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知识精英腐败案：“免疫力”脆弱，轻易被腐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2 21:22:35
解剖知识精英腐败案：“免疫力”脆弱，轻易被腐蚀
[ byzh ] 于2007-04-10 21:52:50 上帖[ 发短信 ][ 表状 ]
痛心：两名“高知”同一命运
2007年3月中下旬，在安徽省的阜南县和淮北市，两起职务犯罪案件分别开庭审理，从其涉案数额和被告人曾任职务来看，这两起案件本不会引起人们太多关注，但由于两名被告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且作案手段与许多落马的党政官员相比似乎有些“小儿科”，因而让很多人扼腕叹息。
彭炜，安徽省天然气公司原总经理，今年44岁，199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硕士学位。2000年7月，被安徽省作为引进人才调入皖能集团，同年9月又被皖能集团派到其控股公司皖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即安庆电厂，下称“皖江公司”)担任总经理。2005年10月起，彭炜任安徽省天然气公司总经理。据介绍，彭炜曾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出版过学术专著，并在其工作岗位和专业领域取得过显著成绩，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型企业“高管”。
张登岐，阜阳师范学院原院长(正厅级)，今年49岁，上海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先后在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和教务处担任领导职务，1998年被聘为教授，2005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2年1月起至案发前，张登歧一直担任阜阳师范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兼任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张登岐是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起来的专家型大学校长。
据检察机关指控，彭炜所涉嫌的职务犯罪都发生在其担任皖江公司总经理的5年时间内，并且贪污、受贿、行贿三罪集于一身，涉案总金额达100多万元。而张登岐则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利用其担任的阜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及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务便利，先后20余次非法收受阜阳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武某等8人的贿赂合计人民币53.4万元，并在工程建设、人事任免、招生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虽然当前一些高智商、高学历、高职称或者在某个专业领域有较高水平和突出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职务犯罪案件已经屡见不鲜，但解剖这两名知识精英堕落的轨迹和应该吸取的教训仍然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揪心：轻而易举地被腐蚀
虽然彭炜和张登岐两名知识精英一个是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一个是师范学院院长，所从事的工作有较大差别，但记者仔细研究二人涉案事实后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极其轻易地被所在单位的建筑工程或者设备采购“绊倒”，而且收受他人钱财时似乎都浑然不知其中的“厉害”，表现得非常“无所畏惧”。
2000年9月，刚刚调入皖能集团不久的彭炜就被委以重任，出任该集团控股公司皖江公司总经理，成为掌控一方的“诸侯”。几个月后，他老家淮北的个体建筑商戴氏父子就通过关系找上门来，希望得到皖江公司的工程项目，第一次出手就送给他1万元。彭炜想都没想就收下了，接着就开始了他的“帮忙之旅”——他先是要求戴某挂靠在具有建筑资质的安庆市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然后将皖江公司合同价款245万余元的生活区施工场地平整工程交给戴某承建。工程即将结束时，戴某又“及时”送来4万元“感谢费”，彭炜再次收下。
也许是因为感到第一次“合作”十分愉快，2003年1月，当皖江公司要建设厂前区工程时，彭炜很积极地帮助戴氏父子挂靠安庆市三江建设工程总公司后，又将这个合同造价达900余万元的项目交给对方承建，他也因此再次得到了戴某送来的11万元“感谢费”。这样，彭炜让戴氏父子在皖江公司接到了两个大工程，自己也不费吹灰之力弄到了16万元的回报。
记者注意到，许多贪官在与他人做第一次权钱交易的时候，往往内心斗争都非常激烈，或忐忑不安，或瞻前顾后，或乔装打扮成清廉之士，不一而足。虽然现在无法确切知道彭炜最初收下戴氏父子贿赂时的内心活动，但从整个交易过程来看，科技工作者出身的他，对这种腐蚀是缺乏最基本的免疫力的。彭炜后来在庭审中也承认，自己“对法律不熟悉”，不知道这是在犯罪。
彭炜就是这样在对法律的模糊认识中越滑越深。2002年上半年，皖江公司一期工程厂内循环水压力管道、压力管道深层搅拌桩工程招标，吉林电力管道工程公司也参与竞争。该公司项目经理辛某多次到彭炜办公室，请彭炜多支持。彭炜则表示只要符合条件，会考虑他们公司。不久，吉林电力管道工程公司顺利中标，辛某则分两次共送给彭炜10万元。
2003年上半年，皖江公司需要采购厂前区电缆设备。安徽省华星电缆公司项目经理任某想得到这笔业务，于是通过彭炜的大学同学介绍，请彭炜予以关照，彭炜当即表示能关照的肯定会关照。在收下任某一次送来的4万美元后，彭炜帮助华星电缆公司顺利中标。后来，皖江公司先后从华星电缆公司采购了价值达2000余万元的电缆。
在检察机关指控彭炜所收受的人民币29万余元、美元4.1万元的贿赂款中，彭炜通过帮助他人承揽工程或者采购设备就得到了人民币27万余元、美元4万元。
跟彭炜一样，张登岐也是轻而易举地被一些建筑商、投标商的“糖衣炮弹”击倒。2002年，阜阳师范学院开始建设新校区，虽然张登岐只是该学院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但毕竟是行政上的“一把手”，所以那些想从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诸多工程中分得一杯羹的建筑商们就打起了他的主意。
2002年9月，阜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阜阳建工集团”)项目经理张某委托该公司总经理朱某到张登岐办公室，请张登歧在该公司参加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教学主楼工程招投标过程中予以帮忙。张登岐承诺帮忙，并收受张某委托朱某送上的2万元。不久，阜阳师范学院研究确定阜阳建工集团等7家单位入围教学主楼工程，并最终让阜阳建工集团中了标。
从此以后，张登岐一发不可收，不计后果地将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工程作为自己“发财”的捷径。只要那些建筑商来找，无论什么事，张登岐基本上有求必应。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不是“这个忙我会帮的”、“我尽量给你们解决”，就是“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之类。他后来在学院新校区风雨操场、学生食堂以及一期学生公寓等工程招投标及工程款结算过程中，均在收受有关方面的好处后，想尽办法将工程发包给对方，或者及时结清工程款。据检察机关指控，在张登岐收受的贿赂款中，有52万多元的赃款与这些建设工程有关，其中仅该校新校区风雨操场工程一项，张登岐就分9次收受阜阳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武某送来的人民币35万元。
“作为专家，我可能是优秀的、有贡献的，作为大学校长，我可能也是称职、敬业的，但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党员，我竟然稀里糊涂地收受贿赂，竟然站在法庭的被告人席上，我无地自容，惭愧至极，后悔不已！”站在法庭上的张登岐似乎终于醒悟过来。
担心：如此脆弱的免疫力
一个说对法律不熟悉，一个称稀里糊涂收受贿赂，这些话出自两个知识精英之口，堪称匪夷所思！记者在采访中感到，他们这样说并不是有意为自己寻找借口。现实当中也的确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是高智商、高学历、高职称，在某个专业领域有较高的水平，但另一方面，由于知识面狭窄，社会阅历较为粗浅，法律知识更是相当有限甚至是空白，对社会不良风气的免疫能力较低，所以就根本谈不上有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
这一点在张登岐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一些了解他的人都认为，张登岐作为专家型学者，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在事业上有些成就，在生活上态度严谨，其骨子里也并非是那种贪得无厌之人，但却无法摆脱某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对法律知之甚少，对人情世故驳不开面子，正是其可悲之处。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清高的传统，不食嗟来之食，不为五斗米折腰，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为什么少数知识精英却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呢？除了法制观念淡薄外，说到底还是一个“贪念”在作祟。张登岐自己就说：“工程单位给我行贿，是因为不行贿就拿不到工程和工程款，或者是因为感谢我让他们得到了不应该得到的利益。这些都值得我深刻反思。”既然对行贿人的意图看得如此之清，那为何还频频“中招”？在主观上很难再有其他解释。
张登岐案件的公诉人、淮北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徐从锋告诉记者，市场经济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摆脱了过去物质的贫乏，但它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因为利益驱动存在着大量的利益诱惑，无时不冲击着我们的党性观念和价值观，每个人都经受着考验，稍微控制不住自己的贪欲，就会成为金钱和权力交换的牺牲品。
彭炜一案的公诉人、阜南县检察院检察长朱岚清在分析彭炜的腐败原因时也认为，祸起于贪心，贪欲赖于侥幸心理。贪欲是众恶之源，侥幸腐败行为不会被发现的自欺欺人的心理则又纵容贪欲之火愈烧愈烈。
从彭炜案件看，彭炜的贪心除了体现在大肆收受他人贿赂外，还体现在其对公共财物的明知故“犯”上。皖能集团对于外派人员的待遇早就明确规定，外派人员在派出期间，其工资、福利待遇原则上仍在集团公司享受，不得在派驻单位领取工资、福利性质的货币收入。然而彭炜作为皖能集团的外派人员，却在已从皖能集团领取规定的各种工资、奖金和福利情况下，仍然于2000年9月至2005年10月从派驻单位皖江公司又领取工资、奖金和各种福利共42万多元。此外，彭炜为了自己的升迁和得到提拔重用，先后多次向皖能集团主要负责人行贿，也是典型的为了满足私欲之举。
如果说彭炜、张登岐自身思想上免疫力的低下让他们在搞权钱交易时敢于来者不拒的话，那么外部防护的免疫功能失效也即监督的乏力，则使得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有恃无恐，顺水又顺风。
彭炜是皖能集团的外派人员，在皖江公司无异于“封疆大吏”。他想调什么人就调什么人，愿把工程交给谁做就交给谁做，即使搞了招投标，也是他一人说了算，将其派驻的皖能公司本质上对其是实施不了有效监督的。否则，他在皖江公司任职的5年明目张胆地领了5年的双份待遇也不至于不被发现。因此，彭炜案件的公诉人就深深感到，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对国企“高管”的权力运作的监督制约已成当务之急。
而在阜阳师范学院，尽管每一个工程都要走招投标程序，但不分管工程的张登岐却能想让哪家建筑单位入围就入围，想给谁打多少印象分就打多少分，倾向于谁中标谁就能中标，学院党委、招投标委员会在议标、评标和决标时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所谓的招投标制度在这里基本上只具有象征意义，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开招标、议标和决标工作机制。对权力的监督失灵甚至缺乏，必然导致权力的过度膨胀，并进而促进了掌权人贪欲的无限度释放。
像彭炜、张登岐这样的知识精英，其职务犯罪的成因，有着与其他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犯罪的诸多共性，但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对于他们来说，常修从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去非分之想，常思贪欲之害，一样急迫而重要。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 吴贻伙 07/04/10）
[ byzh ] 于2007-04-10 21:52:50 上帖[ 发短信 ][ 表状 ]
痛心：两名“高知”同一命运
2007年3月中下旬，在安徽省的阜南县和淮北市，两起职务犯罪案件分别开庭审理，从其涉案数额和被告人曾任职务来看，这两起案件本不会引起人们太多关注，但由于两名被告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且作案手段与许多落马的党政官员相比似乎有些“小儿科”，因而让很多人扼腕叹息。
彭炜，安徽省天然气公司原总经理，今年44岁，199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硕士学位。2000年7月，被安徽省作为引进人才调入皖能集团，同年9月又被皖能集团派到其控股公司皖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即安庆电厂，下称“皖江公司”)担任总经理。2005年10月起，彭炜任安徽省天然气公司总经理。据介绍，彭炜曾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出版过学术专著，并在其工作岗位和专业领域取得过显著成绩，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型企业“高管”。
张登岐，阜阳师范学院原院长(正厅级)，今年49岁，上海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先后在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和教务处担任领导职务，1998年被聘为教授，2005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2年1月起至案发前，张登歧一直担任阜阳师范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兼任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张登岐是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起来的专家型大学校长。
据检察机关指控，彭炜所涉嫌的职务犯罪都发生在其担任皖江公司总经理的5年时间内，并且贪污、受贿、行贿三罪集于一身，涉案总金额达100多万元。而张登岐则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利用其担任的阜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及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务便利，先后20余次非法收受阜阳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武某等8人的贿赂合计人民币53.4万元，并在工程建设、人事任免、招生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虽然当前一些高智商、高学历、高职称或者在某个专业领域有较高水平和突出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职务犯罪案件已经屡见不鲜，但解剖这两名知识精英堕落的轨迹和应该吸取的教训仍然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揪心：轻而易举地被腐蚀
虽然彭炜和张登岐两名知识精英一个是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一个是师范学院院长，所从事的工作有较大差别，但记者仔细研究二人涉案事实后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极其轻易地被所在单位的建筑工程或者设备采购“绊倒”，而且收受他人钱财时似乎都浑然不知其中的“厉害”，表现得非常“无所畏惧”。
2000年9月，刚刚调入皖能集团不久的彭炜就被委以重任，出任该集团控股公司皖江公司总经理，成为掌控一方的“诸侯”。几个月后，他老家淮北的个体建筑商戴氏父子就通过关系找上门来，希望得到皖江公司的工程项目，第一次出手就送给他1万元。彭炜想都没想就收下了，接着就开始了他的“帮忙之旅”——他先是要求戴某挂靠在具有建筑资质的安庆市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然后将皖江公司合同价款245万余元的生活区施工场地平整工程交给戴某承建。工程即将结束时，戴某又“及时”送来4万元“感谢费”，彭炜再次收下。
也许是因为感到第一次“合作”十分愉快，2003年1月，当皖江公司要建设厂前区工程时，彭炜很积极地帮助戴氏父子挂靠安庆市三江建设工程总公司后，又将这个合同造价达900余万元的项目交给对方承建，他也因此再次得到了戴某送来的11万元“感谢费”。这样，彭炜让戴氏父子在皖江公司接到了两个大工程，自己也不费吹灰之力弄到了16万元的回报。
记者注意到，许多贪官在与他人做第一次权钱交易的时候，往往内心斗争都非常激烈，或忐忑不安，或瞻前顾后，或乔装打扮成清廉之士，不一而足。虽然现在无法确切知道彭炜最初收下戴氏父子贿赂时的内心活动，但从整个交易过程来看，科技工作者出身的他，对这种腐蚀是缺乏最基本的免疫力的。彭炜后来在庭审中也承认，自己“对法律不熟悉”，不知道这是在犯罪。
彭炜就是这样在对法律的模糊认识中越滑越深。2002年上半年，皖江公司一期工程厂内循环水压力管道、压力管道深层搅拌桩工程招标，吉林电力管道工程公司也参与竞争。该公司项目经理辛某多次到彭炜办公室，请彭炜多支持。彭炜则表示只要符合条件，会考虑他们公司。不久，吉林电力管道工程公司顺利中标，辛某则分两次共送给彭炜10万元。
2003年上半年，皖江公司需要采购厂前区电缆设备。安徽省华星电缆公司项目经理任某想得到这笔业务，于是通过彭炜的大学同学介绍，请彭炜予以关照，彭炜当即表示能关照的肯定会关照。在收下任某一次送来的4万美元后，彭炜帮助华星电缆公司顺利中标。后来，皖江公司先后从华星电缆公司采购了价值达2000余万元的电缆。
在检察机关指控彭炜所收受的人民币29万余元、美元4.1万元的贿赂款中，彭炜通过帮助他人承揽工程或者采购设备就得到了人民币27万余元、美元4万元。
跟彭炜一样，张登岐也是轻而易举地被一些建筑商、投标商的“糖衣炮弹”击倒。2002年，阜阳师范学院开始建设新校区，虽然张登岐只是该学院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但毕竟是行政上的“一把手”，所以那些想从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诸多工程中分得一杯羹的建筑商们就打起了他的主意。
2002年9月，阜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阜阳建工集团”)项目经理张某委托该公司总经理朱某到张登岐办公室，请张登歧在该公司参加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教学主楼工程招投标过程中予以帮忙。张登岐承诺帮忙，并收受张某委托朱某送上的2万元。不久，阜阳师范学院研究确定阜阳建工集团等7家单位入围教学主楼工程，并最终让阜阳建工集团中了标。
从此以后，张登岐一发不可收，不计后果地将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工程作为自己“发财”的捷径。只要那些建筑商来找，无论什么事，张登岐基本上有求必应。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不是“这个忙我会帮的”、“我尽量给你们解决”，就是“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之类。他后来在学院新校区风雨操场、学生食堂以及一期学生公寓等工程招投标及工程款结算过程中，均在收受有关方面的好处后，想尽办法将工程发包给对方，或者及时结清工程款。据检察机关指控，在张登岐收受的贿赂款中，有52万多元的赃款与这些建设工程有关，其中仅该校新校区风雨操场工程一项，张登岐就分9次收受阜阳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武某送来的人民币35万元。
“作为专家，我可能是优秀的、有贡献的，作为大学校长，我可能也是称职、敬业的，但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党员，我竟然稀里糊涂地收受贿赂，竟然站在法庭的被告人席上，我无地自容，惭愧至极，后悔不已！”站在法庭上的张登岐似乎终于醒悟过来。
担心：如此脆弱的免疫力
一个说对法律不熟悉，一个称稀里糊涂收受贿赂，这些话出自两个知识精英之口，堪称匪夷所思！记者在采访中感到，他们这样说并不是有意为自己寻找借口。现实当中也的确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是高智商、高学历、高职称，在某个专业领域有较高的水平，但另一方面，由于知识面狭窄，社会阅历较为粗浅，法律知识更是相当有限甚至是空白，对社会不良风气的免疫能力较低，所以就根本谈不上有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
这一点在张登岐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一些了解他的人都认为，张登岐作为专家型学者，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在事业上有些成就，在生活上态度严谨，其骨子里也并非是那种贪得无厌之人，但却无法摆脱某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对法律知之甚少，对人情世故驳不开面子，正是其可悲之处。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清高的传统，不食嗟来之食，不为五斗米折腰，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为什么少数知识精英却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呢？除了法制观念淡薄外，说到底还是一个“贪念”在作祟。张登岐自己就说：“工程单位给我行贿，是因为不行贿就拿不到工程和工程款，或者是因为感谢我让他们得到了不应该得到的利益。这些都值得我深刻反思。”既然对行贿人的意图看得如此之清，那为何还频频“中招”？在主观上很难再有其他解释。
张登岐案件的公诉人、淮北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徐从锋告诉记者，市场经济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摆脱了过去物质的贫乏，但它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因为利益驱动存在着大量的利益诱惑，无时不冲击着我们的党性观念和价值观，每个人都经受着考验，稍微控制不住自己的贪欲，就会成为金钱和权力交换的牺牲品。
彭炜一案的公诉人、阜南县检察院检察长朱岚清在分析彭炜的腐败原因时也认为，祸起于贪心，贪欲赖于侥幸心理。贪欲是众恶之源，侥幸腐败行为不会被发现的自欺欺人的心理则又纵容贪欲之火愈烧愈烈。
从彭炜案件看，彭炜的贪心除了体现在大肆收受他人贿赂外，还体现在其对公共财物的明知故“犯”上。皖能集团对于外派人员的待遇早就明确规定，外派人员在派出期间，其工资、福利待遇原则上仍在集团公司享受，不得在派驻单位领取工资、福利性质的货币收入。然而彭炜作为皖能集团的外派人员，却在已从皖能集团领取规定的各种工资、奖金和福利情况下，仍然于2000年9月至2005年10月从派驻单位皖江公司又领取工资、奖金和各种福利共42万多元。此外，彭炜为了自己的升迁和得到提拔重用，先后多次向皖能集团主要负责人行贿，也是典型的为了满足私欲之举。
如果说彭炜、张登岐自身思想上免疫力的低下让他们在搞权钱交易时敢于来者不拒的话，那么外部防护的免疫功能失效也即监督的乏力，则使得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有恃无恐，顺水又顺风。
彭炜是皖能集团的外派人员，在皖江公司无异于“封疆大吏”。他想调什么人就调什么人，愿把工程交给谁做就交给谁做，即使搞了招投标，也是他一人说了算，将其派驻的皖能公司本质上对其是实施不了有效监督的。否则，他在皖江公司任职的5年明目张胆地领了5年的双份待遇也不至于不被发现。因此，彭炜案件的公诉人就深深感到，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对国企“高管”的权力运作的监督制约已成当务之急。
而在阜阳师范学院，尽管每一个工程都要走招投标程序，但不分管工程的张登岐却能想让哪家建筑单位入围就入围，想给谁打多少印象分就打多少分，倾向于谁中标谁就能中标，学院党委、招投标委员会在议标、评标和决标时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所谓的招投标制度在这里基本上只具有象征意义，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开招标、议标和决标工作机制。对权力的监督失灵甚至缺乏，必然导致权力的过度膨胀，并进而促进了掌权人贪欲的无限度释放。
像彭炜、张登岐这样的知识精英，其职务犯罪的成因，有着与其他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犯罪的诸多共性，但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对于他们来说，常修从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去非分之想，常思贪欲之害，一样急迫而重要。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 吴贻伙 07/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