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连记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5 00:27:01

新兵连记忆—谨以此文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1、父亲的一个电话我就当兵了

我是70年12月去的新兵连,但应该算71年的兵。记得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军队大院的孩子比较好当兵,我当兵时,就是父亲给他在总参二部的战友打了个电话,白天打的电话,晚上我就走了,背个小书包,几乎什么都没带。在二部那个伯伯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到了北京房山总参某新兵集训地。

2、女兵宿舍里的“男同胞”

在房山新兵集训时,我们二十几个女兵睡在一间房里,床就是两行大通铺。彼此都不认识,我只认识睡在我左右边的两个人。总共在房山新兵集训队呆了三天,总听见宿舍里有一个男兵在讲话,开始我以为是接新兵的,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同屋的女兵,来自海淀的育英中学,叫孙弘毅,她的嗓门特粗,说话跟男的一样。

3、可爱的“巧巧”和“豆豆”

在集训队睡在我右边的是一个可爱的胖姑娘,她才14岁,比我还小一岁(我当兵时刚满15)。她是我们的开心果,别看她胖鼓鼓的,居然天天踮着发给新兵的大棉鞋给我们跳“白毛女”。她的名字叫张素巧像个农村名,但她也是北京兵。后来我们熟了以后一直管她叫巧巧。睡在我左边的是个来自天津的姑娘比我大一岁16了,我们在集训队呆了三天,她哭了三天,她尤其想她的哥哥和妈妈,第三天听说我们要离开北京分到全国各地时,她哭的更厉害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她长的很瘦小,小名叫豆豆。

4“大肥肉”联想曲

终于分配了,我被分到总参390测绘大队。名字听着挺好听,但单位在青海。女兵里边一片哗然,豆豆哭的更厉害了,就连一向乐观的巧巧也沉默了(她们两都跟我分到了青海)。而我似乎反应不大,这可能与我从小心中的英雄情节有关,我觉得当兵就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如果让我留在北京当兵,我肯定觉得怪没劲的,就跟没当兵一样。到了总参390部队,我们还是要在新兵连训练半年。我印象最深的是食堂的饭菜。青海的气压低(沸点低80度),用青稞面做的馒头永远蒸不熟。我们是吃份饭,打得菜和饭必须吃完,而且吃饭时间只给10分钟。我记得分给我的大肥肉我根本吃不下去,又不敢扔,只好撕成小块拌在饭里,闭着眼睛往下咽。记得有一次分给我的大肥肉多了点儿,急得我一边哭一边吃,我们的副班长用讥讽的眼神看我半天,我问她是啥意思?她说看到了我身上干部子弟的“娇骄二气”,嘿!还挺左。还有天天吃洋葱(洋葱大概是西北特产,据说西北的气候只适应土豆和洋葱的生长),吃的我们宿舍全是洋葱味,把我都给吃伤了,直到现在一看洋葱就反胃。

5、“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闹出的笑话

记得刚当兵时,经常要填各种各样的表格。那个年代家庭出身是必填项目。我的出身很好填——“革军”(当时最时髦的出身“革命军人家庭出身”),但是仅此还不够,一般的表格还要求填上一代的出身,即父母的出身。父亲的出身好说,贫农出身,母亲可就麻烦了,她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正确的填法应该是“商人”,可我写信回家问父亲,父亲大概也觉得商人不好听,让我填“高级职员”。父亲的政治面貌“中共党员”,母亲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要求入党,但可能是由于家庭出身等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结果父亲让我填“超龄团员”。记得一次班务会,班长笑眯眯的问我,你妈多大了,我低着头红着脸儿说,“四十了”,“你妈都四十了,还是团员呢?”这回不是班长一人乐了,而是全班都乐了。

6、难以忘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

我当兵那个年代是上世纪70年代,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中期,大部分人的思想都特革命。我们班的女兵一半来自于干部家庭,也有来自于农村的和工人家庭的,这些出身那时都属于红五类。只有一个北京兵其父母都是北京京剧团的,在我们眼中她就属于较复杂的“异类”了,该“异类”名叫于丽娜,经常爱发表一些“奇谈怪论”。我刚当兵时,思想特别单纯(大家的评价)很多人都喜欢和我在一起,包括于丽娜,记得有一次她当着我和其他班的几个同志谈有关恋爱的话题(这在当时是绝对的禁忌),可能让别的班的同志汇报给领导了,领导就为现在看来根本不算是事的“事”来找我核实。不仅如此,我们班还为此专门开了一场批评与自我批评班务会,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这件事,开会时我还以为没我什么事了呢,正开半截,班长给我传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在会上就质问于丽娜,那天为什么散布那些言论。我看了后吓的够呛,真不愿意问,又不敢违背班长的命令,只好低着头,结结巴巴的,声音像蚊子一样的问了一句。说到这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班长,她是68年的老兵,也是北京兵,思想特革命,我们班有好几个跟我十分要好的战友,对她印象不好,觉得她爱拍领导马屁和打小报告,也许是我比较单纯的原因,班长很爱接近我,并给我起了个昵称“小不点儿”,动不动就跟我谈思想。

7、我们班的“中心人物”

我们班的中心“人物”,并不是班长,而是我们的副班长。她可真是个人物。她叫朱丹妮,外号“土敦子”。据说她的名字是由于她的母亲非常崇拜前苏联女革命家“丹娘”而起,所以我们有时也开玩笑叫她朱丹娘。她矮矮的个子,大奔头,大眼睛,若是个男的,那样子就有点像列宁,不仅长的像,说起话来声色并茂的神色也有点像。她仅仅比我大一岁,当时也只有16,但经历相当复杂。她是江西兵,父亲是个老红军,据说她13岁时就是一个保皇派组织的头头,挨过斗,坐过“喷气式”。她很有才,头脑极其聪明,爱开玩笑,说话极富幽默感,不仅如此,她还心高气傲,非常要强,记得那时我们班的北京兵都有些优越感,都说自己天天见到毛主席(那时的人以见到毛主席为自己最大的骄傲),其实是吹牛,最多是远远的瞄过一两眼。土墩子很不服气,说她们也天天见到毛主席,说着把嘴往墙上一弩,嗨!原来是毛主席画像。再说说她外号的来历,她们江西有句口头禅“土敦子”。一开始,只要别人有点错,她就开玩笑管人叫土墩子,后来大家一起都叫她土墩子,从此就成了她的外号。土墩子性格很豪爽,有点像男的。我刚来班里时,她总爱讥讽我。我开始有点触她,可我的一个好朋友,特别喜欢她,老说她如何的优秀。时间一久,我也越来越喜欢她。记得我调走的时候抱着她直哭。我们到了地方后,她是最早发起来的,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是光大银行证券公司的总经理,在西单的阿静酒家请了我们一顿,并一人送了我们一个高档钱包,当时的土墩子似乎变得比部队更“糙”了(也许是当官久了的原因),满口的国骂,带着一个年轻的男秘。当时她已离异,并育有一女。

8、新兵连里我最好的朋友

新兵连我最好的朋友叫张小玲。她也是北京兵,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好像是人大的老师。在北京集训时她就注意到了我,但我们成为好朋友是到了青海以后。她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皙,眼睛细长,慢条斯理的。我们成为好朋友,她非常主动,她老说我特别单纯。小玲那个人跟她接触久了,就发现她特别优秀。她心地善良,思想纯正,尤其擅长做思想工作,像个温和的大姐姐,其实她才比我大半岁多,她很崇拜“土墩子”,后来我跟土墩子好,受了她很大影响。她的绘图技术最好,我们这些兵中,她在部队呆的最长,后来升到了中校,调到了北京总参测绘局。现在也转业了。

9、“车祸”事件

我们的新兵连,在青海省西宁市的郊区,条件比较艰苦。没有洗浴设施,也没有军人服务社。所以我们每星期都要到西宁市中心的测绘大队总部去洗澡,或买点日用品。每次去都是做军用卡车去。记得有一次从大队回来,感觉卡车开的很快,我当时脑子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翻车?但很快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可没过多久,我忽然觉得脑子轰的一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过了一会清醒过来,发现好多人趴在我身上,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翻车了,还嚷嚷着“别压了,别压了”可是几秒钟之后,我就意识到出车祸了,我从人堆里爬出来,战战兢兢的下了车,此时我一看我们的大卡车已经呈45度角,侧翻着,幸亏一颗粗大的白杨树挡住了卡车的继续下翻。但是站在卡车右侧的战友很多都掉到了路边的沟里,一阵阵哭喊声(一车全是女兵)。我伸了伸脖子,蹬了凳腿觉得自己没受什么伤,赶紧跟着大家一起抬伤员。这时不知是谁打了电话附近驻军医院的救护车和大队赶来的救援队都来了。从医院回来后,一清点人数,我们班一共12个人,除了5个人那天没去大队外,去的7个人,只回来了我一个,其余的全住院了。大家都说我命大。土敦子还编了个顺口溜,原句我忘了,大概意思是我怎么机灵,怎么命大。我们班有个叫夏群宣的,是个宁夏兵,她在我们班除班长外年龄最大,长的很美丽,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她是我们班伤的最重的,大概是腿肚子上的肉削掉了一大块,她的血衣我们给拿回来了,那天晚上我们宿舍显得很凄惨,熄灯号吹了以后,一想到盆里泡着的血衣,大家都睡不着觉。到了夜里一、两点钟。实在熬不住了。大家开灯起床,都说心里害怕,决定两个人挤一张床。土墩子还给每个人冠以头衔。那时代的人都知道由于柬甫寨国家政变,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避难,因而成了中国的新闻人物,从而也成了我们国家的“电影明星”(那时的电影非常少,翻来覆去只有几个朝鲜片,阿尔巴尼亚片和以努克为主的新闻纪录片)。土墩子自冠西哈努克亲王,她和前面提到的“粗嗓门”孙宏毅一个床,孙则自然成了奴克夫人了,我和李小燕一个床,李被冠以宾奴亲王我自然成了“宾奴夫人”,结果我和小燕挤了一夜谁也没睡好。第二天土墩子幸灾乐祸的说,“宾奴”一夜没睡,看着“宾奴夫人”直运气。

10、测绘室里的“小篓篓”

我们在新兵连除军事训练外,主要是学习绘制军用地图,每人一套测绘笔,一张测绘桌。在我们实习绘图的时间,测绘室里非常安静,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可是我们班有一个兵总是在这种静谧的环境中发出肠鸣音,她就是前文提到的“男同胞”孙宏毅,由于她这个“生理特长”,土墩子给她起了个外号“屁篓子”,遭到了孙宏毅的强烈“抵制”,实际上土墩子跟孙宏毅关系很好,一看孙气得两眼冒火, 外号马上降了“一格”,改成“小篓篓”了。尽管这个外号孙听着也别扭,可是土墩子无论如何也改不了口了。

11、我们班里的俩个“小冤家”

我们班里还有个宁夏兵,是个回民,名叫马芳,来自于农村,她是通过哥哥的关系当的兵(她哥哥在县武装部工作),她跟我也很好,老操着她的宁夏口音,叫我“小不舔(点)”,她跟我们班一个叫刘向东的兰州兵总是闹点小矛盾,有意思的是,她们只要一吵架,都找我来诉说。刘向东长的有点像新疆人,眼睛蔻蔻,很漂亮,是个直爽而单纯的女孩儿,但是不知为什么,她老针对马芳,对她什么都看不惯,老跟我说马芳的不是。而马只要跟刘拌了嘴,总是找我来哭诉,说刘向东如何看不起她,嫌弃她是农村的。马芳眼睛好像有病,家里比较贫穷,她顾虑挺多,觉得自己眼睛不好,不会在部队干长的。马芳长的胖乎乎的,说话时经常拉着我的手,感觉很亲切,尤其是知道我要调走时,不仅经常拉着我的手,还搂着我的脖子掉眼泪,恋恋不舍的,好像永远见不着了似的。不过,也确实,我调走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她。写此文时,她“丰腴”的影子,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我很想念她。

12、我调走了

父亲通过关系把我调走,并没有跟我商量,所以班长和土墩子都比我早知道我要调走了。后来大概是土墩子把这件事情透露给了我。当时我不敢相信,而且表示坚决不走。班长也老来跟我谈心,讲革命大道理。当时大家都知道我的去向是二炮某部队医院,单位在甘肃。但他们都认为,我父亲的目的是把我调回北京,先来一个“曲线救国”。但我了解父亲,他是一个正统和偏左的人,他不会为了怕我在高原吃苦,把我调回北京的。他从小对我们的教育,就是好“男女”志在四方,他这次没跟我商量就把我调走的唯一原因就是想让我搞医务工作(这是我后来才问清楚的),这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家长认为女孩从事的最理想的职业。我要前往的部队是总字126部队医院属第二炮兵。临走时全班都来送我,我哭得很厉害,马方和刘向东她们都哭了,这时我默默的搜寻着土墩子的身影,看见她红着眼圈在人群后面,我没想到女强人“朱丹娘”也会掉眼泪。                
                                                                       2010-04-27      作者:婉婉约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