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全书》各卷 引言及著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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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全书各卷引言及著作序言
第一卷
作者小传
全书前言
重要论著年表
第一卷引言
第一卷引言二
《胡绳文集(1935-1948)》自序
夜读散记前言
第二卷
第二卷引言
第三卷
第三卷引言
《胡绳文集(1979-1994)》自序
《先贤和故友》序
第四卷
第四卷引言
《新哲学的人生观》自序
《哲学漫谈》前言
《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前记
《思想方法》序
第五卷
第五卷引言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七、六、四、初版序言
《中国近代史提纲》说明
第六卷
第六卷引言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序言
再版序言
原版序言
第七卷
代引言
后记
第 一 卷
作 者 小 传
胡绳,原姓项,祖籍浙江钱塘。1918年1月11日生于江苏苏州。1934-193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肄业。1935年下半年起在上海一面自学,一面写作,同时参加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文化工作,并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抗日战争开始后到武汉。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几年中,先后在武汉、襄樊、重庆、香港工作,主编和编辑多种报刊,并在这些地方参与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机构的工作。1942年又到重庆,在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至1948年,先后在上海、香港工作。1948年10月离开香港,辗转进入河北省平山县解放区,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49年参加第一届人民政协,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团成员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政务院出版总署、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社等机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工作。1973年后渐渐恢复工作。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85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2-1987),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5-1983),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起)。
胡绳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哲学、历史、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及写作。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各时期,除了某些特殊的年份外,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其他文章,还发表了一些在哲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他的著述在知识青年中,在学术界、文化界中,在社会上起了很广泛的影响,是文化普及、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的宝贵财富。
《胡绳全书》前言
这套书称为《胡绳全书》而不是“全集”。《全集》应该点滴不漏、无所不包地把一个人的全部作品编在里边。坦率地说,出这样的《全集》,我不配。《全书》也不是《选集》《选集》应该把一个人的著作的精华编在里边。如果是出我的《选集》,其篇幅不可能像现在的《全书》这样大。
这里所谓《全书》,是界于《全集》和《选集》之间的一种文集,比较完全地反映了作者一生的写作生活的一种集子。
《胡绳全书》包括作者从1935年起60年间的大部分作品。按照作者的意见,没有收入1935年以前发表过的文章,并将现在还能收集到的1935年以后的文章淘汰了一部分。
《全书》共分六卷,有几卷有上下册,一共是九册。
第一卷到第三卷是文集,把历年发表在报纸刊物上的文章编辑而成。第一分上下册,收的是1935—1948年的文章,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时期。第二卷收的是1949—1961年的文章。第三卷分上下册,收的是1979年以后,也就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时期的文章,这一卷到1996年。在作者有生之年可能还会加上一些文章,但也不可能很多了。
第四卷到第六卷可以叫作专集,就是把原来出版过单行本的书收集在一起。第四卷中主要包含几种哲学方面的书。第五、第六卷包含了几种历史方面的书。第六卷所收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著作篇幅较大,所以分为上下两册。这些专著有几种在成书前曾以单篇发表在报刊上,也有几种虽单篇发表过,但在当时没有印成书。由作者主编和参与编写的专著没有收入。
在各卷的卷首都有作者写的引言及序言、前言,对卷中的内容作了作者认为必要的说明。 编辑这部《全书》得到白小麦同志的帮助,没有他的帮助,这部书是出不来的。选编中的缺点则要由作者自己负责。人民出版社乐于出版这部书并为它的出版出了很多力,是值得感谢的。
胡绳重要论著年表
1937年 新哲学的人生观 第四卷
1937年 哲学漫谈 第四卷
1937年 胡适论 第一卷第一辑
1937年 论近两年来的思想和文化 第一卷第一辑
1938年 辩证法唯物论入门 第四卷
1940年 思想方法 第四卷
1940年 谈思想与思想自由 第一卷第一辑
1940年 论英雄与英雄主义 第一卷第一辑
1941年 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 第一卷第一辑
1942年 评冯友兰著《新世训》 第一卷第一辑
1942年 论卓别林 第一卷第四辑
1943年 评冯友兰著《新事论》 第一卷第一辑
1943年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第一卷第四辑
1943年 论“诚” 第一卷第一辑
1944年 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 第一卷第一辑
1944年 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 第一卷第一辑
1945年 论所谓“毕其功于一役” 第一卷第一辑
1946年 二千年间 第五卷
1946年 中国问题讲话 第四卷
1946年 论发展生产力 第一卷第一辑
1946年 一年来人民努力的成就 第一卷第三辑
1946年 制宪不如散会 第一卷第三辑
1947年 论自由主义在中国 第一卷第一辑
1947年 要民主就要“造反” 第一卷第三辑
1948年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第五卷
1948年 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 第五卷
1948年 怎样搞通思想方法 第四卷
1948年 路是怎样铺成的 第一卷第三辑
1948年 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 第一卷第一辑
1949年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第二卷第一辑
1949年 太平天国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 第二卷第一辑
1950年 “为什么?” 第二卷第一辑
1950年 立场与方法 第二卷第一辑
1951年 爱我们的祖国 第二卷第一辑
1951年 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 第二卷第一辑
1952年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 第二卷第一辑
1954年 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第二卷第二辑
1954年 邹韬奋同志一生的工作和斗争 第二卷第二辑
1955年 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第二卷第二辑
1955年 中国近代史学习绪论 第二卷第二辑
1955年 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 第二卷第二辑
1956年 向列宁学习怎样进行思想斗争 第二卷第二辑
1956年 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 第二卷第二辑
1957年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第二卷第三辑
1958年 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输入中国的意义 第二卷第三辑
1960年 中国近代史提纲 第五卷
1961年 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二卷第三辑
1979年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 第三卷第二辑
1981年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第六卷
1981年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第三卷第三辑
1981年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第三卷第二辑
1981年 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 第三卷第二辑
1983年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 第三卷第一辑
1985年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第三卷第五辑
1985年 在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束时说的话 第三卷第三辑
1985年 关于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三卷第三辑
1986年 艾思奇走出的第一步 第三卷第四辑
1986年 谈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 第三卷第三辑
1987年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卷第一辑
1987年 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 第三卷第三辑
1987年 忆家英同志二三事 第三卷第四辑
1988年 维护党的团结的楷模周恩来 第三卷第四辑
1988年 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第三卷第三辑
1988年 怀念侯外庐同志 第三卷第四辑
1989年 “五四”和反封建 第三卷第二辑
198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第三卷第二辑
1990年 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 第三卷第二辑
1990年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 第三卷第一辑
1991年 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第三卷第一辑
1992年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第三卷第一辑
1992年 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 第三卷第四辑
1993年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第三卷第一辑
附: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几点说明
1993年 纪念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 第三卷第四辑
1994年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卷第一辑
1994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第三卷第三辑
1994年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 第三卷第一辑
1996年 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第三卷第一辑
1996年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的作用 第三卷第一辑
第一卷 引 言
第一卷包括我在1949年以前的文章。
我曾在1988年编成《胡绳文集(1935—1948)》一书,由重庆出版社在1990年10月出版。本卷以这本文集为基础增补了十几篇短文。1988年我为这本文集写的自序仍保留在卷首。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1946年,我在上海把抗战期间写的文章编了几个文集,交付出版,那就是《理性与自由》、《在重庆雾中》、《思想方法和读书方法》。这几个集子中的大部分或一部分已收入《全书》的这一卷中。在抗战中期,1940年在重庆,我还编过一本小的文集,叫《夜读散记》,但未能出版,因国民党的出版物审查机构把送审的原稿扣留了。这本原稿在全国解放后一直保留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内。1994年我参观档案馆,馆中同志把这本原稿提供给我,于是在1996年才在北京印出这本迟出了五十几年的书。这本书中的多数文章也已收入《全书》的这一卷。
在1949年前的十几年中,我还写过一些小书及系列文章,它们现编入《全书》的第四卷和第五卷。编入第四卷的是《新哲学的人生观》、《哲学漫谈》、《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思想方法》、《中国问题讲话》、《怎样搞通思想方法》,编入第五卷的是《二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
1995年11月8日
第一卷 引言二
问:胡绳同志,最近我们看到了《胡绳全集(1935—1948)》。这本书收有170篇文章,70多万字。根据时间推算,这些文章是您在18岁到30岁时写的。您能不能谈一谈,为什么您能在这样年轻时就写出这么多文章?
答:我在30岁以前写的文章,实际上还不止这些。我在编辑这本文集的时候,把收集到的文间选择出大约一半,编在这个集子里面。其他还有些文章已经收集不到,而且大多我也不想收集了。在那些年代里,我还写过、出版过六七本专题的书。在那时期,我写的东西可以说是相当多的。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主要由于客观的需要。那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客观上确有许多问题、许多现象使人心神不安,使人苦恼,使人激奋,需要思考,需要评论。而且也有些报纸、杂志要我写文章。我当时虽然有些别的工作,但主要工作就是为报纸、杂志写文章。
问:那么胡老,请问您是怎样开始写作的?
答:要说开始写作,那么我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最初的写作就是在小学、中学的作文课上。但我在学生时已经开始写作文课以外的文章。记得在初中时候曾和两个同学一起,把个人写的文章誊写出来,订在一起传阅。到了高中,我还和一些同学办壁报。那一年是1933年,正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我们为纪念马克思出了一期壁报。至于说把文章用铅字排印出来,除了给学校的校刊和作为中不投寄到沉重杂志上的文章以外,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在1934年。那时我搞稿给《中华日报》的一个叫“动向”的副刊。这个副刊是左翼作家聂绀弩编辑的。当时我并不认识聂绀弩,他发表了我这个高中学生投寄去的一些小文章。这些文章现在我都没有再去找寻了。在鲁迅先生的《花边文学》中有一篇《汉字和拉丁化》的文章里面提到胡绳,他指出我在《走上实践的路去》一文中的说法是不恰当的。那时鲁迅先生在“动向”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不过用的是笔名,我并不知道这是鲁迅先生的文章。虽然我开始写文章在报刊发表是在1934年,但是收在这个文庥里的最早一篇文章却是在1935年写的。
问:你在集子里收的最早一篇文章是哪一篇呢?
答:我这个文集里按文章性质分了四个部分,也就是四辑。每一辑里的文章,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最早的一篇文章是第四辑“杂文”中的第一篇。这篇文章题目叫《报复》,那是1935年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写的(我只在大学读了一年)。文章的末尾还记明是“3月16日晚在北平图书馆”,那就是在北海旁的图书馆。对这篇文章也可以简单说几句话。我本来已经忘记了这篇文章。但是有一次偶然看到1927年到1936年的《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中收入了《报复》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当时是投寄给上海由曹聚仁主编的《芒种》杂志的。我很佩服杂文卷的编者丁景唐同志,他竟然这样勤于爬罗剔抉,注意到了这篇短文。因为《新文学大系》选登了这一篇文章,就使我有勇气把我在20岁以前写的这篇文章收入这本文集里。
问:那么,您在20岁以前写的文章,在文集里还收了多少篇呢?
答:我在1938年1月满20岁。所以1936、1937年写的文章都是20岁以前写的。在这个集子中大概有十四五篇,当然只占极小部分。这十几篇里多数是收在“思想文化评论”这一辑里的。对这些文章我想就其中的两篇说一说。一篇是《胡适论》。那时我参与办一个名叫《新学识》的杂志。这个杂志起先叫《生活知识》,被国民党当局查禁了。改名《新知识》,又被禁,然后才改成《新学识》。参加办杂志的有一位搞戏剧的张庚同志他和我商量,想在这个刊物上搞点新的栏目,于是我们就设立了一个人物专栏。张庚写了一篇《梅兰芳论》,我写了一篇《胡适论》。这篇《胡适论》写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后来在50年代开展批判胡适运动时,有人找出了这篇文章。有的同志觉得这篇对胡适的评论还是比较公允的。附带说一下,在我的这个文集里面涉及胡适的文章有好多篇。在1946年7月胡适从国外回来,准备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我还写了一篇对他表示欢迎的文章(即《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胡适在回国后,参加了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而且从蒋介石手里接受什么宪法草案。我于是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文章,这就是“时事政治评论”中《制宪不如散会》这一篇。后来胡适又向学生说什么“理未易明,善未易察”,我忍不住又写了篇短文加以驳斥,即“杂文”辑中的《理未易明么?》。
现在回过来还是说1937年我写的另一篇文章《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这篇的题目不大引人注意。当时,在《新学识》杂志上,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认为既然要抗战,各方面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那么就不必再有什么各派、各种思想的区别。他的说法是要大家都“把各种主义中的高远理想暂时搁起,而共趋于民族解放之途”,因此他主张“思想的统一”,而且要由政府来统一思想,“消除人民思想的纷争”。我看了这篇文章,认为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就写了《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我认为,在抗日这个共同大目标上应该求得一致,但是这并不妨碍各派不同思想的存在,而且要容许各种思想相互争论。我在文章中说:一定要各派思想都在抗敌救亡的大目标下自由地发展,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思想的活泼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这些话当然是针对想用一种错误的思想来实行统一的国民党而说的。因此我也就不能不反对写上述文章的那位朋友。我记得当时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参加这个杂志的一些同志聚会座谈的时候,还有人指责我对自己的朋友提出批评是不对的。现在看来,我以为我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是站得住的。当时正是从10年内战转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在进步人士中间不免由于误解统一战线而产生某种糊涂观点。我这篇文章提出的论点可能是有意义的。我记得,夏征农同志在抗战开始时选编出版的一本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文集中曾收入这篇文章。附带说一下,我在1937年虽然提出和那位朋友不同的意见,但他是个很好的同志。我们以后还曾一起参加地下党的组织生活,合作得很好。他就是已经逝世的经济学家狄超白同志。
问:你曾出过《理性与自由》论文集。有些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发展的书,提到这本集子中的文章。不知道这些文章是不是都收入这本文集中了?
答:《理性与自由》是1946年出版的一本思想文化评论集。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收入现在这本文集中的第一辑“思想文化评论”中了。但是,这一辑比那一本论文集中的文章多得多。刚才提到的在抗日战争开始前的那些文章,都没有收入《理性与自由》这本集子中。
“思想文化评论”这一辑,也许可以说是我这本文集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这里我评论了当时存在着的各派的思想、若干家的学说。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参加了当时的百家争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百家争鸣,不可能采用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的方法(如果用了也没有任何效果),而只能具体地进行分析,认真地讲清道理。记得在10年前,我在美国遇到一位从台湾出来的学者,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我说,他对于我评论钱穆的文章很感兴趣,曾经在台湾复制了这篇文章,并在朋友间传阅。最近有个朋友看了我的文集的第一辑以后,表示欣赏这些文章,并且引用禅家公案的话“有理不在高声”加以赞许。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些批评文章不是靠放大嗓门、虚张声势来压倒人。这些文章难免有缺点,有失误之处,但如果在写法上还有点可取之处,恐怕超不过这位朋友的说法。
问:您刚才说,第一辑“思想文化评论”是这本集子的主要部分,但我们对第二辑“史事评论”和其他两辑的文章也很感兴趣。我想问您,为什么在第三辑“时事政治评论”中只收了1946年到1948年的文章?是不是在这以前您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答:在1946年以前,我在一些报纸和杂志上已经发表过不少有关时事政治评论的文章。但是那些文章比较零碎,我觉得已经没有保留的价值,不会引起现在读者的兴趣了。但我对1946年以后写的这些评论文章有点偏爱。1946年到1948年是中国经历着剧烈的巨大的荡的时期,从抗日战争后的和谈转为大规模的内战。我们党先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努力争取和平民主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然后由于客观局热的发展,转入团结全国人民用革命战争来把旧中国改造成新中国。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局势发展迅猛,各方面的情况变化很快,出现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形势。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时期,对于写时事政治评论的人,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当时又有上海的几个进步刊物,包括柯灵、唐弢主编的《周报》,马叙伦、郑振铎主编的《民主》,黎澍等编辑的《文萃》,需要我写文章。后来到了香港,也有《群众》杂志和其他一些杂志需要我写文章。因此,我在这个时期,陆续地跟着时势的变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虽然局限于当时的见闻,也难免有不足之处,但这些文章集在一起,也许能让人比较系统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因为这些评论文章带有身历其境的人的感情,并且涉及一些生动的细节,我觉得现在的读者看这些文章,可能比看事后对这个时期的论述更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这本文集在“时事政治评论”这一辑中,特别收集了这3年的文章。
问:那么,您能不能再谈谈您文集中的最后一辑“杂文”?按篇数说,这一辑的文章最多。
答:这一辑的篇数确实最多。但是,按篇幅说,却不是最多的一辑。因为这里面大多数都是很短的文章。我在这本文集的序言里说,这一辑中的文章有一些可以说属于文学界赋予特定含义的杂文,例如这一辑的第一篇《报复》。其他许多文章可以说是属于随笔、杂感、短小的散文、短小的论文等。这一辑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有对当时国内政治社会现象的评论,也有涉及国际政治的评论和涉及文化文艺问题的评论。甚至我还写了篇对于电影大师卓别林的评论,这样的题目是我以后再也没有涉及过的。我之所以把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些文章从各个侧面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严重的苦难,并且进行着艰苦奋斗的时代,也是对于光明的明天充满着希望的时代。
问:最后我还想请教胡老一个超出您的文集范围的问题。在中国近代文化界、著作界里30岁以前已有著作问世,编成文集的有没有先例呢?
答:这样的先例很多。试举文学界最突出的例子:郭沫若在30岁前出版诗集《女神》,曹禺在24岁发表《雷雨》,他们的这些作品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我是望尘莫及的。至于出版文集,据我现在想到的,梁漱溟曾印过《漱溟卅前文录》。近代中国的学者,年轻时著作丰富,且有巨大影响的,我想应该首推梁启超。梁启超生于1873年,他在参加戊戌变法时只25岁,那时他已经发表不少引起世人注意的文章。从《饮冰室合集》可以看到,他在30岁以前所写的专著和论文,方面之广、数量之多是惊人的。他的青年时期的论文当时已编辑出版,广为流传,而且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从这方面说,在近代著作界中,恐怕是没有人能比得上梁启超的。
这篇访谈录由姜千里同志记录整理。
原载《读书》1991年第9期,9月10日出版。
《胡绳文集(1935—1948)》由重庆出版社于1990年7月出版。
《胡绳文集(1935—1948)》自序
本书书名表明,收入书中的文章都是作者在1949年以前写的。1949年对于中国的命运,是划时代的转折点;对于生活和工作在那个时期的每个人来说,都不能不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本书选录的文章都曾在1935年到1948年间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1935、1936年是抗日战争的前夕,在这以前,虽然我已发表过一些文章,但那些是更为幼稚的习作。1948年10月,我离开香港,辗转到华北解放区,而于1949年2月进入刚解放的北平。所以,在新旧中国大决战的最后几个月中,我没有再写什么文章。这14年中,我除了在香港先后居住过两次(共约两年半)外,其余时间都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这些文章一部分是发表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刊(《新华日报》、《群众》)上,其他都是在受党领导和影响的进步报刊上发表的。这些文章的措辞和写法不能不照顾到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也要照顾到各个刊物的身份。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官方都对报刊的原稿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从本书所收的有些文章中还可看到审查官所留下的痕迹。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一辑,称为“思想文化评论”,共收文30篇。其中,1940年到1945年写的若干篇曾编入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名为《理性与自由》的论文集中。可以说,这一辑的内容,总的说来,贯串着的主题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和自由。这一辑的文章中,至少有一两篇文章的内容超出思想文化评论的范围,但所论述的问题仍和这个主题有联系。
本书第二辑“史事评论”中,除一篇在1940年发表的为鸦片战争一百周年写的文章外,其余6篇都是在1946年到1948年间所写。在1946年我曾出版过《二千年间》一书。1948年,又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这两本属于史事评论的书,和其他我所写过的小册子一样,均未收入本书。作者写这几篇史实评论,是认真地探索历史,但在当时发表也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现实的政治评论性质。
第三辑是“时事政治评论”。在那十几年中,适应于我所参加的报纸刊物的需要,写了不少时事政治的评论。这里只收了在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一些较有连续性的文章。1946年6月到9月,我在上海为马叙伦、郑振铎二先生主编的《民主周刊》每期写一篇《时事述评》(用李岱青的笔名)。9月19日起,又为黎澍同志等编的《文萃》周刊几乎每周写一篇评论(用公孙求之等笔名),直到1947年初。从这两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选出了22篇,再加上1946年在上海其他刊物上,1947年至1948年在香港发表的10篇文章,就构成了这一辑。这些在当时所写的评论也许能使读者得到些比事后的历史叙述更亲切的感受。
以上三辑,都是按文章内容分类的。第四辑却有点不同。这一辑称为“杂文”,共收入文章101篇。其中多数是不足千字的短文。在中国近代文学中,“杂文”是被赋予特定含意的一种文体。收入本辑的文章,有些也许可算是这种含意的杂文,但有些则说不上。这一辑之称为杂文,不过是杂七杂八的文章之意而已。其内容是杂七杂八的,其文体也是杂七杂八的。
把这些旧文章编集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作者自己不能对此说什么。我要说的只是,产生这些文章的时期是中华民族在极端苦难中进行复杂的战斗和抱着明天的希望的时期。这些文章当然不能全面地但是从某些侧面反映了那个时期的面貌。这些文章既有那个时期的特色,也有那个时期文化产物的弱点。这些文章表现着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一个年轻写作者的特色,当然也带有一个年轻写作者的弱点。
记得在1960年左右的时候,我曾偶然重读十几年前自己写的一篇文章,觉得还有点意思,但又觉得不满意,于是就动手来加以修改。改了两页后,发现每一段落都改了不少。这样改出来后,到底算是什么时候写的文章呢?于是,我放弃了这种愚蠢的做法。现在编的这个集子,就采取了对原文不改动的原则。除了错别字外,个别处做了修改的也只限于句子不通、事实材料错误的地方。但也许还有这类应该改而没有改的。引用的文字多数经过核对。每篇文章之后都注明了最初发表的时间和报刊名称,如果原署名是笔名,也都一一注明。 这本书之所以能编出来,还有一段故事。在那令人回想起来就痛心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曾被勒令“交待”过去写过些什么文章。我说,要把文章篇名都讲出来,这不可能。于是我就凭记忆把发表过的文章的报刊名称和我所用的笔名列举出来,告诉他们。不料,他们居然花了一番工夫,找到我所举出的报刊,为我历年的文章编出了一个不算完整的目录。这份目录,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又居然落到了我的手里。这大概可以说是我从这场灾难中得到的意外的收获。
几年前,我的一个老朋友孙洁人同志离休了。他知道我有这样一份目录,就向我建议,由他根据这个目录把文章收集起来。他用了两三年时间,把这些文章找全了,而且还补充了一些。这就为编辑这本书造成了可能性。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除了孙洁人同志外,还得到殷国秀、白小麦、孙立峰等同志的鼓励和帮助。
在1935年到1948年间,我除了在上海、武汉、香港等地外,住在重庆的时间较久。收入这个集子的文章,很多是在重庆写的。重庆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这是我要表示感谢的。 1988年10月
《夜读散记》前言
60年代初,有人告诉我,在南京第二档案馆有我的一些手稿。当时我猜想不出来那是一些什么稿子,为什么会存放在档案馆。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10年里,我当然不可能过问这件事情,“文革”后的多年间,一直没有到南京去。直到1994年3月,我才到南京,访问了南京第二档案馆。在档案馆的同志帮助下,终于弄清楚了这件事。这份手稿原来是我在1942年底编的一本文集,名叫《夜读散记》;是在1949年解放重庆后,从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机构所存的档案中发现的。显然,在1942年我是准备出版这本书,由出版者按国民党当局的规定把原稿送到“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结果原稿被扣押下来。所谓原稿,其实有些是杂志文章的剪贴,有些是我自己和别人抄写的。
5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一开始,我从上海到了武汉,在武汉沦陷前夕,从武汉到了襄樊。1939年夏天又离开襄樊到达重庆。到重庆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主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月报》,并且还在邹韬奋主持的《全民抗战》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1941年初,随着“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国民党地区内的生活书店等进步的文化机构,遭到很大的破坏。整个政治形势有急剧变化的可能。这时候,党组织为保护文化界进步力量,让许多在文化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朋友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到香港去,在那里继续尽可能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我们又从香港回内地。我再次到了重庆,在党的《新华日报》工作。
这时,生活书店只剩下在重庆的一个分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其他许多地方的生活书店都已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重庆的分店只有售书的门市部,自己不出书,也没有编辑部。但是分店的负责人觉得还是应该出几本新书,就要我帮忙,为他们找书稿。记得这时我曾为此去信给在昆明的吴晗教授,他寄来一些近年在报刊发表过的谈论历史的文章,我为他编了一本书,名为《历史的镜子》。我自己的《夜读散记》也是在这时编出来的。《历史的镜子》由生活书店出版了,而我的这本书稿却被扣押在国民党审查机关里,直到1949年后进入我们的档案馆。
我的这本书所收的是从1939年秋到1941年初在《读书月报》和《全民抗战》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抗战时期,1939年起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区内实行原稿审查制度,所以这些文章最初陆续发表时,都已经通过审查。但是到了1942年把这些文章汇集送审时,国民党审查机关的老爷们却不放过它们了。当时大概我对这本书稿能够通过审查机关并不抱什么希望,甚至是明知其命运不佳而送去的。我在做报纸刊物编辑工作时,常常有意在送往审查机关的文章中摆进极可能被扣留的文章,以掩护那些较多可能通过的文章。这也算是一种策略吧。这本稿子被审查机关扣留,当时既不出乎我意外,事后多年我也就把这件事情完全忘记了。
国民党的原稿审查制度,是在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转移到重庆以后开始施行的。这个制度规定,所有将出版发行的报刊书籍,都必须送审原稿。国民党当局之所以不实行出版物排好清样送审的办法,而必须送审原稿,是因为要避免出现“开天窗”的现象。(如果把排好的书刊或报纸的校样送审,那么在出版物上就可能出现一些被检查官删掉的空白,这就被称为“开天窗”。)为什么要避免这种现象呢?当然是因为虽要审查出版物,但又怕露出痕迹的缘故。所有出版物都要进行审查后才能出版,表面看来,审查工作量是很巨大的。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繁重,因为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民间的出版事业已极度萎缩,而对于国民党官办出版物的审查,当然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南京档案馆在给我复制《夜读散记》原稿时,也复制了一些从抗战时期国民党审查机关的档案中找到的有关我的材料。如这里面就有“国民党江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送到重庆去请求批准的文件“赣处二八二○号”,其中写道:“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胡绳著《新哲学的人生观》内容有违审查标准,拟予查禁。”这本书是早在1937年上半年抗日战争前就在上海出版的,这时江西省有个出版社想再印这本书,所以送审。重庆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江西的审查官的意见表示同意,并写道:“查该书内容确系立论偏激,不满现实,触犯审查标准乙项第五条之贵定,批准予查禁。”还对审查结果下短语说:“该书以通俗笔调鼓吹偏激思想,全书主旨在阐述确定人生观须以唯物论做根据,以唯物论辩证法做准则,有违审查标准。”因此可见,不仅新书的原稿要送审,而且民间出版社要重印一本已出版过的书,也要送审。而且对已出版的书也有查禁的。1943年6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上半年查禁图书一览表,列举了当时查禁的几十种图书,查禁的方式为:“就地取缔”、“停止发售”、“不准再版”、“不准付印”等。其中,列举的书第一种是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而我的《思想方法论》和《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均有幸被列入。
从《夜读散记》稿本中,看不到审查官对这本书表示什么意见。但仔细看后发现,在书中《学习鲁迅的文体》一篇文章上,有浓浓的墨笔画了几个大叉,这显然是国民党检查官留下的痕迹。在《谈读历史》一文中,国民党检查官还特别注意到“其实并不是历史使他糊涂,而是糊涂的人把历史弄得糊涂了”一句话,他也注意到在《鲁迅的教训》中引用鲁迅的话“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这两处都留下了检查官画上的黑杠子。还有《言语和情绪》一文其实并无深意,但文中最后“以为消灭言语就是消灭情绪,那实在是愚蠢的打算”旁边,也被标有黑黑的墨道,显然这句话也特别引起国民党检查官的注意和警惕。检查官在书中留下的这些痕迹,是很有趣味的,或许还能引人深思。
以上这些事情说明,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书,本来是50年前就应该出版的。
因为是50年前要出版的书,为保持它本来的面貌,所以现在出版排印前,我对这本稿子没有做任何变动。其中有些话可能说得不很恰当,甚至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但也不再加以改变。读者明白,这是半个多世纪之前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的作品。《夜读散记》中所记引文的出处,都是一些旧版本的书刊,这次均未变更。还须说明的是,1991年曾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胡绳文集(1935-1948)》,《夜读散记》中有半数的文章曾编入那本文集。
1995年3月30日写于武汉东湖
同年4月20日在襄樊改定
第 二 卷
第二卷 引 言
1990年我编了一本《胡绳文集(1935—1948)》。1994年我又编了一本《胡绳文集(1979—1994)》。这两本文集经过一些补充后,列为《胡绳全书》的第一卷和第三卷。在这两卷之间留下了1949年到1978年的一个空白。现在我编了《全书》的第二卷,算是补上了这个空白。
这个空白从1949年算起,如果算到1978年,历时30年。第一卷里收的文章,只是1949年以前的15年。第三卷里收的文章从1979年起,因为已经延长到1996年,所以是18年。第二卷所占时间最长,而文章的篇数最少,整个篇幅也最短,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个空白有30年之久,但有文章可以供编辑的却只有13年,即1949年到1961年。1962年下半年开始发现我有病,几乎每天有低烧。从1963年起,只能脱离工作休息。几个医院检查,始终找不出病因,最后作了个结论是“疲劳综合症”。经过一段时期休息,病也就慢慢好了。当我刚刚准备重新开始工作时,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场大风暴。在10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前7年中,只能写所谓“交待材料”和“检讨”,能够算是自己的写作的就只有几首诗。在“文化大革命”最后3年,虽然有了写作的条件,不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开始从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的写作。这本书一直写到1980年初才完成。这是我在19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30年间,只能编成这样一本较薄的文集的第一个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不能不影响到生活在当时的每一个人。我的写作生活也在这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以前我用绝大部分的精力从事写作,虽然也有编辑的工作,还要参加在国民党地区的党组织的不少工作,但是那时我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写作的“专业户”。在这以后我做不成这样的“专业户”了。因为我必须从事除写作以外的其他许多工作。发表意见的形式也不只是写作。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演讲的任务很多,几乎每星期都要在学校里或机关里作一次演讲。以后参加集体写作的情况较多。这些是在这个时期以个人名义写作较少的另一个原因。
这里还必须说到第三个,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几年中完全放弃了写作,恰好在这时我患了一种无以名之,名之曰“疲劳综合症”的较长期的病。
以上这些原因,使这一卷本应包括从1949年到1976或1978年的文集,成了只有1949年到1961年的文章、篇幅不大的一本文集。有一些根本站不住的文章和有严重缺陷的文章都删去了。剩下来的文章,虽然自己觉得还有些可取之处,但也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
这里还有一点要说明。我从1958年起担任《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直到1966年“文革”风潮起来时被罢免,不过至晚从1963年起的几年间我已实际上不过问这个杂志的工作。坦率地说,《红旗》是适应“左”的潮流而创办的一个刊物,它在“文革”期间曾极度显赫。在1988年它已改名为《求是》。我在《红旗》上写的有几篇政论文章和不署名的社论,现在都只能属于被淘汰之列。在这杂志上有一些文章署名“施东向”,这实际上是个集体的署名。使用这个名字的文章有的与我全无关系,有的则是我参加写作的。现在根据回忆把我所“策划”(用现在流行的话)和参加较多的几篇收录在这一卷内,但我担心记忆或不完全准确,也不可能把共事的人的名字列出来。这是要请有关同志原谅的。
这一卷文章的编排方法,和以前、以后的两卷不同。没有按文章的性质分类,而完全按照写作和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
我在1962年出过一个论文集,叫作《枣下论丛》,集中除一篇外,均是1949年后的文章。集子中的一部分文章已收入本卷,其余属于淘汰之列。从1953年开始,我为教学写了个《中国近代史提纲》(1960年定稿)。这个《提纲》编入《全书》的第五卷。
1996年8月26日
第 三 卷
第三卷 引 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第三卷(文集三)所收集的就是1979年起作者的散篇文章。
1994年年中,作者把1979年以来的文章编成《胡绳文集(1979—1994)》和另一本较小的集子即《先贤和故友》。两书都在1995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三卷就是合并这两个集子而成的。两个集子的序言仍予保留。
和这两本集子比较,第三卷的不同是:(一)增加了一些文章,主要是在编成两本集子以后写的文章,暂时讫止于1996年9月。(二)《文集(1979—1994)》共分四辑,现在把原来的第四辑改作第五辑,而把《先贤和故友》列为第四辑。
在1979年以后的期间,作者所写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收在这里了,也就是说,这一期间淘汰未入文集的文章所占的比例,远较文集一和文集二的期间少。
作者在1979年写成并于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收入本《全书》的第六卷。作者在1991年主编和参与写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按照《全书》编辑的体例,没有编进《全书》。
1995年11月17日
1994年6月作者为《胡绳文集(1979—1994)》所写的序
这本书里收集的是1979年以后,也就是在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噩梦渐渐苏醒过来以后写的文章。收在这里的最后一篇文章写于1994年4月。
在我77岁的时候,回顾一生的写作生涯。我想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
因此,如果把我的写作生涯分期,那恐怕应该和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分期一样。我认为,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全国解放以前。这一时期的文章,已经编成了《胡绳文集(1935—1948)》。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到1965年,就是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本来应该包括在这一时期,但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十年几乎是个空白。第三个时期是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开始。在“文革”还未终了时,从1973年起,我以全部精力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专著,直到1979年才完成。所以1976年到1978年我没有写什么单篇的文章。这样,第三时期的文集也就只能从1979年收起。而且“文革”时期后的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原应该从1979年算起。第二个时期的部分文章,曾出过一个名叫《枣下论丛》的集子。因为一些原因,我暂时不想把第二个时期的文章汇编成集。所以先编第三个时期的文章。第三个时期在1987年前的部分文章,也曾出过名为《历史和现实》的一个集子。现在奉献给读书界的这本文集,已把《历史和现实》中的大部分文章收集在内了。
这本文集中间,除了附录的三篇以外,共有四辑。第一辑可以说是政论文章。虽然这里有的是读书笔记或某本书的读后感,但都是直接讨论政治问题的文章。第二辑是史事的评论。其中有11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近代中国的史事,最后一篇是讨论关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历史经验。第三辑可以叫做论学的文章,其中又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关于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第二组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第三组是关于中共党史的。最后的第四辑是收入了不能分到前三辑中的文章和虽然也可以分到前三辑的某一辑,但都是篇幅较小的短文。在1979年以后这个时期内,我还写了些忆念和评论近现代历史中的一些人物和已过世的朋友的文章。这些文章另编成《先贤和故友》一个集子,和这本文集同时出版。
收在这本文集中的绝大部分文章,已在报刊上发表过,有的还不止一次发表过。文章后附记的原载某刊某报,是指它首次发表处。也有些文章只是在某个会议上讲过,还没有以文字形式发表过。还有一两篇未以任何形式发表过。
至于文章排列的次序,第一辑、第三辑各组和第四辑是按照写作的时间的先后,第二辑是按照所论述的史事的时间的先后。
自己把这本集子中的文章校读一遍以后,我觉得这些文章多少还能提出一些可以注意的看法,一些可以深入研讨的问题。对于我所提出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在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的看法,本来应该展开充分的论证,而我只能提出一些粗糙的说明。这固然因为已届老年受精力所限,但我不能不为此而感到不安和惭愧。
这本文集中收入的《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一文,虽然以我的名义发表,但实际上是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国际问题的几位同志合作的产物。这一点是要在此声明的。
1994年6月20日
1994年4月作者为《先贤和故友》所写的序
这本文集收集了长短31篇有关人物的文章,其中说到的有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巨人,有我所尊敬的革命前辈,有文化界卓有成就的先驱,有我所难以忘怀的亡友。文章的体例不一,有论文,有纪念会上的讲话,有文集的序跋,有片段的怀念文字。有少数几篇是在别的同志帮助下写出来的。现在把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它们或许可以对读者知人论事有所帮助。这些文章,或在有关的会上讲过,或在有关的专集中刊出,或在报刊上登载,这里,除一篇从未刊用过之外,在每篇后面记明了最早的出处。
本书的文章以人物卒年的先后次序排列。
1994年4月
第 四 卷
第四卷 引 言
第四卷里包含六本小册子。其中五本都是讲哲学的,还有一本虽然不是讲哲学,但也可以说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谈中国问题,所以编入这一卷里。这六本书是在1936年到1948年间写的。在本卷里按它们的写作时间先后为序。这里把这几本书的来历交待一下。
(一)《新哲学的人生观》 这本书是在1936年冬初开始写,1937年1月中旬写成。那时我在上海,离开学校后以写作为生已有一年多。促使我写本书的是生活书店当时的总编辑张仲实同志。他已经在1987年病逝。在遥远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件事,一天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仲实同志,那时我并不和他相熟。在略事寒暄后,他突然向我说,要我给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写一本书。我问他写什么书,他就出了“新哲学的人生观”这个题目。我说,考虑几天以后再给他答复。几天以后我到福州路的生活书店编辑部,同他确定了写这本书。《青年自学丛书》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一套丛书,已经出版的有钱亦石、柳湜、艾思奇、何干之等人的作品。我的这本书虽然还能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出版,但也许它是这套丛书所出的最后一本。我现在所有的这本书上记明是,1937年2月初版,4月再版。在抗日战争期间这本书可能在各地还再版过几次。我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图书审查机关的档案材料中看到有这样的记录:江西省有个出版社想再印这本书,遭到当局断然拒绝。国民党江西图书杂志审查处在向重庆报送的文件中写道:“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胡绳著《新哲学的人生观》内容有违审查标准,拟予查禁。”重庆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批复同意,称“查该书内容确系立论偏激,不满现实,触犯审查标准乙项第五条之规定,批准查禁。”所谓“有违审查标准”,按他们的说法是“该书以通俗笔调鼓吹偏激思想,全书主旨在阐述确立人生观须以唯物论作根据,以唯物论辩证法作准则”。
(二)《哲学漫谈》 在1936年,上海有一种小开本的刊物叫作《生活知识》,它的署名编辑人是徐步、沙千里二人。沙千里就是不久后被国民党逮捕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是一个律师。全力从事《生活知识》的编辑出版工作的只是徐步一人。徐步一无办公室,二无任何助手,他夹着一个大皮包整天奔走,找人写稿、编辑,解决纸张、印刷、发行等问题。这种办刊物的方式是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我为《生活知识》写过些小文章,因而认识了徐步。《生活知识》在1936年10月被国民党当局查禁,11月它改名为《新知识》继续出版,开本也改大了。两个月出了两期后仍被查禁,又改名为《新学识》。在先后这两种刊物上都不再有编者的署名,但实际上仍由徐步一人主持。我成为这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哲学漫谈》的第一、二篇发表在《新知识》的第一、二期,以后几篇发表在1937年出版的《新学识》的各期上。这个刊物半月出版一期。这一套连续的文章的最后一篇写作的时间已经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一星期后。“八·一三”上海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和徐步一起到武汉。《新学识》在武汉继续出版过几期。记得当时我虽曾考虑把《哲学漫谈》加以修改,出版一个单行本,但没有这样做。所以这是一本没有印成书的小书。徐步同志在1938年武汉沦陷以前去了延安。全国解放后他曾担任南京市市长,后来又调到陕西担任西安市市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他受迫害致死。在他死以后好几年我才知道,究竟怎样致死却不清楚。现在在我重读《哲学漫谈》时,不禁想起了主办《新知识》和《新学识》的这个人。在此,我为这位在“文革”这场噩梦中牺牲的同志和朋友表示悼念。 (三)《辩证法唯物论入门》 这本小书是在1938年5月到7月间写的。那是抗日战争进行了一周年的时候,我在汉口。华北的北平、天津、太原等地,长江流域的上海、南京等地,那时都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国民党的政府事实上以武汉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在武汉设立名为长江局的中央局,并在武汉出版它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个以武汉为政治中心的时期,都可称为“武汉时期”。一个是在1927年,另一个就是在1938年。我那时在武汉和柳湜同志合作编辑出版《全民周刊》,住在江汉路联保里。那是在汉口市区的商业中心地段,所以前记中说到“窗外至深夜犹不绝的烦嚣的市声”。虽然出版周刊是很紧张的工作,但年轻人精力旺盛,还能抽出时间,用现在看来只能算是很短的时间写出了这本小书,当然难免是粗糙的作品。推动我写这本书的,如前记所说是薛暮桥、徐雪寒、华应申三位同志。他们都是新知书店的负责人,所以这本书是由新知书店出版。(担任新知书店经理的华应申已于多年前去世。)这本书写成时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前两个多月。我在武汉沦陷前夕离开武汉时,还没有看到印出来的这本书。这本书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后曾多次再版。我现在手里有两种版本。一本是新知书店在1946年即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年在上海印的本子。一本是新中国建国之初1949年12月由三联书店在北京出版的初版本。这本书写成以后没有对它再作什么修改。 (四)《思想方法》 这是在这六本小书中篇幅最小的一本。最初它发表在1940年重庆出版的《读书月报》上。其时从1937年7月开始的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中国共产党也在重庆设立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长江局。我1939年5月到重庆。在这以前不久生活书店出的《读书月报》已经创刊,由艾寒松、史枚二人编辑(他们现在都已去世)。在我到重庆时他们已经离开,就由我接编这个杂志。我在这个杂志上设立一个专栏,打算用简短的篇幅介绍各科的基本知识。每三五期连续刊载一种学科。但结果只实现了两种。赵冬垠同志为这个专栏写了经济学,我自己写了思想方法。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抗日战争虽然还继续,但国内政治形势恶化,生活书店在重庆很难存在,《读书月报》和别的在重庆的进步刊物一样只能停刊,我也到了香港。《思想方法》在《读书月报》发表后由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全国解放后这个小册子还曾多次重印。我手里有一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1950年印的本子。书上载明是“1949年7月上海出版,1950年10月第9版”。这个第9版已经印到95000册。大概以后也还印过。
(五)《中国问题讲话》 这个讲话是在抗日战争刚结束后写的。抗日战争后期我在重庆。我是在1942年从香港再到重庆,在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抗日战争在1945年9月胜利结束,半年后我才离开《新华日报》到上海去工作。《中国问题讲话》共36段,每段只有800字左右,从1945年10月16日到1946年4月30日在《新华日报》上连载,署名“友谷”。每次发表一段。这时毛泽东主席已经到过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过谈判,国共两党间已经签订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实现和平统一的协议。国共两党还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共同规定了使渴望和平的人民感到大体上满意的建国的方针。但是国民党当局立即开始企图取消已经成立的这些协定,并且积极部署和扩大内战。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积极实行自卫战争,并且准备出现更坏的情况,同时仍不放弃争取和平,以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但因为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的愿望和国家的大局,也不顾共产党方面的委屈求全的苦心,只图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并且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以为依靠武力就可以压倒共产党和一切异己势力,全面的内战终于在1946年6月爆发。共产党也就不得不率领解放区军民把自卫战争逐步地发展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我的讲中国问题的通俗讲话是在解放战争发动以前的形势下写的。这本小书固然是意图从基本理论上来说明中国问题,但是当然也具体反映了写作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形势。这些讲话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并没有由作者编辑起来交付出版,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也不大可能这样做。但是有好几个解放区的出版社汇集报纸所载出了小册子。我现在看到的有两种,因为封面、封底已残,不知道出版处是哪里。其中有一种(署大众文化出版社出版)大概因为收到重庆的报纸不全短缺了一段。
(六)《怎样搞通思想方法》 这本书原来是1947年到1948年我在香港时为上海出版的《中学生》杂志写的。1947年3月,政治形势使我不可能再在上海留下去。在我离开上海到香港以前,曾经根据党组织的意见和开明书店主持《中学生》杂志的叶圣陶先生谈过一次话。我向叶先生表示,党组织感到在当前形势下,在上海出版的一些直接议论政治问题的刊物将不能继续出版下去。我们希望《中学生》杂志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下以传播文化知识的面目继续维持下去,使它起别的杂志所不能起的作用。叶先生同意我们的意见。到了香港后不久我就为《中学生》开始写一组以思想方法为主题的文章,署名“蒲韧”,这是我过去为这个杂志写文章用的笔名。这组文章写完以后,曾在香港对它进行修改和补充,增加了一些在上海发表的时候不宜于用的材料。所以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这本书已经成了另一本书,署名也更改了。一年以后,解放战争得到了全局性的胜利。在解放后的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立刻重新出版了这本书。我现在看到的上海版的这本书的版权页上写道:“1949年6月上海三联出版,1951年3月第8版,共印104000册”。不久后,这本书改由在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我手里的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印的书,版权页上写明:“1952年10月第1版,1955年1月第7次印刷,共495000册”。在短短的五六年里这本书至少已经印了约60万册。可见那时读者对新书的渴望。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本子上有一个作者在1952年5月的题记,全文只有一句话:“本书是1948年在香港所写,曾由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刊行;现在做了若干字句上的修改。”刊印在《全书》第四卷里的就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这个本子为依据。《怎样搞通思想方法》这本书有日文译本,译者是山口一郎(神户大学教授)先生,由东京的三一书房出版。山口先生的译本中说明他是根据1950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原书翻译的。这个译本在1955年出版,20年后即1974年又出了“改订本”。1978年6月23日山口先生来信告诉我,到当时这本书的译本已出版近20万册。山口先生曾先后两次把他的译本送给我。第二次送给我的本子的版权页上写明:“1985年1月31日第3版第8次印刷发行”。为了便于日本读者的理解,山口先生把书名改为《对事物的认识方法和思考方法》,还有一个副标题“通俗易懂的哲学入门”。
以上是说明这些小书写作的经过以及有关的一些情况,并不是对于它们的评论。如果作者自己对于在50年前以至60年前写的作品进行评论,显然是很为难的事。既然现在翻出了这些纸张已经焦黄的书来重新出版,当然是认为它们多少还有一些历史文献的意义。但是它们是一个青年作者写的幼稚的不成熟的作品,也是无可讳言的。现在如果进行修改来掩饰这些书中的幼稚和不成熟,既是不可能的,也毫无意义。印在这里的都是这些书的原貌。这些作品有些在最初印行时附有自序、前言、前记,也都照原样保存在这里。
1996年1月20日
《新哲学的人生观》自序
1923年,中国思想界对于人生观问题有过一次轰轰烈烈的大论战。论战的一方面是主张“科学的人生观”的丁文江、唐钺、吴稚晖——诸位先生;另一方面是“死抱着”“玄学的人生观”的张君迈、张东荪——诸位先生。这一番论战的结果是什么呢?主张科学的人生观的诸位先生自以为已经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但是仅仅靠了机械的自然科学观是并不能把“玄学的人生观”彻底战败的。事实上,科学的人生观对于近十年来的青年的生活实践何尝有几分帮助,而主张科学的人生观的先生们自己有时还不自觉地跌到了玄学的泥沼里去。
要能够真正战败“玄学的人生观”,而且要能批判地接受“科学的人生观”中的积极成分,并克服它的错误的成分,这种人生观显然要把它的理论的基础建筑在新哲学上面——我们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提出我们的人生观。
但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要结算10多年前的那一笔老账,因此在这本书中并没有直接批判到那一次的论战。我所最希望的是,这本书能够对于青年读者们的生活实践有相当的作用,帮助他们更结实地、更合理地处理身边的一切事情,渡过这个艰难的年头。固然我知道,这本匆促写成的小书,未必真能给读者那么大的好处,但是只要我的希望能达到一分两分,也是我的极大的喜悦了。
因为这本书是拿新哲学作根据,拿生活的实践作中心的,所以在有些部分就不能不讲得简略一点。例如对于人生活动中的生理的基础和社会的基础,就是应当更多地说明的。但是为了要留下充足的篇幅给最后的三章,使本书在正面提出“新哲学的人生观”时能够较具体地说明一切,所以在旁的部分的简略,只好请读者们原谅了。
这书的原稿承孟起先生细细看过一遍,使我能够把这书弄得比较像样了一点,这是应该感谢他的。但是倘然在书中仍有不妥之处,那当然还是要由我个人负责的。我诚意地等待读者的批评。
1937年1月20日
《哲学漫谈》前言
我的妹妹在一个中学校里读书,她要我跟她讲一点哲学上的基本常识。我答应了,每逢想到一点什么意思的时候,就随手写封信去。发表在这里的就是我的原信。因为是随手写的信,内容也许显得是太散漫一点,所以只能叫做“漫谈”;但因为看信的人是为了想得到一点哲学的基本常识,所以我不能不努力写得通俗明快,也多少有个系统。我想,随手写的信也许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必受教科书式的限制;因此虽然本来只是写给一个人的,但对于更多的读者也不致于是毫无意味的吧。
《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前记
要在最简短的篇幅里,包罗尽辩证法唯物论的全部的、丰富的内容,这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目前我又不可能有从容写作的一段时间,因此这一个不到五万字的小册子拖延了两个多月才能写完。今晚总算把全书的最后一个字写下来了,听着窗外至深夜犹不绝的烦嚣的市声,多少感到了一点欣慰。
在把这本小小的书奉献给在前线上、在农村中、在最紧张的工作中、在最热烈的斗争中、在深刻地思索着、在坚强地行动着的一切相识的与不相识的朋友的面前的时候,作为这书的作者,我不得不在它前面写几句简单的“介绍”的话。
这本书的名字既然是叫做“入门”,自然是比较通俗的,是为了对于哲学还缺少基本的完整的认识的人而写的。我说它是“比较”通俗的,就是说它在通俗的一点上并没有能做到最大的可能。虽然我尽量求理论叙述的清楚易解,但我在写到中途时发觉:一本真正通俗的,能够给工人、农人阅读的辩证唯物论的读本,必须根本改变一般的叙述的系统,要从现实的具体生活的描写出发,加以分析,逐步达到客观现实的法则性的揭发,最后达到哲学上的最高理论的阐明。但要写这样的书必须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准备。在我这本书里则仍旧照样地用着一般的书中所用的系统。因此虽然我相信这本书不至于使读者们过分头痛,但是我仍不能不要求他们要耐心地阅读——特别是对于前面的两章。
因为要使这本书做到简明易读,我竭力避免牵涉到欧洲哲学发展史上的问题。虽然为了阐明辩证唯物论是如何在与各派哲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哲学史上的问题是有提出的必要的,但是培根、巴克莱、休谟、康德、马赫、德波林……这些人的大名及其理论对于中国的读者既不是十分熟悉的,所以我宁可不在这本书里提到他们了。
我倒是极想在这本书里,于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但假若要这样做,那就不得不有一倍于此的篇幅与写作时间,因此我只得暂时搁下这个奢望。不过为了真正做到所谓辩证法唯物论的“中国化”,这样做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我虽然没有能做到,我仍须在这里提一下。
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这应该是所谓“中国化”的意义的另一面。但我却不必夸耀在这书里是用了许多现实的例子,因为假如离开了目前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无限丰富的急激变动的现实,我将从什么地方去找求“例子”呢?而且我应该承认在这书里举的例子实在还是不够多方面、不够丰富。
在应用例子的时候,我曾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不使读者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例子(也就是事实)是用来凑理论的,因此我在许多地方宁可从事实的分析中说明理论。而我相信这是比较好的叙述方法。
我还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书的内容,虽然是辩证法唯物论发展到最近的总成绩的一个“复述”,但是因为是通过了我的头脑而经过一度整理,又通过了我的叙述方法,并且在有些部分中也不免加入了我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写下来的。假如有什么应该受指摘的地方,一切的批评,不待说我是会接受的,而且我十分的企待着。我自己所感到的最大的遗憾是在认识论的问题(就是最后的一章)上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
最后,我应该致谢于暮桥、雪寒、应申诸兄,他们的督促是使我终于能写成这本小书的主要的动力。
1938年7月30日
《思想方法》序
这本小册子是在1940年写的,因此里面所提到的例子多半是抗日战争时的材料。本书内容只是把斯大林所提出的辩证法的四个要点作为思想方法来做一点通俗的初步的说明,如果当做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的完整的叙述是不够的。
1950年10月
第 五 卷
第五卷 引 言
《胡绳全书》第五卷包括都是讲历史的四本小书。其中有一本是在抗日战争
后期写的。有两本写作时已是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还有一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写的。现在把这四本书的写作情况及其他某些有关情况作一些说明。
一 《二千年间》
《二千年间》这本书是在1944—1945年间陆续写成的。当时我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的编辑部工作。我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一张报纸。设在重庆郊外的化龙桥的报社周围经常有国民党的特务驻守。报馆工作人员进城、出城常有特务追随。所以可以说是在紧张的状态中。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停止工作和学习。只是在那种条件下我不可能得到任何想读的书。我尽量利用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著作,并且做了很多笔记。《二千年间》的各篇文章就是整理这些笔记而写成的。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二三年间,叶圣陶先生在成都主持由上海移来的开明书店的编辑部,并且主编早在30年代初已在上海创刊、在教育界和学生中素负盛誉的《中学生》杂志。我在抗日战争前已认识圣陶先生,他是我所尊敬的前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大后方,但不在重庆。在他有事到重庆时我也曾拜见过他。在我写出这些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文章后,寄给在成都的圣陶先生,他很高兴地把这些文章发表在《中学生》上。大约每一个月我就寄一篇给他。在圣陶先生逝世后出版的《叶圣陶集》的第20卷中提到这些文章。那一卷收录了圣陶先生在1944到1945年的日记,其中有他陆续收到这些文章的记载。
在这些文章刊载完毕以后不久,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回到上海复业的开明书店愿意出版我这本书。当我把这些文章编辑成书的时候,就给了它《二千年间》这个书名。由于在当时情况下我在新华日报用的名字出现在《中学生》杂志上是不适宜的,所以改用了“蒲韧”这个笔名。在上海出书时也用这个笔名。
我的这些文章本来是自己学习历史的笔记,并没有想借此对现实有所讽喻,但写文章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六七年,而国内政治仍然使人焦虑,由这些客观形势引起的感触不可能不流露到笔端上来。中国的历史上经常有塞外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事。这些历史旧事和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性质和历史意义完全不同。但就历史上胡骑踏进中原引起的种种反响来说,也确有和现实某些相似的地方。写这些文章时对相同相似之处不免注意较多。而且因为是讲过去的历史,对于当前的帝国主义侵略与前代事情相异,当然就不可能说到了。在1946年开明书店编辑部的先生们处理这本书稿时,把书中有几处说到当前正是抗日战争的话改成了已在抗日战争后的语气,现在我又改回去了。这毕竟是留着抗日战争时期的印痕的书。
也许因为这本书的写作体例可说是别创一格,所以它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年代里出版还颇受到读书界的注意。记得在1946年吴晗同志从大后方到北平路过上海时,曾写了一篇篇幅比较长的文章评论和介绍这本书,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但可惜现在我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了。
这本书出版后三年多全国解放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最初两三年间,因为学校里没有适当的历史教科书,有些地方的中学曾用《二千年间》这本书当做新的教本出书以前暂用的教科书。显然这本书是不适合于这个用途的。我想那时曾用过这本书的老师们是很吃力的。以后虽然有的出版社建议把这本书作为普通读物出版,但没有得到作者本人同意,也就没有再出版过。在这次《胡绳全书》出版以前唯一的例外是1994年上海书店刊印的“民国丛书”。这套丛书编辑的用意是把被认为还值得保留的民国时代出版的书重印若干以免流失。我的这本《二千年间》是被收入在内的。
二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在写完《二千年间》以后我开始学习中国近代史,那已经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在上海的时候了。从1946年3月起在上海的一年和这以后接着在香港的一年半,这期间可说是我的写作生涯最高涨的时期。至少就数量说,这一生中没有另外几年的写作能比得上这二三年了。那是决定中国民族命运的大搏斗的时期,客观的形势促使我为几个刊物写了许多政治评论文章,也促使我对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行比较周密的学习和研究。1946年在上海时我已经发表过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零碎的文章,但这些文章大多已不值得保存。1947年我在香港时写《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可算是这段时期结合当前实际学习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总结。
应该承认,那时我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拥有的材料是远不够充分的。没有什么图书馆可以依靠,我使用的材料基本上是在上海和香港的旧书店中收集来的。其中不乏对我有用处的资料。例如商务印书馆在1923年出版的《英文中国近代历史文选》一厚册(Modern Chinese History:Selected Readings,bylt.F.MacNair)。那虽然是带着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偏见来收集和解释材料的一本书,但其中许多材料是有利用价值的。1946年我还从扬州的一个亲戚家里得到过一些书。这位亲戚家里有几十箱线装书籍,主人让我随意挑选一些拿走。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候我无法多收藏书籍,便只能挑选一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的书。其中多数是清末出版的有关时事和“新学”的书。总之那时我能使用的资料是很有限的,不可能要什么资料就得到什么。而且也没有从容进行研读和写作的时间。我用在香港的时间的大约三分之一完成了这本书。如果我当时能得到更多的参考书,并有时间进行研读,可能这本书还能写得更好些。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的最早一版是1948年在香港印出的。在1949年以后由人民出版社多次再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不印了。这场所谓“大革命”(其实是灾难)结束后,立刻又出了新的版本。在最初的版本中由于所掌握的资料不够和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而造成的错误和不当之处,在历次的版本中都陆续做了些修改。
这本书有好几种外文译本。日文的译本出版最晚,那已是在“文革”后期的1974年了。译者是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的几位学生。井上清是京都大学的名誉教授。他告诉我,他在“文革”期间曾访问中国,向一位接待他的先生谈起要翻译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那位先生说,这本书我们已经不印了。井上清教授说:“我们认为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这位先生默然。也许应该同情这位先生,他既不敢同意也不能否定井上清教授的话。
三 《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
《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是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在香港继《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以后写的一本小书。可以说是前一本书的副产品。
那时也在香港的周而复同志受海洋书屋的委托编一套丛书,名曰“万人丛书”。我的这本小册子就是应而复同志之请而写的。这套丛书大多是文学作品,非文学的作品也许只有我这一本吧。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已经是在1948年。当年10月我离开香港到解放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本在以后多年间被我遗忘了的书,直到三四年前有朋友帮我“发现”了这本书。
将近50年前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手里有的孙中山文集只是黄季陆所编的一本(书名:《总理全集》,1944年近芬书屋出版,精装两厚册)。这本书是我在上海马路旁边的旧书摊上得来的,也许当时还算是比较完全的一个本子。现在我把所引用的孙中山的文字都根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核对,并且注上《全集》的卷数和页码,以便读者查对。
《中国近代史提纲》
1953年初,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根据党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聘请了几位苏联教授来讲课。目的是培养理论工作干部。因此在高级党校里设立了第一部,招收年轻一些的同志来学习理论。原有的干部轮训性质的学习班称为第二部。我被任命为第一部主任。第一部的教学完全靠苏联教授。当时我想,总得有一点讲中国情形的课程。于是就由我自己来讲中国近代史。每星期讲一次,好像是讲满了两个学期。那时我写了提纲,为了便于讲授,也发给学员。
讲课和写提纲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自己学习的过程。虽然我已经写过一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和一本孙中山的小史,但我对于近代史中其他许多情形和问题所知还是很有限。
1953年我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了一年以后,离开了这个学校,不再担任第一部主任。在这以后几年中,高级党校仍让我去讲授中国近代史,不但在第一部内,而且也在第二部内讲。但这时我已不可能每周一次连续讲多少次。一般只讲三四次,而把提纲发给听课的同志们。当时的学校不像现在那样有自己的出版社,出版公开对社会销行的书。一般只是刊印校内使用的学习资料。我的《中国近代史提纲》由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印出来。虽然没有在一般书店里和读者见面,但印行的数目也不少。1960年还出了一个修订本。不过在1960年及其前两三年,我已不在高级党校内讲课,而由党校的教研室的同志讲课了。
1953年我写这份提纲的同时,还就几个专题写过一些供同学参阅的材料,印的份数很少。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太平天国这一个题目。这是一篇没有发表过的东西,虽然看起来像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但其实不过是一份比较详细的提纲。所以我把它放在《中国近代史提纲》后面作为一个附录。
我在写和修改《中国近代史提纲》的时候,已打算以此为基础展开成为一本书。这个愿望到了二十多年后才得以实现。这份提纲可以看作是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书的最早的设计。
1996年5月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北京七版序言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将近20万字的小书,过去40年间在人民出版社先后印过六版。在各版的版权页上都载明“1952年7月第一版”。但实际上这本书的真正的初版是1948年7月在香港由生活书店出版的。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年。所以人民出版社出的“1952年7月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北京第一版。
北京第一版对香港的本子作过些修改,增添了一些在1948年香港环境下不便和不能公开说的话,也有一些技术性的文字修改。有些引文的出处改用了1948年后出版的版本,还有个别增加的引文出于1948年后的文献。当时在整体上北京第一版仍保持着香港版的原貌。以后的各版也都只是作过一些文字的修改。
第六版是在1978年3月出版的。到现在又是17年了。六版序言中我曾说,让这本书基本上保留着1948年时的本来面目,现在当然更不需要多加修改。而且这新的一版(北京第七版)末尾还恢复了香港初版中的《尾语:未完成的故事》。这一段尾语在以前的北京各版中是都删去了的。
1980年日本京都大学的学者小野信尔、狭间直树等翻译出版了这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前此书已有英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的译本)。1982年我在日本遇到这几位译者。他们说,他们在译这本书时曾查看了香港初版开始的各版。他们深为香港版中的《尾语》所感动,因此决定在译本中保持这段尾语。我现在在本书的北京七版中恢复《尾语》,是受这几位日文译者的启发。
北京六版 序言
这是在1947年,即整整30年前写的一本书。
那时,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使中国近代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的时刻。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在这本小书中所写的,虽然是一百多年前到几十年前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故事,但所要解答的问题,是同写书时的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它的初稿的一部分曾经交给当时坚持在上海工作的朋友们办的进步刊物,作为政论文章而发表。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的上海,这可能是发表政论文章的惟一形式。
这种情形并不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为了说明只有彻底
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中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因此,这本书虽然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写的,但在全国解放后,它得到了重新出版的机会。从1952年7月起,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直到1963年,先后出过5版。
这本书难免带有一个青年写作者的弱点,加以写作的时间比较匆促,所掌握的材料也很有限,这本书是有缺点的。至少在有些部分,有些方面是论述得不充分和有疏漏的。在全国解放后出的各版中,做过些局部的小的修补和文字的调理。
出版社的同志和其他有些同志认为这本书现在也还有点用处,所以又印了这新的一版。这一次,也只做了些个别文字的修改,让它基本上保留着30年前的本来面目。
1977年9月
北京四版 序言
这本书的初稿是1947年下半年我在香港时写的。当时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达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12月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写这本书的用意是想通过历史事实的分析来反映出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根本的问题,企图表明在中国人民大众中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传统,并表明资产阶级的领导不可能实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中国人民的任务。由于受写作时所掌握的材料的限制,这本书只写到1924年为止。本书初次印行的序言中曾说:“在本书中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
这本书出版以后,书评家们在向读者们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曾公正地指出了它的某些缺点。作者同意这种看法:本书的主要缺点是对社会经济条件缺少必要的分析,因而本书对于所要处理的主题,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统治和中国社会各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没有能深入地从经济条件上给以说明。本书中有些部分的分析表现着概念化的缺点,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这本书在香港初次印行。1952年人民出版社在北京重新排印时,我作过一次修改。现在又作了第二次的修改。这次所作的改动大部分属于核对材料,核对引文和文体上的修正。曾有好几位热心的同志把他们从本书中发现的个别错误和文体拙劣的地方一一开列给我,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请他们接受我的感谢。
1954年7月
香港初版 序言
本书所处理的对象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与革命史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中的一个:——在时期上只限于从鸦片战争到1925—1927年的大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内容极其丰富的课题,在本书中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以及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在处理这样的对象时,愈深入到对象中,就愈加令作者感到他所不易克服的困难。多方面的材料需要收集,各种各样的问题会要牵涉到,这是在写成初稿后又不能不给以多次修订的原因。而由于手头的资料不够和不愿把篇幅扩充过多的想法,有些想说到的问题还是略去了。在排印过程中所发现的一些必须补充的材料却已来不及加入。暂时只好让这本稿子以目前的形式出版,希望在得到各方面的指正之后再能有加以充分修订的机会。
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曾分别在上海出版的《世界知识》和《大学》这两种刊物上发表过,但现又经过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了。好几位朋友读了杂志上发表的部分或其他部分的初稿后,提出了一些意见,使作者在修订初稿时得到很大帮助。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因为本书并非以考证史实为任务,故除了直接引用的文句外,均未注明所采用的史料的根据。所引用的文句,如不是由原书摘出,而是由别的书中转引的,就只记出我所直接根据的书名。
1948年5月
《中国近代史提纲》说明
这个提纲初稿是在1953年写的,很不成熟。这次也只是作了些小的修订。这几年来,我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们和各研究机关在收集资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由于我自己这几年来在这方面没有做多少工作,所以这个修订本没有能够充分反映出这些新的资料与新的研究成果。这个修订本只能供初步学习和研究作参考。
1960年3月
第 六 卷
第六卷 引 言
本卷只包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部书,它篇幅较长,分为上下册。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1981年出版,有北京和上海两种版本(此外,还有在北京出的简本),以后都重印过几次。1996年在北京出再版本。写作这部书的由来和经过,及再版本修改的情形,在初版序言和再版序言中已有交代。
这部书在1994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了英文译本。
1996年10月5日
简 本 序 言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原本约有70万字,分上下两卷,由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初版。红旗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了简本。简本和原本的章节完全相同,篇幅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参加简本工作的是郑惠、陈铭康、郑则民、石仲泉、孙洁人同志。
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经过修订的再版本。这个简本是白小麦、黎钢二位同志根据原本的再版本对原简本作了相应的修订而成。
一九九七年十月
原本再版 序言
1995年11月到12月间,我利用养病的时候把1980年初写成、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了一遍。自这本书完成以后,这还是第一次从头到尾重读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全书约70万字。198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字体较大(4号字)的版本,不久红旗出版社还出了这部书的简本。这三个本子都经过多次重印。据我掌握的情况,它们的印数累计共300余万册。
在屡次重印的过程中,曾经对个别字句作了修改,其中有的还是比较重要的修改。例如,在最初的印本中提到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中俄边界线时本应该写“外兴安岭”,错成了“大兴安岭”。这个错误在后来的印本中已经改正了。根据出版社的规定,改正个别字眼,虽然重印也不叫新的一版。所以至今出的书还是初版本,只是有第几次印本的不同。这次通读中,不免做了较多的修改。因此,我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的第二版,并且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红旗出版社在未做相应的修改以前不再出版这书的大字本和简本。
这次虽然作了比较多的修改,但毕竟不是大改。这是因为:第一,这本书的基本论点和总的体系我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第二,如果现在来写这本书,当然全书的面貌包括材料的取舍和论述的详略会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不能把1981年以前写的书改成1995年写的书。
对于这次所作的改动,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第一,在第二章第一节第四段中提到“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明朝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我看到过一个刊物上有一篇关心华侨的历史的作者写的文章。他说,林凤对于中国和菲律宾人民的友好关系是有贡献的,把他说成海盗是错误的。我在这里本来只是要说明明朝政府为消灭本国的海盗,引进了外国的侵略势力。很惭愧我对林凤的事迹并无了解。最近我读到1994年出版的《潮汕百科全书》,其中有林凤的小传。这才使我对这个明朝的海上英雄人物有了较多的知识。
据《潮汕百科全书》说,林凤生于饶平县(属广东潮州),19岁参加“海上绿林”泰老翁的队伍,后继其业,以澎湖为基地,开拓海上贸易,最盛时辖舰300余艘,人员4万以上。隆庆元年(1567)率部攻占广东惠来县的神泉港。万历元年到二年(1573—1574)他的军队曾进入广东、福建、台湾沿海的一些地方。由于明朝以重兵围剿,他于万历二年十一月率领战舰62艘,战士2000名(多数是农民和工匠)、水手2000名、妇女儿童1500名,共5500人,还带了大批生产工具和种子等,向吕宋岛进发,以应菲律宾人为驱逐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邀约。他的部队曾进攻马尼拉获胜,击毙了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指挥。第二次进攻失利,撤兵北上到了邦阿西楠省(Pangasinan)的林加延湾(Lingayen G.),在那里建立了都城(包括住所、城寨、宝塔),自称国王,向当地居民传授中国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手工艺。当地居民欢迎林凤,为他提供粮食、木材和其他必需品。万历三年(1575)三月,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加强兵力围攻林凤。明朝乘机派人到菲律宾与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密谈,联合围攻林凤。林凤苦战4个月,因粮械不继,于八月四日一夜间,率40余艘战舰突围,直抵台湾,并重返潮州附近海域,战舰又增至150余艘,势力复振。后来因队伍内部意见分歧,林凤离开潮州,不知所终。
根据这个记述,我把书中原来说的那句话改为“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和明朝合作围攻被明朝官方视为海盗、帮助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林凤的部队”。
第二,书中第八章第一节原来的标题是《所谓“中外同心灭贼”》,现在改成了《强盗成了朋友》。“中外同心灭贼”这句话出自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总理衙门的一个奏报。其中说,自英法联军以后,由于“我们”的笼络,英国、法国正在和“我”亲近,向“我”靠拢。所以应当“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有个朋友向我提出这里所说的“中外”是指朝廷和地方,即中央和外省,不是讲中国和外国。我考虑了这个意见,认为他的解释是对的。在咸丰末年,清朝当局确实在考虑利用外国的助力来歼灭太平天国,但是上述奏报中所说的“中外”却不能解释为中国和外国。那是说,趁英法同“我”亲近的时候,朝廷和在长江下游统率大军的曾国藩等人应当更加协同去消灭太平天国。在上述奏报后3个月,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1862年2月11日)清廷有一道上谕说,英法两国这次在上海帮助剿贼,“尤其真心和好,克尽友邦之谊”,并且要地方官员随时迅速报告英法助剿的情节,“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协助之意”。这里所说的“中外”那就毫无疑问的是指中国和外国。因为这道上谕是引用在第八章的第二节里,所以,第八章第一节的题目就作了改变,并在这一节中不再引用上述咸丰十一年的总理衙门奏报中的“中外同心”那句话。
第三,在书中第十二章第四节的末尾处引用郭崧焘和曾纪泽的两段话并加以评论。评论中使用了“对帝国主义世界的统治秩序是多么心悦诚服”和“合于帝国主义的需要的第一批买办外交家”这样的语言,现在作了些修改。因为在这里并不是对郭、曾二人作全面的评价。这里想说的是:对世界有所了解当然胜过瞢然无知,但有所了解后立刻就发生一个问题:对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是个受灾难的半殖民地国家)是否只能顶礼膜拜、心悦诚服?当时的中国人要如实地认识周围的世界和中国在这世界中的地位,的确并不是很容易的。不只是承认既成的事实,而且敢于打破旧局面开创新局面,这是更难得多的事情。中国人包括其中的先进分子,是用几代人的努力才做到这一点的。为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也的确是经过了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灌输在中国人民中的认识相斗争的过程。这段话经修改后表达得准确一些。
这次所作的修改多数是由于历年来读者和朋友的提示,或者因受到报纸刊物上有关文章的启发。近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对于中国近代史中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新的成就。可惜我不能遍读有关的材料。如果我读得更多,这次所作的修改可能会更多一些。
这次通读和修改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考虑过几个问题,不妨在这里说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
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这本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前半期,即1840年到1919年之间的政治史。中国在经过了两千多年基本上停滞的封建社会以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和变动。这些动荡和变化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来是表现为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旧时期的阶级斗争仍然残存,而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兴起。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因为不同的阶级对于外国侵略者采取不同的态度,其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指明这些,就只能停止于描述历史现象,不能说清任何问题。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当然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即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在这本书中对于几次革命的论述曾遇到两种评论,一种是认为过于贬低,一种是认为估价过高。对于这几次革命,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相对说来,对辛亥革命争议较少,但仍有相当大的分歧。我以为站在更高的历史台阶上,指出辛亥革命的弱点和它之所以不能取得较多成就的原因,这并不是加以贬低,并不是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至于根本否定辛亥革命的看法由来已久,学术界中最早当推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就反对革命。在这以后更是利用社会国家的混乱状况来谴责革命,宣告与革命告别。我的观点是,即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于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势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
有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这本书中改良和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步骤和方法而言的。就这本书叙述的范围而言,在和旧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在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在革命的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立场如果不有所改变,它的斗争锋芒就不是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旧势力也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在这个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革命的看法,当然应当从实际出发,发生很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矛盾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也不同了。当我们说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也是一种革命的时候,所说的革命显然有和旧时代不同的含义。旧时代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革命的经验对我们现在仍然有意义,但并不是要我们重复这些经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实践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认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动态,他们和旧社会的差异(在形式上某些方面似乎相同),如何用和旧社会不同的方法来对待和解决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对外开放的问题。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且不断地扩大开放。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大为增加。我们取得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国外和境外的资金的经验,也取得了利用外国市场和资源的经验,虽然至今还是初步的经验。这些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完全新的经验。
为什么说是完全新的经验呢?因为除了古代的中外贸易文化的交往外,我国历来只有闭关守国的经验和从鸦片战争后100年间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向世界开放的经验。在那100年间虽然有外国资金投入中国,但那些资金几乎都是从对中国的剥削和敲诈而来。它投入中国只是加强了剥削和压榨,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那时的进出口贸易为数很少,而且基本上是输出农产品和矿产品,进口机器制造的产品。那种开放只能使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那时的中国虽然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闯开了大门,门户洞开毫无阻拦,但是对外开放的程度其实是很低的。这就因为那种开放使中国贫穷,而越是贫穷就越谈不到扩大开放。在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梦想利用外国的资金、市场和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不久,也就是大约在1944年,那时人们正在考虑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中国,我在国民党地区的一个刊物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世界各国应该让中国富强起来,这样他们和中国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才能大大增加,这对各国才是最有利的。文章中举出了美国和欧洲各国及日本战前相互间贸易的数字,和它们与中国之间贸易来往的数字相比较,后者少得十分可怜。文章的作者举出这些材料用以证明他的论点。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虽然事隔多年已忘记了杂志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但仍记得他提出的上述论点。我当时认为这种论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认为依靠这种论点就可以说服帝国主义国家允许中国真正独立,并且扶助中国走向富强,那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在中国历来是一面想使中国对外开放,一面又压迫中国,使中国保持落后和贫穷,因而实际上对外开放的程度极低,甚至并不开放。这是依靠帝国主义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只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得民族的完全独立,用自己的力量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发展中国经济的时候,这个矛盾才能解决。正因为中国近十几年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取得的经验是完全新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旧时代的经验来解释新的有关现象。当然也不能根据新时代的经验来重新解释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现象,以为过去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是落后的不正确的。
至于1899年到1900年美国政府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那和现在我们所实行的对外开放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已经深入中国,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是说,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应当对其他各国关起门来,而应该向各国一律开放。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我的另一本书《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对历史上的对外开放问题都有些论述,当然不可能和1978年以后的情况对比来进行论述。
第三个问题是: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我的书是在具有划时期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后一年多的时候出版的。那时,大家明确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及以前一段时期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在历史学界中有人因此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中不宜着重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可能和这种想法有关。
虽然有过上述这种意见,但是至今尚未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也许我孤陋寡闻未见到过)。但是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
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那时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当然就是中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的问题。而且还不只是国内的问题,因为这时已经渗入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可以这样看,最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就是帝国主义。说只是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民族独立的那些原殖民地国家是明确的例证。它们经历过长期的殖民统治,有的甚至三四百年。在殖民统治时期,帝国主义主人支配着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命运。从帝国主义主人的利益出发,各种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被有意地保留下来。资本主义在那里是有所发展,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得到好处的只是殖民地主人和当地人民中的极少数人,在取得独立以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至于在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土著居民已被消灭殆尽的情况也有不少的实例。某些人居然说中国如果当过几十年殖民地,就会实现现代化。这只是极端无知的昏话。
经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社会的原样,已经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允许中国统治势力闭关自守,也不允许它一切保持原样。帝国主义的压力也刺激了中国人民追求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这两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辨的。这本书曾仔细地将上个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派官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加以区别。那时的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
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对外开放,就要区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上的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同样,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种种有关现代化的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
在我的书中对上述问题有所论述,虽然不够展开。近年来在我的文章中曾写过这个问题。现在摘录这些文章中的有关段落,附录在这篇序言之后,以供参考。
在这篇序言的最后还有几件事情交待一下。
一、有些读者和朋友从这本书的书名想到我应该续写一本《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确我曾考虑过这件事,但至今未能动手。我的精力和年龄已不允许我再写出那本书,我想委托一些朋友把它写出来。
二、这本书中引文出处的注释,在1981年的初次印本中当然用的都是在这以前的书的版本。后来几次重印时曾对有些引文根据新的版本核对。因而注释中用了1981年以后的版本,但也不是一律改变,所以显得不一致。现在没有作进一步调整的工作。
三、本书初版中有一个人名索引(这是我的朋友孙洁人同志作的,他已经在两年前逝世了)。许多读者和我自己都感到这个索引很有用。不但可以查到有关各个人的记述,也可以通过人名查到事情。书中提到的欧美各国的人名的原文也可以从索引中查到。再版本中仍保留这个索引,并且作了些补充,加上了注文中的人名。再版本中又由白小麦同志编了一个《事项索引》。现在我国的学术著作中一般都缺少这类索引,所以我特别在这里提一下。
1995年12月末
原 本 序 言
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
苏联的有些中国历史研究者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皇朝建立时。这一方面是把西欧历史的分期强加到中国历史上来,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种分期方法是非科学的,是中国历史学界断然加以否定的。
我的这本书是在1973年9月开始写的,那一年的四个月里写了开头的四章。以后的几年里不可能用全部时间和精力来写这本书,因而在1974年到1975年只写了九章,即第五到第十三章;1976年到1977年又写了七章,即第十四到第二十章,其中有四章是在别的同志提供的资料和初稿的基础上改写的(苏沛同志:第十四章、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滕文生同志:第十五章);1978年写了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共五章,1979年除了整理修改已写成的各章稿子外,写了最后的两章。总之,这本书是六年多的时间内断断续续写成的。
写这样一本书的打算是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了的。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经过。
四十年前,1940年是鸦片战争的一百周年,我写了篇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文,发表在重庆出版的《理论与现实》杂志上。那是我在二十二岁时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习作。以后,到了1946—1948年间,也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在革命的炮火声中将要宣告结束的时候,由于实际的需要,才又进行了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那时,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报刊写文章,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除了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的单篇以外,1947年写了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小书在全国解放后虽曾想加以较多的增订,但没有能这样做;几次再版,只作了些小的修改补充。
1953年我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写了四万多字的《中国近代史提纲》(这所谓“近代”,是指1840—1919年)。这个提纲没有正式出版,学校在当时和1960年、1962年印过小册子,也传到了校外。但这的确仅仅是个粗略的提纲,而且有不少缺点。在写了这个提纲后,我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看法,为初步说明这些看法,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对这问题的一场讨论。
关于分期问题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的时期。当时我认为,“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
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间虽然作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动笔写这本书。到了1966年以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虽然可以说曾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却又脱离了一切资料。那时,也曾忽发“奇想”,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直到1973年,才获得了接触材料,进行写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六年多才完成这本书,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只能说由于自己抓得不紧了。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虽然被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但也有提出异议的。问题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说:“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1899—1900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涨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当时有的批评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近来学术界则有另外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高潮。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关联的,还有对洋务运动的估价问题。在这问题上,近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1906年12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章太炎在这次会上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章太炎的这个演说的主旨是对“秀才造反”的不彻底性进行针砭,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
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建议把1840—1919年的历史分成七个时期。但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了。这四个时期就是:
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年)。本书中的第一编就是写的这个时期。学术界中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下限不应当摆在1864年而应该摆在1873年,但是1864年天京的沦陷毕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明显标志,在这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余波,历史透镜的聚光点已经渐渐移到别的方面去了。
第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年)。这一时期在本书中占了两编(即第二、第三编)。对于这一时期的下限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应该是1905年而不是1901年。但是在我看来,1901年以后的几年,已经是从1905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准备时期(“秀才”开始造反了)。还有人认为应该把1864年到1894年或1895年划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把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划到1911年。我认为如果分得过细一点,是可以把1864—1895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但这时期对于第二次革命高潮说来是个准备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这三十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至于把这一时期的下限划到1911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并在一起,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总之,1901年是一个重要的划时期的标志,当然不是因为这刚好是二十世纪的开始,而是因为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年)。这是本书中的第四编。本书不采取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才宣告结束的看法,也不采取把这个时期一直延长到1919年的看法。因为在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经终结。
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年)。这是本书的第五编。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因此是不宜于和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合为一个时期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基本结构。
这本书,本来是想写成一本可供一般读者浏览而不至于感到十分枯燥的书。这个目的未必能够达到。书中固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也尽可能吸取了学术界的已有的研究成果。
全国解放以后,学术界对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期间的历史做过很多工作,包括资料收集工作和研究工作。不借助于这些工作成果,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从1966年起十年之久,近代史研究工作,如同其他部门的研究工作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近三年多来,近代史研究工作复苏了。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开始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新的看法。有些问题在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结论,但提出这些问题至少也使人得到启发。我正在这时整理和编定这本稿子,可说是件幸运的事。但是由于自己能力的限制,而且见闻不周,无论学术界以往的成果,还是近几年的新成果,一定还有不少是应该吸取而没有能吸取的。
写这本书得到不少朋友的助力。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苏沛、滕文生二同志外,张枬、郑惠、孙洁人、陈铭康、郑则民、石仲泉等同志,或者在本书开始撰写时,或者在全书整理修改时给予作者以协助,孙洁人同志编了附在书末的人名索引。还蒙丁名楠、戴逸、金冲及、荣孟源等同志阅读了书稿的部分篇章,提出了很多可贵的修改意见。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陈汉孝、林言椒、邓卫中等同志也给了本书作者以很大帮助。
对于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养料的作家们,对于在写作过程中给我帮助的朋友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980年2月
第 七 卷
第七卷 代引言
——在《胡绳全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由衷地感谢同志们为我的书举行这样隆重的会,感谢李瑞环同志亲自到会讲话,感谢李铁映同志到会讲话,也感谢到会讲话的同志和没有来得及讲话的同志们。
同志们讲了许多美好的话,我把这些话当作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但有些话实在当之有愧。
我在1935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离开学校,在上海开始过自学和写作的生活,也参加当时的救亡运动。1938年初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60多年来虽然可说是始终不懈地为党、为革命尽我所能地工作,但成绩实在很有限。我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写作上,结果就只是这一小堆书。
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我曾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这段话引起一些读者和朋友的注意。所谓“纯学术性”是什么意思,不大容易讲清楚。但若干年来,学术界中确实存在着避开理论,避开政治,务求进入纯学术领域的风气。当然,也有并不是为了有所逃避而致力于纯学术的。在纯学术领域取得成就是要花很大精力的,是很可贵的。我并不轻视、否定纯学术的研究工作,甚至我还羡慕、钦佩这种工作,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意愿使我心甘情愿地走我所已经走过的路。而且一个人终究只能分工做一件事或一方面的事。60多年来,我曾多次犯过错误,有时感到迷惘和困惑,这只能归咎于自己功力不够,悟道太浅,所以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理论和学术上的追求和我选择的路,无需后悔。
学术和政治并不绝对矛盾。但应该承认,把这二者看成互不相容,不是没有原因的。从50年代后期至60、70年代在学术界内,可以说,人们越来越怕犯错误,稍微涉及政治和理论,哪怕讲得有点道理甚至很有道理,但只要被认为错误,就有陷入万丈深渊的危险。同时,正确和错误早有定论,只要附和定论,即使违反起码的逻辑,违反公认的常识,也受到赞扬,无人敢提出异议。这些情形当然使人们鄙视理论,害怕政治,而把纯学术看做避难所和远离是非的神殿。到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一来,那就一网打尽,无处可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0年间,这种情形已经有改变,或者大有改变。但积重难返,为造成有利于学术繁荣的环境,为彻底消除那种为政治可以不顾科学性的积习,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学术界(这里指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域十分宽广,的确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人都热衷于政治和理论的焦点、热点,或者人人都远远避开政治和理论,我以为都不是正常现象。当前的政治,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和理论中的许多新的问题,要求理论界和学术界认真研究邓小平理论,并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展望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受一切过时的成见的拘束,大胆地又是用最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的观点、新的理论。
毕竟我已老病,不能做多少工作了。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愿意在有生之年,追随我们的理论和学术大军,继续做一点有益的事。
谢谢同志们!
胡 绳
1998年12月22日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2期,3月25日出版。
第七卷 后记
出版《胡绳全书》终卷是胡绳同志的一个遗愿。《胡绳全书》于1998年4月出版,共六卷九册。在此书《前言》中说到文集所收文章截至1996年时,胡老接着说:“在作者有生之年可能还会加上一些文章,但也不可能很多了。”他当时已身患重病,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后来他在决定编《童稚集》的时候又谈过:将来可以把《童稚集》、《胡绳诗存》和1996年以后发表的少量文章合成一集,作为《全书》的最后一卷出版。
胡老逝世后,在完成他未编就的《童稚集》以后,我们着手编辑《全书》终卷。从1996年底到2000年11月逝世的四年间,胡老同癌症作着顽强的抗争,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从未停止过思考,一直扶病坚持写作。《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在2000年7月他离开北京前还在修改。他呕心沥血,执笔颤抖地勉力定稿。随后《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修订本结集脱稿付梓。他在上海逝世前几天看到了这本文集的样书,颇感欣慰。近一年时间里,我们找出过去留存下来的他的谈话录音,择其部分,记录成稿,并作了些许文字处理。汇集这些谈话稿和这段时间他的文章约30篇,从中选出长短24篇,1996年5篇、1997年6篇、1998年6篇(包括第七卷代引言)、1999年5篇、2000年2篇,其中已发表14篇。另外,选出1994年他谈个人经历的一篇谈话,一并补入。这样,终卷的文集部分共有25篇。这些言论大体反映了作者晚年的思想轨迹,和他对一些问题研究多年得到的结论。
《童稚集》是胡老生前未能编定的早年文章的选集,选录了他1932年8月到1938年9月即14岁到20岁六年间的71篇文章。《胡绳全书》所收文章始于1935年。《童稚集》后半部分所收文章的时间虽与之交错,但仅有一篇文章(《报复》)是重复的。这个集子编辑的由来及种种情形,在书后《编者的话》中已作交代,此处不赘述。《童稚集》收入本卷时,只作了个别文字和标点的订正。
《胡绳诗存》收入本卷时也作了个别修订。这是根据胡老自留的《诗存》本子中订正或修改的笔迹,请任继愈先生斟酌确定的。比如:“大将犹思霍剽姚”,“剽”应改正为“骠”;“百丈崇楼城郭新”,“百丈”改为“簇簇”,更有气势;《匈牙利维塞格拉德古堡》改一字、加个注,平添韵味,等等。修订虽仅有几处,但足见作者反复推敲,用心之深之细。
本卷按胡老的设想依次分为三个部分:文集、童稚集、诗存。为使眉目清楚,文集部分大致按类别编排。本卷体例一仍前例,书前有照片、书影和手迹;原各卷前均有作者写的引言,本卷只好用胡老在《全书》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代作引言。这个简短的发言是作者对自己一生研究、写作的精当的回顾和总结,当作《全书》终卷的《引言》,也许是适当的。
本卷是在龚育之、郑惠、丁伟志同志的帮助下编辑定稿的。人民出版社善始善终,决定出好终卷;《全书》的责任编辑王能雄同志已退休且患眼疾刚做过手术,仍对本书作了仔细的校阅和审读。我们和胡老的亲属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黎 钢、白小麦
2002年岁末
第一卷
作者小传
全书前言
重要论著年表
第一卷引言
第一卷引言二
《胡绳文集(1935-1948)》自序
夜读散记前言
第二卷
第二卷引言
第三卷
第三卷引言
《胡绳文集(1979-1994)》自序
《先贤和故友》序
第四卷
第四卷引言
《新哲学的人生观》自序
《哲学漫谈》前言
《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前记
《思想方法》序
第五卷
第五卷引言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七、六、四、初版序言
《中国近代史提纲》说明
第六卷
第六卷引言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序言
再版序言
原版序言
第七卷
代引言
后记
第 一 卷
作 者 小 传
胡绳,原姓项,祖籍浙江钱塘。1918年1月11日生于江苏苏州。1934-193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肄业。1935年下半年起在上海一面自学,一面写作,同时参加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文化工作,并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抗日战争开始后到武汉。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几年中,先后在武汉、襄樊、重庆、香港工作,主编和编辑多种报刊,并在这些地方参与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机构的工作。1942年又到重庆,在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至1948年,先后在上海、香港工作。1948年10月离开香港,辗转进入河北省平山县解放区,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49年参加第一届人民政协,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团成员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政务院出版总署、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社等机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工作。1973年后渐渐恢复工作。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85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2-1987),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5-1983),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起)。
胡绳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哲学、历史、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及写作。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各时期,除了某些特殊的年份外,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其他文章,还发表了一些在哲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他的著述在知识青年中,在学术界、文化界中,在社会上起了很广泛的影响,是文化普及、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的宝贵财富。
《胡绳全书》前言
这套书称为《胡绳全书》而不是“全集”。《全集》应该点滴不漏、无所不包地把一个人的全部作品编在里边。坦率地说,出这样的《全集》,我不配。《全书》也不是《选集》《选集》应该把一个人的著作的精华编在里边。如果是出我的《选集》,其篇幅不可能像现在的《全书》这样大。
这里所谓《全书》,是界于《全集》和《选集》之间的一种文集,比较完全地反映了作者一生的写作生活的一种集子。
《胡绳全书》包括作者从1935年起60年间的大部分作品。按照作者的意见,没有收入1935年以前发表过的文章,并将现在还能收集到的1935年以后的文章淘汰了一部分。
《全书》共分六卷,有几卷有上下册,一共是九册。
第一卷到第三卷是文集,把历年发表在报纸刊物上的文章编辑而成。第一分上下册,收的是1935—1948年的文章,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时期。第二卷收的是1949—1961年的文章。第三卷分上下册,收的是1979年以后,也就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时期的文章,这一卷到1996年。在作者有生之年可能还会加上一些文章,但也不可能很多了。
第四卷到第六卷可以叫作专集,就是把原来出版过单行本的书收集在一起。第四卷中主要包含几种哲学方面的书。第五、第六卷包含了几种历史方面的书。第六卷所收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著作篇幅较大,所以分为上下两册。这些专著有几种在成书前曾以单篇发表在报刊上,也有几种虽单篇发表过,但在当时没有印成书。由作者主编和参与编写的专著没有收入。
在各卷的卷首都有作者写的引言及序言、前言,对卷中的内容作了作者认为必要的说明。 编辑这部《全书》得到白小麦同志的帮助,没有他的帮助,这部书是出不来的。选编中的缺点则要由作者自己负责。人民出版社乐于出版这部书并为它的出版出了很多力,是值得感谢的。
胡绳重要论著年表
1937年 新哲学的人生观 第四卷
1937年 哲学漫谈 第四卷
1937年 胡适论 第一卷第一辑
1937年 论近两年来的思想和文化 第一卷第一辑
1938年 辩证法唯物论入门 第四卷
1940年 思想方法 第四卷
1940年 谈思想与思想自由 第一卷第一辑
1940年 论英雄与英雄主义 第一卷第一辑
1941年 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 第一卷第一辑
1942年 评冯友兰著《新世训》 第一卷第一辑
1942年 论卓别林 第一卷第四辑
1943年 评冯友兰著《新事论》 第一卷第一辑
1943年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第一卷第四辑
1943年 论“诚” 第一卷第一辑
1944年 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 第一卷第一辑
1944年 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 第一卷第一辑
1945年 论所谓“毕其功于一役” 第一卷第一辑
1946年 二千年间 第五卷
1946年 中国问题讲话 第四卷
1946年 论发展生产力 第一卷第一辑
1946年 一年来人民努力的成就 第一卷第三辑
1946年 制宪不如散会 第一卷第三辑
1947年 论自由主义在中国 第一卷第一辑
1947年 要民主就要“造反” 第一卷第三辑
1948年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第五卷
1948年 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 第五卷
1948年 怎样搞通思想方法 第四卷
1948年 路是怎样铺成的 第一卷第三辑
1948年 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 第一卷第一辑
1949年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第二卷第一辑
1949年 太平天国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 第二卷第一辑
1950年 “为什么?” 第二卷第一辑
1950年 立场与方法 第二卷第一辑
1951年 爱我们的祖国 第二卷第一辑
1951年 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 第二卷第一辑
1952年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 第二卷第一辑
1954年 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第二卷第二辑
1954年 邹韬奋同志一生的工作和斗争 第二卷第二辑
1955年 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第二卷第二辑
1955年 中国近代史学习绪论 第二卷第二辑
1955年 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 第二卷第二辑
1956年 向列宁学习怎样进行思想斗争 第二卷第二辑
1956年 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 第二卷第二辑
1957年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第二卷第三辑
1958年 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输入中国的意义 第二卷第三辑
1960年 中国近代史提纲 第五卷
1961年 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二卷第三辑
1979年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 第三卷第二辑
1981年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第六卷
1981年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第三卷第三辑
1981年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第三卷第二辑
1981年 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 第三卷第二辑
1983年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 第三卷第一辑
1985年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第三卷第五辑
1985年 在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束时说的话 第三卷第三辑
1985年 关于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三卷第三辑
1986年 艾思奇走出的第一步 第三卷第四辑
1986年 谈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 第三卷第三辑
1987年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卷第一辑
1987年 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 第三卷第三辑
1987年 忆家英同志二三事 第三卷第四辑
1988年 维护党的团结的楷模周恩来 第三卷第四辑
1988年 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第三卷第三辑
1988年 怀念侯外庐同志 第三卷第四辑
1989年 “五四”和反封建 第三卷第二辑
198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第三卷第二辑
1990年 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 第三卷第二辑
1990年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 第三卷第一辑
1991年 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第三卷第一辑
1992年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第三卷第一辑
1992年 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 第三卷第四辑
1993年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第三卷第一辑
附: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几点说明
1993年 纪念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 第三卷第四辑
1994年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卷第一辑
1994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第三卷第三辑
1994年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 第三卷第一辑
1996年 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第三卷第一辑
1996年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的作用 第三卷第一辑
第一卷 引 言
第一卷包括我在1949年以前的文章。
我曾在1988年编成《胡绳文集(1935—1948)》一书,由重庆出版社在1990年10月出版。本卷以这本文集为基础增补了十几篇短文。1988年我为这本文集写的自序仍保留在卷首。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1946年,我在上海把抗战期间写的文章编了几个文集,交付出版,那就是《理性与自由》、《在重庆雾中》、《思想方法和读书方法》。这几个集子中的大部分或一部分已收入《全书》的这一卷中。在抗战中期,1940年在重庆,我还编过一本小的文集,叫《夜读散记》,但未能出版,因国民党的出版物审查机构把送审的原稿扣留了。这本原稿在全国解放后一直保留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内。1994年我参观档案馆,馆中同志把这本原稿提供给我,于是在1996年才在北京印出这本迟出了五十几年的书。这本书中的多数文章也已收入《全书》的这一卷。
在1949年前的十几年中,我还写过一些小书及系列文章,它们现编入《全书》的第四卷和第五卷。编入第四卷的是《新哲学的人生观》、《哲学漫谈》、《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思想方法》、《中国问题讲话》、《怎样搞通思想方法》,编入第五卷的是《二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
1995年11月8日
第一卷 引言二
问:胡绳同志,最近我们看到了《胡绳全集(1935—1948)》。这本书收有170篇文章,70多万字。根据时间推算,这些文章是您在18岁到30岁时写的。您能不能谈一谈,为什么您能在这样年轻时就写出这么多文章?
答:我在30岁以前写的文章,实际上还不止这些。我在编辑这本文集的时候,把收集到的文间选择出大约一半,编在这个集子里面。其他还有些文章已经收集不到,而且大多我也不想收集了。在那些年代里,我还写过、出版过六七本专题的书。在那时期,我写的东西可以说是相当多的。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主要由于客观的需要。那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客观上确有许多问题、许多现象使人心神不安,使人苦恼,使人激奋,需要思考,需要评论。而且也有些报纸、杂志要我写文章。我当时虽然有些别的工作,但主要工作就是为报纸、杂志写文章。
问:那么胡老,请问您是怎样开始写作的?
答:要说开始写作,那么我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最初的写作就是在小学、中学的作文课上。但我在学生时已经开始写作文课以外的文章。记得在初中时候曾和两个同学一起,把个人写的文章誊写出来,订在一起传阅。到了高中,我还和一些同学办壁报。那一年是1933年,正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我们为纪念马克思出了一期壁报。至于说把文章用铅字排印出来,除了给学校的校刊和作为中不投寄到沉重杂志上的文章以外,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在1934年。那时我搞稿给《中华日报》的一个叫“动向”的副刊。这个副刊是左翼作家聂绀弩编辑的。当时我并不认识聂绀弩,他发表了我这个高中学生投寄去的一些小文章。这些文章现在我都没有再去找寻了。在鲁迅先生的《花边文学》中有一篇《汉字和拉丁化》的文章里面提到胡绳,他指出我在《走上实践的路去》一文中的说法是不恰当的。那时鲁迅先生在“动向”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不过用的是笔名,我并不知道这是鲁迅先生的文章。虽然我开始写文章在报刊发表是在1934年,但是收在这个文庥里的最早一篇文章却是在1935年写的。
问:你在集子里收的最早一篇文章是哪一篇呢?
答:我这个文集里按文章性质分了四个部分,也就是四辑。每一辑里的文章,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最早的一篇文章是第四辑“杂文”中的第一篇。这篇文章题目叫《报复》,那是1935年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写的(我只在大学读了一年)。文章的末尾还记明是“3月16日晚在北平图书馆”,那就是在北海旁的图书馆。对这篇文章也可以简单说几句话。我本来已经忘记了这篇文章。但是有一次偶然看到1927年到1936年的《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中收入了《报复》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当时是投寄给上海由曹聚仁主编的《芒种》杂志的。我很佩服杂文卷的编者丁景唐同志,他竟然这样勤于爬罗剔抉,注意到了这篇短文。因为《新文学大系》选登了这一篇文章,就使我有勇气把我在20岁以前写的这篇文章收入这本文集里。
问:那么,您在20岁以前写的文章,在文集里还收了多少篇呢?
答:我在1938年1月满20岁。所以1936、1937年写的文章都是20岁以前写的。在这个集子中大概有十四五篇,当然只占极小部分。这十几篇里多数是收在“思想文化评论”这一辑里的。对这些文章我想就其中的两篇说一说。一篇是《胡适论》。那时我参与办一个名叫《新学识》的杂志。这个杂志起先叫《生活知识》,被国民党当局查禁了。改名《新知识》,又被禁,然后才改成《新学识》。参加办杂志的有一位搞戏剧的张庚同志他和我商量,想在这个刊物上搞点新的栏目,于是我们就设立了一个人物专栏。张庚写了一篇《梅兰芳论》,我写了一篇《胡适论》。这篇《胡适论》写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后来在50年代开展批判胡适运动时,有人找出了这篇文章。有的同志觉得这篇对胡适的评论还是比较公允的。附带说一下,在我的这个文集里面涉及胡适的文章有好多篇。在1946年7月胡适从国外回来,准备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我还写了一篇对他表示欢迎的文章(即《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胡适在回国后,参加了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而且从蒋介石手里接受什么宪法草案。我于是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文章,这就是“时事政治评论”中《制宪不如散会》这一篇。后来胡适又向学生说什么“理未易明,善未易察”,我忍不住又写了篇短文加以驳斥,即“杂文”辑中的《理未易明么?》。
现在回过来还是说1937年我写的另一篇文章《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这篇的题目不大引人注意。当时,在《新学识》杂志上,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认为既然要抗战,各方面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那么就不必再有什么各派、各种思想的区别。他的说法是要大家都“把各种主义中的高远理想暂时搁起,而共趋于民族解放之途”,因此他主张“思想的统一”,而且要由政府来统一思想,“消除人民思想的纷争”。我看了这篇文章,认为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就写了《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我认为,在抗日这个共同大目标上应该求得一致,但是这并不妨碍各派不同思想的存在,而且要容许各种思想相互争论。我在文章中说:一定要各派思想都在抗敌救亡的大目标下自由地发展,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思想的活泼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这些话当然是针对想用一种错误的思想来实行统一的国民党而说的。因此我也就不能不反对写上述文章的那位朋友。我记得当时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参加这个杂志的一些同志聚会座谈的时候,还有人指责我对自己的朋友提出批评是不对的。现在看来,我以为我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是站得住的。当时正是从10年内战转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在进步人士中间不免由于误解统一战线而产生某种糊涂观点。我这篇文章提出的论点可能是有意义的。我记得,夏征农同志在抗战开始时选编出版的一本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文集中曾收入这篇文章。附带说一下,我在1937年虽然提出和那位朋友不同的意见,但他是个很好的同志。我们以后还曾一起参加地下党的组织生活,合作得很好。他就是已经逝世的经济学家狄超白同志。
问:你曾出过《理性与自由》论文集。有些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发展的书,提到这本集子中的文章。不知道这些文章是不是都收入这本文集中了?
答:《理性与自由》是1946年出版的一本思想文化评论集。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收入现在这本文集中的第一辑“思想文化评论”中了。但是,这一辑比那一本论文集中的文章多得多。刚才提到的在抗日战争开始前的那些文章,都没有收入《理性与自由》这本集子中。
“思想文化评论”这一辑,也许可以说是我这本文集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这里我评论了当时存在着的各派的思想、若干家的学说。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参加了当时的百家争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百家争鸣,不可能采用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的方法(如果用了也没有任何效果),而只能具体地进行分析,认真地讲清道理。记得在10年前,我在美国遇到一位从台湾出来的学者,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我说,他对于我评论钱穆的文章很感兴趣,曾经在台湾复制了这篇文章,并在朋友间传阅。最近有个朋友看了我的文集的第一辑以后,表示欣赏这些文章,并且引用禅家公案的话“有理不在高声”加以赞许。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些批评文章不是靠放大嗓门、虚张声势来压倒人。这些文章难免有缺点,有失误之处,但如果在写法上还有点可取之处,恐怕超不过这位朋友的说法。
问:您刚才说,第一辑“思想文化评论”是这本集子的主要部分,但我们对第二辑“史事评论”和其他两辑的文章也很感兴趣。我想问您,为什么在第三辑“时事政治评论”中只收了1946年到1948年的文章?是不是在这以前您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答:在1946年以前,我在一些报纸和杂志上已经发表过不少有关时事政治评论的文章。但是那些文章比较零碎,我觉得已经没有保留的价值,不会引起现在读者的兴趣了。但我对1946年以后写的这些评论文章有点偏爱。1946年到1948年是中国经历着剧烈的巨大的荡的时期,从抗日战争后的和谈转为大规模的内战。我们党先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努力争取和平民主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然后由于客观局热的发展,转入团结全国人民用革命战争来把旧中国改造成新中国。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局势发展迅猛,各方面的情况变化很快,出现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形势。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时期,对于写时事政治评论的人,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当时又有上海的几个进步刊物,包括柯灵、唐弢主编的《周报》,马叙伦、郑振铎主编的《民主》,黎澍等编辑的《文萃》,需要我写文章。后来到了香港,也有《群众》杂志和其他一些杂志需要我写文章。因此,我在这个时期,陆续地跟着时势的变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虽然局限于当时的见闻,也难免有不足之处,但这些文章集在一起,也许能让人比较系统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因为这些评论文章带有身历其境的人的感情,并且涉及一些生动的细节,我觉得现在的读者看这些文章,可能比看事后对这个时期的论述更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这本文集在“时事政治评论”这一辑中,特别收集了这3年的文章。
问:那么,您能不能再谈谈您文集中的最后一辑“杂文”?按篇数说,这一辑的文章最多。
答:这一辑的篇数确实最多。但是,按篇幅说,却不是最多的一辑。因为这里面大多数都是很短的文章。我在这本文集的序言里说,这一辑中的文章有一些可以说属于文学界赋予特定含义的杂文,例如这一辑的第一篇《报复》。其他许多文章可以说是属于随笔、杂感、短小的散文、短小的论文等。这一辑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有对当时国内政治社会现象的评论,也有涉及国际政治的评论和涉及文化文艺问题的评论。甚至我还写了篇对于电影大师卓别林的评论,这样的题目是我以后再也没有涉及过的。我之所以把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些文章从各个侧面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严重的苦难,并且进行着艰苦奋斗的时代,也是对于光明的明天充满着希望的时代。
问:最后我还想请教胡老一个超出您的文集范围的问题。在中国近代文化界、著作界里30岁以前已有著作问世,编成文集的有没有先例呢?
答:这样的先例很多。试举文学界最突出的例子:郭沫若在30岁前出版诗集《女神》,曹禺在24岁发表《雷雨》,他们的这些作品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我是望尘莫及的。至于出版文集,据我现在想到的,梁漱溟曾印过《漱溟卅前文录》。近代中国的学者,年轻时著作丰富,且有巨大影响的,我想应该首推梁启超。梁启超生于1873年,他在参加戊戌变法时只25岁,那时他已经发表不少引起世人注意的文章。从《饮冰室合集》可以看到,他在30岁以前所写的专著和论文,方面之广、数量之多是惊人的。他的青年时期的论文当时已编辑出版,广为流传,而且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从这方面说,在近代著作界中,恐怕是没有人能比得上梁启超的。
这篇访谈录由姜千里同志记录整理。
原载《读书》1991年第9期,9月10日出版。
《胡绳文集(1935—1948)》由重庆出版社于1990年7月出版。
《胡绳文集(1935—1948)》自序
本书书名表明,收入书中的文章都是作者在1949年以前写的。1949年对于中国的命运,是划时代的转折点;对于生活和工作在那个时期的每个人来说,都不能不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本书选录的文章都曾在1935年到1948年间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1935、1936年是抗日战争的前夕,在这以前,虽然我已发表过一些文章,但那些是更为幼稚的习作。1948年10月,我离开香港,辗转到华北解放区,而于1949年2月进入刚解放的北平。所以,在新旧中国大决战的最后几个月中,我没有再写什么文章。这14年中,我除了在香港先后居住过两次(共约两年半)外,其余时间都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这些文章一部分是发表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刊(《新华日报》、《群众》)上,其他都是在受党领导和影响的进步报刊上发表的。这些文章的措辞和写法不能不照顾到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也要照顾到各个刊物的身份。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官方都对报刊的原稿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从本书所收的有些文章中还可看到审查官所留下的痕迹。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一辑,称为“思想文化评论”,共收文30篇。其中,1940年到1945年写的若干篇曾编入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名为《理性与自由》的论文集中。可以说,这一辑的内容,总的说来,贯串着的主题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和自由。这一辑的文章中,至少有一两篇文章的内容超出思想文化评论的范围,但所论述的问题仍和这个主题有联系。
本书第二辑“史事评论”中,除一篇在1940年发表的为鸦片战争一百周年写的文章外,其余6篇都是在1946年到1948年间所写。在1946年我曾出版过《二千年间》一书。1948年,又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这两本属于史事评论的书,和其他我所写过的小册子一样,均未收入本书。作者写这几篇史实评论,是认真地探索历史,但在当时发表也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现实的政治评论性质。
第三辑是“时事政治评论”。在那十几年中,适应于我所参加的报纸刊物的需要,写了不少时事政治的评论。这里只收了在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一些较有连续性的文章。1946年6月到9月,我在上海为马叙伦、郑振铎二先生主编的《民主周刊》每期写一篇《时事述评》(用李岱青的笔名)。9月19日起,又为黎澍同志等编的《文萃》周刊几乎每周写一篇评论(用公孙求之等笔名),直到1947年初。从这两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选出了22篇,再加上1946年在上海其他刊物上,1947年至1948年在香港发表的10篇文章,就构成了这一辑。这些在当时所写的评论也许能使读者得到些比事后的历史叙述更亲切的感受。
以上三辑,都是按文章内容分类的。第四辑却有点不同。这一辑称为“杂文”,共收入文章101篇。其中多数是不足千字的短文。在中国近代文学中,“杂文”是被赋予特定含意的一种文体。收入本辑的文章,有些也许可算是这种含意的杂文,但有些则说不上。这一辑之称为杂文,不过是杂七杂八的文章之意而已。其内容是杂七杂八的,其文体也是杂七杂八的。
把这些旧文章编集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作者自己不能对此说什么。我要说的只是,产生这些文章的时期是中华民族在极端苦难中进行复杂的战斗和抱着明天的希望的时期。这些文章当然不能全面地但是从某些侧面反映了那个时期的面貌。这些文章既有那个时期的特色,也有那个时期文化产物的弱点。这些文章表现着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一个年轻写作者的特色,当然也带有一个年轻写作者的弱点。
记得在1960年左右的时候,我曾偶然重读十几年前自己写的一篇文章,觉得还有点意思,但又觉得不满意,于是就动手来加以修改。改了两页后,发现每一段落都改了不少。这样改出来后,到底算是什么时候写的文章呢?于是,我放弃了这种愚蠢的做法。现在编的这个集子,就采取了对原文不改动的原则。除了错别字外,个别处做了修改的也只限于句子不通、事实材料错误的地方。但也许还有这类应该改而没有改的。引用的文字多数经过核对。每篇文章之后都注明了最初发表的时间和报刊名称,如果原署名是笔名,也都一一注明。 这本书之所以能编出来,还有一段故事。在那令人回想起来就痛心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曾被勒令“交待”过去写过些什么文章。我说,要把文章篇名都讲出来,这不可能。于是我就凭记忆把发表过的文章的报刊名称和我所用的笔名列举出来,告诉他们。不料,他们居然花了一番工夫,找到我所举出的报刊,为我历年的文章编出了一个不算完整的目录。这份目录,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又居然落到了我的手里。这大概可以说是我从这场灾难中得到的意外的收获。
几年前,我的一个老朋友孙洁人同志离休了。他知道我有这样一份目录,就向我建议,由他根据这个目录把文章收集起来。他用了两三年时间,把这些文章找全了,而且还补充了一些。这就为编辑这本书造成了可能性。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除了孙洁人同志外,还得到殷国秀、白小麦、孙立峰等同志的鼓励和帮助。
在1935年到1948年间,我除了在上海、武汉、香港等地外,住在重庆的时间较久。收入这个集子的文章,很多是在重庆写的。重庆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这是我要表示感谢的。 1988年10月
《夜读散记》前言
60年代初,有人告诉我,在南京第二档案馆有我的一些手稿。当时我猜想不出来那是一些什么稿子,为什么会存放在档案馆。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10年里,我当然不可能过问这件事情,“文革”后的多年间,一直没有到南京去。直到1994年3月,我才到南京,访问了南京第二档案馆。在档案馆的同志帮助下,终于弄清楚了这件事。这份手稿原来是我在1942年底编的一本文集,名叫《夜读散记》;是在1949年解放重庆后,从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机构所存的档案中发现的。显然,在1942年我是准备出版这本书,由出版者按国民党当局的规定把原稿送到“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结果原稿被扣押下来。所谓原稿,其实有些是杂志文章的剪贴,有些是我自己和别人抄写的。
5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一开始,我从上海到了武汉,在武汉沦陷前夕,从武汉到了襄樊。1939年夏天又离开襄樊到达重庆。到重庆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主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月报》,并且还在邹韬奋主持的《全民抗战》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1941年初,随着“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国民党地区内的生活书店等进步的文化机构,遭到很大的破坏。整个政治形势有急剧变化的可能。这时候,党组织为保护文化界进步力量,让许多在文化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朋友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到香港去,在那里继续尽可能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我们又从香港回内地。我再次到了重庆,在党的《新华日报》工作。
这时,生活书店只剩下在重庆的一个分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其他许多地方的生活书店都已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重庆的分店只有售书的门市部,自己不出书,也没有编辑部。但是分店的负责人觉得还是应该出几本新书,就要我帮忙,为他们找书稿。记得这时我曾为此去信给在昆明的吴晗教授,他寄来一些近年在报刊发表过的谈论历史的文章,我为他编了一本书,名为《历史的镜子》。我自己的《夜读散记》也是在这时编出来的。《历史的镜子》由生活书店出版了,而我的这本书稿却被扣押在国民党审查机关里,直到1949年后进入我们的档案馆。
我的这本书所收的是从1939年秋到1941年初在《读书月报》和《全民抗战》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抗战时期,1939年起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区内实行原稿审查制度,所以这些文章最初陆续发表时,都已经通过审查。但是到了1942年把这些文章汇集送审时,国民党审查机关的老爷们却不放过它们了。当时大概我对这本书稿能够通过审查机关并不抱什么希望,甚至是明知其命运不佳而送去的。我在做报纸刊物编辑工作时,常常有意在送往审查机关的文章中摆进极可能被扣留的文章,以掩护那些较多可能通过的文章。这也算是一种策略吧。这本稿子被审查机关扣留,当时既不出乎我意外,事后多年我也就把这件事情完全忘记了。
国民党的原稿审查制度,是在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转移到重庆以后开始施行的。这个制度规定,所有将出版发行的报刊书籍,都必须送审原稿。国民党当局之所以不实行出版物排好清样送审的办法,而必须送审原稿,是因为要避免出现“开天窗”的现象。(如果把排好的书刊或报纸的校样送审,那么在出版物上就可能出现一些被检查官删掉的空白,这就被称为“开天窗”。)为什么要避免这种现象呢?当然是因为虽要审查出版物,但又怕露出痕迹的缘故。所有出版物都要进行审查后才能出版,表面看来,审查工作量是很巨大的。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繁重,因为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民间的出版事业已极度萎缩,而对于国民党官办出版物的审查,当然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南京档案馆在给我复制《夜读散记》原稿时,也复制了一些从抗战时期国民党审查机关的档案中找到的有关我的材料。如这里面就有“国民党江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送到重庆去请求批准的文件“赣处二八二○号”,其中写道:“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胡绳著《新哲学的人生观》内容有违审查标准,拟予查禁。”这本书是早在1937年上半年抗日战争前就在上海出版的,这时江西省有个出版社想再印这本书,所以送审。重庆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江西的审查官的意见表示同意,并写道:“查该书内容确系立论偏激,不满现实,触犯审查标准乙项第五条之贵定,批准予查禁。”还对审查结果下短语说:“该书以通俗笔调鼓吹偏激思想,全书主旨在阐述确定人生观须以唯物论做根据,以唯物论辩证法做准则,有违审查标准。”因此可见,不仅新书的原稿要送审,而且民间出版社要重印一本已出版过的书,也要送审。而且对已出版的书也有查禁的。1943年6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上半年查禁图书一览表,列举了当时查禁的几十种图书,查禁的方式为:“就地取缔”、“停止发售”、“不准再版”、“不准付印”等。其中,列举的书第一种是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而我的《思想方法论》和《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均有幸被列入。
从《夜读散记》稿本中,看不到审查官对这本书表示什么意见。但仔细看后发现,在书中《学习鲁迅的文体》一篇文章上,有浓浓的墨笔画了几个大叉,这显然是国民党检查官留下的痕迹。在《谈读历史》一文中,国民党检查官还特别注意到“其实并不是历史使他糊涂,而是糊涂的人把历史弄得糊涂了”一句话,他也注意到在《鲁迅的教训》中引用鲁迅的话“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这两处都留下了检查官画上的黑杠子。还有《言语和情绪》一文其实并无深意,但文中最后“以为消灭言语就是消灭情绪,那实在是愚蠢的打算”旁边,也被标有黑黑的墨道,显然这句话也特别引起国民党检查官的注意和警惕。检查官在书中留下的这些痕迹,是很有趣味的,或许还能引人深思。
以上这些事情说明,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书,本来是50年前就应该出版的。
因为是50年前要出版的书,为保持它本来的面貌,所以现在出版排印前,我对这本稿子没有做任何变动。其中有些话可能说得不很恰当,甚至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但也不再加以改变。读者明白,这是半个多世纪之前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的作品。《夜读散记》中所记引文的出处,都是一些旧版本的书刊,这次均未变更。还须说明的是,1991年曾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胡绳文集(1935-1948)》,《夜读散记》中有半数的文章曾编入那本文集。
1995年3月30日写于武汉东湖
同年4月20日在襄樊改定
第 二 卷
第二卷 引 言
1990年我编了一本《胡绳文集(1935—1948)》。1994年我又编了一本《胡绳文集(1979—1994)》。这两本文集经过一些补充后,列为《胡绳全书》的第一卷和第三卷。在这两卷之间留下了1949年到1978年的一个空白。现在我编了《全书》的第二卷,算是补上了这个空白。
这个空白从1949年算起,如果算到1978年,历时30年。第一卷里收的文章,只是1949年以前的15年。第三卷里收的文章从1979年起,因为已经延长到1996年,所以是18年。第二卷所占时间最长,而文章的篇数最少,整个篇幅也最短,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个空白有30年之久,但有文章可以供编辑的却只有13年,即1949年到1961年。1962年下半年开始发现我有病,几乎每天有低烧。从1963年起,只能脱离工作休息。几个医院检查,始终找不出病因,最后作了个结论是“疲劳综合症”。经过一段时期休息,病也就慢慢好了。当我刚刚准备重新开始工作时,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场大风暴。在10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前7年中,只能写所谓“交待材料”和“检讨”,能够算是自己的写作的就只有几首诗。在“文化大革命”最后3年,虽然有了写作的条件,不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开始从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的写作。这本书一直写到1980年初才完成。这是我在19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30年间,只能编成这样一本较薄的文集的第一个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不能不影响到生活在当时的每一个人。我的写作生活也在这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以前我用绝大部分的精力从事写作,虽然也有编辑的工作,还要参加在国民党地区的党组织的不少工作,但是那时我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写作的“专业户”。在这以后我做不成这样的“专业户”了。因为我必须从事除写作以外的其他许多工作。发表意见的形式也不只是写作。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演讲的任务很多,几乎每星期都要在学校里或机关里作一次演讲。以后参加集体写作的情况较多。这些是在这个时期以个人名义写作较少的另一个原因。
这里还必须说到第三个,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几年中完全放弃了写作,恰好在这时我患了一种无以名之,名之曰“疲劳综合症”的较长期的病。
以上这些原因,使这一卷本应包括从1949年到1976或1978年的文集,成了只有1949年到1961年的文章、篇幅不大的一本文集。有一些根本站不住的文章和有严重缺陷的文章都删去了。剩下来的文章,虽然自己觉得还有些可取之处,但也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
这里还有一点要说明。我从1958年起担任《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直到1966年“文革”风潮起来时被罢免,不过至晚从1963年起的几年间我已实际上不过问这个杂志的工作。坦率地说,《红旗》是适应“左”的潮流而创办的一个刊物,它在“文革”期间曾极度显赫。在1988年它已改名为《求是》。我在《红旗》上写的有几篇政论文章和不署名的社论,现在都只能属于被淘汰之列。在这杂志上有一些文章署名“施东向”,这实际上是个集体的署名。使用这个名字的文章有的与我全无关系,有的则是我参加写作的。现在根据回忆把我所“策划”(用现在流行的话)和参加较多的几篇收录在这一卷内,但我担心记忆或不完全准确,也不可能把共事的人的名字列出来。这是要请有关同志原谅的。
这一卷文章的编排方法,和以前、以后的两卷不同。没有按文章的性质分类,而完全按照写作和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
我在1962年出过一个论文集,叫作《枣下论丛》,集中除一篇外,均是1949年后的文章。集子中的一部分文章已收入本卷,其余属于淘汰之列。从1953年开始,我为教学写了个《中国近代史提纲》(1960年定稿)。这个《提纲》编入《全书》的第五卷。
1996年8月26日
第 三 卷
第三卷 引 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第三卷(文集三)所收集的就是1979年起作者的散篇文章。
1994年年中,作者把1979年以来的文章编成《胡绳文集(1979—1994)》和另一本较小的集子即《先贤和故友》。两书都在1995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三卷就是合并这两个集子而成的。两个集子的序言仍予保留。
和这两本集子比较,第三卷的不同是:(一)增加了一些文章,主要是在编成两本集子以后写的文章,暂时讫止于1996年9月。(二)《文集(1979—1994)》共分四辑,现在把原来的第四辑改作第五辑,而把《先贤和故友》列为第四辑。
在1979年以后的期间,作者所写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收在这里了,也就是说,这一期间淘汰未入文集的文章所占的比例,远较文集一和文集二的期间少。
作者在1979年写成并于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收入本《全书》的第六卷。作者在1991年主编和参与写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按照《全书》编辑的体例,没有编进《全书》。
1995年11月17日
1994年6月作者为《胡绳文集(1979—1994)》所写的序
这本书里收集的是1979年以后,也就是在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噩梦渐渐苏醒过来以后写的文章。收在这里的最后一篇文章写于1994年4月。
在我77岁的时候,回顾一生的写作生涯。我想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
因此,如果把我的写作生涯分期,那恐怕应该和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分期一样。我认为,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全国解放以前。这一时期的文章,已经编成了《胡绳文集(1935—1948)》。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到1965年,就是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本来应该包括在这一时期,但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十年几乎是个空白。第三个时期是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开始。在“文革”还未终了时,从1973年起,我以全部精力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专著,直到1979年才完成。所以1976年到1978年我没有写什么单篇的文章。这样,第三时期的文集也就只能从1979年收起。而且“文革”时期后的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原应该从1979年算起。第二个时期的部分文章,曾出过一个名叫《枣下论丛》的集子。因为一些原因,我暂时不想把第二个时期的文章汇编成集。所以先编第三个时期的文章。第三个时期在1987年前的部分文章,也曾出过名为《历史和现实》的一个集子。现在奉献给读书界的这本文集,已把《历史和现实》中的大部分文章收集在内了。
这本文集中间,除了附录的三篇以外,共有四辑。第一辑可以说是政论文章。虽然这里有的是读书笔记或某本书的读后感,但都是直接讨论政治问题的文章。第二辑是史事的评论。其中有11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近代中国的史事,最后一篇是讨论关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历史经验。第三辑可以叫做论学的文章,其中又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关于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第二组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第三组是关于中共党史的。最后的第四辑是收入了不能分到前三辑中的文章和虽然也可以分到前三辑的某一辑,但都是篇幅较小的短文。在1979年以后这个时期内,我还写了些忆念和评论近现代历史中的一些人物和已过世的朋友的文章。这些文章另编成《先贤和故友》一个集子,和这本文集同时出版。
收在这本文集中的绝大部分文章,已在报刊上发表过,有的还不止一次发表过。文章后附记的原载某刊某报,是指它首次发表处。也有些文章只是在某个会议上讲过,还没有以文字形式发表过。还有一两篇未以任何形式发表过。
至于文章排列的次序,第一辑、第三辑各组和第四辑是按照写作的时间的先后,第二辑是按照所论述的史事的时间的先后。
自己把这本集子中的文章校读一遍以后,我觉得这些文章多少还能提出一些可以注意的看法,一些可以深入研讨的问题。对于我所提出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在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的看法,本来应该展开充分的论证,而我只能提出一些粗糙的说明。这固然因为已届老年受精力所限,但我不能不为此而感到不安和惭愧。
这本文集中收入的《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一文,虽然以我的名义发表,但实际上是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国际问题的几位同志合作的产物。这一点是要在此声明的。
1994年6月20日
1994年4月作者为《先贤和故友》所写的序
这本文集收集了长短31篇有关人物的文章,其中说到的有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巨人,有我所尊敬的革命前辈,有文化界卓有成就的先驱,有我所难以忘怀的亡友。文章的体例不一,有论文,有纪念会上的讲话,有文集的序跋,有片段的怀念文字。有少数几篇是在别的同志帮助下写出来的。现在把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它们或许可以对读者知人论事有所帮助。这些文章,或在有关的会上讲过,或在有关的专集中刊出,或在报刊上登载,这里,除一篇从未刊用过之外,在每篇后面记明了最早的出处。
本书的文章以人物卒年的先后次序排列。
1994年4月
第 四 卷
第四卷 引 言
第四卷里包含六本小册子。其中五本都是讲哲学的,还有一本虽然不是讲哲学,但也可以说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谈中国问题,所以编入这一卷里。这六本书是在1936年到1948年间写的。在本卷里按它们的写作时间先后为序。这里把这几本书的来历交待一下。
(一)《新哲学的人生观》 这本书是在1936年冬初开始写,1937年1月中旬写成。那时我在上海,离开学校后以写作为生已有一年多。促使我写本书的是生活书店当时的总编辑张仲实同志。他已经在1987年病逝。在遥远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件事,一天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仲实同志,那时我并不和他相熟。在略事寒暄后,他突然向我说,要我给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写一本书。我问他写什么书,他就出了“新哲学的人生观”这个题目。我说,考虑几天以后再给他答复。几天以后我到福州路的生活书店编辑部,同他确定了写这本书。《青年自学丛书》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一套丛书,已经出版的有钱亦石、柳湜、艾思奇、何干之等人的作品。我的这本书虽然还能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出版,但也许它是这套丛书所出的最后一本。我现在所有的这本书上记明是,1937年2月初版,4月再版。在抗日战争期间这本书可能在各地还再版过几次。我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图书审查机关的档案材料中看到有这样的记录:江西省有个出版社想再印这本书,遭到当局断然拒绝。国民党江西图书杂志审查处在向重庆报送的文件中写道:“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胡绳著《新哲学的人生观》内容有违审查标准,拟予查禁。”重庆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批复同意,称“查该书内容确系立论偏激,不满现实,触犯审查标准乙项第五条之规定,批准查禁。”所谓“有违审查标准”,按他们的说法是“该书以通俗笔调鼓吹偏激思想,全书主旨在阐述确立人生观须以唯物论作根据,以唯物论辩证法作准则”。
(二)《哲学漫谈》 在1936年,上海有一种小开本的刊物叫作《生活知识》,它的署名编辑人是徐步、沙千里二人。沙千里就是不久后被国民党逮捕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是一个律师。全力从事《生活知识》的编辑出版工作的只是徐步一人。徐步一无办公室,二无任何助手,他夹着一个大皮包整天奔走,找人写稿、编辑,解决纸张、印刷、发行等问题。这种办刊物的方式是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我为《生活知识》写过些小文章,因而认识了徐步。《生活知识》在1936年10月被国民党当局查禁,11月它改名为《新知识》继续出版,开本也改大了。两个月出了两期后仍被查禁,又改名为《新学识》。在先后这两种刊物上都不再有编者的署名,但实际上仍由徐步一人主持。我成为这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哲学漫谈》的第一、二篇发表在《新知识》的第一、二期,以后几篇发表在1937年出版的《新学识》的各期上。这个刊物半月出版一期。这一套连续的文章的最后一篇写作的时间已经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一星期后。“八·一三”上海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和徐步一起到武汉。《新学识》在武汉继续出版过几期。记得当时我虽曾考虑把《哲学漫谈》加以修改,出版一个单行本,但没有这样做。所以这是一本没有印成书的小书。徐步同志在1938年武汉沦陷以前去了延安。全国解放后他曾担任南京市市长,后来又调到陕西担任西安市市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他受迫害致死。在他死以后好几年我才知道,究竟怎样致死却不清楚。现在在我重读《哲学漫谈》时,不禁想起了主办《新知识》和《新学识》的这个人。在此,我为这位在“文革”这场噩梦中牺牲的同志和朋友表示悼念。 (三)《辩证法唯物论入门》 这本小书是在1938年5月到7月间写的。那是抗日战争进行了一周年的时候,我在汉口。华北的北平、天津、太原等地,长江流域的上海、南京等地,那时都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国民党的政府事实上以武汉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在武汉设立名为长江局的中央局,并在武汉出版它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个以武汉为政治中心的时期,都可称为“武汉时期”。一个是在1927年,另一个就是在1938年。我那时在武汉和柳湜同志合作编辑出版《全民周刊》,住在江汉路联保里。那是在汉口市区的商业中心地段,所以前记中说到“窗外至深夜犹不绝的烦嚣的市声”。虽然出版周刊是很紧张的工作,但年轻人精力旺盛,还能抽出时间,用现在看来只能算是很短的时间写出了这本小书,当然难免是粗糙的作品。推动我写这本书的,如前记所说是薛暮桥、徐雪寒、华应申三位同志。他们都是新知书店的负责人,所以这本书是由新知书店出版。(担任新知书店经理的华应申已于多年前去世。)这本书写成时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前两个多月。我在武汉沦陷前夕离开武汉时,还没有看到印出来的这本书。这本书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后曾多次再版。我现在手里有两种版本。一本是新知书店在1946年即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年在上海印的本子。一本是新中国建国之初1949年12月由三联书店在北京出版的初版本。这本书写成以后没有对它再作什么修改。 (四)《思想方法》 这是在这六本小书中篇幅最小的一本。最初它发表在1940年重庆出版的《读书月报》上。其时从1937年7月开始的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中国共产党也在重庆设立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长江局。我1939年5月到重庆。在这以前不久生活书店出的《读书月报》已经创刊,由艾寒松、史枚二人编辑(他们现在都已去世)。在我到重庆时他们已经离开,就由我接编这个杂志。我在这个杂志上设立一个专栏,打算用简短的篇幅介绍各科的基本知识。每三五期连续刊载一种学科。但结果只实现了两种。赵冬垠同志为这个专栏写了经济学,我自己写了思想方法。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抗日战争虽然还继续,但国内政治形势恶化,生活书店在重庆很难存在,《读书月报》和别的在重庆的进步刊物一样只能停刊,我也到了香港。《思想方法》在《读书月报》发表后由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全国解放后这个小册子还曾多次重印。我手里有一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1950年印的本子。书上载明是“1949年7月上海出版,1950年10月第9版”。这个第9版已经印到95000册。大概以后也还印过。
(五)《中国问题讲话》 这个讲话是在抗日战争刚结束后写的。抗日战争后期我在重庆。我是在1942年从香港再到重庆,在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抗日战争在1945年9月胜利结束,半年后我才离开《新华日报》到上海去工作。《中国问题讲话》共36段,每段只有800字左右,从1945年10月16日到1946年4月30日在《新华日报》上连载,署名“友谷”。每次发表一段。这时毛泽东主席已经到过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过谈判,国共两党间已经签订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实现和平统一的协议。国共两党还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共同规定了使渴望和平的人民感到大体上满意的建国的方针。但是国民党当局立即开始企图取消已经成立的这些协定,并且积极部署和扩大内战。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积极实行自卫战争,并且准备出现更坏的情况,同时仍不放弃争取和平,以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但因为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的愿望和国家的大局,也不顾共产党方面的委屈求全的苦心,只图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并且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以为依靠武力就可以压倒共产党和一切异己势力,全面的内战终于在1946年6月爆发。共产党也就不得不率领解放区军民把自卫战争逐步地发展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我的讲中国问题的通俗讲话是在解放战争发动以前的形势下写的。这本小书固然是意图从基本理论上来说明中国问题,但是当然也具体反映了写作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形势。这些讲话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并没有由作者编辑起来交付出版,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也不大可能这样做。但是有好几个解放区的出版社汇集报纸所载出了小册子。我现在看到的有两种,因为封面、封底已残,不知道出版处是哪里。其中有一种(署大众文化出版社出版)大概因为收到重庆的报纸不全短缺了一段。
(六)《怎样搞通思想方法》 这本书原来是1947年到1948年我在香港时为上海出版的《中学生》杂志写的。1947年3月,政治形势使我不可能再在上海留下去。在我离开上海到香港以前,曾经根据党组织的意见和开明书店主持《中学生》杂志的叶圣陶先生谈过一次话。我向叶先生表示,党组织感到在当前形势下,在上海出版的一些直接议论政治问题的刊物将不能继续出版下去。我们希望《中学生》杂志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下以传播文化知识的面目继续维持下去,使它起别的杂志所不能起的作用。叶先生同意我们的意见。到了香港后不久我就为《中学生》开始写一组以思想方法为主题的文章,署名“蒲韧”,这是我过去为这个杂志写文章用的笔名。这组文章写完以后,曾在香港对它进行修改和补充,增加了一些在上海发表的时候不宜于用的材料。所以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这本书已经成了另一本书,署名也更改了。一年以后,解放战争得到了全局性的胜利。在解放后的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立刻重新出版了这本书。我现在看到的上海版的这本书的版权页上写道:“1949年6月上海三联出版,1951年3月第8版,共印104000册”。不久后,这本书改由在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我手里的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印的书,版权页上写明:“1952年10月第1版,1955年1月第7次印刷,共495000册”。在短短的五六年里这本书至少已经印了约60万册。可见那时读者对新书的渴望。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本子上有一个作者在1952年5月的题记,全文只有一句话:“本书是1948年在香港所写,曾由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刊行;现在做了若干字句上的修改。”刊印在《全书》第四卷里的就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这个本子为依据。《怎样搞通思想方法》这本书有日文译本,译者是山口一郎(神户大学教授)先生,由东京的三一书房出版。山口先生的译本中说明他是根据1950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原书翻译的。这个译本在1955年出版,20年后即1974年又出了“改订本”。1978年6月23日山口先生来信告诉我,到当时这本书的译本已出版近20万册。山口先生曾先后两次把他的译本送给我。第二次送给我的本子的版权页上写明:“1985年1月31日第3版第8次印刷发行”。为了便于日本读者的理解,山口先生把书名改为《对事物的认识方法和思考方法》,还有一个副标题“通俗易懂的哲学入门”。
以上是说明这些小书写作的经过以及有关的一些情况,并不是对于它们的评论。如果作者自己对于在50年前以至60年前写的作品进行评论,显然是很为难的事。既然现在翻出了这些纸张已经焦黄的书来重新出版,当然是认为它们多少还有一些历史文献的意义。但是它们是一个青年作者写的幼稚的不成熟的作品,也是无可讳言的。现在如果进行修改来掩饰这些书中的幼稚和不成熟,既是不可能的,也毫无意义。印在这里的都是这些书的原貌。这些作品有些在最初印行时附有自序、前言、前记,也都照原样保存在这里。
1996年1月20日
《新哲学的人生观》自序
1923年,中国思想界对于人生观问题有过一次轰轰烈烈的大论战。论战的一方面是主张“科学的人生观”的丁文江、唐钺、吴稚晖——诸位先生;另一方面是“死抱着”“玄学的人生观”的张君迈、张东荪——诸位先生。这一番论战的结果是什么呢?主张科学的人生观的诸位先生自以为已经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但是仅仅靠了机械的自然科学观是并不能把“玄学的人生观”彻底战败的。事实上,科学的人生观对于近十年来的青年的生活实践何尝有几分帮助,而主张科学的人生观的先生们自己有时还不自觉地跌到了玄学的泥沼里去。
要能够真正战败“玄学的人生观”,而且要能批判地接受“科学的人生观”中的积极成分,并克服它的错误的成分,这种人生观显然要把它的理论的基础建筑在新哲学上面——我们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提出我们的人生观。
但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要结算10多年前的那一笔老账,因此在这本书中并没有直接批判到那一次的论战。我所最希望的是,这本书能够对于青年读者们的生活实践有相当的作用,帮助他们更结实地、更合理地处理身边的一切事情,渡过这个艰难的年头。固然我知道,这本匆促写成的小书,未必真能给读者那么大的好处,但是只要我的希望能达到一分两分,也是我的极大的喜悦了。
因为这本书是拿新哲学作根据,拿生活的实践作中心的,所以在有些部分就不能不讲得简略一点。例如对于人生活动中的生理的基础和社会的基础,就是应当更多地说明的。但是为了要留下充足的篇幅给最后的三章,使本书在正面提出“新哲学的人生观”时能够较具体地说明一切,所以在旁的部分的简略,只好请读者们原谅了。
这书的原稿承孟起先生细细看过一遍,使我能够把这书弄得比较像样了一点,这是应该感谢他的。但是倘然在书中仍有不妥之处,那当然还是要由我个人负责的。我诚意地等待读者的批评。
1937年1月20日
《哲学漫谈》前言
我的妹妹在一个中学校里读书,她要我跟她讲一点哲学上的基本常识。我答应了,每逢想到一点什么意思的时候,就随手写封信去。发表在这里的就是我的原信。因为是随手写的信,内容也许显得是太散漫一点,所以只能叫做“漫谈”;但因为看信的人是为了想得到一点哲学的基本常识,所以我不能不努力写得通俗明快,也多少有个系统。我想,随手写的信也许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必受教科书式的限制;因此虽然本来只是写给一个人的,但对于更多的读者也不致于是毫无意味的吧。
《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前记
要在最简短的篇幅里,包罗尽辩证法唯物论的全部的、丰富的内容,这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目前我又不可能有从容写作的一段时间,因此这一个不到五万字的小册子拖延了两个多月才能写完。今晚总算把全书的最后一个字写下来了,听着窗外至深夜犹不绝的烦嚣的市声,多少感到了一点欣慰。
在把这本小小的书奉献给在前线上、在农村中、在最紧张的工作中、在最热烈的斗争中、在深刻地思索着、在坚强地行动着的一切相识的与不相识的朋友的面前的时候,作为这书的作者,我不得不在它前面写几句简单的“介绍”的话。
这本书的名字既然是叫做“入门”,自然是比较通俗的,是为了对于哲学还缺少基本的完整的认识的人而写的。我说它是“比较”通俗的,就是说它在通俗的一点上并没有能做到最大的可能。虽然我尽量求理论叙述的清楚易解,但我在写到中途时发觉:一本真正通俗的,能够给工人、农人阅读的辩证唯物论的读本,必须根本改变一般的叙述的系统,要从现实的具体生活的描写出发,加以分析,逐步达到客观现实的法则性的揭发,最后达到哲学上的最高理论的阐明。但要写这样的书必须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准备。在我这本书里则仍旧照样地用着一般的书中所用的系统。因此虽然我相信这本书不至于使读者们过分头痛,但是我仍不能不要求他们要耐心地阅读——特别是对于前面的两章。
因为要使这本书做到简明易读,我竭力避免牵涉到欧洲哲学发展史上的问题。虽然为了阐明辩证唯物论是如何在与各派哲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哲学史上的问题是有提出的必要的,但是培根、巴克莱、休谟、康德、马赫、德波林……这些人的大名及其理论对于中国的读者既不是十分熟悉的,所以我宁可不在这本书里提到他们了。
我倒是极想在这本书里,于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但假若要这样做,那就不得不有一倍于此的篇幅与写作时间,因此我只得暂时搁下这个奢望。不过为了真正做到所谓辩证法唯物论的“中国化”,这样做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我虽然没有能做到,我仍须在这里提一下。
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这应该是所谓“中国化”的意义的另一面。但我却不必夸耀在这书里是用了许多现实的例子,因为假如离开了目前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无限丰富的急激变动的现实,我将从什么地方去找求“例子”呢?而且我应该承认在这书里举的例子实在还是不够多方面、不够丰富。
在应用例子的时候,我曾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不使读者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例子(也就是事实)是用来凑理论的,因此我在许多地方宁可从事实的分析中说明理论。而我相信这是比较好的叙述方法。
我还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书的内容,虽然是辩证法唯物论发展到最近的总成绩的一个“复述”,但是因为是通过了我的头脑而经过一度整理,又通过了我的叙述方法,并且在有些部分中也不免加入了我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写下来的。假如有什么应该受指摘的地方,一切的批评,不待说我是会接受的,而且我十分的企待着。我自己所感到的最大的遗憾是在认识论的问题(就是最后的一章)上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
最后,我应该致谢于暮桥、雪寒、应申诸兄,他们的督促是使我终于能写成这本小书的主要的动力。
1938年7月30日
《思想方法》序
这本小册子是在1940年写的,因此里面所提到的例子多半是抗日战争时的材料。本书内容只是把斯大林所提出的辩证法的四个要点作为思想方法来做一点通俗的初步的说明,如果当做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的完整的叙述是不够的。
1950年10月
第 五 卷
第五卷 引 言
《胡绳全书》第五卷包括都是讲历史的四本小书。其中有一本是在抗日战争
后期写的。有两本写作时已是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还有一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写的。现在把这四本书的写作情况及其他某些有关情况作一些说明。
一 《二千年间》
《二千年间》这本书是在1944—1945年间陆续写成的。当时我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的编辑部工作。我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一张报纸。设在重庆郊外的化龙桥的报社周围经常有国民党的特务驻守。报馆工作人员进城、出城常有特务追随。所以可以说是在紧张的状态中。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停止工作和学习。只是在那种条件下我不可能得到任何想读的书。我尽量利用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著作,并且做了很多笔记。《二千年间》的各篇文章就是整理这些笔记而写成的。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二三年间,叶圣陶先生在成都主持由上海移来的开明书店的编辑部,并且主编早在30年代初已在上海创刊、在教育界和学生中素负盛誉的《中学生》杂志。我在抗日战争前已认识圣陶先生,他是我所尊敬的前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大后方,但不在重庆。在他有事到重庆时我也曾拜见过他。在我写出这些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文章后,寄给在成都的圣陶先生,他很高兴地把这些文章发表在《中学生》上。大约每一个月我就寄一篇给他。在圣陶先生逝世后出版的《叶圣陶集》的第20卷中提到这些文章。那一卷收录了圣陶先生在1944到1945年的日记,其中有他陆续收到这些文章的记载。
在这些文章刊载完毕以后不久,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回到上海复业的开明书店愿意出版我这本书。当我把这些文章编辑成书的时候,就给了它《二千年间》这个书名。由于在当时情况下我在新华日报用的名字出现在《中学生》杂志上是不适宜的,所以改用了“蒲韧”这个笔名。在上海出书时也用这个笔名。
我的这些文章本来是自己学习历史的笔记,并没有想借此对现实有所讽喻,但写文章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六七年,而国内政治仍然使人焦虑,由这些客观形势引起的感触不可能不流露到笔端上来。中国的历史上经常有塞外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事。这些历史旧事和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性质和历史意义完全不同。但就历史上胡骑踏进中原引起的种种反响来说,也确有和现实某些相似的地方。写这些文章时对相同相似之处不免注意较多。而且因为是讲过去的历史,对于当前的帝国主义侵略与前代事情相异,当然就不可能说到了。在1946年开明书店编辑部的先生们处理这本书稿时,把书中有几处说到当前正是抗日战争的话改成了已在抗日战争后的语气,现在我又改回去了。这毕竟是留着抗日战争时期的印痕的书。
也许因为这本书的写作体例可说是别创一格,所以它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年代里出版还颇受到读书界的注意。记得在1946年吴晗同志从大后方到北平路过上海时,曾写了一篇篇幅比较长的文章评论和介绍这本书,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但可惜现在我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了。
这本书出版后三年多全国解放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最初两三年间,因为学校里没有适当的历史教科书,有些地方的中学曾用《二千年间》这本书当做新的教本出书以前暂用的教科书。显然这本书是不适合于这个用途的。我想那时曾用过这本书的老师们是很吃力的。以后虽然有的出版社建议把这本书作为普通读物出版,但没有得到作者本人同意,也就没有再出版过。在这次《胡绳全书》出版以前唯一的例外是1994年上海书店刊印的“民国丛书”。这套丛书编辑的用意是把被认为还值得保留的民国时代出版的书重印若干以免流失。我的这本《二千年间》是被收入在内的。
二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在写完《二千年间》以后我开始学习中国近代史,那已经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在上海的时候了。从1946年3月起在上海的一年和这以后接着在香港的一年半,这期间可说是我的写作生涯最高涨的时期。至少就数量说,这一生中没有另外几年的写作能比得上这二三年了。那是决定中国民族命运的大搏斗的时期,客观的形势促使我为几个刊物写了许多政治评论文章,也促使我对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行比较周密的学习和研究。1946年在上海时我已经发表过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零碎的文章,但这些文章大多已不值得保存。1947年我在香港时写《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可算是这段时期结合当前实际学习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总结。
应该承认,那时我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拥有的材料是远不够充分的。没有什么图书馆可以依靠,我使用的材料基本上是在上海和香港的旧书店中收集来的。其中不乏对我有用处的资料。例如商务印书馆在1923年出版的《英文中国近代历史文选》一厚册(Modern Chinese History:Selected Readings,bylt.F.MacNair)。那虽然是带着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偏见来收集和解释材料的一本书,但其中许多材料是有利用价值的。1946年我还从扬州的一个亲戚家里得到过一些书。这位亲戚家里有几十箱线装书籍,主人让我随意挑选一些拿走。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候我无法多收藏书籍,便只能挑选一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的书。其中多数是清末出版的有关时事和“新学”的书。总之那时我能使用的资料是很有限的,不可能要什么资料就得到什么。而且也没有从容进行研读和写作的时间。我用在香港的时间的大约三分之一完成了这本书。如果我当时能得到更多的参考书,并有时间进行研读,可能这本书还能写得更好些。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的最早一版是1948年在香港印出的。在1949年以后由人民出版社多次再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不印了。这场所谓“大革命”(其实是灾难)结束后,立刻又出了新的版本。在最初的版本中由于所掌握的资料不够和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而造成的错误和不当之处,在历次的版本中都陆续做了些修改。
这本书有好几种外文译本。日文的译本出版最晚,那已是在“文革”后期的1974年了。译者是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的几位学生。井上清是京都大学的名誉教授。他告诉我,他在“文革”期间曾访问中国,向一位接待他的先生谈起要翻译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那位先生说,这本书我们已经不印了。井上清教授说:“我们认为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这位先生默然。也许应该同情这位先生,他既不敢同意也不能否定井上清教授的话。
三 《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
《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是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在香港继《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以后写的一本小书。可以说是前一本书的副产品。
那时也在香港的周而复同志受海洋书屋的委托编一套丛书,名曰“万人丛书”。我的这本小册子就是应而复同志之请而写的。这套丛书大多是文学作品,非文学的作品也许只有我这一本吧。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已经是在1948年。当年10月我离开香港到解放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本在以后多年间被我遗忘了的书,直到三四年前有朋友帮我“发现”了这本书。
将近50年前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手里有的孙中山文集只是黄季陆所编的一本(书名:《总理全集》,1944年近芬书屋出版,精装两厚册)。这本书是我在上海马路旁边的旧书摊上得来的,也许当时还算是比较完全的一个本子。现在我把所引用的孙中山的文字都根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核对,并且注上《全集》的卷数和页码,以便读者查对。
《中国近代史提纲》
1953年初,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根据党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聘请了几位苏联教授来讲课。目的是培养理论工作干部。因此在高级党校里设立了第一部,招收年轻一些的同志来学习理论。原有的干部轮训性质的学习班称为第二部。我被任命为第一部主任。第一部的教学完全靠苏联教授。当时我想,总得有一点讲中国情形的课程。于是就由我自己来讲中国近代史。每星期讲一次,好像是讲满了两个学期。那时我写了提纲,为了便于讲授,也发给学员。
讲课和写提纲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自己学习的过程。虽然我已经写过一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和一本孙中山的小史,但我对于近代史中其他许多情形和问题所知还是很有限。
1953年我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了一年以后,离开了这个学校,不再担任第一部主任。在这以后几年中,高级党校仍让我去讲授中国近代史,不但在第一部内,而且也在第二部内讲。但这时我已不可能每周一次连续讲多少次。一般只讲三四次,而把提纲发给听课的同志们。当时的学校不像现在那样有自己的出版社,出版公开对社会销行的书。一般只是刊印校内使用的学习资料。我的《中国近代史提纲》由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印出来。虽然没有在一般书店里和读者见面,但印行的数目也不少。1960年还出了一个修订本。不过在1960年及其前两三年,我已不在高级党校内讲课,而由党校的教研室的同志讲课了。
1953年我写这份提纲的同时,还就几个专题写过一些供同学参阅的材料,印的份数很少。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太平天国这一个题目。这是一篇没有发表过的东西,虽然看起来像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但其实不过是一份比较详细的提纲。所以我把它放在《中国近代史提纲》后面作为一个附录。
我在写和修改《中国近代史提纲》的时候,已打算以此为基础展开成为一本书。这个愿望到了二十多年后才得以实现。这份提纲可以看作是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书的最早的设计。
1996年5月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北京七版序言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将近20万字的小书,过去40年间在人民出版社先后印过六版。在各版的版权页上都载明“1952年7月第一版”。但实际上这本书的真正的初版是1948年7月在香港由生活书店出版的。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年。所以人民出版社出的“1952年7月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北京第一版。
北京第一版对香港的本子作过些修改,增添了一些在1948年香港环境下不便和不能公开说的话,也有一些技术性的文字修改。有些引文的出处改用了1948年后出版的版本,还有个别增加的引文出于1948年后的文献。当时在整体上北京第一版仍保持着香港版的原貌。以后的各版也都只是作过一些文字的修改。
第六版是在1978年3月出版的。到现在又是17年了。六版序言中我曾说,让这本书基本上保留着1948年时的本来面目,现在当然更不需要多加修改。而且这新的一版(北京第七版)末尾还恢复了香港初版中的《尾语:未完成的故事》。这一段尾语在以前的北京各版中是都删去了的。
1980年日本京都大学的学者小野信尔、狭间直树等翻译出版了这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前此书已有英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的译本)。1982年我在日本遇到这几位译者。他们说,他们在译这本书时曾查看了香港初版开始的各版。他们深为香港版中的《尾语》所感动,因此决定在译本中保持这段尾语。我现在在本书的北京七版中恢复《尾语》,是受这几位日文译者的启发。
北京六版 序言
这是在1947年,即整整30年前写的一本书。
那时,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使中国近代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的时刻。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在这本小书中所写的,虽然是一百多年前到几十年前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故事,但所要解答的问题,是同写书时的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它的初稿的一部分曾经交给当时坚持在上海工作的朋友们办的进步刊物,作为政论文章而发表。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的上海,这可能是发表政论文章的惟一形式。
这种情形并不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为了说明只有彻底
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中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因此,这本书虽然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写的,但在全国解放后,它得到了重新出版的机会。从1952年7月起,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直到1963年,先后出过5版。
这本书难免带有一个青年写作者的弱点,加以写作的时间比较匆促,所掌握的材料也很有限,这本书是有缺点的。至少在有些部分,有些方面是论述得不充分和有疏漏的。在全国解放后出的各版中,做过些局部的小的修补和文字的调理。
出版社的同志和其他有些同志认为这本书现在也还有点用处,所以又印了这新的一版。这一次,也只做了些个别文字的修改,让它基本上保留着30年前的本来面目。
1977年9月
北京四版 序言
这本书的初稿是1947年下半年我在香港时写的。当时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达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12月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写这本书的用意是想通过历史事实的分析来反映出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根本的问题,企图表明在中国人民大众中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传统,并表明资产阶级的领导不可能实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中国人民的任务。由于受写作时所掌握的材料的限制,这本书只写到1924年为止。本书初次印行的序言中曾说:“在本书中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
这本书出版以后,书评家们在向读者们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曾公正地指出了它的某些缺点。作者同意这种看法:本书的主要缺点是对社会经济条件缺少必要的分析,因而本书对于所要处理的主题,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统治和中国社会各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没有能深入地从经济条件上给以说明。本书中有些部分的分析表现着概念化的缺点,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这本书在香港初次印行。1952年人民出版社在北京重新排印时,我作过一次修改。现在又作了第二次的修改。这次所作的改动大部分属于核对材料,核对引文和文体上的修正。曾有好几位热心的同志把他们从本书中发现的个别错误和文体拙劣的地方一一开列给我,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请他们接受我的感谢。
1954年7月
香港初版 序言
本书所处理的对象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与革命史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中的一个:——在时期上只限于从鸦片战争到1925—1927年的大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内容极其丰富的课题,在本书中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以及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在处理这样的对象时,愈深入到对象中,就愈加令作者感到他所不易克服的困难。多方面的材料需要收集,各种各样的问题会要牵涉到,这是在写成初稿后又不能不给以多次修订的原因。而由于手头的资料不够和不愿把篇幅扩充过多的想法,有些想说到的问题还是略去了。在排印过程中所发现的一些必须补充的材料却已来不及加入。暂时只好让这本稿子以目前的形式出版,希望在得到各方面的指正之后再能有加以充分修订的机会。
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曾分别在上海出版的《世界知识》和《大学》这两种刊物上发表过,但现又经过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了。好几位朋友读了杂志上发表的部分或其他部分的初稿后,提出了一些意见,使作者在修订初稿时得到很大帮助。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因为本书并非以考证史实为任务,故除了直接引用的文句外,均未注明所采用的史料的根据。所引用的文句,如不是由原书摘出,而是由别的书中转引的,就只记出我所直接根据的书名。
1948年5月
《中国近代史提纲》说明
这个提纲初稿是在1953年写的,很不成熟。这次也只是作了些小的修订。这几年来,我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们和各研究机关在收集资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由于我自己这几年来在这方面没有做多少工作,所以这个修订本没有能够充分反映出这些新的资料与新的研究成果。这个修订本只能供初步学习和研究作参考。
1960年3月
第 六 卷
第六卷 引 言
本卷只包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部书,它篇幅较长,分为上下册。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1981年出版,有北京和上海两种版本(此外,还有在北京出的简本),以后都重印过几次。1996年在北京出再版本。写作这部书的由来和经过,及再版本修改的情形,在初版序言和再版序言中已有交代。
这部书在1994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了英文译本。
1996年10月5日
简 本 序 言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原本约有70万字,分上下两卷,由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初版。红旗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了简本。简本和原本的章节完全相同,篇幅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参加简本工作的是郑惠、陈铭康、郑则民、石仲泉、孙洁人同志。
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经过修订的再版本。这个简本是白小麦、黎钢二位同志根据原本的再版本对原简本作了相应的修订而成。
一九九七年十月
原本再版 序言
1995年11月到12月间,我利用养病的时候把1980年初写成、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了一遍。自这本书完成以后,这还是第一次从头到尾重读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全书约70万字。198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字体较大(4号字)的版本,不久红旗出版社还出了这部书的简本。这三个本子都经过多次重印。据我掌握的情况,它们的印数累计共300余万册。
在屡次重印的过程中,曾经对个别字句作了修改,其中有的还是比较重要的修改。例如,在最初的印本中提到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中俄边界线时本应该写“外兴安岭”,错成了“大兴安岭”。这个错误在后来的印本中已经改正了。根据出版社的规定,改正个别字眼,虽然重印也不叫新的一版。所以至今出的书还是初版本,只是有第几次印本的不同。这次通读中,不免做了较多的修改。因此,我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的第二版,并且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红旗出版社在未做相应的修改以前不再出版这书的大字本和简本。
这次虽然作了比较多的修改,但毕竟不是大改。这是因为:第一,这本书的基本论点和总的体系我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第二,如果现在来写这本书,当然全书的面貌包括材料的取舍和论述的详略会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不能把1981年以前写的书改成1995年写的书。
对于这次所作的改动,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第一,在第二章第一节第四段中提到“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明朝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我看到过一个刊物上有一篇关心华侨的历史的作者写的文章。他说,林凤对于中国和菲律宾人民的友好关系是有贡献的,把他说成海盗是错误的。我在这里本来只是要说明明朝政府为消灭本国的海盗,引进了外国的侵略势力。很惭愧我对林凤的事迹并无了解。最近我读到1994年出版的《潮汕百科全书》,其中有林凤的小传。这才使我对这个明朝的海上英雄人物有了较多的知识。
据《潮汕百科全书》说,林凤生于饶平县(属广东潮州),19岁参加“海上绿林”泰老翁的队伍,后继其业,以澎湖为基地,开拓海上贸易,最盛时辖舰300余艘,人员4万以上。隆庆元年(1567)率部攻占广东惠来县的神泉港。万历元年到二年(1573—1574)他的军队曾进入广东、福建、台湾沿海的一些地方。由于明朝以重兵围剿,他于万历二年十一月率领战舰62艘,战士2000名(多数是农民和工匠)、水手2000名、妇女儿童1500名,共5500人,还带了大批生产工具和种子等,向吕宋岛进发,以应菲律宾人为驱逐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邀约。他的部队曾进攻马尼拉获胜,击毙了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指挥。第二次进攻失利,撤兵北上到了邦阿西楠省(Pangasinan)的林加延湾(Lingayen G.),在那里建立了都城(包括住所、城寨、宝塔),自称国王,向当地居民传授中国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手工艺。当地居民欢迎林凤,为他提供粮食、木材和其他必需品。万历三年(1575)三月,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加强兵力围攻林凤。明朝乘机派人到菲律宾与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密谈,联合围攻林凤。林凤苦战4个月,因粮械不继,于八月四日一夜间,率40余艘战舰突围,直抵台湾,并重返潮州附近海域,战舰又增至150余艘,势力复振。后来因队伍内部意见分歧,林凤离开潮州,不知所终。
根据这个记述,我把书中原来说的那句话改为“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和明朝合作围攻被明朝官方视为海盗、帮助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林凤的部队”。
第二,书中第八章第一节原来的标题是《所谓“中外同心灭贼”》,现在改成了《强盗成了朋友》。“中外同心灭贼”这句话出自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总理衙门的一个奏报。其中说,自英法联军以后,由于“我们”的笼络,英国、法国正在和“我”亲近,向“我”靠拢。所以应当“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有个朋友向我提出这里所说的“中外”是指朝廷和地方,即中央和外省,不是讲中国和外国。我考虑了这个意见,认为他的解释是对的。在咸丰末年,清朝当局确实在考虑利用外国的助力来歼灭太平天国,但是上述奏报中所说的“中外”却不能解释为中国和外国。那是说,趁英法同“我”亲近的时候,朝廷和在长江下游统率大军的曾国藩等人应当更加协同去消灭太平天国。在上述奏报后3个月,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1862年2月11日)清廷有一道上谕说,英法两国这次在上海帮助剿贼,“尤其真心和好,克尽友邦之谊”,并且要地方官员随时迅速报告英法助剿的情节,“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协助之意”。这里所说的“中外”那就毫无疑问的是指中国和外国。因为这道上谕是引用在第八章的第二节里,所以,第八章第一节的题目就作了改变,并在这一节中不再引用上述咸丰十一年的总理衙门奏报中的“中外同心”那句话。
第三,在书中第十二章第四节的末尾处引用郭崧焘和曾纪泽的两段话并加以评论。评论中使用了“对帝国主义世界的统治秩序是多么心悦诚服”和“合于帝国主义的需要的第一批买办外交家”这样的语言,现在作了些修改。因为在这里并不是对郭、曾二人作全面的评价。这里想说的是:对世界有所了解当然胜过瞢然无知,但有所了解后立刻就发生一个问题:对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是个受灾难的半殖民地国家)是否只能顶礼膜拜、心悦诚服?当时的中国人要如实地认识周围的世界和中国在这世界中的地位,的确并不是很容易的。不只是承认既成的事实,而且敢于打破旧局面开创新局面,这是更难得多的事情。中国人包括其中的先进分子,是用几代人的努力才做到这一点的。为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也的确是经过了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灌输在中国人民中的认识相斗争的过程。这段话经修改后表达得准确一些。
这次所作的修改多数是由于历年来读者和朋友的提示,或者因受到报纸刊物上有关文章的启发。近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对于中国近代史中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新的成就。可惜我不能遍读有关的材料。如果我读得更多,这次所作的修改可能会更多一些。
这次通读和修改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考虑过几个问题,不妨在这里说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
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这本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前半期,即1840年到1919年之间的政治史。中国在经过了两千多年基本上停滞的封建社会以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和变动。这些动荡和变化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来是表现为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旧时期的阶级斗争仍然残存,而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兴起。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因为不同的阶级对于外国侵略者采取不同的态度,其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指明这些,就只能停止于描述历史现象,不能说清任何问题。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当然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即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在这本书中对于几次革命的论述曾遇到两种评论,一种是认为过于贬低,一种是认为估价过高。对于这几次革命,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相对说来,对辛亥革命争议较少,但仍有相当大的分歧。我以为站在更高的历史台阶上,指出辛亥革命的弱点和它之所以不能取得较多成就的原因,这并不是加以贬低,并不是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至于根本否定辛亥革命的看法由来已久,学术界中最早当推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就反对革命。在这以后更是利用社会国家的混乱状况来谴责革命,宣告与革命告别。我的观点是,即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于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势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
有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这本书中改良和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步骤和方法而言的。就这本书叙述的范围而言,在和旧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在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在革命的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立场如果不有所改变,它的斗争锋芒就不是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旧势力也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在这个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革命的看法,当然应当从实际出发,发生很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矛盾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也不同了。当我们说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也是一种革命的时候,所说的革命显然有和旧时代不同的含义。旧时代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革命的经验对我们现在仍然有意义,但并不是要我们重复这些经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实践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认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动态,他们和旧社会的差异(在形式上某些方面似乎相同),如何用和旧社会不同的方法来对待和解决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对外开放的问题。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且不断地扩大开放。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大为增加。我们取得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国外和境外的资金的经验,也取得了利用外国市场和资源的经验,虽然至今还是初步的经验。这些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完全新的经验。
为什么说是完全新的经验呢?因为除了古代的中外贸易文化的交往外,我国历来只有闭关守国的经验和从鸦片战争后100年间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向世界开放的经验。在那100年间虽然有外国资金投入中国,但那些资金几乎都是从对中国的剥削和敲诈而来。它投入中国只是加强了剥削和压榨,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那时的进出口贸易为数很少,而且基本上是输出农产品和矿产品,进口机器制造的产品。那种开放只能使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那时的中国虽然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闯开了大门,门户洞开毫无阻拦,但是对外开放的程度其实是很低的。这就因为那种开放使中国贫穷,而越是贫穷就越谈不到扩大开放。在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梦想利用外国的资金、市场和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不久,也就是大约在1944年,那时人们正在考虑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中国,我在国民党地区的一个刊物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世界各国应该让中国富强起来,这样他们和中国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才能大大增加,这对各国才是最有利的。文章中举出了美国和欧洲各国及日本战前相互间贸易的数字,和它们与中国之间贸易来往的数字相比较,后者少得十分可怜。文章的作者举出这些材料用以证明他的论点。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虽然事隔多年已忘记了杂志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但仍记得他提出的上述论点。我当时认为这种论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认为依靠这种论点就可以说服帝国主义国家允许中国真正独立,并且扶助中国走向富强,那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在中国历来是一面想使中国对外开放,一面又压迫中国,使中国保持落后和贫穷,因而实际上对外开放的程度极低,甚至并不开放。这是依靠帝国主义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只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得民族的完全独立,用自己的力量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发展中国经济的时候,这个矛盾才能解决。正因为中国近十几年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取得的经验是完全新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旧时代的经验来解释新的有关现象。当然也不能根据新时代的经验来重新解释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现象,以为过去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是落后的不正确的。
至于1899年到1900年美国政府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那和现在我们所实行的对外开放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已经深入中国,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是说,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应当对其他各国关起门来,而应该向各国一律开放。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我的另一本书《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对历史上的对外开放问题都有些论述,当然不可能和1978年以后的情况对比来进行论述。
第三个问题是: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我的书是在具有划时期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后一年多的时候出版的。那时,大家明确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及以前一段时期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在历史学界中有人因此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中不宜着重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可能和这种想法有关。
虽然有过上述这种意见,但是至今尚未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也许我孤陋寡闻未见到过)。但是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
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那时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当然就是中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的问题。而且还不只是国内的问题,因为这时已经渗入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可以这样看,最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就是帝国主义。说只是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民族独立的那些原殖民地国家是明确的例证。它们经历过长期的殖民统治,有的甚至三四百年。在殖民统治时期,帝国主义主人支配着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命运。从帝国主义主人的利益出发,各种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被有意地保留下来。资本主义在那里是有所发展,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得到好处的只是殖民地主人和当地人民中的极少数人,在取得独立以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至于在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土著居民已被消灭殆尽的情况也有不少的实例。某些人居然说中国如果当过几十年殖民地,就会实现现代化。这只是极端无知的昏话。
经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社会的原样,已经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允许中国统治势力闭关自守,也不允许它一切保持原样。帝国主义的压力也刺激了中国人民追求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这两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辨的。这本书曾仔细地将上个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派官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加以区别。那时的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
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对外开放,就要区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上的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同样,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种种有关现代化的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
在我的书中对上述问题有所论述,虽然不够展开。近年来在我的文章中曾写过这个问题。现在摘录这些文章中的有关段落,附录在这篇序言之后,以供参考。
在这篇序言的最后还有几件事情交待一下。
一、有些读者和朋友从这本书的书名想到我应该续写一本《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确我曾考虑过这件事,但至今未能动手。我的精力和年龄已不允许我再写出那本书,我想委托一些朋友把它写出来。
二、这本书中引文出处的注释,在1981年的初次印本中当然用的都是在这以前的书的版本。后来几次重印时曾对有些引文根据新的版本核对。因而注释中用了1981年以后的版本,但也不是一律改变,所以显得不一致。现在没有作进一步调整的工作。
三、本书初版中有一个人名索引(这是我的朋友孙洁人同志作的,他已经在两年前逝世了)。许多读者和我自己都感到这个索引很有用。不但可以查到有关各个人的记述,也可以通过人名查到事情。书中提到的欧美各国的人名的原文也可以从索引中查到。再版本中仍保留这个索引,并且作了些补充,加上了注文中的人名。再版本中又由白小麦同志编了一个《事项索引》。现在我国的学术著作中一般都缺少这类索引,所以我特别在这里提一下。
1995年12月末
原 本 序 言
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
苏联的有些中国历史研究者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皇朝建立时。这一方面是把西欧历史的分期强加到中国历史上来,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种分期方法是非科学的,是中国历史学界断然加以否定的。
我的这本书是在1973年9月开始写的,那一年的四个月里写了开头的四章。以后的几年里不可能用全部时间和精力来写这本书,因而在1974年到1975年只写了九章,即第五到第十三章;1976年到1977年又写了七章,即第十四到第二十章,其中有四章是在别的同志提供的资料和初稿的基础上改写的(苏沛同志:第十四章、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滕文生同志:第十五章);1978年写了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共五章,1979年除了整理修改已写成的各章稿子外,写了最后的两章。总之,这本书是六年多的时间内断断续续写成的。
写这样一本书的打算是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了的。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经过。
四十年前,1940年是鸦片战争的一百周年,我写了篇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文,发表在重庆出版的《理论与现实》杂志上。那是我在二十二岁时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习作。以后,到了1946—1948年间,也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在革命的炮火声中将要宣告结束的时候,由于实际的需要,才又进行了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那时,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报刊写文章,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除了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的单篇以外,1947年写了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小书在全国解放后虽曾想加以较多的增订,但没有能这样做;几次再版,只作了些小的修改补充。
1953年我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写了四万多字的《中国近代史提纲》(这所谓“近代”,是指1840—1919年)。这个提纲没有正式出版,学校在当时和1960年、1962年印过小册子,也传到了校外。但这的确仅仅是个粗略的提纲,而且有不少缺点。在写了这个提纲后,我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看法,为初步说明这些看法,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对这问题的一场讨论。
关于分期问题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的时期。当时我认为,“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
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间虽然作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动笔写这本书。到了1966年以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虽然可以说曾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却又脱离了一切资料。那时,也曾忽发“奇想”,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直到1973年,才获得了接触材料,进行写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六年多才完成这本书,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只能说由于自己抓得不紧了。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虽然被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但也有提出异议的。问题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说:“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1899—1900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涨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当时有的批评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近来学术界则有另外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高潮。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关联的,还有对洋务运动的估价问题。在这问题上,近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1906年12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章太炎在这次会上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章太炎的这个演说的主旨是对“秀才造反”的不彻底性进行针砭,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
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建议把1840—1919年的历史分成七个时期。但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了。这四个时期就是:
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年)。本书中的第一编就是写的这个时期。学术界中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下限不应当摆在1864年而应该摆在1873年,但是1864年天京的沦陷毕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明显标志,在这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余波,历史透镜的聚光点已经渐渐移到别的方面去了。
第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年)。这一时期在本书中占了两编(即第二、第三编)。对于这一时期的下限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应该是1905年而不是1901年。但是在我看来,1901年以后的几年,已经是从1905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准备时期(“秀才”开始造反了)。还有人认为应该把1864年到1894年或1895年划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把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划到1911年。我认为如果分得过细一点,是可以把1864—1895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但这时期对于第二次革命高潮说来是个准备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这三十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至于把这一时期的下限划到1911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并在一起,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总之,1901年是一个重要的划时期的标志,当然不是因为这刚好是二十世纪的开始,而是因为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年)。这是本书中的第四编。本书不采取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才宣告结束的看法,也不采取把这个时期一直延长到1919年的看法。因为在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经终结。
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年)。这是本书的第五编。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因此是不宜于和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合为一个时期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基本结构。
这本书,本来是想写成一本可供一般读者浏览而不至于感到十分枯燥的书。这个目的未必能够达到。书中固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也尽可能吸取了学术界的已有的研究成果。
全国解放以后,学术界对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期间的历史做过很多工作,包括资料收集工作和研究工作。不借助于这些工作成果,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从1966年起十年之久,近代史研究工作,如同其他部门的研究工作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近三年多来,近代史研究工作复苏了。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开始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新的看法。有些问题在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结论,但提出这些问题至少也使人得到启发。我正在这时整理和编定这本稿子,可说是件幸运的事。但是由于自己能力的限制,而且见闻不周,无论学术界以往的成果,还是近几年的新成果,一定还有不少是应该吸取而没有能吸取的。
写这本书得到不少朋友的助力。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苏沛、滕文生二同志外,张枬、郑惠、孙洁人、陈铭康、郑则民、石仲泉等同志,或者在本书开始撰写时,或者在全书整理修改时给予作者以协助,孙洁人同志编了附在书末的人名索引。还蒙丁名楠、戴逸、金冲及、荣孟源等同志阅读了书稿的部分篇章,提出了很多可贵的修改意见。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陈汉孝、林言椒、邓卫中等同志也给了本书作者以很大帮助。
对于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养料的作家们,对于在写作过程中给我帮助的朋友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980年2月
第 七 卷
第七卷 代引言
——在《胡绳全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由衷地感谢同志们为我的书举行这样隆重的会,感谢李瑞环同志亲自到会讲话,感谢李铁映同志到会讲话,也感谢到会讲话的同志和没有来得及讲话的同志们。
同志们讲了许多美好的话,我把这些话当作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但有些话实在当之有愧。
我在1935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离开学校,在上海开始过自学和写作的生活,也参加当时的救亡运动。1938年初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60多年来虽然可说是始终不懈地为党、为革命尽我所能地工作,但成绩实在很有限。我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写作上,结果就只是这一小堆书。
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我曾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这段话引起一些读者和朋友的注意。所谓“纯学术性”是什么意思,不大容易讲清楚。但若干年来,学术界中确实存在着避开理论,避开政治,务求进入纯学术领域的风气。当然,也有并不是为了有所逃避而致力于纯学术的。在纯学术领域取得成就是要花很大精力的,是很可贵的。我并不轻视、否定纯学术的研究工作,甚至我还羡慕、钦佩这种工作,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意愿使我心甘情愿地走我所已经走过的路。而且一个人终究只能分工做一件事或一方面的事。60多年来,我曾多次犯过错误,有时感到迷惘和困惑,这只能归咎于自己功力不够,悟道太浅,所以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理论和学术上的追求和我选择的路,无需后悔。
学术和政治并不绝对矛盾。但应该承认,把这二者看成互不相容,不是没有原因的。从50年代后期至60、70年代在学术界内,可以说,人们越来越怕犯错误,稍微涉及政治和理论,哪怕讲得有点道理甚至很有道理,但只要被认为错误,就有陷入万丈深渊的危险。同时,正确和错误早有定论,只要附和定论,即使违反起码的逻辑,违反公认的常识,也受到赞扬,无人敢提出异议。这些情形当然使人们鄙视理论,害怕政治,而把纯学术看做避难所和远离是非的神殿。到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一来,那就一网打尽,无处可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0年间,这种情形已经有改变,或者大有改变。但积重难返,为造成有利于学术繁荣的环境,为彻底消除那种为政治可以不顾科学性的积习,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学术界(这里指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域十分宽广,的确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人都热衷于政治和理论的焦点、热点,或者人人都远远避开政治和理论,我以为都不是正常现象。当前的政治,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和理论中的许多新的问题,要求理论界和学术界认真研究邓小平理论,并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展望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受一切过时的成见的拘束,大胆地又是用最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的观点、新的理论。
毕竟我已老病,不能做多少工作了。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愿意在有生之年,追随我们的理论和学术大军,继续做一点有益的事。
谢谢同志们!
胡 绳
1998年12月22日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2期,3月25日出版。
第七卷 后记
出版《胡绳全书》终卷是胡绳同志的一个遗愿。《胡绳全书》于1998年4月出版,共六卷九册。在此书《前言》中说到文集所收文章截至1996年时,胡老接着说:“在作者有生之年可能还会加上一些文章,但也不可能很多了。”他当时已身患重病,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后来他在决定编《童稚集》的时候又谈过:将来可以把《童稚集》、《胡绳诗存》和1996年以后发表的少量文章合成一集,作为《全书》的最后一卷出版。
胡老逝世后,在完成他未编就的《童稚集》以后,我们着手编辑《全书》终卷。从1996年底到2000年11月逝世的四年间,胡老同癌症作着顽强的抗争,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从未停止过思考,一直扶病坚持写作。《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在2000年7月他离开北京前还在修改。他呕心沥血,执笔颤抖地勉力定稿。随后《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修订本结集脱稿付梓。他在上海逝世前几天看到了这本文集的样书,颇感欣慰。近一年时间里,我们找出过去留存下来的他的谈话录音,择其部分,记录成稿,并作了些许文字处理。汇集这些谈话稿和这段时间他的文章约30篇,从中选出长短24篇,1996年5篇、1997年6篇、1998年6篇(包括第七卷代引言)、1999年5篇、2000年2篇,其中已发表14篇。另外,选出1994年他谈个人经历的一篇谈话,一并补入。这样,终卷的文集部分共有25篇。这些言论大体反映了作者晚年的思想轨迹,和他对一些问题研究多年得到的结论。
《童稚集》是胡老生前未能编定的早年文章的选集,选录了他1932年8月到1938年9月即14岁到20岁六年间的71篇文章。《胡绳全书》所收文章始于1935年。《童稚集》后半部分所收文章的时间虽与之交错,但仅有一篇文章(《报复》)是重复的。这个集子编辑的由来及种种情形,在书后《编者的话》中已作交代,此处不赘述。《童稚集》收入本卷时,只作了个别文字和标点的订正。
《胡绳诗存》收入本卷时也作了个别修订。这是根据胡老自留的《诗存》本子中订正或修改的笔迹,请任继愈先生斟酌确定的。比如:“大将犹思霍剽姚”,“剽”应改正为“骠”;“百丈崇楼城郭新”,“百丈”改为“簇簇”,更有气势;《匈牙利维塞格拉德古堡》改一字、加个注,平添韵味,等等。修订虽仅有几处,但足见作者反复推敲,用心之深之细。
本卷按胡老的设想依次分为三个部分:文集、童稚集、诗存。为使眉目清楚,文集部分大致按类别编排。本卷体例一仍前例,书前有照片、书影和手迹;原各卷前均有作者写的引言,本卷只好用胡老在《全书》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代作引言。这个简短的发言是作者对自己一生研究、写作的精当的回顾和总结,当作《全书》终卷的《引言》,也许是适当的。
本卷是在龚育之、郑惠、丁伟志同志的帮助下编辑定稿的。人民出版社善始善终,决定出好终卷;《全书》的责任编辑王能雄同志已退休且患眼疾刚做过手术,仍对本书作了仔细的校阅和审读。我们和胡老的亲属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黎 钢、白小麦
2002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