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家族二
11.第一节
刘文辉发迹史上离不开的几个人
刘文辉13岁时离家赴成都读书。送他到省城的是他的大哥刘文渊，字升庭，生于1874年，是前清秀才，担任过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在刘氏家族内部，刘文渊一直是实际上的掌门人，也是刘氏祠堂声望颇高的族长。
四川省咨议局成立于1909年10月14日。清朝末年，立宪派呼声空前高涨，清廷不得不顺应民意，在各省成立咨议局。这是以官僚、士绅和社会名流为代表的一个地方民意机构，各省选出来的议长如江苏省张謇、湖北省汤化龙、四川省蒲殿俊等，大多是立宪派著名人物。各省咨议局的成立，使立宪派获得了进行合法斗争的场所。在清政府制定的《各省咨议局章程》中，对咨议局议员和选秀才资格作了如下规定：“男子须满25岁，曾办学务或其他公益事业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中学或同等学堂以上毕业者，有5000元以上营业资本及不动产者，始有被选举权。”从这个条款看来，要求确实不低。刘文渊能名列其中，也说明了他当时的社会地位。
辛亥革命后，刘文渊又考入四川省法政学堂。这所学堂始创于1903年，初称“课吏馆”，又称仕学馆，1905年四川总督锡良将其改办为四川法政学堂，是四川大学法学院的前身。刘文渊从这所学堂毕业后，曾在大足、安岳县任过知事等职，后来也担任过四川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刘文辉是刘家的老幺，从小便得到全家人的呵护，作为刘家的老大，刘文渊对老幺尤其尽力。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那年夏天，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刘文辉第一个投奔的是他的同学邓锡侯。邓锡侯（1889~1964），号晋康，四川营山县人，家庭出身贫寒，8岁丧母，10岁丧父，全靠舅母文氏抚养成人。少年时就读于乡间私塾，后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第一期深造。
辛亥革命前夕，邓锡侯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邓锡侯尚未从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就毅然回四川参加了新军，在第十七镇六十五标当教练官和帮带。刘文辉晚邓几届入学，又规规矩矩读完了全部课程，等到刘文辉毕业时，邓锡侯已经升任川军第二十三军二师五团团长，驻防在成都市北校场。
对于刘文辉的到来，邓锡侯表现出了非常的热情。趁着酒醉话热说出了想法，要将刘文辉留在自己部下。邓锡侯是个性情直爽的人，同时又说了他的担心：“我这儿池子小，不一定能养得了你这条大鱼，是留还是去，完全由你自己决定。”刘文辉踌躇片刻，回了句话：“等我先回安仁拜见父母，工作的事以后再从长计议。”其实，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是，自己也是从保定军官学堂毕业的，在大不了几岁的同学手下干事有点不光彩。另一方面，毕业前夕大哥刘文渊已经托人给他带了信，让他迅速回家，工作之事已有所安排。
所谓“安排”，是想让刘文辉到此时已经发迹的刘湘部下做事。刘文辉在安仁老家休息了几天，就由大哥刘文渊陪伴赶赴成都，直奔刘湘公馆而去。这天，刘湘安排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席间，对这个刚从军官学堂毕业的小叔赞不绝口。然而出乎意外的是，一谈到安排工作之事，刘湘却将话题转开了。刘文渊听得有点不耐烦，单刀直入地问：“小六叔的事，到底安排还是不安排？”此时刘湘也只好实话实说：“不是我不安排，早先我曾立了条规矩，不在军中安排自家的亲戚。如今破了规矩，恐怕有人要说闲话。”刘湘说的是实情，在四川军阀中，刘湘确实是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一个。
不过，对于小六叔刘文辉的工作，刘湘也早已有所考虑。他不肯把刘文辉安排在自己的部下，当即给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打了个电话，又写了一封信，让刘文辉去见刘存厚。就这样，刘文辉成了刘存厚部下的一名上尉参谋。一毕业就当上了上尉，不能不说是刘存厚的特殊关照，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刘湘的深情厚意。
对于这一番求职的际遇，刘文辉、刘文渊兄弟间曾有过一次交谈。
刘文辉说：“要讲真心话，纵然是他（刘湘）留我，我还要考虑考虑，叔侄在一起做事碍手碍脚，不是个味道。你升了官，人家说是抱了粗腿凭路子。我偏要自己去闯，我就不信，胜不过他刘湘。”
刘文渊听出了他话中的危险信号，挡住了话头说道：“年少意气盛，固然也算正常，但是为人谦虚谨慎，更是至关重要，请六弟切记。”
刘文渊带着刘文辉到了刘存厚那儿。刘存厚满面春风迎出大门，和刘湘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刘存厚是晚清派往日本留学的“士官生”，应该说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他对刘文辉的才华十分赞赏，这让刘文辉感到颇有几分得意。私下里和朋友聊天，刘文辉语气中带有一丝愤懑，讥笑刘湘有眼无珠，不识人才。这话后来传到刘湘耳边，他也只好装作没听见。
刘文辉在刘存厚部下任上尉参谋期间，四川发生了一系列纠缠不清的内战。如前所述，刘存厚这个军阀奉行的是“有奶便是娘”那一套，哪个势力大就跟随哪个。打来打去，国内政治形势又是一变，张勋拥护溥仪复辟时，封了刘存厚四川督军，并授予三等男爵。但是刘存厚没有高兴几天，随着孙中山在南方成立军政府发动北伐，刘存厚被众人指作复辟派，被唐继尧领导的靖国军赶出了四川，逃往陕西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让刘文辉再依附于刘存厚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于是刘湘又出面援手相助，在询问了刘文辉的想法后，将这位六叔推荐给川军驻乐山第八师师长陈洪范。天地混沌，风云际会，各个军阀之间都在谋求发展，差的是人才。听说刘文辉是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毕业的，又是刘湘的小六叔，陈洪范做了个顺水人情，刚一到任，就任命刘文辉为第二十九团第二营营长。其后五年间，刘文辉的官职一升再升，先是当上了第二十九团团长，然后当上了第一混合旅旅长，直接隶属于刘湘领导，很快完成了由一名下级军官到川军将领的过渡，同时也意味着，刘文辉翅膀硬了，他可以自立门户了。
事情后来的发展也正是按照这条轨迹进行的。
几场军阀混战打下来，四川出现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军阀们占山为王，各自划出一片防区，征粮征税，搜刮百姓。刘文辉在外头混了几年，对这一套手法已经十分熟悉，带领部队马不停蹄直奔叙府（今宜宾市），发动叙府人掀起了一场驱赶滇、黔军的运动。中国人固有的家乡观念帮了他的忙，叙府人和其他四川人一样，对那些爱在他们面前指手划脚的云南、贵州军人早已感到深恶痛绝，听说刘文辉要为四川人撑腰，一时间城内标语传单满天飞，游行队伍不断。得民心者得天下，没用多长时间，刘文辉便牢牢地占领控制了叙府这块地盘。
刘文辉在总揽了驻防叙府地区的军、政、财、文教大权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开始了至关重要的一着棋：请他的五哥刘文彩出山，来叙府担任船捐局局长兼四川烟酒公卖第二十分局局长。从此以后，刘文彩成了刘文辉军事集团的财政总管。
叙府地处川南，管辖十三个县，是长江起点第一大城，又是云南、贵州入川交通要道。刘文辉控制叙府后，经过两年多的经营，便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恍若太平盛世一般。有一天黄昏，刘文辉站在城外的翠屏山上，凝神环眺滚滚东去的长江，心里不由得升腾起满腔得意之情。扼守住了叙府，他就等于占有了天府四川的半壁江山，这里正是他今后统一全川的策源地啊！
刘文辉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刘文辉十六七岁的时候，由他父亲刘公赞作主，为这位在外求学读书的儿子订了一门亲事。女方姓高，是安仁镇附近塘场一位土财主的女儿，人长得一般，但符合刘公赞心目中的审美标准，丰乳肥臀，一看就是个能干活、能生娃儿的女人。那时候刘文辉正为自己的前途操心，夏天学堂放假回家时，他见到了这个女人，心里并不太愿意。但是想到父母之命难违，也不好多说什么，悻悻地走了。
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的前身，是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时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从历史渊源上讲，是清末北洋各军事学堂的延续和发展。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在保定开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也随迁北京，同时在原地开办了保定陆军军官学堂。这是一所相当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事学校，较之以往的中国军校，保定军官学堂形成了完整、正规的规章制度。国民党许多高级军官都是毕业于这所学校，如蒋介石、陈诚、张群、孙传芳、李济深、商震等。
能进入这所学校里读书，对于刘文辉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保定军官学堂奉行西方“军人不得干政”的原则，对学生实行严格管理，要将学生塑造成无条件服从命令的职业军人。学堂里的学生成分复杂，有的来自南方，受革命思想影响较重；有的从不过问政治，只顾埋头读书；有少数满族权贵的后代，虽然脑后少了根长辫子，思想上仍然是清王朝的遗少；也有出身官僚富豪家庭的学生，受不了学校清规戒律的管束，暗地里吃喝嫖赌，贪图享乐。在这么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刘文辉自重自律，课堂上认真钻研功课，课余时间三五成群，或漫步郊外踏青，或集聚静室讨论，日子过得也还愉快。
只是有一件事，在刘文辉心中难于释然。暑假回家时，父母媒妁之言为他相中的那个小媳妇高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依了父母的意思同高氏结婚吧，确实心有不甘；不依呢，又觉得对不起父母的一片苦心。1913年除夕这天，刘文辉和一群同学出外郊游，回到学校后，心中不知为何空落落的，莫名其妙泛起一阵惆怅。他伫立在窗前沉思了一会，折回来坐到桌前，展开信笺，提笔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 父母亲大人钧鉴：
今夕何夕，新岁之除夕也，遥望云天，能不驰慕！
儿来京师，已二年矣，惟见故都城墙雄伟，宫殿壮丽，庙堂宏阔，牌楼谐趣……凡此皆非言语所能状述。昔读古文，常以两都作为佳作，盖张衡尽述东西两城之繁华妙景也。如张衡再生得见今之北京城，恐将为其作品羞也。盖京师之繁华犹十倍于古两都也。然亦勿庸责彼，时代不同有以至此耳。
蒙双亲怜爱，为聘高氏女，然校规甚严，在校不予婚假，故婚期以延缓为宜。 新年临近，春回大地，至望全家老少，均各安泰，专此恭请福安。
写完落款和日期，刘文辉把信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第二天，他将这封信寄出去后，心情忽然觉得好了许多。
不过该来的总归是要来的。不久，刘文辉收到了家里的回信。回信由大哥刘文渊执笔，除了鼓励他好好学习，为国效力外，关于与高氏结婚一事，信中转达了父母的意思：婚姻大事已定，不能当做儿戏，聘礼也早已送到女方家中了，乡梓邻里都已知晓，盼望刘文辉能早日回乡成亲，了却父母亲的一桩心愿。
12.第二节
1914年夏天，刘文辉利用学校假期回到了安仁老家，正式与高氏举行了婚礼。婚事办得十分热闹，刘文辉是刘公赞家的老幺，又是在外读书的洋学生，乡亲们自然格外看重。刘公赞也慷慨解囊，拿出了平日的积蓄，要把幺儿子的婚事办得风光体面。 这次结婚，刘文辉一共在安仁老家呆了十天。
然而这短短的十天，也是刘文辉与高氏之间的全部婚姻生活。
婚礼结束后，刘文辉告别家人和新婚的妻子，回到了保定军官学堂。这一去就是整整三年，直到1917年从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刘文辉才重新见到了妻子高氏。可是这时候的高氏，已经失去了早先的光鲜和灵性，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木讷而呆滞。 刘公赞有六个儿子，刘文辉是最小的老六，他娶的妻子高氏，自然是刘家的幺媳妇。过去那些大户人家，有数不清的规矩和繁文缛节，她不仅需要处理好与公爹公婆的关系，还需要处理好与那些妯娌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小媳妇来说，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并不是件容易事。另外，丈夫刘文辉与她结婚后，对她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每次对她说话总板着一张脸，仿佛是她上辈子的债主，这一切都被妯娌们看在眼里。何况，刘文辉结婚三年没有回家一次，显然是对高氏没有什么兴趣，这更是使得那些妯娌们看低了这个幺媳妇。久而久之，高氏变得越来越呆板。叫她扫地，她经常拿着扫帚站在门口出神；叫她收碗，又往往会将碗碟掉在地上摔碎。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等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堂毕业时，高氏已经成了个神经轻微错乱的病人。
刘文辉在刘存厚部下担任营长后，曾经回过一趟老家，完成了他人生中的另一桩大事：娶了第二位妻子李氏。
这一桩婚事，仍然是其父刘公赞“干预”的结果。眼看着高氏疯疯癫癫，刘公赞心中直叫苦，有时候甚至当着高氏的面公开埋怨：“瘟神呀，怎么把瘟神请到家里来了？”刘公赞让长子刘文渊代他写信，征询刘文辉的意见。刘文辉显然对婚姻丧失了信心，每次回信都是避而不提婚事。后来，终于还是经不住家里人的软磨硬泡，总算松口答应了一句话：有合适的也行。刘公赞就是等着这句话。收到信后立马放出口风，刘家老幺要再娶媳妇。话一传出，说亲的媒人踏破了刘家门槛，经过一番反复比较挑选，选定了李某的女儿李氏。
李氏虽然不是出身名门，却也是个大家闺秀，生得眉清目秀，仪容端庄，且长于女工，能做一手精致的刺绣活。刘文辉请假回到安仁与她见了一面，心里有几分满意。但是，李氏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她不能和高氏在一起生活。
李氏提出的条件既合情又合理，没有不答应的理由。经过和家里的父母、大哥等人商量，决定让高氏仍然住在安仁刘家，新娶的太太李氏则跟随刘文辉，在乐山县城北街租了两间民房住了下来。也许是刘文辉感觉对第一个妻子高氏有愧，现在娶了新妻，态度变得格外殷勤，每有空闲时间，便教她读书写字，不到两年时间，李氏就已经能够看懂一些简单的通知、便条了。刘文辉对李氏的评价比较高：“娘子心灵手巧，应学识字读书，交际场中，可以出面应酬。”后来还给她取了个名字：李助乾。（参见彭迪先、舒国藩主编：《刘文辉史话》，第31页）
1919年，刘文辉人生中接连遭遇了几桩大事。
这年他刚参加驱逐滇军之战，一连打了几个胜仗，正当庆功之时，从老家安仁传来了父亲去世的噩耗。这个消息恍若晴天霹雳，使刘文辉十分悲痛。当时战斗正在紧急时刻，不能回家奔丧，刘文辉只好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写道：“儿文辉奉命参战，忠也；回家奔丧，孝也；忠孝不能两全，舍孝取忠，非儿之决裁，实乃形势所迫。父卧病床，儿既未能亲侍汤药，父瞑目长眠，又未能扶柩入土，人子之罪，无以伦比。”过了三个月，又传来他母亲去世的消息。
也是在这一年，妻子李助乾生下了大女儿刘元恺。但是，自从这次生育后，李太太再也没有生过孩子。究其原因，是连绵的战争期间跟随刘文辉行军打仗，带着未满月的婴儿在山路上流离颠簸所致。不仅不能生育，还留下了关节炎、风湿病等一些病症。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刘文辉和李助乾结婚七年，只生了一个女儿，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看，没有儿子等于没有后代。为此，刘文辉心里不免有点暗暗着急。或许是李太太看出了刘文辉的心病，找到一个机会，对丈夫推心置腹地说：“自乾，我对不起你。每当看到别的人家那些男娃儿，我就心如刀绞，我不能让你没有后代啊。”
刘文辉一边安慰她，一边在心里盘算。其实，他对这件事早已有所打算，几个月前给远在安仁老家的大哥写了封信，谈到了自己的苦恼。前不久，已经收到了大哥的回信，说在大邑唐场物色到了一个女子，名叫杨蕴光，日前已托媒人说妥，只等刘文辉抽时间回安仁老家办理这桩婚事。这个夜晚，刘文辉拿出了大哥的信，将事情的原委给李助乾说了。李助乾心里像塞堵着一团乱麻，内心充满了矛盾。面对即将再娶新妻的丈夫，她默然掉下了一颗泪珠。刘文辉替她抹掉了眼泪，抚慰良久。直到李太太点了头，夫妻俩才安然入睡。
杨蕴光人长得十分清秀，艳丽中透出聪慧，妩媚中透出精明，有风韵有魅力，又天生是一副大胆泼辣的性格。自从刘文辉将她娶进门后，这位“辣美人”深得宠幸，刘家家庭内部的事务无论大小，全都交给了杨蕴光处理。有时候她连军务也爱插手，被人讪称为“半个军师”。刘文辉手下的部属有什么事，往往事先要走她的路子。 有这么一件事。刘文辉的亲信副官杨炳云早先当过土匪，后被刘文辉收编，因他是袍哥头子，在江湖上吃得开，刘文辉颇有倚重之处，因此在许多事情上，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怎么认真。
放纵的结果是杨炳云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杨炳云带着几个弁兵去绑了一个“肥猪”，被绑的“肥猪”名叫白治平，绰号白胖子，是杨森手下师长白驹的三哥，家中极为富有。杨森下野后，其部下也随之失势，白胖子便跟着倒霉。绑架那天，偏偏白胖子的办公处有很多人，见穿着军装的杨炳云公开“绑肥猪”，围着那辆吉普车不让走，口口声声嚷嚷要去报警。杨炳云气急败坏，从腰间掏出手枪朝天放了几枪，骂骂咧咧吼道：“格老子的，再不上车毙了你个龟儿子！”
不巧的是，这件事正好被前来成都公干的国民党要员伍朝枢亲眼看见了，心中愤愤不平，第二天便上门来找到刘文辉，责令他派人调查。
刘文辉听后大为光火，当即下令把杨炳云押往“三军联合办事处”（相当于城防司令部），准备处以极刑。杨炳云的老婆得知消息后，吓得魂飞魄散，来向杨蕴光求情。杨蕴光为难地说：“这件事确实让军长面子上难堪，如今人在军法处，只怕要回来也难，再说也不好开口呀。”杨炳云的老婆知道杨蕴光有贪财的毛病，忍痛割爱拿着一件价值万元的稀世珍宝再来求情。杨蕴光见了宝物爱不释手，不知给刘文辉吹了多少枕边风，终于把人放了。
为了聚敛钱财，维系军阀集团的收支平衡，刘文辉专门有一支贩运烟土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头头叫胡子运，名义上挂着块禁烟处处长的招牌，暗地里从西康往成都贩运烟土。在成都方正街的刘公馆里，专门设有一座烟库，钥匙由杨蕴光亲自保管，每次到了烟土，也由杨蕴光经手分配，由此可见杨太太在刘家的地位。 刘文彩曾经在安仁为其胞弟刘文辉修建过一座公馆，1942年春，刘文辉回老家接收房子，杨蕴光陪伴随行。按照刘文辉的安排，公馆的房子分配给二太太李助乾和三太太杨蕴光各一套，杨蕴光特地选定了一套宽畅的院落，自己又不想住，干脆让娘家亲戚搬进去住了。二太太李助乾分到的那套院落小一点，她情绪上不大愉快，再说一时也用不上，于是这套院落只好托给刘家管田产的一位何姓管事照看。至于那个神经错乱的大太太高氏，根本就没列入分配人员的名单上。
有趣的是，杨蕴光分到那套院落后，一直没有搬进去住过，但却大兴土木，对房子内部进行了一番翻修改造。刘家人私下嘀咕：“费钱费力建了房子送她，她还不满意呢！”认为杨蕴光如此做使刘家很伤面子，因为改建之前也没打声招呼。这话传到刘文彩耳边，他笑着对几位弟兄解释说：“杨蕴光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眼界自然也高，她看不惯，觉得公馆修得土气，要改建一部分也属正常。”十几年后——那已经是建国以后的事了，报纸上将公馆内部修建有金库一事披露出来，刘家的后裔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杨蕴光改建房子，是在修建地下金库。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杨蕴光不仅很有敛财手段，其掌管的财富也绝对是不容小瞧的一笔数目。 军阀们弱肉强食的“鱼虾规则”
唐德刚先生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是民国初年的军阀时期。
这个军阀时期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还勉强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政府，地方军事头目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肆意横行。袁氏一死，国家瘫痪，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正式进入一个军阀时期。所谓“军阀者”，便是一个军人拥兵自重，甚或割据一方，在名义上，他还是国家军政体制上的一个有名分的单位，但是在实际运作上，则是不受政府法令约束、自作自为的独立王国。在中国的传统历史里，通称为藩镇。用句直白的话说，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
具体到四川军阀，这些军阀们“比较年轻，缺乏外事经验，远离中国的革命中心，在地方军队中升迁甚早，而且升迁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并不是为了什么主义。这种狭隘眼界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坚持顽固的地方主义。他们对个人军队和地盘的关心，往往超过他们对整个四川的福利的关心。”（参见[美]罗伯特·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第36页）
1926年前后，刘文辉占据了以叙府为中心的20多个县，实力日渐强大。有句话说，后来的强盗总是比前辈强盗更胆大。作为四川军阀的后起之秀，刘文辉充分彰显了军阀内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弱肉强食的规则，在兼并、收编、挖墙角、扩充武装实力方面毫不逊色于他的前辈。
13.第三节
当时刘文辉的军部驻在成都，而从叙府、乐山至成都的通道，则为盘踞在雅安、西昌、彭山、双流等县的西康屯垦使刘成勋所遮断。这就成了刘文辉的一块心病。 刘成勋（1883~1945），字禹九，四川大邑县人。1902年，刘成勋、陈洪范等5个大邑考生考入四川武备学堂，这件事成为轰动地方的一件大事，给年幼的刘湘、刘文辉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时候，刘氏家族的孩子们是把刘成勋当作英雄顶礼膜拜的。刘成勋曾先后当过四川陆军参谋长、旅长、师长、军长。1922年，他被推举为四川省临时省长。
提到刘成勋当临时省长的过程，也颇有趣。省议员们开会那天，刘成勋事先收买的一伙人乔装打扮成樵夫模样，挑着柴草，别着腰刀，分别沿着不同的路线来到省议会大院门口。忽然，后边有几个手持木棍的人追赶过来，樵夫们跑进会场，后面手持木棍的人也追进会场，不分青红皂白一顿乱打。刹那间，桌椅板凳和门窗玻璃被砸得七零八落，正在开会的议员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木讷的站着发呆，机灵的拔腿就跑。省议会厅被砸，使议员们认识到刘成勋不好惹，第二天重新召集开会，议员们已经很乖巧了，选举省长时纷纷投了刘成勋的票。因此，事后有人说，刘成勋的“民选省长”一职，是靠打砸抢得到的。
刘成勋有个绰号叫“刘水漩”。在四川话中，“水漩”有不负责任、老奸巨猾的意思。他长期占据雅安一带，为人不讲信义，做事像“水漩”一样圆滑，性情也让人难以琢磨。据他家祖传的家谱记载，刘成勋是刘备的后人，平时刘也喜欢以刘备后人自居。遗憾的是，这个自命为刘备后人的人并不是什么好货，他在防区内巧立名目，大肆搜刮杂税、特捐和烟捐，老百姓十分反感。搜刮来的钱财，他首先想的是装进自己的腰包，对士兵的薪饷经常拖欠，因此部属也同他离心离德。更要命的是，当时四川边区经济困难，粮饷缺乏，刘成勋便下令让部队在荒山野岭开荒种鸦片，如此一来，大多数士兵成了阿芙蓉瘾君子，军心涣散，纪律松弛，没有什么战斗力。
1926年春夏之交，刘文辉策划了一出“夜袭蔡州”的好戏，准备突夺新津、直捣雅安。可惜好戏还没来得及上演，就被刘成勋侦察得知。他严加防范，使刘文辉的行动未能得逞。
第二年初，听说刘成勋投靠刘湘，准备组成联合阵营向“保定系”开刀，刘文辉大为不满，干脆撕破脸皮，直接向刘成勋叫板。刘文辉有个幕僚班子叫做“编纂委员会”，网罗了一批政客和文人，作为刘掌控舆论的班底，刘文辉授命这班人起草了一份声讨刘成勋的通电，洋洋二千余言，在列举了刘成勋的大量罪行后写道：“虽不能护革命之幸福，岂能长受军阀之余殃。应请将误国误民、非驴非马之假革命刘成勋，夺去军长头衔，交付人民审判。”（详见《四川军阀史料》第四辑，第404页）
在讨伐刘成勋的通电刚刚发出后，马上就有刘成勋部下第一、二、三师的三个师长刘国孝、陈鸣谦和孙涵见风使舵，被刘文辉分别委以第五、六、七路司令职衔。刘成勋部的边防军正副师长羊清泉、贺中强，也被刘文辉委任为川康边防军正副司令。其他如三师副师长杨芳毓、旅长敖向荣等，也在一夜之间由刘成勋的部下变成了刘文辉的部下。利用金钱拉拢收买人心，是刘文辉的惯用手段。这一次，他又是做得神不知鬼不觉，部下纷纷倒戈时刘成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没有动手，刘成勋的部属已被肢解，其防地已成了刘文辉的囊中之物。
是年6月初，刘文辉组织3路人马对刘成勋发动猛烈攻势。兵临城下，刘成勋也发了一个通电，电文中说：“勋与辉同乡共事，自问有德无怨，突来攻击，其目的何在，索解殊难。”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委屈和不解，也让人有几分同情。但刘成勋在军阀中混了那么久，有个道理他不知是没弄明白还是装糊涂，在那个靠武装实力说话的年代，抓住了枪杆子就得到了天下，人家要打你，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套用现代的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
包围了刘成勋之后，刘文辉给对方打了个电话：“刘军长，你是老前辈，如今时代不同了，请你打个让手，我要到雅安来。”雅安是刘成勋的防地，刘文辉在电话中公开摊牌，意思很明了，什么这主义那主义，其实都无甚关系，他要的就是对方的防地。
围城之中，刘成勋已如惊弓之鸟，只顾自己落荒逃命。逃到荥经县，他原先的部下羊清泉已经倒戈，城头变换大王旗，此时也拒绝让刘进城，刘成勋只好折身再找去处。屋漏偏遇顶暴雨，正当狼狈逃命之际，又遇到一群土匪的袭击，刘成勋侥幸逃脱，面对跟随的几十个残兵败将，他百般无奈，感叹不已，只好让部下通电刘文辉，声称即日下野。刘文辉接到通电后，嘴角露出胜利者的微笑，通电让各部“保护禹公回籍”。
刘文辉兼并刘成勋的部队之前，刘成勋部有枪14000支。经过短短几个月时间，刘文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迅速将这支人马收编为手下部属，他的队伍再一次壮大了。
而刘成勋下野后，回归故里大邑县当了一名寓公。他在银屏乡鸳鸯村修建了一座公馆，共有房屋20多间，每天饮酒解闷，越喝酒量越大，据说最多一次能饮3斤泸州大曲。平时无客人时，便独坐“望月楼”中静悟参禅。1945年12月，刘成勋突然中风病死家中，此后，其妻刘太太将全家迁入大邑县城城隍庙街刘府居住。过了两三年，刘家失窃，孙中山当年馈赠给刘成勋的三件宝物象牙宝塔、象牙球和狐皮裘短大衣被盗，案发后刘太太到县府告状，县长将这个情况呈报给时任省政府主席的王陵基，王拍案大怒：“川军老首长家也遭抢了，这还了得！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后来县府查案半年多，也没有着落。建国后，这三件宝物竟在刘文彩的公馆里查出。据说，是大邑地方的土匪头子郭保之抢劫后，献给安仁公益协进社总头子刘文彩的。历史的恩怨总是这么错综复杂地纠缠着，让人欲说还休。
军阀之间的派系，多是缘于利益关系而结成。即使同一个派系的盟友，也并非铁板一块，睡一觉，第二天早晨醒来，便有可能已经转变成了政敌。比如刘文辉最引以为得意的“保定系”，原是为对抗刘湘、杨森为首的“速成系”而结成的军事集团，也曾经因争斗利益而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
“保定系”的几个代表人物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邓、田两人中，田颂尧虽说是国民军第二十九军军长，但军事实力不如刘文辉。因此凡事总得让着刘文辉几分。加上此人性格圆滑而平庸，刘文辉便经常取笑他。有一次，田颂尧掸帽子上的灰尘，不慎将帽子掉落在了地上，刘文辉乘机挖苦说：“连帽子都拿不稳，位子只怕也要丢啰。”类似这样的话听多了，田颂尧嘴上没说什么，心中的郁闷却是可想而知的。
矛盾和积怨是一点点增加的。田颂尧控制着四川兵工厂，委派其部下师长王思忠掌管，所造出的武器打算用以扩张自己的部队。这个王思忠胆子也大，造出的枪弹竟敢不交给军部，全拿去武装了自己的队伍。田颂尧忍无可忍，关了他的禁闭。谁知刘文辉却乘虚而入，秘密派人前来做王思忠的工作，将其一个旅的部队收编到了自己名下，并且派人偷袭兵工厂，抢走了一些枪支弹药。这种挖墙角的举动使田颂尧大为光火。过了不久，刘文辉又故伎重施，将田颂尧的教导团团长帅国祯收编，委为第十三旅旅长。至此，田颂尧与刘文辉的矛盾逐步升级，渐趋表面化了。
恰在此时，刘文辉又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保定系”的另一位老同学。此人叫余安民，曾当过川军旅长，后来告别军旅生涯回温江老家赋闲。刘文辉和余安民原来关系不错，但是刘文辉是个倨傲待人的性格，这几年宦途升迁顺利，更是变得踌躇满志。他在大街上见了老同学余安民，当着众人的面说道：“你不是在家打酱油吗？”说人打酱油在四川是看不起对方的意思，正巧余安民家里也开了一间酱油铺，余安民认为这是莫大的侮辱，当时扭头便走，心里发誓要想办法整垮刘文辉。
得知刘湘与刘文辉叔侄之间矛盾很深，余安民决定去刘湘处游说。他给刘湘出的主意是联合田颂尧对抗刘文辉，并拍着胸膛表态，他愿意前往田颂尧部做联络工作。刘湘欣然点头，当面许诺：如果联田打垮刘文辉成功，便委任余安民为师长，并奉送10万大洋。
余安民到了田颂尧的驻地，将刘湘的意思添油加醋地一说，田颂尧满口答应。就像一个装得满满的炸药桶，现在只差一根导火索了。过了几天，这根导火索终于被点燃了。刘文辉有个副官叫李全安，原是个袍哥小头目，打探到田颂尧的队伍要从成都到绵阳，准备在途中拦劫。这个阴谋传到田颂尧耳里，他大发雷霆，咬牙切齿，决心与刘文辉一决雌雄。
双方争斗的焦点是田颂尧掌控的四川兵工厂。1932年10月下旬，刘、田两军在成都街衢巷口构筑工事，双方摩拳擦掌，又一场恶战眼看就要开打。成都士绅及社会名流连夜在市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公推曾经当过四川都督的尹昌衡等会晤刘文辉、田颂尧。尹昌衡愤愤地说：“日前已和衮衮诸公议定，避免省会地方糜烂。当时刘文辉、田颂尧满口表示赞成。言犹在耳，而夜间又大干起来，置全市民众生命和财产于不顾，刘、田二氏失信于民，无人格，至于此乎！”尹昌衡亲自去找刘文辉、田颂尧，可是刚刚出门，城内枪声大作，著名的成都巷战已经打起来了。
战争最终以田颂尧的战败而告终。见田颂尧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另一个保定系的人物邓锡侯出面了。他的角色是和事佬。邓锡侯出面约请刘、田双方在他的军部会面，一手拉着刘文辉，一手拉着田颂尧，说道：“你们两个都不对，彼此认个错，以后好生过。来，你们两个互相鞠个躬！”鞠过躬后，刘文辉脸色变得和悦起来，说道：“我们保定系以后要团结，共同对付刘湘。”田颂尧脾气倔强，脑子一时半会转不过弯，不服气地说：“此次战事好比一场赌博，我不幸而输，没有话说。现在愿将部队交出来，任凭收编。本人自愿下野。”
他说这番话并非本意。何况，即便田颂尧愿意下野，他的那些悍将骄兵也不会答应。果然，这次“和谈”之后一星期，刘、田双方的军队又打了起来。再打的结果还是田颂尧战败。田颂尧被围困在成都北门文殊院寺院里，弹绝粮尽，他与胞弟田泽孚抱头痛哭：“天呐，想不到我的事业就此完了。”围绕在他左右的侍卫为之动容。
14.第四节
田颂尧失败了，他只能暂时夹起尾巴做人。四川军阀间的混战，头绪众多且情况复杂，今天的胜者明日也许成败将，今天的败将明日也许是胜者。田颂尧像头受伤的野兽，静静地蛰伏在一个角落里舔着伤口。等到条件一旦成熟，他将东山再起，再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战。而他与刘文辉的关系，也要根据各自的利益经常进行适当调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四川军阀玩政治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刘文辉、田颂尧在成都的这场厮杀，刘军死6000多人，田军死4000多人。双方伤者又有万余人。据当时华大社会调查团与红十字会统计：成都四圣祠、平安桥、衣冠庙、文昌宫等地死亡百姓8140多人，因战祸逃走他乡的难民27200人。（参见肖波、马宣伟著：《四川军阀混战（1927~1934）》，第243页）
“四川王”的陆、海、空、神四路纵队
四川军阀混战，长期厮杀，此消彼长，到1927年，只有两大对立的派系最为庞大。一是以刘湘为首的速成系，主要骨干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郭昌明、鲜英等；另一是以刘文辉为首的保定系，主要骨干有邓锡侯、田颂尧、向育仁、孙震、陈书农、黄隐、夏首勋、董长安等。
刘湘据有川东防地，以重庆为根据地，控制长江上游咽喉。他的野心很大，曾经在万人大会上放出狂言：“中国历史上四川人没有出过投鞭黄河，饮马长江的人物。”言下之意不表自明，他不仅要独占四川，还觊觎中原。而要实现这个野心，靠的是军队。
刘湘的军队，有陆、海、空、神四个军种，人们称之为“四路纵队”。
陆军：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第二师师长王缵绪，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第四师师长范绍增，教导师师长潘文华，模范师师长刘湘兼任。还有机关枪司令刘炳勋，工兵司令蓝田玉，川东边防军第一路司令陈兰亭，川东边防军第二路司令穆瀛洲，川东边防军第三路司令魏楷。此外，在重庆临江门杨家花园有座兵工厂，有300台机床，3000工人，制造手枪、捷克式机枪和中、小迫击炮。
而刘湘的军队中最有特色的是空军、海军和神军。
1929年，刘湘着手筹建空军。先派吴蜀奇等人到法国购买飞机、学习飞行技术、聘请教官和机械师。1931年春天，刘湘的航空司令部在重庆广阳坝成立，刘自兼空军司令，委任蒋逵为副司令。
蒋逵，又名蒋正鸿，字云逵，四川巴县人。中华民国成立后，蒋逵是袁世凯派往英国学习的第一批飞行员。蒋逵学成归国后，曾参与过为北洋政府筹建空军的工作，随着北洋政府的衰落，他除了几次“免费空中旅游”外，似乎什么也没有做成，满腔抱负一直得不到施展。刘湘得知有这么个人才，便热情相邀。蒋逵一到四川，即向“四川王”刘湘提出创建海军、空军的建议，刘湘拍手称快，大为赞赏，并对他委以重任——不仅让他担任空军副司令，还在海军中担任川江舰队司令兼“长江”号舰长。
刘湘对新创建的空军、海军抱有很高的期望，可是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1929年9月，广阳坝飞机场破土动工。刘湘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当年就将这个占地200亩的机场修好了。所谓“飞机场”，在今天看来很不像个样子，仅仅只是一个平整了的土坝子而已，只能应急性起降小型飞机。但是在从来没有见过飞机场的刘湘眼里，这个土坝子承载了他的太多梦想。刚刚修好，他就迫不及待地从美国购回了一架“华可”型飞机，高薪聘请了德国人亨利进行试飞表演。十分糟糕的是，表演时亨利意外地将炸弹投到了参观表演的军队学员队伍中，当场炸死炸伤学员100多人，搞得“四川王”很没面子。
不过刘湘毫不气馁，1931年春，他又从法国购回一架新式战斗机，并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进行试飞。不过试飞那天，飞机冲上蓝天，在高空中翱翔盘旋了几圈，刘湘激动得站起来，频频朝空中招手致意。正在得意之时，那架飞机拖着一尾白烟，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栽了下来，一头扎进了长江。飞行员王仲荣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接连遭遇了两次失败，刘湘变得谨慎了些，但是发展川军空军的初衷却并没有改变。之后，在蒋逵的指导和帮助下，终于试飞成功，刘湘的空军梦总算成真了。然而成功仅仅只是象征性的，在实际战斗中起不到多少作用，刘湘当时购买的飞机多半都是些过时了的双翼民用飞机，根本不具备轰炸能力。每次去扔炸弹，都需要士兵们将迫击炮弹装进机舱，带到天上去再用人工投掷。有时候引信失效，迫击炮弹落在松软的地上，并不能起到轰炸作用，顶多也只能在地上砸个坑。
四川当时著名的民间诗人刘师亮，有一句打油诗吟诵的就是这个现象：“炸弹落地三尺坑，有人受惊有人笑。”
如果说刘湘的空军如同儿戏的话，其手下的海军则更加搞笑。起初，是买的几艘普通小轮船，四周焊上铁板作装甲，再安装两门陆军用的小钢炮就称作“军舰”了。
因为船的吨位小，马力不大，每次打出一炮后，船身都要倒退一大截。如果想要再开炮，还得起锚，调整轮船的位置，停好了再发炮。这样的“军舰”其战斗力可想而知。而且，这些“军舰”还爱出机械故障，打起仗来经常“停摆”，不仅不能增加战斗力，还往往成为刘湘部队的包袱。因此所谓“海军”，也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而已。
早年留学日本、曾经担任过《北京晨报》主笔的张必果是刘湘手下的幕僚，曾经写过一首诗，向长江沿岸的老百姓告示：“好个巴渝大兵船，由渝开万才七天。一切设备都齐整，外有纤藤两大圈。若非拉滩打倒退，几乎盖过柏木船。布告沿江船夫子，浪沉兵船要赔钱。”渝指的是重庆，万指的是万县，“由渝到万才七天”是说这段路程水上航行需要七天时间。最搞笑的是最后一句，过往民船如果浪沉了“军舰”，那可是要赔钱的哦。
刘湘有志于打造自己的“海军”，不惜血本投入。他派财务总管刘航琛到南京活动，得到蒋介石的默许和支持，又派蒋逵到上海合兴、大中华两家造船厂，以每艘15万银元的价格订购了两艘浅水炮舰，一艘取名为“巴渝”号，另一艘取名为“长江”号。
之后，刘湘仍感到这支海军队伍不够强大，又花二百万银元从法国买回了两艘商轮，可笑的是，这两艘商轮早已到了“退休年龄”，是即将拆毁的报废品，竟被刘湘当作宝贝买回四川。他委托蒋逵对两艘商轮进行改造，在船头和两舷包了一层钢板，在钢板上凿开一排排圆窟窿做射击孔，又在船头领江台上装了一门小钢炮，船尾左右两侧各安装一挺重机关枪，然后在船头船尾立上一根桅杆，拉起一排无线电天线。航行在长江上，也还威风凛凛。刘湘兴致勃勃，为这两艘船分别取名“嵯峨”、“修渝”，并将幕僚张必果写的那首“公告诗”亲自加以改造，成了另一首“公告诗”：“嵯峨修渝两军舰，从万到渝走八天。上水不用绳子牵，下水不用挂风帆。洋船走起好风险，碰坏洋船要赔钱。”诗中的所谓“洋船”，即为刘湘改造后的“军舰”。
围绕这两艘法国商轮，还有一些有趣的掌故，从中能够看出军阀生活的片断和细枝微节。比如说，前往法国购买这两艘商轮时，刘湘派了他的小舅子周成虎（刘周玉书的弟弟）前往洽谈，周成虎不愿坐汽车，偏要坐“滑杆”，非要把“滑杆”带到法国，甚至连抬“滑杆”的轿夫也要一起带去。据说，周成虎在巴黎街头坐“滑杆”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法国海军军官“滑杆”兴趣浓厚，一个个不惜出重金试坐。 “嵯峨”号和“修渝”号军舰改装后，除了在长江上下游弋显摆威风外，另一个用途就是走私烟土了。至于水上作战，基本上没派到什么用场。后来在与刘文辉开战时，刘湘曾经派“嵯峨”号从重庆起锚去攻打泸州，增援陆上部队。到了泸州城附近，经过一番调整航向、方位、校准主炮等紧张动作后，舰长下令发炮。结果刚开了几炮，“军舰”便连连往后坐，不一会就搁浅到了沙滩上，越陷越深。刘文辉的守城部队见此情景，立即展开反攻。“嵯峨”号舰长只好让船员往长江里扔东西，减轻重量，最后甚至让水手集中站到船头，压得船尾翘起，这才从沙滩中脱险，掉转船头狼狈逃窜。
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入川后，刘湘的海军撤消。几艘军舰“解甲归田”，卖给了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做客船。只有“嵯峨”号刘湘舍不得卖掉，归附到了国民党兵工厂之下。抗战开始后，“嵯峨”号被改成了“建中”号，担当了部分运送武器弹药的任务，
到了1950年，这艘轮船被移交给了望江兵工厂。当时负责接船的技术人员对这艘船作了如下细致的描述：“船长约30米，形状较为独特，首尾尖细，狭长高耸，活像一顶贝雷帽。前部上层建筑为两层，钢板焊成，比同样长短船只明显高些，前甲板舱内设有木制长桌，三面是马蹄状条凳，可供二十人就坐议事和休息。船舷也较同样大小船只高，前部底舱水线上端，靠甲板处，左右两侧各有五个圆洞，可供了望、射击。动力是燃煤蒸汽机，烟囱较一般的高且粗大。整个船涂着黑色，给人第一印象是莫名其妙，不大舒服。”
就是这艘让人“莫名其妙、不大舒服”的轮船，在后来的几十年却又书写了另一段历史。建国后十几年先是拖货和运载乘客，
1967年，全国“文革”武斗进入高潮，“建中”号被重庆造反派重新进行武装，把望江兵工厂生产的37高射炮安装到船上，溯江而上，来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前，对准对方的工事一番狂轰乱炸，酿成了一段震惊全国的重庆海战历史。当然这是后话，不过历史的脐带却连接到了四川军阀。
提到刘湘的“神军”，自然会想到“刘神仙”。在民国初年的历史上，“神军”和“刘神仙”影响深远，对整个四川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都曾发生过不小的作用。 “刘神仙”本名刘从云，道名白鹤，四川威远人，生于1883年。
刘从云人很聪明，幼年时读过几年书，后来跟着一位江湖术士学术数，无论是拆字、看相、算命、卜卦，他都很少砸过锅。时间一长，声名鹊起，远近的官吏、富绅、豪商、袍哥头子都来拜他，认为此人的法术灵验。
实际上刘从云是个心机很重的人，据曾跟从过他的道徒蒋尚朴在《刘神仙与四川军阀》（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60页）一文中介绍，刘从云吸引人的最大法宝是“点道作功”：“作功运气时要从两腰和肚脐眼中间起，透出喉管，离顶命心冲出来一寸三分高，显出一条红线，红线顶上现出一颗红珠。无论行走坐卧都要想到这颗红珠，自然会起变化，而且变化无穷，随心所欲。但必须严守秘密，虽夫妻间也不能泄露。”
所谓“红线”、“红珠”，无非是一些幻觉，但是刘从云为了蒙骗更多人，先是训练了几十个帮手，在他乩乱降休之时装模作样配合，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逗笼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神仙”的影响越来越大，他选择了一批有点社会名望的道徒，凑成了一百单八将星，其势力范围和影响也逐渐扩大。
15.第五节
刘从云创立的教派叫做孔孟道。到1925年，教徒已有1万多人，分布在四川威远、荣县、内江、富顺一带。在道徒刘沸澄的介绍下，刘湘认识了刘从云，一番交谈之后大为倾心，主动要求加入了孔孟道，道名玉宪。随即，刘湘又介绍他手下的部属统统加入孔孟道，并且全都取了道名。潘文华道名玉羽，唐式遵道名玉美，王缵绪道名玉道，王陵基道名玉豹，范绍增道名玉泉，杨森道名玉勇，等等。刘湘不仅要求其部下加入孔孟道，还要求部下绝对服从刘从云的指挥。有人不解，问刘湘为何迷信神仙，刘湘笑着反问：“你们要那么多小老婆都可以，我要个神仙都不行？”虽说是玩笑话，也能看出刘湘对刘从云的喜爱。
1929年夏，刘从云提出要为刘湘建立一支“神军”，立即得到刘湘的大力支持，电令各部通力合作，共同筹款。有刘湘的号令，部属们纷纷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筹齐了银元23万多元，指派蒋尚朴、刘晓岚迅速到上海采购枪械。到1931年，神军扩大到13000多人，刘湘将其改编为模范师，师长刘湘自己兼任，实际上由刘从云掌控。
于是，在刘湘的军事会议上，经常会出现荒诞不经的场面：刘湘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时，川军各将领身着戎装，分坐左右两排，神仙刘从云却穿着拖地长袍，头戴红顶瓜皮帽，脸上涂抹几笔油彩，坐在一帮威严的军人之中，显得不伦不类。偏偏刘湘迷信至极，每逢刘从云乩乱之时，便要川军将领在“刘神仙”面前跪下。军阀中也有不买帐的，比如有一次杨森就嚷嚷起来：“我妈死了我都没磕头，肯定不能给刘从云跪的。”刘湘手下师长范绍增，每当碰到给刘从云下跪的场面，他便跪在地上，心里暗骂：“刘从云我日你妈！”事后还经常吹嘘：“什么神仙，龟儿子，老子骂他妈他都不知道！”
在后来围攻川陕红军的时候，刘湘让刘从云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围剿几路川军的战斗。进攻打仗前先摆开阵势做一阵法事，拿乩语当军令，这样的仗怎么打得下去？刘湘手下大多数部将虽然不敢明说，心里却窝着一肚子火。老牌军阀王陵基在发给刘湘的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说：“钧座（指刘湘）之命绝对服从，刘妖（刘从云）之令，誓死反对！”刘湘拿王陵基没有办法，不换思想就换人，只好撤了王陵基的职。结果，这次战役输得一塌糊涂，许多军官主张杀刘神仙以谢川人，刘湘想保他也保不住了，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收拾乩盘走人。1935年初，刘湘派人把刘从云送出了川境，任他继续去江湖上蒙混。建国后，刘从云被政府逮捕改造。
“二刘大战”的导火索
在四川军阀的牌局中，刘文辉很会审时度势，先是攀附刘湘站稳位置，然后又靠“保定系”这张牌赢了个“大胡”，军事实力直线攀升，政治地位扶摇直上，很快就超过了邓锡侯、田颂尧等人，成为和刘湘并驾齐驱的川中军界大人物。二刘各自拥有重兵十余万人，都想独揽权力，双方互不买帐，彼此的关系逐渐由合作走向对抗。 “二刘大战”前，刘文辉以200万银元的巨资从国外购买了飞机，拆散分装在五金箱内，从上海运往成都。途经万县时，被刘湘手下师长王陵基扣留。
对这件事，刘文辉感到十分恼火，决定亲自前往重庆与刘湘交涉。然而到重庆后，不巧正赶上刘湘丧母，借口这个原由，头两天刘湘躲着没同刘文辉见面。从辈分上说，刘文辉是刘湘的小六叔，他直接闯到刘湘家中，明里是奔丧，实际内容是与刘湘谈交易。刘湘灰头土面，一脸的无辜和茫然，声称母亲新丧，情绪低落，对刘文辉所说的飞机被扣留一事不太清楚，他对这位小六叔说：“这是王灵官（王陵基的绰号）搞的，你直接去找他。”
刘文辉去找王陵基，王又躲起来避而不见。无奈之下只好折回头再找刘湘，刘湘连连摇头推托，说等办完母亲的丧事再来处理。
这么一来二去，刘文辉早已不耐烦了，便伺机还以颜色，暗中以巨资收买刘湘所部师长范绍增和蓝文彬。挖墙角是刘文辉的拿手好戏，但是这一次演砸了锅，他分别向两位师长送了20万银元的贿款，不料事机不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被刘湘知道了。
刘湘不动声色叫来范绍增，问刘文辉最近来重庆，他可有什么收获？范绍增人称范哈儿，是电视剧《哈儿师长》中的主角原型人物，虽说没有什么文化，脑袋瓜子却特别机灵，听刘湘这么问，心知已经露馅，“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说：“我有错，我有错。”接着将刘文辉收买他的经过添油加醋说了一通，立马要回家去取贿款上交。刘湘拦住了他，笑着说道：“这笔钱既然送你了，你就拿去花吧。”范绍增一愣，站在那儿不敢动弹，他看刘湘的脸色和语气都不像是在说反话，一颗心这才落定了。
这之后，范绍增果然拿着这笔贿款，带着他一生中最为钟情女人十七姨太，到灯红酒绿的上海去玩了一趟，尽情享乐，并与上海滩巨头杜月笙等人打得火热。有好事者将其编撰成《十七姨太外传》，轰动坊间。
另一位受贿者蓝文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开始几天，刘湘还在等蓝文彬自觉坦白，主动交待。结果他却没来，这让刘湘失望。几天后，刘湘打了个电话，通知蓝文彬来谈话。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是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看见这个架式，蓝文彬心里已经明白了，只好低下头任凭处置。刘湘叹了口气说：“我等了你几天，可你就是一直不来，现在也晚了。”说着吩咐手下侍卫摘掉蓝文彬的手枪，宣布免除他的职务，并以“贩卖毒品”、“破坏法令”的罪名将他收监，由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
最后点燃“二刘大战”导火索的，是刘文辉所倚重的五哥刘文彩。
刘文彩知道了刘文辉与刘湘的纷争后，大骂刘湘不是东西，小侄竟然爬到叔子头上撒尿。他是个地痞流氓式的人物，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无外乎也是地痞流氓的方式。他召集了安仁乡杨德寿、郑松廷等几个混混，经过一番秘密策划，决定出一笔钱，通过刘湘部下手枪大队长刘树成的关系，潜入刘公馆后花园中，对刘湘施行暗杀行动。
刘文彩无异于是异想天开。刘湘早已不是当年赶车贩谷的那个土老冒，如今他出出进进，身边都跟着一大溜警卫，即使想见一面也不容易，要拢身更是困难。
刘文彩派出的杨德寿、郑松廷等5个乡村小混混有的藏在假山背后，有的趴在树上，在刘湘的后花园里躲了几天，又冻又饿，实在受不了了，想出去找点吃的。刚一露面，就被警卫员抓住了。送到审讯室讯问，小混混们起初还挺坚强，一问三不知，然而经不住软硬兼施，终于还是把暗杀刘湘的计划合盘托出，并且编造了个谎言，说是刘湘的心腹亲信刘树成放他们进来的。
听说是刘树成放杀手潜进花园的，刘湘气得说不出话来。叫来刘树成问话，刘树成既感到冤枉，又觉得莫名其妙，他实在不知道其中内情，更不清楚这几个老乡是来杀刘湘的杀手。为了洗清自己，刘树成要把杨德寿、郑松廷等几个小混混拖出去毙了。刘湘摇了摇头，低声说：“把他们送回安仁，交刘文彩处理吧。”就这样，五个刺客被礼貌地送回了安仁。
叔侄之间的冲突升级：从文戏到武戏
刘文辉到重庆时的身份是四川省政府主席。他带着一连手枪兵以及一大帮幕僚，
从成都经隆昌、泸州，转乘轮船顺江而下，威风凛凛抵达重庆。见过刘湘之后，便让手下幕僚积极活动重庆新闻界媒体，银子是少不了的，那个年代的媒体记者也需要收了红包才能提供有偿服务。在重庆士绅欢迎省主席刘文辉的招待会上，刘文辉上台侃侃而谈，提出了一大套建设新四川的纲领性意见，随后话锋一转，说现在四川最根本的问题是必须实行行政、财政、税收、粮政的统一，重新编遣军队，打破防区，要求各军通力合作，在省政府的领导下建设新四川。洋洋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其言下之意重点在于最后几句话：在省政府的领导下——也即在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领导下。重庆的报刊早已被刘文辉用银元收买了，此时完全成了刘主席的留声机，按照他定下的调子，大吹特吹四川的统一和新生活。吹吹弹弹的一场文戏，搞得一直坐镇重庆的刘湘很被动。
刘湘展开的反击是“文戏武唱”。他授意其手下心腹师长唐式遵，在川军中联络了94位师、旅长以上级别的将领，于1932年10月12日向全省发了一个《治川纲要十六条》的通电，在叙述了一通“四川久无政府，各军均不相上下，派系贻害地方至大，冗军应按比例裁减，军民财政彻底公开”的言论之后，重点提出“如有私心自用，欲囊括四川，造成独有军队，及本纲要意旨违反者实行声讨之”。这个通电，实际上相当于一份宣战檄文。
紧接着七天后，以唐式遵为首的94位川军将领又发出了一个自告电，措词更加严厉，语调更加不留情面：“独有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重权轻义，素性猜狠。在个人非载福之器，在国家非任重之材。”（以上两处引文均参见肖波、马宣伟：《四川军阀混战》（1927—1934），第206~208页）自告电锋芒直指刘文辉，称他为四川“祸根”，必欲除之而后快。刘湘的“文戏武唱”，不仅在四川省军政界引起了激烈反应，连刘文辉部下的官兵也为之感到震慑。
两份电文，使刘文辉颜面扫地，处境尴尬。他以叔父的身份给刘湘发了一封电报，拿腔扭调地说：近日听到许多传言，重庆军队要向成都攻击，并已开始行动。主其事者，吾侄也；被攻击者，文辉也。一时间，世人为之惊诧，百姓惶惶不安，担心大祸将至。各方劝阻文电如今已纷至沓来，希望吾侄能明辨是理，回头是岸。如果一意孤行，文辉也将会为民请愿，挥戈迎战，还以颜色，不然吾侄恐怕会认为文辉胆怯也。
文戏演不下去了，就换作了武戏。刘湘用他的陆、海、空、神四路纵队围攻泸州，效果不佳。正当苦恼之际，其部下潘文华前来献计，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的办法，通过“袍哥情谊”策反。让他手下的礼字袍哥周瑞麟进城，策动刘文辉部下的礼字袍哥汪杰、李宗璜倒戈，里应外合，拿下泸州。刘湘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于是令周瑞麟悄然进城洽谈。
汪杰和李宗璜都是团长，属旅长杨尚周管辖。袍哥出身的人，旧川军中，很多军人都是袍哥出身，既担任军中职务，又担任袍哥职务，经常出现军事对立的双方却是同一袍哥组织的情况，他们特别讲哥们义气，但是一旦翻起脸来也会六亲不认。经过周瑞麟的策反工作，汪杰和李宗璜开出的条件是：击毙旅长杨尚周、田冠五后，两人要升为旅长，合编为一个师，推举大袍哥头子陈兰亭为师长。周瑞麟从泸州城潜出，向刘湘报告了谈判结果。刘湘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制止说：“我们大家都是带兵的，如果团长打死旅长，便升旅长，这个兵谁还敢带？将来又何以服众？此例无论如何不能开。”按刘湘的意思，只需要汪杰和李宗璜脱离刘文辉，把兵带过来就行了。
16.第六节
有了内应，刘湘底气更足，放心大胆地进攻泸州。没过几天，旅长杨尚周支撑不住了，致函刘湘说道：“尚周此次守城，实非所愿。连日来，我部伤亡连长两名，士兵数百，泸县县长也在大炮中丧身，30名伤亡的县府官吏送到本部，摆放在大厅里，哭声震天，惨不忍睹。兹代表全城百姓，恳请贵军少施攻击。”
这个类似求饶信的公函，多少在刘湘这儿起了点作用。四川军阀长期混战的游戏规则是，只要对方俯首称臣，一般也不会赶尽杀绝。10月23日，这场历时29天的泸州攻防战结束。刘湘进城后，令杨尚周旅移驻富顺，田冠五旅移驻田坝，进行整顿改编。
二刘之间的最后一场决战，是在四川荣县、威远一带展开的。
据《四川军阀史》载：“1932年12月4日，二刘荣威大战在宝马场打响。12月10日，战斗全面展开，刘文辉投入七万兵力，刘湘亦出动五万人马。刘文辉部一开始就发动凌厉的攻势。刘文辉指挥冷寅东、陈鸿文两师反攻荣县、威远，双方麇集三万以上兵力，激战五天，共战死官兵三千余人。接着，陈鸿文师在仁（寿）荣（县）、仁（寿）威（远）道上之宝兴场、松峰场，将刘湘部王缵绪、范绍增两师击溃，并乘胜将范部追至威远。刘湘部唐式遵师由井研向仁寿进攻，与刘文辉部冷寅东师遭遇，激战三天亦退至荣县之双台坟。”（匡珊吉、杨光彥主编：《四川军阀史》，第286页）
刘湘处于全线失利状态，他立即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第一，派人持他的亲笔信去向刘文辉求和；第二，致电邓锡侯、田颂尧等，请求支援；第三，加紧对刘文辉部将的分化拉拢，争取让堡垒先从内部攻破。
刘文辉部第九旅旅长陈万仞，原是川军旧将刘成勋的部下。刘文辉打败刘成勋后，对其部队进行收编，陈万仞（1885~1962），字鸣谦，四川仁寿人。早年曾入四川武备学堂读书，后赴日本留学，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川后任四川新军队官，曾经担任过四川都督府顾问。如此一个老资格的军人，在刘文辉部下却倍受冷落，由于刘文辉对陈不信任，将陈从暂编师长缩编为旅长。这且不说，又将陈万仞手下的两个团长李玉书、赵佩三提拔为旅长，与陈万仞平起平坐，陈大有“虎落平阳”之感慨。不仅如此，刘文辉还时时处处对陈万仞掣肘刁难，派其亲信邓铭枢在陈万仞部下当团长，实际上是对陈进行监督。
陈万仞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将部队拉到杨森的防区资中金带铺，然后对外发了个通电，宣称“脱离战争漩涡，以维川局”。
刘湘闻讯大为振奋。他约请陈万仞在内江见面，第一句话便问：“陈老师，你怎么发了这么个电报？”陈万仞在四川速成学堂当队长时，刘湘还是学生，对这位老前辈自然要尊重。陈万仞苦笑一声，反问道：“刘督办，我不发这么个电报怎么办？莫非你要我发一个向你投降的电报？”刘湘神情闪过一丝尴尬，又问：“陈老师以后准备怎么办？”陈万仞说：“以后怎么办，那就要问刘督办了。”几句简短的对白后，剩下的事两个人就都心照不宣了。
按照刘湘的安排，准备让陈万仞担任四川陆军暂编第二师师长。陈万仞问：“为什么叫暂编？第一师又是谁？”刘湘解释说，以前与刘文辉和其他友军有约定，大家谁也不能私自收编部队，如果有谁的部众来投奔，一律以暂编的名义。至于第一师师长，已由余安民担任。陈万仞想了想说：“如果是暂编的名义，我不能接受。”刘湘性情比较宽厚，再说陈万仞又是老前辈，因此请教他说：“那老师觉得以什么名义好？”陈万仞问刘湘的二十一军一共有几个师，刘湘回答说有四个师，陈万仞说：“那我的部队应该是第五师。”刘湘考虑片刻，最终还是答应下来。至于剩下的事，他自有办法去处理。
此后，陈万仞始终跟随刘湘，在出川抗战时被提升为二十一军军长，继而升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陈万仞退役在上海经商，1949年任成都在乡军官联谊会会长，同年11月任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2月28日在成都起义。建国后，陈万仞任成都市政协委员，民革四川省副主席。
陈万仞是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块牌。陈的倒戈，将刘文辉部一些隐藏的矛盾暴露出来，正如一排大浪打来，沉渣浮起。
接连几场战役，第一混成旅旅长王元虎作战勇猛，击溃了刘湘的主力，立了大功。为表彰这员虎将，刘文辉将他提拔为师长。这一来，另一个旅长陈能芬不高兴了，喝了几杯酒，借着酒劲来找刘文辉，迎面第一句话便是：“王元虎能当师长，我也能当！”刘文辉一愣，连忙请进屋子里温言安慰，陈能芬虽说是文人出身，但带兵打仗确实很有一套本领，手下部属没人不服气的。何况，另外一个叫陈鸿文的师长也站出来说话，力挺陈能芬当师长。刘文辉只好点头同意，让陈能芬也当了师长。
王元虎和陈能芬都是四川陆军军官学堂毕业的学生，这些人被称为川军中的“军官系”。刘文辉部军官的主要成份，是以“保定系”为主，“军官系”为辅，忽然一下子提拔了两个“军官系”的人当师长，“保定系”的军官们自然不会服气。其中张清平、林云根、唐英、邓和、林海坡、余中英等人都已跟随刘文辉多年，他们的编制仍然是一般的师旅，而新近从罗泽洲部倒戈过来的“军官系”旅长陈鸿文、王元虎、陈能芬却后来居上。“保定系”的军官们认为这是枝大于叶，本末倒置。 思想上闹情绪，打起仗来就不会太卖命。有的仗，他们甚至不愿意打。比如说，与“保定系”出身的田颂尧、邓锡侯之间的两场战争，有人就消极怠慢，认为是自相残杀。部队内部这些潜伏的矛盾，后来终于成为导致刘文辉失败的重要因素。
刘文辉既要与刘湘对抗，又要防备邓锡侯、田颂尧倒向刘湘，因此感到身心疲惫。军阀就像墙头草，风一吹来两边倒，见刘湘的势力大了，邓锡侯、田颂尧最后还是选择了刘湘。这样一来，刘文辉更是感到内外受敌，四面楚歌。
刘文辉部下几个“保定系”出身的师长张清平、林云根等，与同是“保定系”出身的邓锡侯联络，在新都三河场开了个协商会议。在会上他们议定：邓锡侯、田颂尧可以在二刘大战中保持中立，但是有个条件，由刘文辉让出崇庆、温江两县，划为邓锡侯的防区。另外，邓锡侯、田颂尧的军队重新回到成都。会议上还秘密形成了另一套方案：即如果刘文辉不同意前一种方案，该军“保定系”同学则通电脱离刘部，拥夏首勋为军长，强行逼迫刘文辉率亲信部队退驻西康。 从新都三河场开会返回成都后，张靖平、林云根向刘文辉汇报会议协商经过。两份条约都装在林云根的口袋里，在掏条约时，林云根误将那份秘密签订的条约掏出递给了刘文辉。刘文辉一看，脸色顿时变了。林云根这才发觉有误，赶紧再掏出另一份条约递上。刘文辉看罢连连摇头，瘫坐在椅子上，叠声说道：“不说了，不说了，这还有什么说的呢？”
第二天，刘文辉召集部属在西御街刘公馆里开会。他在会上痛哭流涕，感慨道：“十几年缔造艰难，如斯结局，真令人痛心。”在坐的军官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
终于还是有人打破了僵局。打破僵局的是“军官系”的师长张清平，只听他小声抱怨道：“我们的头不会开车，把车开到泥坑里陷起了。”参谋长张秉升猛地一下站起来说：“这个时候，说这样的尖酸话顶屁用？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现在是该大家出力的时候。”另一个“军官系”的师长林云根一拍桌子，大声吼道：“天天喊打仗，又不肯出钱，这个仗怎么打？”一来二去，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刘文辉带着哭腔说：“我们都是多年的老同事，这个时候闹得这样子不和，让人伤心啊。”
1933年7月8日，刘文辉通电辞去四川省主席职。
但是刘湘并没有就此罢休。刘湘的目的，是要将刘文辉赶出四川，彻底斩断后患。刘湘效法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提出了“先安川后剿共”的主张。由刘湘牵头，联合川中各军阀组成了一支军队，命名为“安川军”， 共同对付刘文辉。
刘文辉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惶惶不可终日。其侄刘元瑭看到刘文辉整天愁眉不展，私下召集团长以下的军官们开会，在会上刘元瑭说道：“现在军长行将下野，我们应当同其始终，依我的想法，何妨趁此机会大干他妈的一场！如果环境再恶化，我们就打出红军的旗子，我来当川南红军总司令，你们人人见官升一级，连长升营长，营长升团长，团长升师长。”此时正是人心混乱的时刻，刘元瑭的讲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刘元瑭不仅这么讲，而且准备就这么实施，按他的想法，只要拥护那个决定的，团长营长各奖1万元，连长排长各奖3000元。计划报告到刘文辉处，挨了刘文辉的一顿臭骂：“混帐！你去冒充红军，不是自寻死路？”
这个时候的刘文辉也是一筹莫展。他听从手下几个人的规劝，去求助神灵保佑。在一个寺庙里，刘文辉卜了一卦，卦上有两首诗，其一是：“船到江心浪拍天，羡君飞渡得平安；这次飞舟渡河去，前途还有十八难。”刘文辉念到这里，已感到前程不妙，凶多吉少。接着再看第二首：“一喜不成喜，一喜已成空。若遇稻草人，祸起萧墙中。”也就是说，刘文辉的灾祸与一个姓名中有草字头的人有关。他身边的军官和幕僚们纷纷猜测，不知这个草字头的人是谁。猜来猜去，觉得师长陈鸿文比较危险。陈鸿文号光藻，“藻”字正好是草字头，而且此人又是军阀罗泽洲的旧部。刘文辉立即下令，让他的干儿子、旅长石肇武密切监视陈鸿文部，不许有丝毫闪失。
事也凑巧，导致刘文辉最后失败的这个人，姓名果然与草字头有关。不过这人并不是他们猜疑的陈鸿文，而是另一个叫叶青莲的河防营营长。此人的“叶”（繁体字）姓和后一个“莲”字都是草字头。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叶青莲率部投诚，岷江防线忽然开了一个缺口，邓锡侯的军队抢渡过江，刘文辉的守军惊慌溃败。
等刘文辉知道这一切为时已晚了。兵败如山倒，望着溃不成军的黑压压的士兵，刘文辉来不及一声叹息，带着几个侍卫兵慌忙走上了逃亡之路。大半天的赶路，累得他疲惫不堪，走到名山县百丈驿镇时，已经饿得走不动了，侍卫兵好不容易在农民家找了几个鸡蛋，煮熟了给刘文辉充饥，这才稍稍缓过了一口气。
关于“二刘大战”造成的损失，前边第一章已经简略提到。这是四川军阀400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混战，也是最后的一次混战。战争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双方死伤人数6万人左右，耗资5000多万元。至于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则难以数计。
战争的结局是刘文辉退驻西康，去西康经营他的独立王国。此后刘文辉与西康省的关系密不可分，从20世纪30年代筹建西康省，到建国后西康省撤消，完全从版图上消失，他始终是这个神秘省份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刘湘则登上了“四川霸主”的宝座。
四川军阀之间走马灯似地换坐位，很难说清楚谁是谁非，谁好谁坏，有这么一个故事也许能准确说明这个问题。当刘湘部下王缵绪以战胜者的姿态进驻嘉定城时，该县士绅张灯结彩，张贴标语欢迎。王缵绪指着贴在城墙上的一条“欢迎刘督办统一四川”的标语，问身边那些欢迎的士绅：“这是你们的意思吗？”士绅摸不着头脑，不敢吭声。王缵绪继续说：“你们以为刘湘又是什么好东西？他和刘文辉都是一根鸡巴上日出来的！”（参见肖波、马宣伟著：《四川军阀混战（1927~1934）》，第290页）这句话虽说粗俗，但阐述的道理却很精辟，且这话出自刘湘部下王缵绪之口，确实是很耐人寻味的。
“多宝道人”的干儿子石肇武
刘文辉有个绰号叫“多宝道人”。多宝道人本是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一个人物，位列通天教主四大弟子之首，道行高深，无人能敌。此人宝器随身，法力无边，可以随心所欲地应付各种复杂场面。用在刘文辉身上也比较准确，刘文辉点子特多，智谋过人，心机极重，变法层出。这个绰号还有个意思，是说他在对外联络关系上善于搞多角外交，广结良缘，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就会不遗余力地去联谊。
“多宝道人”刘文辉有个臭名昭著的干儿子。
这人叫石肇武，出生于四川屏山县石角营。这个地方有个神奇的传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临死之前，物色了一个相貌和他相似的人，在安顺场顶替他出面，而真正的石达开则悄然遁走，落户在石角营，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而已，隐含着许多老百姓期望石达开复活的愿望。但是这个传说越传越远，以至于很多人认为真有其事。
石肇武的父亲是石角营镇上一家鸦片烟馆的老板，生下石肇武后，从小管教不严，到处惹祸，虽说长得眉目清秀，却对读书毫无兴趣，倒是对杀人放火一类的事兴趣浓厚。1921年，刘文辉率部驻扎屏山，这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死活缠着要当兵。刘文辉考了他几个问题，石肇武对答如流。他的那股子机灵劲当场赢得了刘文辉的喜爱，很想把他留下来当勤务兵。石肇武从小在人堆里混大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特别会来事，每逢进出刘公馆，见了刘文辉最喜爱的三夫人杨蕴光，就会满脸堆笑地叫一声“干妈”。如此干妈长干妈短地叫了一段时间，杨蕴光也越来越喜欢这个机灵鬼，干脆同刘文辉商量，收了石肇武做干儿子。再以后，石肇武更是人前人后叫起了“干爸”、“干妈”。于是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石千岁。
随着刘文辉的不断升迁，石千岁也从勤务兵当上了二十四军十二团的团长。人一当官，就会有人来拍马屁。石肇武部下有个师爷叫吴用九，自称懂得医卜星相，有一天压低声音神秘地对石肇武说：“从相法上看，石团长根基不浅，一定是将门之种，贵不可言。”
石肇武听得兴奋起来，准备了一桌好菜，非要吴师爷帮他好好看看相。经过一番认真探究之后，吴师爷得出了结论：石肇武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嫡亲孙子！石肇武一听，像只气球一下被吹得膨胀了，从此更加自命不凡。他吩咐吴师爷专程去了一趟屏山，搜集汇编有关资料，整理出了一本“石氏家谱”，翻印出来后四处送人。
石肇武除了一心想升官外，另一个最大的爱好是女色。如果哪个女子被他看中，无论是花重金，还是公开抢劫，只要能弄到手，他都会不择手段。因此人们又送了他一个外号“花花太岁”。石肇武经常出入于妓院娼寮，为争妓女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有一次，石肇武看中怡红馆的名妓金小翠，不巧边防军一位姓李的旅长也看中金小翠，两人为名妓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甚至掏出了手枪要决一雌雄。幸亏妓馆老鸨出面劝阻，才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另一次，石肇武在妓馆泡妞，一泡就是整整一天，期间有别的嫖客要来叫这个当红妓女的“条子”，一概被他拦了回去。妓馆老鸨亲自来说情，石肇武喝酒正在兴头上，蛮横地说：“要走，得先喝三碗酒，她不能喝，你代她喝。”说着斟了满满三碗酒，足足有一斤多，硬朝老鸨嘴里灌，把这个久经酒场的老女人醉得从楼上滚到了楼下，石肇武开心得连连拍手，在一旁哈哈大笑，这才脱身而去。
石肇武胆子特别大，什么样的女子都敢上。
田颂尧部下有个陈旅长，家中有女初长成，是正值豆蔻年华的美少女。川军军人为了联络感情，经常举办一些招待会，军人们有时候也带家眷参加。陈旅长的千金小姐在招待会上露了个面，就被石肇武看上了，死皮赖脸地非要缠着陈小姐交朋友。陈小姐早已听说过这位“花花太岁”的恶名，自然拒绝，石肇武“痴情”不改，让司机拉他到女子学堂门口接陈小姐，送她回家的路上，石肇武强行使蛮动野，陈小姐吓得不行，回家告诉了她父亲，陈旅长气愤不过，跑到上司田颂尧处告状。田颂尧苦笑着摇头，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对刘文辉说了，刘文辉叫来“干儿子”石肇武，狠狠一顿臭骂，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若是再去纠缠人家，老子一枪崩了你！”
有一次，石肇武身穿丝绸长衫，头戴礼帽，脸上挂着一幅墨镜，坐在一辆敞篷车上，在成都大街上招摇过市。他的身旁，簇拥着两个妖艳的女子。敞篷车经过春熙路商业街时，路边有个乞丐躲闪不及，被汽车撞翻在地，血流遍地，当场丧命。石肇武见状，一时慌了神，该踩刹车的却踏错了油车，敞篷车横冲直闯，又将另一个卖汤圆的小贩撞倒，也是气绝身亡。欠下了两条人命，石肇武并没有当一回事，匆匆下车看了看，又重新坐上驾驶台，吹着口哨扬长而去。现场有位记者路见不平，将此事写成报导刊登在报纸上。最后此事不仅没个结果，记者还莫名其妙地遭到了一顿毒打。 成都第一女子中学，是当时四川唯一的一所女子学校，因此，官宦、军阀以及富绅人家的千金，纷纷被送到这所学校来读书。这所学校有朵校花叫胡曼仙，父亲是成都有名的药商，胡曼仙长得清纯，端庄，一穿上白色上衣和碎花长裙，背后一根长长的辫子，更加显得楚楚动人。这个美丽的女生被如狼似虎的石肇武看上了，便备了几十抬盒的礼物亲自送去胡家。一踏进胡家门槛，见到胡曼仙的父亲就自认女婿大叫岳父，胡家感到莫名其妙，等听清楚了原由又为之大伤脑筋。对这个花花恶少胡家早已有所耳闻，哪有将女儿往火坑里推的道理？胡父刚刚有点想要拒绝的意思，石肇武板着铁青色的脸，恶狠狠地说道：“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女儿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石肇武说完，带着几个侍卫走了，留下胡家一家人在那里干着急。石肇武不仅恶名在外，而且家里还有几个老婆，女儿如果真嫁过去，也只能当姨太太。但是，如果不嫁，又怕石肇武真的动武乱来。万般无奈之下，只有选择早点将女儿嫁出去了事。当天胡父便托人打听，要搞拉郎配，找个稍微合适的女婿赶紧嫁掉女儿。最后打听到川军田颂尧部下师长曾南夫，有个弟弟叫曾还九，年龄二十出头，还比较般配，尽管女儿胡曼仙一百个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也只能听父亲的了。
胡家托人做媒，以闪电速度迅速完成了这桩婚事。不过校花胡曼仙的这桩婚姻后来也还算幸福。两人仓促结婚后，为躲避石肇武的追逼，乘海轮去了法国，在巴黎留学读书。数年后这对夫妇才敢回国。曾还九有志于教育，曾担任成都南熏中学校长，与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等名流交情深厚。
当年的胡曼仙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据说，成都第一女中的师生曾发动罢课，并且事件被捅到了成都的《新新新闻》报上，一时舆论哗然。旅外川人纷纷抗议，要求刘文辉严惩石肇武。刘文辉平时对这个干儿子百般呵护，此时碍于舆论，也只好轻描淡写地训斥了几句。
多行不义必自毙。1933年，刘文辉失败后，由成都逃往西康，其干儿子石肇武担任警卫旅旅长。逃到邛崃县时，追击部队杨家钰部忽然进城，当时石肇武等人还正躺在烟榻上抽鸦片，听说有情况，迅速抽身逃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门外到处挤满了士兵。慌乱之中石肇武躲进一间民宅，被几个士兵发现，喝令出来。石肇武举着双手站出来，笑着诡称自己姓甘，是个小小的参谋。正在说时，有熟悉的人认出是石肇武，当即被俘。
李家钰将俘获石肇武的情况向刘湘请示，刘湘很快复电：“石肇武罪大恶极，省会人士恨之入骨。本署顺应舆情，准予就地枪决。”并要李详细汇报行刑日期、地点。8月23日晨，李家钰在邛崃县府大门照壁前将石肇武枭首示众，然后将其首级运至成都，放置在一木笼内，悬挂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辛亥革命纪念碑上层台阶的石柱上。成都市民闻讯后前往观看，无不称快。
18.第一节
土财主进城当起了大军阀的总管家
如果不是因为大型泥塑展览《收租院》，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刘文彩这个人。 前边第一章已简略叙述，政治丑星刘文彩有一个被“发现”的过程。勿庸置疑，这个过程是与我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的。多年以后，人们反思这段历史和这个人，发现政治漫画中描绘的丑星刘文彩并不完全真实，比如水牢、吃人奶、大斗进小斗出等一些细节，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虚构的。因此有人得出一个结论：刘文彩是个被冤枉了的好人，一时翻案之风甚烈。
这显然也是与真实历史不甚相符的一个极端作法。
刘文彩，作为曾在四川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提起来有一言难尽之慨，他是中国这块土地在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产生的特殊混合体，身上浓缩了封建专制等多种元素。他是一个真实而又丰富的人物，复杂的性格能让人想起很多很多。解剖刘文彩，可以使我们对其赖以生长的这块土地进行一次更深刻的审视，用作家映泉的话说：“刘文彩只是个线头，扯出来的是20世纪前半期四川的风土人情，和今天一些人的感情倾向。他很坏，却有人赋予他权力；他爱赌，独自一个人是无法赌的；他爱玩女人，却有人自觉送上门去让他玩；他几乎是个文盲，却有饱学之士为他歌功颂德；他不是东西，但你落到他的地盘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他贩毒，当的却是禁烟委员会的头儿……总之，此人是面镜子，反射出来的名堂颇多。”（映泉：《天府长夜——还是刘文彩》序言，第2页）
进叙府城之前，刘文彩只是大邑安仁乡的一个土老冒财主。按照他父亲刘公赞给儿子们规划的轨迹，老五刘文彩脑袋瓜子灵活，是块做生意的料，于是给他买了一匹马，让他贩运自家酿的烧酒进城去卖。一来二去，多少也有了些积累。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此时的刘文彩，虽说脑子里装满了投机，但还并没有多少坑蒙拐骗的劣迹，而且那时候他还没有发迹，其家产少得可怜，阴暗的心理还没有恶性膨胀。 刘文彩真正发家，是在他收到六弟刘文辉的那封邀请信之后。
1922年冬天，刘文辉迅速蹿红，成为四川军阀中一颗闪亮的新星。他手中拥有7个师的兵力，兵员在12万以上，总揽了叙府地区军、政、财、文教大权后，更是野心勃勃，要将叙府作为跳板，统一全川，做着当“四川王”的美梦。刘文辉与大哥刘文渊保持有通信联络，大哥刘文渊信中推荐说，五哥刘文彩擅长做生意，是赚钱的好手，对于那个白脸的五哥，刘文辉也一直认为他有经商头脑，于是写信特邀五哥刘文彩来叙府帮忙。
接到六弟文辉的来信时，刘文彩刚贩运了一车烧酒回家，他看了看信，觉得这是老天赐予的一个机会，不妨大胆一试。于是将家里的东西进行了一番收拾打点，带着几口箱子和包袱行李，登上了开往叙府的小火轮。
这个头戴瓜皮帽、身穿绸缎马褂的土财主进城时，刚满35岁。人近中年，他有太多的计划和梦想，希望在这个年龄段里来实现。以前，刘文彩很少出远门，在他眼里，叙府无疑是个大城市。街上的小洋楼鳞次栉比，楼房前的大红灯笼，更是给繁华兴隆的景象增添了如梦如幻的气氛。沿着长江边走一趟，看江上船舶如织，桅帆如林，码头上堆积的货物像小山丘……刘文彩的心里禁不住热了：“好安逸的叙府城，住在这里比天堂还享福呢！”
初来乍到，刘文辉没有为五哥安排什么职位，只是叫他先熟悉熟悉情况。刘文彩皮肤白皙，阴沉着脸，一看就是个很有心机的人，他利用这段空隙深入酒肆、茶楼、烟馆、商铺等等一些地方调查摸底，没过几天就对叙府的社会概况了如指掌。 在一家茶馆里，刘文彩听到了这么一则故事。
叙府东岳庙街有户人家叫邱少云，开了家玉器商店，以此为业，养家糊口。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有一天，邱老板的两个小儿子忽然失踪了。到处托人打听，仍然没有消息，邱老板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几天后，终于有人悄悄告诉他一个消息：有人曾在凉水井附近看见了那两个孩子。邱老板大喜过望，只听那人继续说，孩子被藏在城乡团总办李清和家。邱老板接着往下问，那人摇摇头，别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有了这条线索，邱老板顺藤摸瓜，终于弄清楚了：他的两个儿子是被人绑票了。 原来，策划这起绑票的头儿名叫雷辛之，此人是叙府团练局局长、外号“通天教主”的雷东垣之子，在叙府是出了名的恶少。雷辛之吃喝嫖赌样样来，前不久，一次赌博输得精光，急红了眼，想出了拖肥猪的这么一出戏，被拖的“肥猪”就是邱老板的儿子。一听事情的原由，邱老板只能自认倒霉，谁都知道雷东垣是叙府的地头蛇，既然惹不起，只好出钱消灾。他拿出两千元银票，请雷少爷从速放人。雷辛之接过银票看了看，嘴角轻蔑地一歪，一脸坏笑地说道：“才两千块，这也太小瞧人了吧？” 四川是袍哥的天下，邱老板早年也参加过袍哥组织。眼见雷少爷如此不讲道理，邱老板想到了袍哥，决定要依靠老交情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袍哥”的意思是天下兄弟本一家，你没有袍子穿，我把我身上的脱给你。如今见邱老板有难相求，袍哥的几位哥儿们立马派了大爷张麻脑壳等六个兄弟前往李清和家要人。
一行人匆匆上路，直奔李清和家而去。到了李家，见邱老板的两个孩子正在院子里玩，张麻脑壳等人这才放心了。李清和恭恭敬敬迎上来，让佣人倒茶，又吩咐杀鸡宰羊，要好好招待张麻脑壳等人。并且主动说，等吃了这顿饭，就让他们把两个孩子带走。张麻脑壳等人自然高兴，戒备心全无，敬来的酒也一杯杯照单全收，喝到夕阳西斜，一个个不胜酒力，伏倒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只听李清和忽然一声大喝：“张麻脑壳，请到外边说话。”张麻脑壳晕晕糊糊，站起来便往外走，出了院子，只见迎面一个人提着马刀，伫立在茅坑边上。“这不是赵和尚吗？兄弟，你在这儿干嘛……”没等他把话说完，赵和尚手起刀落，张麻脑壳的头已被砍落到了茅坑里。接下来的五位袍哥兄弟，也被一个个叫出去谈话，落得了同样下场。赵和尚是个极其凶残的屠夫，一时杀得性起，索性把邱老板的两个儿子也拖过来一并杀了。附近有个老太婆听见叫声，过来看怎么回事，赵和尚一不做二不休，一刀将老太婆砍倒在地。 这就是叙府当时刚发生的“九人头案”。 血案发生后，被杀者的家属义愤填膺，死者中有个叫冯孝先的，其父亲更是印了一大摞传单，在叙府大街上广为散发。那几天“通天教主”雷东垣正在为父亲做七十大寿，听到有人在门口呼天抢地，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整条大街水泄不通，又是敲锣又是打鼓，还在大把大把撒黄纸钱，不由得暴跳如雷。当即掏出手枪，要毙了儿子雷辛之。老母亲见状，上来阻拦，来祝寿的亲戚们也纷纷相劝，雷辛之二话不敢多说，赶紧趁机溜了。
“九人头案”轰动叙府全城，雷家为千夫所指，雷东垣十分被动。有人劝他大义灭亲，绑子上殿，争取主动。可是儿子雷辛之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到哪里去绑？话说回来，就算他能找到，又何尝愿意绑了交出去？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厚着脸皮出面，给受害者的家属赔礼道歉，又答应赔偿经济损失，花了一大笔银子，才勉强堵住了仇家的嘴。
听到这个故事后刘文彩很兴奋。雷东垣势力强大，手下精兵强将众多，刘文彩想在叙府站稳脚跟，雷东垣是个重要人物。虽说故事发生在几年前，已经成了旧闻，但是旧闻现在仍能派上新用场。如今雷东垣的那些仇家还在，他们时刻都还在想着要报仇雪恨。那些仇家此时成了刘文彩手中的筹码，以此作为要挟，何愁“通天教主”雷东垣不乖乖就范？这么一想，刘文彩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微笑。
有必要说说雷东垣其人。雷东垣本名雷士奇，在家排行老四，因此人称“雷老四”。据说名酒“五粮液”的名字，就与他有点关系。四川叙府有位酒坊高徒名叫邓子均，在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几经调制，确定了一个新配方。这天叙府团练局局长雷东垣家大摆宴席，使用的是邓子均新研制出的杂粮酒，酒盖一掀开，满堂飘香，众人赞不绝口。雷东垣说：“如此佳酿，名为杂粮酒，似嫌鄙俗。”在坐的叙府举人杨惠泉接口说道：“此酒集五粮之精华而成玉液，何不更名五粮液？”从此，“五粮液”的美名不胫而走。这是一段题外话。再说雷东垣其人，在团练局长的位置上经营多年，手下门生爪牙无数，遍布叙府城乡。能制服雷东垣，就等于制服了半个叙府。
刘文彩不动声色，先是到处摸底查账，又弄清楚雷东垣长期挪用城工局经费十万大洋，将此短处捏在手里，然后才前往雷府拜访。一见面，刘文彩亲热打招呼，该说的话说在明处，不好说的话尽量暗示，雷东垣有痛处被人捏着，自然只有俯首称臣的份。
官场上的潜规则此时发生了效力。你帮我，我帮你，大家面子上都是朋友，实际上是利益关系在起作用。说好听点是互相抬庄，说难听点叫相互勾结。总之，各得其所，互有收益，共同“进步”。
接下来是对雷东垣原先的部下全盘接收，一个个加官晋爵。东路区团总曹荣光当了叙府征收局局长，北路区团总虞汉逵当了财务局局长，南路区团总肖席珍负责在横江收缴税务，是四路团总中最肥的一个差事，西路区团总李国卿最不得志，什么官职也没捞到。此人是黑旋风李逵式的人物，没有什么城府，对主子却特别忠诚。虽说没当上官，仍然拜刘文彩为干爸，对刘一直忠心耿耿。即使后来二刘大战刘文辉失败后，许多人都躲着刘文彩，李国卿却依然自愿为刘文彩保驾，一直护送到犍为才依依惜别。不过此人的结局不太美妙，回到叙府后，再也没有了靠山，不久即遭月波乡土豪吴炯臣杀害。
刘文彩自己没有什么文化，但内心里对文化人比较敬重。叙府最有名的文化人叫杨惠泉，此人原名杨骏，光绪年间考取武秀才，后改习文，工书法。曾参加过清末乡试，考中举人。宣统元年（1909），杨惠泉曾赴京城就读京都蜀学堂，辛亥革命后返回叙府，在团练局局长雷东垣府中担任幕僚，人称“杨三大人”。刘文彩主动登门拜访，热情相邀，从私房钱中拿出银元五千，请杨惠泉担当自己府中的师爷。
19.第二节
短短几年时间，刘文彩就在叙府站稳了脚跟，刘文辉也感到特别满意。通过几年的观察和检验，刘文辉认为五哥刘文彩不仅是理财的高手，也是玩政治的高手。可惜的是，毕竟他文化低了点，根基浅了点，要真正上大台面还是不行。不过，当总管家还是绰绰有余。
于是，连续几年，刘文彩的官职不断升级，1924年，被任命为叙府船捐局局长；1925年，被任命为叙府百货统捐局兼四川省第二十二区烟酒公司公卖局局长；1927年，刘文辉改川南税捐总局为叙南护商处，任命刘文彩为处长；1929年，已任四川省省长的刘文辉任命刘文彩为川南水陆护商处处长兼川南禁烟查缉总处长；1931年，刘文辉的防区达81县，刘文彩地位亦随之升迁，被任命为川南税捐总局总办。
随着官职的不断上升，刘文彩的权限越来越大，敛财的本事越来越强。
一个暴发户的发家史和财产之谜
刘文彩一生有多少财产？至今也难有个准确的数字。事实上，1949年刘文彩就去世了，其家庭财产全部充公，生产资料被分给了当地农民。大跃进时期，刘文彩的坟墓被铲平，尸骨被丢在野外，刘氏公馆成了“大邑刘氏地主庄园博物馆”。也就是说，无论刘文彩身前有多少财产，都与他的后代没什么关系，其后代所继承的，只是一顶“恶霸地主子女”的帽子和无休止的批斗。
但是刘文彩毕竟曾有过许多财产。他的暴发起家，是从进叙府城以后开始的。 利用军阀弟弟刘文辉交给他的印把子，刘文彩大肆敛财，像一条叮咬成性的蚂蝗，不吸饱血决不松口。他的敛财手段，主要是通过手中的税收权力和商业垄断。 四川军阀动辄打仗，军费开支成了个无底洞。为了筹措巨款，刘文彩巧立名目，搞起了“预征田赋”。顾名思义，就是农民除了交足本年度的田赋外，还要提前预交下一年度甚至未来若干年以后的田赋。在刘文彩的“管理”下，叙府一带的农民到1932年，其田赋款已经预交到了1957年。由此可见刘文彩这条蚂蝗之贪婪凶狠。关于税种，更是名目繁多，让人眼花缭乱。住房有房捐，行船有船捐，当妓女有花捐，当农民有田赋，上厕所有厕所捐，其他什么锄头捐、扁担捐、草鞋捐等等，不胜枚举。当时的叙府市民如果要看戏，买张戏票就包含有14种苛捐杂税：娱乐税、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防空捐、副食费、弹压税、伤兵亡友费、荣军营养费、修路公园费、警士寒衣捐、黄河救灾捐、冬防捐、政教经费。当时有句民谣讽刺道：“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烟土是刘文彩税收的一个重要来源。按照常理，烟土是毒品，有百害而无一益，应属于彻底禁绝之列。可是且慢，如果真的禁绝了，岂不是砍倒了刘家的摇钱树？于是刘文彩喊出了一个漂亮的口号：“寓禁于征”。这是一个颇具欺骗性的口号，意思是说，为了让农民不种烟土，让烟民不抽鸦片，对凡是种烟土抽鸦片者一律征以重税。中国财政史上，恐怕没有哪个口号比“寓禁于征”更绝妙。刘文彩历来的税收都让人诟病，但“寓禁于征”却使得征收有名，且无比崇高，垃圾堆里淘金子，污水潭中滤美酒，听起来还真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然而剥开神圣的外衣，露出的却是个骗钱的陷阱，其弦外之音是：禁烟是说了玩的，该种的种，该抽的抽，只要大家按时交税就行。当然，这个税是重税，事先已经声明“寓禁于征”了。 据建国后宜宾市政协文史办提供的资料记载，刘文彩关于烟土所谓的“征”，从“种”到“吸”就有10余种之多，列举如下：
1烟草捐（又名窝捐）：烟农每种烟草百颗，抽收烟苗捐银元2元；
2懒捐：对农民不种烟者，按照地亩窝距计算窝数，加重课税，以示惩罚；
3起运税：烟土起程运输时的一种课税；
4落地税：到达市场或目的地时，按鸦片之轻重多寡而征收的一种税；
5过境税：烟土通过相关关卡时的一种税；
6内销税：指防区内或者内倾销鸦片时的一种课税；
7外销税：烟土运出防区或者省外者，所征的税；
8印花税：买卖烟土时，要在票据上贴上印花，此种印花先用现金购买，按交易金额贴上，违者处以罚款；
9营业税：坐店开铺的烟商，按其一定时期内营业额多寡计征的一种税收；
10护商税：凡货物运抵本埠，必须向川南水护商总处缴交护商税，至于请托派出护商队运送烟土的，则就其所运多少，再计量征收护商税，实则是二重征收制；
11红灯税：凡开设烟馆和瘾民之在家吸食鸦片的，都得按点灯盏数征税；
12销售税：凡开设烟馆的商人，每月都要按所销烟土营业额课以重税。实际上是与营业税同征的二重征税制。
（以上参见《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 “宜宾烟祸纪要”一文，第150页。）仅烟土税收一项，刘文彩每年在叙府就能收到税银800多万元，如果算上其他税收，数字肯定突破千万元。这些收入除了用以扩充军阀武装、招收兵员和各项军需物资的开销外，其余大多都流进了刘文彩私人的腰包。
刘文彩敛财也很讲究技巧，他将三个儿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合起来，拼凑了一个铜臭味十足的名字：龙华富。然后以这个名号，在叙府城购买了公馆房产380多处。有一段时间，叙府城中的商人看见到处是这个神秘的“龙华富”在收购房产商铺，以为是上海来的一位大富豪，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只是刘文彩的一个化名，一个个禁不住为之瞠目结舌。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刘文彩堪称商界怪才。刚到叙府时事务繁多，但是他仍然不忘投资，拿出5000银元的私房钱，兴办了刘氏家族史上的第一家金融企业“义和”银号。投资迅速有了回报，而且回报丰厚得出奇，简直如同满地金子都在等着他来捡一样，业务太好了，他有点忙不过来，于是写了一封信，请安仁老家的老搭档彭载扬出山，帮助打理“义和”银号的业务。彭载扬初来乍到，不便安排要职，让他担任高级职员，真正的职责是监督银号总经理。等原先的总经理一翘脚，立马让彭载扬接任。后来，在彭载扬的提议下，刘文彩又将“义和”改为“人和”，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
刘文彩能够放开胆子敛财，依仗的是军阀弟弟刘文辉这座靠山。但是随着四川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辉八方受敌，危机四伏，这对刘文彩的生意也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刘文彩只能有所收敛，他的商旅生涯也出现了一个转折。
政治上缺乏安全感，使得刘文彩不能不偏重于短期效益，刘文彩向彭载扬交待了这么几句话：“下快，起快，结束容易，在结束时不造成损失。”能捞一把是一把，有点像今天股票市场上热钱炒权证，不贪，不恋，买了权证尽量不过夜，坚决不搞长期投资。彭载扬是个聪明人，得到刘老板的指示后迅速转轨，摘掉所有“人和”银号的招牌，向政府报告歇业，实际上是改换名称，在叙府、叙永、重庆等地分别设立了“长发元”、“树记”、“吉祥”、“同庆元”、“商贤”、“天福”、“全福永”、“同发源”、“源鑫”等十几家商号，名称不同，规模不同，经营项目也不同，其特点优势是不会惹人注目，即使出点什么问题，也是船小好掉头。
作为川康两省的一流豪门，刘文彩不可能不富有。至于他究竟富有到什么程度？据作家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一书中分析，刘文彩家产主要源自他在叙府的十年聚敛。一是投资贸易所累积的暴利，二是宦海生涯所累积的薪金。前者的具体数目已无从统计，就后者而言，驻守叙府时，刘文彩兼职十多项，仅“烟酒公卖局局长”一职，年薪即高达一两万元，合计每年薪金总数当不下10万元，10年应在100万元以上。而在刘文彩家产中，薪水收入只占辅助地位。刘文彩之富有也就可以想象了。
据1949年3月18日《大公报》刊登的《四川省富户名单》，共有85人金榜题名，其中刘氏家族有八人：刘文辉居第2位，刘湘夫人刘周书玉居第22位，刘元瑭居第25位，刘元瑄第26位，刘元琮居第27位，刘文彩的侄女婿伍培英居第28位，刘文彩居第33位。
流氓过招，痞子斗法
刘文彩要捞钱，也并非就那么容易，红道黑道，官场赌场，到处密布着泥淖和陷阱，哪一道哪一场不照料到堂，轻者前功尽弃，重者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每分钟都要谨慎，提防有人背后捅刀子。
果然，到叙府不久，刘文彩就碰到了一个劲敌。
此人名叫覃筱楼，四川屏山县人，少年时家境贫寒，父母双亡，出外到江湖上游荡，认识了一个袍哥大爷，跟着混了几年。覃筱楼干事利索，敢作敢为，遇事勇于担当，时间一长，渐渐有了些名气，在袍哥礼字旗码头上当外堂管事。
此时叙府县城附近有伙绿林，领头的姓李，绰号李喉疱，旗下有一百二十多人。驻守在叙府城里的刘文辉想进行招安，李喉疱不愿意，刘文辉欲强行端窝，想了一个计谋，设法骗李喉疱到镇上茶园里喝茶，择机将其抓获，当场给毙了。没有了头头，剩下的绿林正待作鸟兽散，没想到覃筱楼亮出旗帜，登高一呼，一百多号人立即赴屏山投奔。这支队伍，后来便成了覃筱楼啸聚山林打天下的基本力量。
1920年，川军师长陈洪范驻防乐山，对覃筱楼进行招抚，并任命为支队长。当时屏山的县长姓杨，四川剑阁人，为官清正廉洁，立志要为老百姓除暴安良。有个姓周的鸦片贩子臭名昭著，民众反响强烈，杨县长收到民众的举报信后，经过一番调查核实，将周烟贩逮捕下狱。这事被覃筱楼知道了，主动到县衙门去说情，要求保释放人。杨县长摇了摇头，说这事他也作不了主，等请示上头后再定。结果覃筱楼前脚刚走出县衙门，杨县长就让役使将姓周的鸦片贩子处决了。覃筱楼与周烟贩是结拜兄弟，以为能凭他的面子说动杨县长，眼见得杨县长如此不领情，覃筱楼怒火中烧，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怨恨。
有一次，杨县长下乡镇巡视，被覃筱楼知晓了，安排部下一干人潜伏在路上，等杨县长坐着滑杆从此经过时，一干人呼啸而出，从滑杆上拖下杨县长，三下五除二，几刀就结果了性命。此事传到驻防在乐山一带的军阀陈洪范耳朵里，感到脸上很没面子，光天化日之下，堂堂县长竟死于非命，岂不是等于说他治理无方？更何况杀人者是他的部下！于是集合了两个团的兵力，奔赴屏山围剿覃筱楼。覃筱楼闻讯后连夜潜逃，进入四川云南交界的大山里，再次聚众为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