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期红极一时 前中联部副部长王力沉浮
“文革”前期红极一时 前中联部副部长王力沉浮
在中国,有两个王力:一个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原籍广西的王力,一个是曾在“文化大革命”前任中联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原籍江苏的王力。此文所说的王力,是指后一个王力。这个王力,曾经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红极一时的人物。
曾经是党内才俊,受到康生的提拔和推荐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
在当时,王力可以说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中央下发的带有一定理论性的文件,他都能读懂,而且理解较快、较深,常常还能谈出自己的见解。在平时,他经常接受上级指派的任务,给一些基层干部谈一些理论问题。王力口才出众,常能深入浅出地剖析理论问题,分析当前形势,使听众很是信服。干部们有什么不懂的事情,也常去请教王力。
此外,王力还是个笔杆子。早在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他就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写一些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报告,受到上级的好评。后来,王力在党的内部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有材料、有观点,文笔也比较好,读后总能让人眼前一亮。王力到山东分局工作后,在任《大众日报》记者时,写文章更多了。他写的报道稿、评论稿,以及发表的一些带有理论性的文章,是这份报纸上的重头文章。王力的小说《晴天》发表后,在解放区流传很广。当时,在山东分局中工作的有点文化的干部,都把王力视为楷模。
青年时期的王力能在共产党内崭露头角,固然有他自己文化水平较高、文笔好、聪明能干、工作努力的因素,但还有一个外在因素,就是康生的大力提拔。
康生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王力调到山东根据地工作后,正好在康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康生通过读报纸和在工作中接触,很快就发现了王力。
当时的康生,以理论家自居。在党内发表讲话时,也喜欢一套一套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摆出一副“党内理论家”的架势。康生也读过一些书,爱好舞文弄墨。这样,王力与康生二人似乎有了某种共同点。两人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王力经常是康生的座上客,康生闲下来也愿意到王力住的地方坐一坐。两个人谈诗论文,常常一谈就谈到深夜。这样,康生和王力虽然是上下级,但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康生在他的下属中,是比较垂青于王力的,经常安排王力做一些重要工作,让他执行一些重要任务。当时山东分局的一些重要文章,甚至给中央的报告,康生都安排王力执笔,或者参与起草。久而久之,王力就成了山东分局的“文胆”,成了山东分局离不开的人物。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解放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南方城市和广大地方,急需一批能力强、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南下去建立政权。这时,康生想到了王力。他把王力列入了山东分局向中央推荐的几个干部名单中。中央同意了康生的意见。全国解放不久,中央将王力调往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
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在当时已经是十分重要而且地位很高的职务了。那时,中央对华东局的工作十分重视,配备的干部也很精干。像王力这样资历的干部,能够担任这样的职务,已属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对华东各省市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对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解放日报》的社论,大多出自王力之手。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越南。当时确定选择去越南的干部的标准:一是要政治上可靠,思想好;二是要有一定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强;三是要有为国际主义献身的精神。同时,中央还有一个考虑,就是:选一些年纪轻、能力强的干部赴越南,一方面抗法援越,一方面接受锻炼和考验,以后回国后要重用这些干部。此时,康生又想到了王力。他亲自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名,建议派王力去越南。由于康生的举荐,王力被列为赴越工作人员之一。1953年底,王力即赴越南。当时,王力是以正司局级干部赴越南工作的,在赴越人员中,职务是比较高的。在越南,当然也受到重视。他一到越南,就担任了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同时,还做组织和训练民兵的工作。
对王力的一生来说,这至关重要的两步,全赖康生的提拔和举荐,因此可以说,康生是王力的“恩师”。
一炮走红,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1955年10月,王力被调回国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杂志社,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赏识。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知道王力,王力也经常给中央写一些重要文稿。有些文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看到过,这就使王力在中央高层领导人心中挂上了号。50年代后期,中共中央有一个打算,就是要选一些年纪轻,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到中央担任部一级的领导职务,以后作为“苗子”来进一步培养,其中的优秀者,还可以再提拔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在考虑这类人选时,由于此前康生多次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面前替王力说好话,加上王力工作确有成绩,因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同意把王力选拔上来。
王力人生重要的一步,是担任中联部副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负着了解世界政治动向,分析国际问题,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国际战略的任务。它实际上是既做重大的外交工作,又研究国际问题的部门。
王力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曾经10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中苏两党辩论时,我党发表的“十评”文章,王力曾参加起草。
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并且让康生当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审稿人。康生在选执笔人时,选择了王力。王力深知写作此文的重要性和作者的分量,于是欣然受命。在康生的指导下,他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量历史文献,研读了一些毛泽东的有关重要著作,然后下笔写作。写作期间,王力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日冥思苦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草稿。康生看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王力按照康生的意见又修改了一遍,然后由康生转呈林彪。林彪看后,基本上认可。林彪还问康生起草人是谁,并让康生约王力到他住的地方来面谈一次。当王力如约来到林彪住的毛家湾一号时,身体不好、一般不见客的林彪亲自接见了他,与他谈了很长时间。林彪问了王力的一些基本情况后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好好工作。同时,林彪也对文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此次见面,王力给林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于写作这篇文章,王力与林彪之间便有了一种亲近感。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毛泽东赞赏这篇文章的话,很快就在中央高层中传开了,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们更加赏识年轻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了。可以说,王力通过写这篇文章而“一炮走红”。
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
王力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后,很快就与江青熟悉了。江青早就知道王力,欣赏王力头脑清楚,文笔好。不过,江青最欣赏王力的,是王力与她一样有极“左”的头脑。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江青把王力当做第一号大员使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找王力商议,有什么重要文章,也让王力执笔。而此后不久,江青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实际“当家人”。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
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因为早已经是王力的恩师,对王力更是关爱有加。他经常把王力叫到自己的住处,向他面授机宜,有时还长谈至深夜。王力则进一步向自己的恩师靠拢,每有重大事情或者有自己考虑不透的事情,总要跑去请教康生。康生的话,他最信服,康生给他作出的指示,他不折不扣地照着去做。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只有江青、康生二人。
想在武汉“露一手”,结果捅了“大娄子”
1967年初上海发生一月夺权事件之后,全国的局势处在更加动荡之中。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
在“军委八条”发布后,武汉军区立即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但没有得到军队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不高兴了,他们和军队内部的一些造反派勾结起来,把矛头指向了武汉军区。2月初,这些造反派组织强占了红旗大楼,接管了长江日报社。3月,武汉造反派贴出了“打倒陈再道”、“枪毙钟汉华”的标语。武汉动荡的局势,使王力意识到“露一手”的机会来了。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到武汉去“一试身手”。
1967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了解情况。王力听说后,直接找到负责安排毛泽东行程的周恩来,要求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还说,江青已经同意了。周恩来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之前又到南方走了一趟,去向毛泽东汇报也好,就同意了。但周恩来同时向王力提出:到武汉后,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王力答应了。
然而,
王力在武汉支持一派压一派,搅乱了毛泽东、周恩来要安定武汉大局的思想。而此时王力在哪里呢?原来,他被群众抓走之后不久,就被军队要了回来。后来,按周恩来的指示,他被武汉空军的刘丰保护起来,于
王力回到北京时,江青等人为了表示对王力的支持,也为了树中央文革的威信,特意组织了许多人到机场迎接王力。此时的王力,腿上夸张地打着石膏和绷带。走下飞机时,在武汉被吓得面如土色的王力,摆出了一副英雄的样子,向在机场欢迎他的人挥手致意。接着,王力以“凯旋者”的身份,乘车回到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地方。
王力回北京后并没有安分。他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介绍“七二○”事件,把责任都推到陈再道的身上,激起了不明真相的北京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对陈再道的义愤。他和关锋、戚本禹还一同去向江青汇报,要在北京找陈再道辩论。江青听后,马上去找周恩来,逼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与陈再道面对面辩论。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在
王力并不只是搞乱军队就罢手。8月上旬,王力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制造动乱的手伸向了外交部。他们觉得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关、戚的策划下,组成了千人的“揪陈大军”,要揪斗陈毅,并且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
毛泽东亲自下令将王力“抓起来”
“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对王力并无恶感。毛泽东赏识王力,江青、康生也在周恩来面前说王力的好话。在他们的推荐下,周恩来也认为王力年轻,头脑灵活,有能力,能写。因此,当时周恩来对王力也曾经抱有很大期望。“七二○”事件中王力被群众抓住扣押时,周恩来对王力的处境很关心,想方设法打听到了王力的下落,让武汉空军设法保护王力,并派飞机把王力送回了北京。北京举行的欢迎王力的“百万军民集会”,周恩来也参加了。但此时周恩来对王力的行为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在会上没有讲话。
王力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使周恩来看透了王力,认定王力居心不良。
本来,在康生、江青的一再推荐下,毛泽东对王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也是很有好感的。“七二○”事件之前,毛泽东也没有看透王力,他当时只是认为王力过左,对群众的态度很凶,不听他的话。当时,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王力,但也没有认为他是坏人。后来他说过,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毛泽东那时只是认为王力同他不一致,王力的方法不对,并没有认识到王力是坏人。
“七二○”事件后,王力等人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时,都说陈再道要搞兵变,要发动反革命暴乱。他们向林彪写了一个材料,说武汉有发生兵变的危险。林彪听后也相信这一说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邱会作飞往武汉,让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
毛泽东到达上海后,越想越不对头。他经过两天的独立思考,认定陈再道不是搞兵变。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泽东也知道了。此时,毛泽东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被关押之后的王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
准备停当后,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王力他们走进会场时,仍然是往常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板一眼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的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泽东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因此,王力和关锋实际上是被限制行动的。
王力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后,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每天的伙食标准还和他在台上一样,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报纸,还允许听收音机,在规定的范围内还可以自由活动。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轻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或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
自1982年1月以后,王力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虽然有保姆照顾,但他还是愿意和老伴一起上街买东西,一起打理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后虽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