文化过于强烈。他认为，人们相信科学，但却并不理解科学。人们把科学看成魔术一样，以为一定能给你答案，结果反而变成一种信仰。
新京报：所以，在美国流行文化中有大量的科学元素，但反而出现了负面的“CSI效应”。
布鲁斯：流行文化有很多的证据显示科学总是相当受尊重的，《CSI》解决案件，《数字追凶》也火了5年，《生活大爆炸》显然在这儿更火（笑）。在很多电影如《阿凡达》、《后天》等里面，科学家也可以是英雄。但是，一谈到一些特定的问题，如纳米技术、干细胞等，问题就来了。人们开始说“我相信科学，但科学家疯了。”或者说“我相信科学，但不相信转基因。”在科学的理念和单独的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差距。“CSI效应”显然让很多孩子希望成为法医学家，但过于强调甚至杜撰新技术，也在陪审团中产生了副作用。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