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零后一代的我悲惨的童年生活--为母亲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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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五零后一代的我悲惨的童年生活--为母亲而写

作者：昆云山房 2010-4-13 16:17:05 发表于：博客中国

健君先生用“最悲惨的一代”来概括五零后一代，诚哉斯言。我们这一代人，刚刚出生就面临着饥饿和死亡。在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和任何一次天灾人祸一样，最容易受到死亡威胁的就是老人和儿童。其他地方当时的死亡情况我没有专门的研究，但就在我家乡小村子饿死的人口中，老人和儿童是死亡最多的。我清楚地记得，已经五岁的我，饿得只能扶着墙根走到院子去晒太阳的情形。我清楚地记得，邻居家即我的二叔的小女孩死亡后被一条麻袋卷着送出门，两条像麻杆细小的腿露在外边晃荡的情形。我清楚得记得，村子里都称为“场来家”的一家六口人，老两口和三个孩子都饿死了，只留下比我年龄大一岁的一个小女孩，被亲戚抱走领养。在这一家饿死的三个小孩子，只有一个比我大，两个都比我小。最小的一个不到一岁。我清楚得记得，那一幕幕悲惨生活的场景......

1959的秋季，生产队的食堂因粮绝而停炊。人们才有了自己在家里做饭的权利，但面对的是无米之炊，甚至无锅之炊。因为家家户户的锅在大跃进大炼钢铁时被强行收缴，完了任务。在经过逐户“搜陈粮”的运动，除了个别村干部家庭，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无粮无锅。母亲打发大哥到街上买来了锅，可是粮食即没有钱去买，也无处去买。我母亲只有带着孩子们到处挖野菜，剥树皮。

1959年的冬季，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是最难熬的一个冬天。父亲被反成右倾，平时就很少回家的他，就更没有机会到家里来了。死神已经光临我们的门槛，在轻轻地敲门。村里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我的二伯是我家的邻居，冬季没有什么可吃，就去河渠上瓣冰凌充饥，一家五口，在这个冬天就饿死了三口。最早死亡的是小女孩，后来是二伯母，到1960年春节后，二伯父也死去了。他死亡后无人掩埋，在家里的炕上放了许多天，因为当时在村子里找抬的人都很困难。后来母亲对我们说，人挨饿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吃的东西，到吃饭的时间，哪怕一碗开水一定要喝，哪怕一点菜根也要吃，只有这样才不容易把人放倒，人一放倒，就只有等着饿死。她说要是二伯父一家也像我们一家，每天找一点野菜根，熬成水喝，也不至于饿死。其实，我的母亲多次动员过二伯一家，叫他们一起去挖野草根，可是每次都没有人肯在冰天雪地里随我们一家去受罪。她还说：人的胃没有吃的东西，本来就弱得很，一吃冰凌怎么受得了。我们家的邻居还有一家是老夫妻俩个，只有一个女儿早已经出嫁，老两口相依为命，也都没有熬过这个夺命的冬天。

为了一家人的生存，母亲表现出超出常人的毅力和意志，她带领着一家人，每一天都要去寻找可充饥的食物，这是和死神的赛跑，只要我们有一天找不到吃的，死神就会走进我家的门，死亡就会随时降临，抓走我们每一个人。

一直到大雪覆盖大地的时候，母亲仍然领着我的大哥、大姐、二姐，在雪地里寻找野菜根，用来充饥。封冻的土地上要找出可充饥的野菜根茎，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但舔犊护子的本能和生存的欲望使母亲一天也没有停止和死神的搏斗。他们出去时，大哥是带着头，母亲和大姐、二姐是带着小铲子，凡是大的根茎，如苜蓿根，菜籽根，都是大哥用头刨，凡是小的根茎，如防风、苦蕖的根茎，则都是母亲和姐姐们用小铲子挖。挖来的野菜根茎，洗净后就撒点盐在锅里煮熟，熬成菜汤，熬好后就按照每人一份，先把菜汤盛在碗里，再把煮熟的野菜根均分到每个碗里。最后她把自己的那一碗里的野菜根，再夹出一点来，放到大哥或者我的碗里。因为在她的眼里，大哥和我是一家人的希望。这个镜头，在我一生当中曾经无数次地浮现在我的脑海。而每一次想到这个情景，我都不禁潸然泪下。

野菜根茎的辨认也是需要经验的，一次我的大姐在挖野菜根茎的时候，不知道吃了什么有毒的草根，回到家里就显得意识混乱，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用手在空中乱抓，抓一下手放到嘴里做吃东西状，到后来可能是力量衰竭而睡去。母亲和大哥给她灌浆水，喝开水，直到第二天才苏醒过来。后来母亲说，她担心大姐醒不了，从这里搬开口子，我们一家说不定就不保了。她说，大灾之年，一家人最怕的就是搬开口子，这口子一开，就像河堤搬开一个豁口一样可怕。会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是死神眷顾我们一家，还是母亲的坚强和善良感动了死神，幸运的是大姐终于在第二天醒过来了。我们家没有搬开口子，我们挺过了这个冬天，挺过来了，挺过来了。

除了野菜根，我们一家还经常可以吃到的就是榆树皮。我家的院子边上有一棵大榆树，树粗要四五个大人手拉手才可抱拢。经过1959年到1960年两年时间里，我们一家吃掉了这棵大榆树两米左右以下一半多的树皮。榆树上砍下树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榆树皮砍下来，要加工成为榆树皮面，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从榆树上砍下树皮，是母亲和大哥的事情，他们轮流砍，砍一点歇一会，对饥饿的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砍下的榆树皮首先要晒干，再用斧头砸碎成颗粒状，以便在水磨上磨成面，或者在碾盘上碾成面。榆树皮面吃起来要比野菜根好吃多了，但榆树皮面特别粘，做成面条，下到锅里一煮，往往成了一团浆糊。于是，干脆就用榆树皮面搅成面汤或者馓饭。这东西吃下去常常形成便秘，拉下来很难。我拉屎时我母亲就用筷子从肛门里拨拉，一次肛门流血多，母亲抱着我哭。

我的弟弟已经三岁，饥饿使他不会说话，不会坐，只能在炕上爬。 记得那是1960年的夏天，已经开始夏收，这个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已经基本过去了。村子里早在1959年秋收之后就因粮绝而停炊的食堂也开始恢复，每天中午和晚上供应的是大人每人两碗小孩每人一碗清汤， 我也有力气能跟着母亲到地里去拾麦穗。公共食堂的饭是按照年龄定量来计算供应量的，而且几乎每顿是清汤，只有据说是中央工作组要检查来的几天里吃到了馒头，因此饥饿的威胁仍然笼罩着除了队长、会记、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之外的所有家庭。为了增加吃的来源，母亲和大哥把院子全部开垦出来，种下了甜菜。弟弟大概是能喝到每顿一碗清汤的原因吧，也能爬起来，爬到窗户，每当母亲和我们几个到外边去的时候，他都会爬在窗户上发出微弱而嘶哑的哭喊。一天，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我的弟弟竟然爬在院子里，吃着甜菜叶子，满嘴的绿水从两口角流出来。这情形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在长大后，我曾经问过弟弟，他还能否记得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不记得了。我想，不记得也好，这悲惨的一幕，至少在他心里没有留下阴影。有时候遗忘也不是一件坏事啊，遗忘可以使人减轻心里的负担。可是，那个情景，我一生都忘不了。

1960年好不容易过去，1961年农村迎来转机，毛泽东在全国死亡数千万人之后，不得不退居二线，把千疮百孔的经济交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农民开始容许有自留地，公共食堂也解散了，这就是文革当中作为刘少奇罪状之一的所谓“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的实行。从这一年开始，人们才慢慢缓过劲来。尽管仍然经常还是吃不饱，但有了最低生存的条件。父亲这个时候也安排了工作，在一个公社当主任。然而，我的母亲却从此在也没有了健康，她的余生就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

也许，是过于操劳，耗尽了她全部的精力，1961年开始，母亲的腰弯下去了，再也直不起来。她再也不能下地，做饭，只有在炕上躺着。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在我们熟睡以后，她经常发出痛苦的呻吟。父亲虽然千方百计到处求医问药，甚至曾经到陕西去看过病，但终究没有看出个名堂来。文革发生之前，母亲的神志还是清醒的，到文革发生以后，当时任公社主任的父亲被作为走资派，批斗，游街，殴打，这些消息本来是瞒着她的，但不知什么人告诉了她，还是她从人们的神情言谈中知道了什么消息，总之，母亲从此神志常常不清。常常无故吵闹，说些没有人能理解的胡话。看着母亲的情形，想着被造反派凌辱的父亲，只有十多岁的我，也常常彻夜难眠。这大概象征着我童年生活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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