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首辅张居正》看“清官误国”---转帖

                   从《万历首辅张居正》看“清官误国”

    最近热播的《万历首辅张居正》生动塑造了一代改革家、政治家张居正的形象。曾有人非议，为何海瑞这样的清官，张居正不予任用，这就要提到张居正的治国主张：“多用循吏，少用清流”。
    张居正对官吏分成循吏和清流两种。循吏是那种做事不拘一格，对事情目的比较明确的人，虽然操守也许一般，但能做事、善做事，利国利民，类似于“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而清流则相反是指那些拘泥于所谓纲常的人，为了好的名声，做事瞻前顾后，结果或一事无成或害国害民，这样的人为官，对国计民生有害无益。张居正治国用循吏，明朝始有中兴之象，但对张居正之所为，清流多加议论，亦多阻挠，酸腐之气让人深恶痛绝。
    海瑞后来为官后，一生廉洁耿介，却招致士大夫阶层的批评，几乎到了不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最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这就是说，万历皇帝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
    对于清官误国，清末官场小说《老残游记》多有揭露，刘鹗中写道：“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选拔大臣时，“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还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此后乾隆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
    台湾八八水灾中，台湾当局对此事件的救援及紧急善后被批评“做得太少太慢”，马英九将救灾责任指向指向灾民待在家园，没有及早撤离。在所谓总统府公布的所谓《治国周记》中，他再次强调“人不可跟天斗”，“如果能及早撤离，不知可解决多少问题”。引发外界批评。有民众引述《老残游记》中“清官更可恨，因为清官刚愎自用会误国”来批评他的无能，也有网名留言，“宁可要贪腐的总统,也不要无能的总统”。
    循吏生于现实世界，活于现实世界；清流生于现实世界，却活于理想世界。循吏的价值在于勤政，清流的价值在于护道。勤政者，观天下而有策略，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知何所为何所不为；护道者，为纲常而有激愤，他们的感情也许是真，但其见识却甚为可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国的根本在于国富民强，为国家谋利益，为百姓谋福祉需切实可行之道，而不是满腔报国之言，却无治国之策。所以治国需多用循吏，少用清流。
    我们普通公民，也应多做循吏之事，多用循吏之人，勤于政务，少于清议，方可为国分忧，无愧于自身之职责。然而现实中总有一些人日日怨愤，崇洋媚外，对国家政府妄加评论。这么做，除泄一时之愤，给敌对势力于口实，祸国殃民，断无其他作用。我们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决定了国事纷繁，世事复杂。作为公民我们能作的应是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若整天为纲常所累，整天盯着不公，为“不公”所拖，为奸人所用，实是空谈误国。常听网友语出激愤之言，甚至做出过激之事，深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