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钱穆在《晚学盲言》中，对中西文化进行了一番比较。“此稿共分三大部，一宇宙天地自然之部，二政治社会人文之部，三德性行为修养之部。……又本书虽共分九十题，一言蔽之，则仅为比较中西文化异同。”[1]

在此书中，钱穆几乎把西方文化贬得一文不值，将中国文化几乎捧上了天。整部书的思想内容概括之就是讲：“中国重人文，西方重物质”，[2]仅从片面性的文化角度来看，我不太反对这种论点；但是如就此将西方文化定义为：“西方重个人主义，昌言人权，谓由人权结合乃有群。故家有母权父权之别，国有神权君权民权之别。卢梭民约论谓人之有权，乃由天赋。由人群授权于君，乃有君权。则君权不得凌驾于人权之上。西方人尚权。中国人尚德。权必争之外，德则修之内。此乃中西文化精神之大不同处。”[3]我坚决反对这种论点。

有人看到这段话会觉得，钱穆说得没有错啊，西方文化就是讲求权利的，中国文化就是讲求德性的。表面看来是没有什么错，但我们再看钱穆是如何来深入论述这些论点的。“西方人言政治重权，有党有争。中国政治重职不重权，无党无争。”[4]“西方人重权利，中国人重道义。故西方为人，在向外争独立平等和自由。中国人则重在己之道义与责任。”[5]“在西方政治自成一集团，不如在中国，政治集团即同时为一士人集团。”[6]

钱穆这部书中的“政治社会人文之部”的中心论点，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些论点展开论述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钱穆这些论点。钱穆这些所谓的中西文化之比较的论点，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迂儒对三代政治、社会、人文的美好意淫：“尧、舜禅让遂成为中国古史一嘉（佳）话，永为后人所仰慕。”[7]

众所周知，中国历代以来的政治斗争和人与人之间的窝里斗所造成的灾难，无不是因为如黑格尔所说的：“东方人没有自由精神，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就是专制者。”哪里有压迫，必然哪里就有相应的反抗。中国人在乡土社会格局中，农民是与世无争的群体，因此在和平年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片安定的气象；但在中国士人阶层里却历来是纷争不断的。如果士人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能够起到治国平天下的正面作用，当年孔子立于郑国郭城东门外也就不会被人骂为丧家狗了，当然，孔子也不会有那种：“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人生感悟了。什么叫“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就是人没有自由与平等的权利，要靠圣明的君主来赐给自己施展才华的道（舞台）吗。中国人“唯古”（迷信圣贤言），“唯上”（听命于上级）的愚昧精神在钱穆这里居然被标榜成一种优秀的文化。我不知道一个失去自由与平等权利的人，他还有什么条件去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如果当一个与世无争的穷光蛋是幸福的人，那么天下最幸福的动物莫过于家禽。

西方文化必然有其缺点，它那种重权轻情的文化，确实使人与人之间俨然器具，难有心灵上的情感慰藉。但这绝对不是钱穆所认为的那样：西方文化对人为人还是对政治作用都不如中国文化对人为人或对政治作用优越。

其实钱穆在《晚学盲言》一书中的论点、论据、论证是很混乱的，他有不少论点是凭自己的想当然得出的。比如上面我所引用的话，他基本上都没有用论据来论证。通读这部书，读者很容易发现，钱穆对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是曲解的。他说来说去，老是把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说成是：“真讲个人主义，则必无伦可言。真讲独立自由平等，则必无群可言。”[8]个人主义在钱穆看来完全是自私自利的主义，其实不然。个人主义的真正面貌是这样的：

“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爱好。”[9]如果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有这样的个人主义撑腰，他是完全有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决不会落到被人嘲笑为丧家狗的地步；而颜回那种有学问的读书人也肯定不会因为“舍则藏”，最后落到营养不良，早早死掉的。

中国文化中最大的病处就是缺乏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国人的社会是以家为单位的社会，小到一个家庭，大到国家，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家天下”观，换言之就是中国社会是一个讲求关系和依附权势的社会。张君励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中说过：“然秦后两千年来，其政体为君主专制，养成大多奴颜婢膝之国民。子弟受大家族之庇荫，依赖父母，久成习惯。学术上既受文字束缚之苦，又标‘受用’‘默识’之旨，故缺少论理学之训练，而理智极不发达。此乃吾族之受病处。”

钱穆在这部书中把中国那些通往奴役之路的扼杀自由与平等之类的文化大加赞扬，而把西方文化中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文化大加贬低，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观点，因为我还不想当奴隶。虽然钱穆在论述中国文化中的“德性行为修养之部”是我比较欣赏的（“宇宙天地自然之部”的思想内容，我一部分认同，大部分不认同，此文不论述这些问题。严立真注）；但钱穆在论述政治社会人文之部的那些通往奴役之路的三纲五常的道统文化，却让我不得不坚决反对。

钱穆把中国的三纲五常的文化说成是大生命的文化，把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说成是小生命的文化。“西方知有个人生命，而似不知有群体生命。有个人之物质人生，无群体之精神人生。换言之，有小生命，无大生命。……亦仅知有个人，由外在种种物质条件而结合以为群，非有其内部精神心灵之凝合而成群。故其群乃亦建于法制，而非一生命体。自中国人言之，则可谓西方人乃知有命而不知有性。”[10]“中国人讲人生，注重伦理，不重个人主义，不独立，不平等，不自由。人生乃由人与人相配搭，相联结，相互成伦，而始融成此群体，此之谓人伦。”[15]其结果如何呢？“中国教人，唯教多数亲少数，尊少数。而岂尊多数个人各自之人权。”[16]钱穆将这些中国文化视为大生命的文化。“文化乃群体一大生命，与个己小生命不同。”什么意思呢？“真讲个人主义，则必无伦可言。真讲独立自由平等，则必无群可言。”那么人如何来维护群体中各自之间的权利呢？钱穆解释为：“孔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即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臣之间，贵乎各尽其道。”[17]这等于没说，什么道不道，全是“漂亮的空话”。殷纣王挖出比干的心脏，他才不在乎什么道不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他才不在乎什么道不道；康熙皇帝搞文字狱，他才不在乎什么道不道，等等；如果今天的台湾人民要是没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他们根本审判不了失道的陈水扁，不仅如此台湾人民还很有可能会被陈水扁害得更惨，虽然台湾政局有些乱象，但台湾人民有很大的自主权来防止执政者侵犯自己的权利，这比那些漂亮的空话实际，重要，有效果，这就是明显的历史进步。钱穆那些话使我想起鲁迅那句话：“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18]

《晚学盲言》这部书在对政治社会人文之部的论述中，基本上是把人往奴役之路上赶的谬论。比如：“中国人重尚独立，而不言权，不言党。西方人言独立，又言党。无党则独立而无权，故主张独立，又主张结党，亦大可诧异之一端。唯中国无党而有群。”[11]中国人并非不想结党来争权利，而是中国人没有结党的自由权利，用朱光潜论中国人不处群的观点来看就是：“社会组织的薄弱”。

钱穆还在此书中批评西方的民主政治，大加赞扬中国的道统政治。“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又必有政党组织。但中国则君子群而不党（钱穆没有搞清西方党派的实质，如果他搞清了就应该知道西方党派的实质跟中国的“君子群”的实质是相同的；不然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党派都是小人结成的，都是危害人类的。严立真注），传统政治中无党。”其结果在他看来如何呢？“道统乃由人心所建立。”[12]根据钱穆在书中的论点来看，他旗帜鲜明地认为民主政治不如中国的道统政治，因为“民主乃法统，非道统。”[13]法统政治是结党争权的，在钱穆看来远不如中国人习惯性地公奉一个主子由主子做命运的主宰者要好很多。“结党而争，为中国人情所不喜。”[14]鲁迅说过：“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19]

有人把中国人的性格视为羊的性格，因为其只有顺服意识，没有自由精神。但中国人这种羊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有这些把人愚弄成羊的性格的“奴隶人文”，是这些“奴隶人文”把中国人害成了只有顺服意识的羊的性格。阿Q不是不想解脱自己的不幸命运，过上好日子，而是阿Q不知道如何去解脱自己的不幸命运。如果在未庄的人们有西方人那种发达的社团和人权意识；阿Q有参加社团的自由权利，同时又有选举未庄管事者的自由权利，他肯定不会沦落到被赵太爷随意打耳光和睡土谷祠的悲惨下场，因为他可以像西方人一样依靠社团和自己的权利去争取自己应有的尊严和报酬。

如果真的像钱穆对中国道统政治所意淫的那般美好：“在西方政治自成一集团，不如在中国，政治集团即同时为一士人集团。”那么中国的政治史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像孔子、屈原、陶渊明、范仲淹、王安石之类的被黑暗的政治势力所排挤或打压的士人悲剧了。

F·苛尔德林说过：“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我不怀疑钱穆赤诚的爱国之心；但我知道钱穆所赞扬的中国文化中这些政治社会人文之部中所扼杀人权（自由与平等的权利）的文化，是迂腐的，是不利于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

我永远不会相信任何一个活着的统治者是圣人，因为人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语）的动物。无论如何，我都不敢把自己的命运像赌博一样押在一个未知的统治者身上。在真正文明的社会里，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因此，政治必然离不开民主和自由；而人民为了保障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不受侵犯，就必须有结党和选举之类的自由权利，除此之外都是漂亮的空话，历史早就证明过那些漂亮的空话都是无效的。

钱穆在《晚学盲言》的政治社会人文之部里所论述的这些中西文化之比较的论点，在我看来，基本上是一些虚妄之言，这些虚妄之言根本无法适应文明社会的发展需要。

注释：

[1]钱穆，《晚学盲言》，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同上，303页，[3]296页，[4]5页，[5]420页，[6]320页[7]311页，[8]202页，[10]364页，[11]192页，[12]184页，[13]187页，[14]166页，[15]199页，[16]234页，[17]205页。

[9]，F·A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28页，京华出版社，谭爽 译，2000年。

[18]，[19]，鲁迅，《灯下漫笔（一，二）》。

09/3/31